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唐德宗
唐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六十四岁时病死。即使总为“尊者讳”的封建史家，言及这位“九叶天子”时都掩饰不住愤懑不平之气：“（德宗）志大而才小，心猵而意忌。不能推诚御物，尊贤使能，自以为果敢聪明，足以成天下之务”。（范祖禹）“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新唐书》）“德宗……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御历三九，适逢天幸……”（《旧唐书》）所有一切“盖棺”之论，基本同持一个观点：此人能为君二十多年而不亡国丧身，恰恰因为有一大批忠臣良将鼎力扶持以及“天幸”罢了。如此一个皇帝越到后来越糊涂，越老越不是东西，简直都可以令他当一个“坏皇帝”的样板了。
尤其是经过奉天之乱以后，唐德宗被吓得肝胆俱裂，刚继位时的英果锐气一丝皆无，动不动就与臣下、诸子“涕泣相对”，而其四大弊政，也深深地为日后唐朝灭亡埋下最直接的引线——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官，三是聚敛财货，四是亲昵小人。
先举几个他亲昵小人的例子。由于唐德宗本性猜忌刻薄，因而“小人易入”。大奸臣卢杞首先获得德宗赏识，此人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贽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强介，别人总说他奸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奸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奸邪，这正是卢杞奸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实就是个“小人头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强，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暴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逼交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交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交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奸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暴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像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帅，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帅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分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