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的大局观



  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后,为了独占长江沿岸的地理优势,遂率兵至江夏攻伐黄祖,部将凌操被黄祖手下的甘宁射死,第一次伐黄不胜而还。后来,孙权听说甘宁因与黄祖发生矛盾,欲投江东,又恐江东记旧日之恨,正犹豫不决,孙权即让吕蒙引甘宁入见,当面对他说: “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第三十回)孙权为了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目标,能完全放弃个人的宿怨,不记旧恨。
  甘宁为破黄祖立了大功,得到孙权的赏识,凌操的儿子凌统常想向甘宁报杀父之仇。在一次宴会上,他拔剑直砍甘宁,二人刀枪相对,孙权急忙劝住,并耐心地对凌统讲: “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第三十九回)最后又做了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安排甘宁领兵去夏口镇守,以避凌统;二是加封凌统为都尉,以慰其心。后来,在孙权要合兵围攻曹操的皖城时,甘宁与凌统又在阵前发生冲突,孙权闻讯,急忙骑马前去劝解。凌统一次出战,因马伤趴落地下,在曹将即将相刺的关键时刻,吴军阵中发出一箭射伤曹将,救了凌统性命。凌统回阵拜谢孙权,孙权告诉他: “放箭救你者,甘宁也。”(第六十八回)凌统闻知此讯,遂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孙权为了自己的事业,不仅自己放弃宿怨,而且善于用这种思想影响和教育自己的部下,他并不注重部下对自己怀有一己私情,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相互团结,共同为本集团的事业而奋斗。
  在处理与曹操、刘备的三角关系上,孙权在总体上能把握大局,他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当时曹操集团的势力最大,因而吞吴的可能和野心也最大,孙权只有和刘备联合抗曹,才能保证吴国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孙、刘集团也存在许多潜在的矛盾,争夺荆州的问题把这种矛盾表面化、公开化,但这是次要方面,孙权在大局上能认清趋势,较恰当地处理这两对矛盾,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抗拒曹操,他是先兵后礼;争夺荆州,他常常是先礼后兵。赤壁之战后,他在濡须抗曹得胜,在曹操退兵犹豫之际,他致书曹操,斥责其“妄动干戈,残虐生灵”,信中威胁说: “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信后又批道: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第六十一回)曹操看完书信大笑说: “孙仲谋不欺我也。”遂重赏来使,下令班师。曹操约会孙权夹攻关羽以夺荆州,孙权采纳了诸葛瑾的建议,派人去荆州说媒,欲聘关羽的女儿为儿媳,他们的考虑是: “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第七十二回)只是后来关羽侮辱吴使,谩骂孙权,才激化了荆州方面与东吴的矛盾,促使孙权下定了夺取荆州的决心。从孙权方面看,他对待魏、蜀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不同态度的选择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战略目标。
  第二,孙权对待曹操,多是采取强硬政策,而争夺荆州,多是采取软政策。赤壁之战后孙权与曹军复有合肥之战、濡须之战、皖城之战、逍遥津之战,大小战役几十次,对曹操方面的防御和进攻主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手段来解决,而为了促使刘备交出荆州,他曾数次派鲁肃前去索取,又准备以“美人计”扣留刘备以换取,还试图扣留关羽以逼取,甚至假意监禁诸葛瑾全家老小,让诸葛瑾通过弟弟诸葛亮的私人关系以索取。对于荆州,他一直想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去解决。在刘备发动的吴蜀大战结束后,他积极配合诸葛亮复修两国关系,其后多次在军事上配合诸葛亮伐魏。诸葛亮死后,蜀主刘禅闻知孙权增兵吴蜀边境,急派使者见孙权,以打探其用意。孙权对蜀使者讲: “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令官僚尽皆挂孝。朕恐魏人乘丧取蜀,故增巴丘万人,以为救援,别无他意也。”(第一百五回)并折箭发誓说: “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
  从孙权处理本集团内部和外部各种矛盾的行为看,他确是一名胸怀大局、目标明确、富有远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