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新机器造价昂贵，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旧日在小作坊

　　里独立劳作的木匠和鞋匠们被迫出卖劳动，接受大机器拥有者

　　的雇佣。虽然他们挣的钱比过去更多，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昔

　　日的自由生活。他们不喜欢这种状况。

　　机器带来的变革

　　以前，世界上的工作都是由端坐在屋前小作坊里的独立劳动者们完成的。他们拥有工具，可以由着性子打骂自己的学徒。只要不违反行会的规定，他们通常能随心所欲地经营业务。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必须工作很长时间才能维持生计。不过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他们某天一早醒来，发现这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好天气，他们便出外钓鱼。没人对他们说“不许去”。

　　可是，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机器无非是放大的工具。一辆以每分钟1英里的速度载着你飞驰的火车其实就是一双快腿，一台把沉重铁板砸平的气锤也不过是一副力气出众的铁拳。

　　可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好腿、一副好拳，可一辆火车、一台气锤或一个棉花工厂却是贵得要命的机械，他们不是个人能够拥有的。通常，它们由一伙人各出一定的金额购买，然后按投资的比例分享他们的铁路或棉纺厂赚取的利润。因此，当机器改进到可以实际使用并赢利时，这些大型工具的生产商便开始寻找能够以现金支付的买主。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是代表财富的唯一形式，因此只有贵族才被视为有钱人。可正如我在前面章节告诉你们的，由于当时采用古老的以物易物的制度，以奶牛交换马、以鸡蛋交换蜂蜜，所以贵族们手中的金银并无多大的用处。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城市的自由民们从东西方间再度复兴的贸易中聚敛了大量财富，成为贵族与骑士们的重要对手。

　　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贵族的财富，极大提高了中产阶级（即所谓的“布尔乔亚”）的地位。紧随大革命而来的动荡年月为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提供了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使他们积累了超过自己在世上应得份额的财富。教会的地产被国民公会没收一空，并悉数拍卖。其中的贿赂数额高得惊人。土地投机商窃取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价值不菲的土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本囤积谷物和军火，牟取巨额暴利。到机器时代，他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能够自己开设工厂，并雇佣男女工人为他们操纵机器。

　　此举导致数十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短短几年内，许多城市的人口成倍增长。以前作为市民们真正“家园”的市中心，如今被粗糙而简陋的建筑团团包围。这里就是那些每天在工厂工作11到13个小时的工人们下班后的栖息地，当一听到汽笛响起，他们又得从这里赶紧奔回工厂。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纷纷传说着去城里挣大钱的消息。于是，习惯野外生活的农家子弟们蜂拥到城市。他们在那些通风不畅、满布烟尘污垢的早期车间里苦苦挣扎，昔日健康的身体迅速垮掉，最后不是在医院奄奄一息就是在贫民院里悲惨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并非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形下完成的。既然一台机器能抵100个人的工作，那因此失业的其余99人肯定会心怀怨恨。袭击工厂、焚烧机器的情形时有发生。可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出现。作为一条原则，厂主们的损失通常总能得到充分的弥补。

　　经济观念的变革

　　不久后，更新更先进的机器再度安装就绪，工厂四周围上了高墙，暴乱随之停止了。在这个充满蒸汽与钢铁的新世界里，古老的行会根本无法生存。随着它们如恐龙般接连消失，工人们试图组织新式的工会。可厂主们凭借他们的财富，能对各国的政要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借助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借口是它妨碍了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请一定不要以为，通过这些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全是些用心险恶的暴君。他们是大革命时代的忠实儿子。这是一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人们甚至常常因邻居们不够“热爱自由”而杀死他们。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德行，那就不应由工会来决定会员该工作多长时间、该索取多少报酬。必须保证工人们能随时“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能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工厂。由国家控制全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已告终结。新的“自由经济”观念认为，国家应该袖手旁观，让商业按自己的发展规律运行。

　　18世纪下半叶不仅是一个知识与政治的怀疑时代，而且旧有的经济观念也被更顺应时势的新观念所取代。在法国革命发生的前几年，路易十六的屡遭挫折的财政大臣蒂尔戈曾宣告过“自由经济”的新教义。他生活在一个被过多繁文褥节、过多规章制度、过多大小官僚所苦的国家，深知其中的弊病。“取消这些政府监管”，蒂尔戈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心意去做，而一切都会顺利运转的。”不久之后，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便成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热烈呼喊的口号。

　　在同时期的英国，亚当·斯密正在写作那本大部头的《国富论》，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发出又一轮呼吁。30年后，当拿破仑倒台，欧洲的反动势力欣然聚首维也纳时，那个在政治上被拒绝赋予人民的自由，却在经济生活中强加给了欧洲老百姓。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事实证明，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好处，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机器甚至使英国凭一己之力就能负担反拿破仑战争的庞大费用。资本家（那些出钱购买机器的人们）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利润。他们的野心逐渐滋长，从而对政治产生出兴趣。他们试图与迄今仍控制着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土地贵族们比斗一番。

　　在英国，国会议员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产生，大批新兴的工业中心在议会中竟没有代表。1832年，资本家们设法通过了修正法案，改革选举制度，使工厂主阶级获得了对立法机构的更大影响力。不过，此举也引发了成百万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政府中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声音。工人们发动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写在一份文件上，即日后广为人知的“大宪章”。有关这份宪章的争论日益激烈，到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还未停息。由于害怕爆发一场新的雅各宾党流血革命，英国政府召回年逾八旬的惠灵顿公爵指挥军队，并开始征召志愿军。伦敦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为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了准备。

　　最终，宪章运动因其领导者的无能而自行夭折了，未有发生暴力革命。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鼓吹新社会秩序的信徒们滥用的“资产阶级”一词）逐渐加强控制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继续蚕食着广大的牧场和麦地，将它们变为阴暗拥挤的贫民窟。在每个欧洲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无不伴随着这些贫民窟的凄凉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