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诸葛亮治蜀



  刘备在时,常外出征战,诸葛亮镇守成都,代行政事。备死后,刘禅继立,更“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因此,蜀汉的政治,实以诸葛亮的措施为依归。我们现把诸葛亮治蜀的政策与措施叙述于下:
  益州在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因此他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便策划迎接刘备入蜀。这种情况,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备既利用刘璋统治集团的矛盾,夺取了益州,他对于刘璋的旧部,便不能不有一个较好的安排。《三国志》卷32《先主传》称:
  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这样,益州地主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缓和了,刘备的统治得到了巩固。诸葛亮执政后,对益州土著地主更注意笼络和擢用。如《三国志》卷42《杜微传》言:
  建兴二年(224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
  这三个人是书生儒士,其中秦宓比较有才学口辩。杜微则是一个老而且聋的人,刘备定蜀以后,他闭门不出。等到诸葛亮执政,则非把他罗致来不可。因他耳聋,两次给他做书面谈话;因他年老多病,不能做官,仍给他加上谏议大夫的名义。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以他做一个样子,以表示向益州地主开放政权罢了。
  《华阳国志》卷9《李寿志》言“豫州入蜀,荆楚人贵”,诚然是事实。但蜀汉既在益州建国,诸葛亮便不能不从土著地主中选拔一些人才。如《三国志》卷41《杨洪传》:
  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我们如果把《蜀志》各传翻看一下,即可看出益州土著地主如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只是比丞相、大将军低些罢了。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而能与曹魏相抗衡,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较少,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的用人,还是以其本人及蜀汉政权为中心,而不容许部下有结党成派之事。土著地主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因此,诸葛亮对土著地主虽注意擢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不仅籍隶荆楚的蒋琬、费祎因他的授意而相继辅政,就是降将兗州人姜维,也因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为蜀汉政权的最后支撑者。这虽因他们有相当的才干,同时也因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亲党关系的缘故。不过,诸葛亮对益州土著地主的团结和重用,还是超过了以前的统治者。从两汉以来,在政治上一直受着歧视的益州人,对于诸葛亮之向他们开放政权,是乐于拥护的。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土著地主的反对,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这是与诸葛亮笼络土著地主、缓和客主矛盾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
  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得纵容。诸葛亮辅政,则厉行法治,他说:
  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对待豪强的政策,主要是赏罚分明,用罚以限制他们的为恶,用赏来给他们开辟政治上的出路。只要他们肯忠实地为蜀汉政权服务,便可以获得官爵禄位。因此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制豪强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强的成绩。同时也使蜀汉在政治上呈现了某种程度的清明。陈寿称亮之治蜀: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实际上都未免形容过甚。因为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时代,要想把政治搞得这样公平合理,是不可能的事,如法正随意杀人,李严所在营私,诸葛亮都曾加以纵容。不过,诸葛亮对于官吏豪强的控制总是比较严格,为政也比较公平一些,这对人民来说,自然是有好处的。
  另外,诸葛亮所施行的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的措施,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来说,也有些好处。
  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并用。他能够以身作则。他的品质作风同他的能力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第一,亮工作勤谨,如《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又《三国志》卷45《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载亮主簿杨颙称亮“自校簿书,流汗终日”。诸葛亮处理政务这样勤谨细致,一则可以使部属不易作弊和玩忽职守;二则可以了解下情,及时而较好地处理政务。第二,持身廉洁,如《亮传》言:“亮自表后主曰……‘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第三,作风公正,《三国志》卷43《张裔传》:“裔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又《亮传》注引《亮集》:“亮与兄瑾书曰:‘乔(瑾次子,出继于亮)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第四,不受谄谀,如《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集》:
  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秦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第五,虚心纳谏,如《三国志》卷39《董和传》载:
  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复,旷阙损矣。违复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诸如以上的品质作风,无疑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蜀汉的政治,在诸葛亮的统治下,不但较刘璋时代大有起色,就是与同时的魏、吴两国相比较,也要好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孙权的忌恨。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亮传》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说得好似尽善尽妥,而陈寿对魏、吴两国的统治者则未有若此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的人民思念他,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之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够符合人们的某些愿望和利益,岂能如此?至于诸葛亮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成绩,此将在论述蜀国经济时再谈。
  总之,诸葛亮德才兼备,其治蜀政绩是历史上罕见的。他的为政行事,固然也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对蜀国人民也有一定程度的益处,有些地方还可供后世借鉴。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