宗教大争论的时代，天主教与新教徒势均力敌
冲突持续了两个世纪。
玄奥的教义
16和17世纪是一个宗教大争论的时代。
今天，如果留意观察，你会发现身边的几乎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生意经”，工资的高低呀，工时的长短呀，罢工呀。因为这些是与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我们时代的人们主要的关注焦点。
可是1600年或1650年的孩子们却不太走运。他们听到的除了“宗教”还是“宗教”，而生活带给我们的其它种种知识和欢乐，他们则少有听闻。他们童稚的小脑袋里充斥着诸如“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以及其它上百个类似的生奥字眼，述说着令他们迷惑不解的关于“真正信仰”的观念，无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根据其父母的意愿，他们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或再洗礼派教徒。他们或者学习路德编纂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或者记诵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规”，或者念念有词地默祷英国出版的《公众祈祷书》里的“信仰三十九条”，并且俱被告之只有它们才代表“真正的信仰”。
他们对亨利八世的故事耳熟能详。这位多次结婚的英格兰君主把原属教会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还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窃取了由教皇任命主教与教士的古老权力。当有谁提到可怕的宗教法庭，还有它恐怖的牢房与种种折磨人的刑具，他们晚上肯定噩梦连连。而威胁他们安然人睡的恐怖故事简直层出不穷。比如一群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是如何捉住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仅仅因为杀死持不同信仰者是一件让他们大感快乐的事情，便把老教士们统统吊死一类的。很不幸的是，对阵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双方恰恰势均力敌。要不然，冲突本会很快以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可它整整蔓延了两个世纪，耗费了近八代人的生命与精力。因为冲突的内容过于复杂，我只能拣重要的细节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详情，有许多关于宗教改革历史的书，你随便找一本都可以。
异端邪说与宽容品质
伴随着新教徒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而来的，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那些身兼业余人文主义者和希腊罗马古董商的教皇们从历史舞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工作20个小时，孜孜不倦地处理手上的神圣职责的严肃教皇。
修道院里一度盛行的寻欢做乐的生活也告一段落。教士和修女们不得不闻鸡起舞，一大早爬起来念诵早课，悉心研究天主的教规，照顾病人，安慰垂死者。宗教法庭睁大眼睛，夜以继日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以防危险教义通过印刷品流传开来。讲到这里，人们通常会提到可怜的伽利略。他有点不够谨慎，竟想凭他可笑的小望远镜解释宇宙，而且还小声咕哝出某些与教会正统观念全然违背的所谓行星运动规律。所以伽利略被关进了牢房。不过出于对教皇、主教及宗教法庭公平起见，我必须在此指出，新教徒同样视科学和医学为危险的敌人。新教徒在把那些自主观察事物的人们当成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方面，其愚昧和不宽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天主教徒。
比如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他也是日内瓦地区政治与精神上的专制者。当法国当局试图绞死迈克尔·塞维图斯（西班牙神学家与外科医生（他因为作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助手而一举成名）的时候，加尔文不仅大力提供协助，而且当塞维图斯设法逃出法国监狱躲到日内瓦避难，加尔文还亲自将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关进监狱。经漫长的审讯，加尔文竟批准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全然无视塞维图斯作为著名科学家的事实。
宗教之争就这样愈演愈烈。我们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资料和数据，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对这场无益的纷争感到厌倦。大部分由于其宗教信仰而被被烧死、吊死、砍头的男人和妇女们，他们都是些诚实善良的普通人，却不幸沦为了精力过剩且极端严厉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是一种晚些才出现的品质（待你们长大之后，请一定记住这点），甚至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的许多人，他们也仅仅是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表现出宽容。比如说，他们可以对一个非洲土著居民表达宽容，并不在乎他到底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可一旦他们听说身边的原本为共和党人且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的某邻居，现在居然加人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成立），还赞成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他们的宽容就不见了。于是，他们开始使用与17世纪几乎同样的语言来谴责这位好邻居，如同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得知自己向来非常敬爱的好朋友沦为了某种异端邪说的牺牲品，也要用相似的语言加以斥责一样。
直到不久以前，“异端邪说”还被视为一种恐怖的疾病。如今，当我们发现有某个人不重视身体和居所的清洁，使自己和孩子们受到伤寒病或别的可预防疾病的威胁，我们便向卫生部门报告。于是，卫生局的官员召来警察，一起将这个人拘押或迁走，因为他的存在对整个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16与17世纪，一个异端分子，即公开质疑自己所属的天主教或新教赖以存在的那些基本教条的男人或女人，他（她）往往被看成是比伤寒病更可怕的威胁。伤寒可能（确实非常可能）摧毁人的肉体，但异端邪说，在他们看来，毁掉的却是人们本应不朽的灵魂。因此对所有善良而有理性的人们来说，提醒警察留心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异端分子，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些视异端邪说而不顾，没有及时向当局报告的人是有罪的，就如同一个现代人发现自己的房客染上了霍乱或天花，却不电话通知最近的医生一样。
随着你们渐渐长大，你将听说许多有关预防性药物的事情。所谓预防性药物，它们的作用简单说就是，医生们不愿等到人们真正发病，才着手去医治他们。相反，医生们研究人们完全健康时的身体情况及他们饮食起居的环境，清扫垃圾，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应避免什么不良习惯，教给他们关于保持个人卫生的种种方法，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所有因素。他们甚至还不满足仅仅做到这一步。医生们去到学校，教孩子们怎样正确使用牙刷，怎样防止感冒等等。
在16世纪的人们看来，与肉体的疾病相比，威胁灵魂的疾病更为可怖（这是我一直努力向你们说明的一点）。因此他们组织了一套预防精神疾病的严密体系。一当孩子们长到能够读书识字，他们便被教给真正信仰（并且是“唯一真正”）的种种原则。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间接地促进了欧洲人的普遍进步，是一件好事。新教国家里很快就遍布大大小小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对“教理问答”反复解释上面，但它们也教育除神学之外的其它知识。它们鼓励人们阅读书籍，同时也促进了印刷业的蓬勃繁荣。
耶稣会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样将大量时间与精力倾注在教育方面。在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会找到了一个价值无量的朋友。教会欣然与新成立不久的耶稣会结成了同盟军。创建耶稣会这一卓越组织的人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他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冒险生涯和不洁生活之后，皈依了天主教。有许多从前的罪人，他们被救世军感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于是将余生全部奉献到帮助与安慰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上。像他们一样，这位西班牙士兵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教会服务。
这名西班牙人叫伊格纳提斯·德·洛约拉，生于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1491年）。他在战争中负伤，腿部留下终身残疾。当他在医院治疗时，他看见了圣母和圣子向自己显灵，吩咐他抛弃过去的罪恶生活改过自新。于是，洛约拉决心前往圣地，完成十字军的神圣任务。不过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向他证明了目前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到欧洲，投人到反对路德派的战斗之中。1534年，洛约拉在巴黎大学的索邦神学院学习。他和另外7名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兄弟会。8人相约，他们将永远过圣洁的生活，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坚持追求正义，并且要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教会服务。几年之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成长为一个正规的组织，而且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承认为“耶稣会”。
洛约拉以前是一名军人，他相信纪律和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的重要性。事实上，二者成为了耶稣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耶稣会擅长教育．耶稣会的教师在被允许单独和学生谈话之前，要先受到极其完备的培训。教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参加他们的各种游戏活动，悉心看护他们的思想和灵魂。这样的教育方法成果斐然。耶稣会培养出新一代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使他们像中世纪早期一样严肃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信仰职责。
不过，精明的耶稣会不是将所有精力都全部花在对穷人的教育上。他们纷纷进人权贵们的宫殿，担任那些未来的皇帝和国王们的私人教师。当我给你们讲30年战争时，你们就会明白耶稣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不过，在这股可怕的宗教狂热最后爆发之前，还发生了其它一些重要的事情。
荷兰人的反抗
查理五世死后，德国和奥地利落到了他的兄弟斐迪南德手中。他的其它领地，包括西班牙、荷兰、印度群岛及美洲，则全部由他的儿子菲利普接管。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自己的亲表妹，一位葡萄牙公主所生的儿子。这样近亲结合所生下的孩子很容易行为古怪、精神不正常。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 卡洛斯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后来经自己父亲的授意被杀死。菲利普本人倒不疯，不过他对教会的热情却近似一种宗教歇斯底里。他相信自己是上帝指派给人类的救世主之一。因此，要是有谁固执己见，不肯分享陛下大人对上帝怀有的绝对热情，他就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从肉体上予以清除，以免他的坏榜样腐化虔诚的邻居们的灵魂。
当然，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新世界所发现的所有金银源源不断地流人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国库。但是，西班牙也患有一种损害其国力的奇怪的经济病。它的农民们很勤劳，它的妇女们甚至比农民更勤劳。但西班牙的上层阶级却对任何形式的劳动怀有根深蒂固的轻蔑，只愿意加人陆海军或担任政府公职。至于摩尔人，他们一直是兢兢业业、工作异常勤奋的手艺人，但在很早之前他们便被全体逐出了西班牙。这种经济病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金银库的西班牙事实上却异常贫穷，因为它所有的钱都必须拿到海外去交换西班牙人自己不屑于出产的小麦及其它的生活必需品。
菲利普身为16世纪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他的财源非常依赖于在荷兰这个忙碌的商业蜂房所征集的税收。可这些不知好歹的弗兰芒人与荷兰人是路德与加尔文教义的忠实追随者。他们不仅清除了当地教堂里的所有偶像和圣像画，还通知教皇说，不再当他是他们的牧羊人。从今以后，他们将只根据新译《圣经》的教诲和自己的良心行事。
这样一来使菲利普国王非常为难。一方面，他绝对不能容忍他的荷兰臣民的异端行为，另一方面，他又着实需要他们的金钱。如果他允许荷兰人自由地作新教徒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对上帝的不尽职；如果他把宗教法庭派到荷兰，把敢于反抗的臣民烧死在火刑柱上，他又将失去大笔的财源。
菲利普是一个生性多变，遇事摇摆不定的人。在如何对付荷兰人的事情上，他犹豫了很久。他时而仁慈时而严厉，又是允诺又是威胁，各种手段都尝试过了。可荷兰人依然不知海改，继续唱着诗篇，一心一意聆听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于是，气急败坏的菲利普将自己的“钢铁汉子”、手段残酷的阿尔巴公爵派往荷兰，去教这些顽固不化的“罪人们”回头是岸。阿尔巴首先将那些留下来的宗教领袖砍头。这些人不够聪明，竟没赶在他到来之前溜走。接着在1572年，也就是法国新教领袖在血腥的巴瑟洛缪之夜被悉数赶尽杀绝的那一年，阿尔巴袭击了数座荷兰城市，将城中的居民全部屠杀，以此作为对其它城市的惩诫。次年，他又率军围困了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同时，北尼德兰的七个小省份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防御性的联盟，即所谓的乌德勒支同盟。它们共同推举曾作过查理五世皇帝私人秘书的德国王子，奥兰治的威廉为其军事领袖和他们的海盗水手的总司令。这些乌合之众曾以“海上乞丐”的绰号而闻名于世。为了挽救莱顿城，“沉默者”威廉挖开防海大堤让海水倒灌，在城市周围形成了一片浅水的内海。然后，他率领着一支由敞口驳船、平底货船组成的奇怪海军，边划边推边拉地穿过泥沼，来到莱顿城下。他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打败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国王的无敌军队第一次遭到了如此耻辱的失败。它使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就像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在沈阳大败俄国军队时，也着实让我们这代人大吃一惊一样。莱顿城胜利使新教徒的士气大振，重新鼓起了他们对抗西班牙国王的勇气。菲利普只好策划了另一个阴谋来征服反叛的臣民。他雇佣了一个半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去暗杀奥兰治的威廉。可领袖之死并未使北尼德兰的七省人们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义愤。1581年，他们在海牙召开了七省代表参加的大议会，庄严地宣布废黜“邪恶的国王菲利普”，并自己承担从古至今只授子给“上帝恩许的国王”的统治权。
这是在人民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比英国贵族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国王签署《大宪章》，更远地前进了一大步。这些善良的自由民们认为，“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基于一种默契，双方都应履行某些义务，遵守某些职责。如果其中的一方违背了这份和约，另外一方也有权终止和约的执行。”英王乔治三世的北美属民在1776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过在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毕竟还隔着3000英里波涛汹涌的大洋，可七省联盟议会这一庄严的决定（该决定意味着一旦战争失败，他们全部都将面临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是在听得见西班牙军队的枪声并始终怀着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恐惧之中做出的。他们的勇气不得不让人钦佩。
西班牙的没落
有关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将出发去征服荷兰和英国的神秘故事很早便开始流传开来，到新教徒女王伊丽莎白继承天主教的“血腥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时候，它已经成为旧话了。年复一年，码头的水手都在满腹恐惧地谈论着它，揣测它会不会真的到来。到16世纪80年代，谣言变成了事实。据到过里斯本的水手讲，所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坞里，都在大肆兴造战船。在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境内），帕尔马公爵正在集结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一俟西班牙舰队到来，便将他们运往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1586年，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终于扬帆出海，向北方逼进。可弗兰芒海岸的港口都为荷兰舰队重重封锁，英吉利海峡也有不列颠舰队的严密监视。而西班牙人熟悉南方较为平静的海水，不知道如何在北方风暴恶劣的气候下作战。至于无敌舰队是如何先被敌舰攻击，后又遭遇风暴吹袭的详细情形，不用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反正战争的结果是，除几艘绕道爱尔兰的战船得以侥幸逃回，去向西班牙人讲述可怕的战事，其它大部分战船都葬身在北海冰冷的波涛里。
战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轮到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把战火引到敌人的国土上了。在16世纪结束之前，霍特曼在林斯柯顿（一个曾在葡萄牙船只服役的荷兰人）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帮助下，终于发现了通往印度和印度群岛的航线。结果成立了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场争夺西班牙与葡萄牙所属亚非殖民地的战争如火如茶地展开了。
就在这个抢夺海外殖民地的早期阶段，一桩颇有趣味的诉讼案被告到了荷兰法庭。17世纪初，一位名为范·希姆斯克尔克的荷兰船长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船只。希姆斯克尔克曾作为一支探险队的领导，试图找到通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结果在新泽勃拉岛附近被封冻的海水围困了整整一个冬天。不过，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噪。现在，他的行为惹出了麻烦。你一定记得，教皇曾经将世界分为面积相等的两个部分，一半给了西班牙人，另一半给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理所当然地将环绕他们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水域当成自己的财产。由于当时葡萄牙并未向尼德兰七省联盟宣战，因此他们宣称，希姆斯克尔克作为一家私有贸易公司的船长，无权擅入葡萄牙所属海域并偷盗葡萄牙船只。这是严重的非法行为！于是他们向荷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聘请了一位名为德·格鲁特（或格鲁西斯）的杰出青年律师为其辩护。在抗辩中，格鲁西斯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可自由出入海洋”的惊人理论。他指出，一旦越出陆上大炮的射程之外，海洋就是（根据格鲁西斯本人的理论），也理应是所有国家的所有船只都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这一惊世骇俗的理论还是头一回公然在法庭上提出来，随即遭到所有航海界人士的反对。为反击格鲁西斯著名的“公海说”或“开放海洋说”，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写出了著名的关于“领海”或“封闭海洋”的论文，认为环绕一个国家的海洋应该归属于这个国家，并且应该是这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天然组成部分。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个争论，是因为有关的问题并未最后得到解决，并且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引出了许多复杂难解的情形。
让我们再回到西班牙人与荷兰人、英国人的战争。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拥有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殖民地，印度群岛、好望角、锡兰、中国沿岸某些岛屿甚至包括日本，都统统落到了新教徒手里。1621年，西印度公司宣告成立，随即征服了巴西。它还在北美哈德逊河口出建立了一个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要塞，此地是亨利·哈德逊于1609年首度发现的。
30年战争
1618年，30年战争爆发。最终，它以1648年签定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告结束。一个世纪以来迅速积累的宗教仇恨，使这场战争变得难以避免。正如我前面讲过的，它是一场恐怖而血腥的战争。人人卷人战争，人人相互撕杀，直到参战各方彻底精疲力竭，再没力气打下去为止。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战争将中欧的许多地区变成了白骨遍地的荒野。饥饿的农民为争夺一匹马的尸体充饥，不得不与更饥饿的野狼相互撕咬。在德国，几乎所有的城镇和村庄毁于战火。西
德地区的帕拉丁奈特被反复纵火劫掠达28次之多。开战前德国拥有1800万人口，而战后剧减为400万。
仇恨是从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德二世当选德意志皇帝后迅速点燃的。斐迪南德本人是耶稣会悉心教育的产儿，一个最虔诚、最顺服的天主教教会支持者。年轻时他便发下誓言，要将自己领土上的所有异端分子和异端教派统统铲除。当他掌权之后，斐迪南德尽了自己一切能力来信守诺言。在他当选皇帝两天之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弗雷德里克，帕拉丁奈特的新教徒选帝侯及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成为了波西米亚国王。这直接违反了斐迪南德的意愿。
没多久，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军开进波西米亚。面对强大的敌人，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只得徒劳地向英国与荷兰求援。荷兰共和国倒很愿意施以援手，可他们当时正忙于与西班牙的另一支哈布斯堡王族作战，自顾不暇，没法搭救波西米亚人。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则更关心如何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力，不愿将金钱和士兵浪费在遥远波西米亚的一场无望的战争上。苦苦支撑几个月后，帕拉丁奈特选帝侯被逐出了波西米亚，他的领地也被划归巴伐利亚信奉天主教的王族。而这仅仅是30年战争的开始。
接着，哈布斯堡的军队在蒂利及沃伦斯坦将军的指挥下，横扫德国的新教徒聚居区，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波罗地海边上。对丹麦的新教徒国王来说，一个强大的天主教邻居当然意味着严重的威胁。于是，克里斯廷二世试图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先发制人。丹麦军队开进了德国，但不久便被击败了。沃伦斯坦趁胜追击，迫使丹麦求和。最后，波罗地海地区只剩下一个城市还控制在新教徒手中。它就是施特拉尔松。
1630年初夏，瑞典国王，瓦萨王朝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丰斯在新教徒的最后一个桥头堡施特拉尔松登陆。古斯塔夫曾因带领国人成功抗击俄国人侵而一举成名。此人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新教徒君主，一直梦想着将瑞典变成一个伟大的北方帝国的中心。欧洲的新教徒王公们对古斯塔夫大加欢迎，将他视为路德事业的拯救者。古斯塔夫旗开得胜，击败了不久前大肆屠杀马格德堡新教徒居民的蒂利。接着，他率领军队穿越德国中心地区，准备袭击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属地。由于腹背受到天主教军队的威胁，古斯塔夫突然掉转枪头，在吕茨恩战役中大败哈布斯堡的主力部队。很不幸的是，这位瑞典国王由于脱离自己的部队而丧命。但哈布斯堡的势力已经受到了沉重打击。
斐迪南德是个生性多疑的家伙。一当战事不利，他马上便开始怀疑自己的手下。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军队总司令沃伦斯坦被暗杀。听到这一消息，一直与哈布斯堡王朝怀有宿怨的法国波旁王朝，虽同样信奉天主教，此时却和新教徒的瑞典结为同盟。路易十三的军队侵人德国东部。瑞典将军巴纳与威尔玛的军队、法国的图伦和康代将军的军队，几支军队联合，大肆杀戮、掠夺、焚毁哈布斯堡王族的财产。瑞典人不仅名声大振，顺便也大发横财。他们的邻居丹麦人心生嫉妒，于是新教的丹麦向同为新教的瑞典宣战了。宣战的原因是，瑞典人竟然和天主教的法国合作，而法国的政治领袖，红衣主教黎塞留刚刚才剥夺了胡格诺教徒（即法国的新教徒）在1598年南特敕令中保证的公开礼拜的权利。
战争反反复复，仿佛形成了某种惯性。当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署最终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战前的任何问题都未得到解决。天主教国家依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国家仍旧忠实于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人的教义。瑞士和荷兰的新教徒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并得到其它欧洲国家的承认。法国保留了梅茨、图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的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虽继续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但已经有名无实，既无人力财力，亦丧失了希望和勇气。
30年战争教给欧洲诸国一个反面教训，它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再也不想尝试战争了。这场战争带来的唯一好处即在于此。既然谁也无法消灭谁，那只能和平相处，各管各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狂热与不同信仰间的仇恨从此在这个世界销声匿迹。天主教和新教的争吵尘埃方落，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荷兰，围绕何为“宿命论”的真正实质（这是一个非常模糊难解的神学观念，可在你们的曾祖辈眼里，它却是必须搞清楚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两派之间的争吵剧烈升级，最终使得奥登巴维尔特的约翰人头落地。约翰是著名政治家，在荷兰独立的头20年，曾为共和国的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且在促进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上也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干。在英国，争吵演变为一场内战。
不过在我为你讲述这场导致历史上第一位欧洲君主被通过法律程序处死的冲突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些英国此前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我尽力为你们描述的，只是那些能够使我们更清楚理解当今世界状况的历史事件。如果我未曾提及某些国家，并非出于我私人的好恶。我非常希望能给你们讲讲挪威、瑞士、塞尔维亚或者中国发生的事情，它们同样非常精彩。可惜这些国家对于欧洲16、17世纪的发展不存在重大的影响。我只能满怀敬意地鞠上一躬，略过这些国家。不过，英国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岛国的人民在过去500年间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没有对英国历史背景的适当了解，你将无法理解今天报纸上登载的大事。你必须了解，当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还处于君主专制的时候，英国为何能独自发展出一个议会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