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樊城实乃天助



  刘备夺得汉中后,曹操暗中策动孙权夹击荆州,关羽奉汉中王之命,于公元219年主动出击北伐。他攻取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直逼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守将曹仁连输几阵,曹操急派大将于禁、庞德前往救援。庞德出征前令人造一木棺,对亲友讲: “今去樊城与关某决战,我若不能杀彼,必为彼所杀;即不为彼所杀,我亦当自杀。”(第七十四回)下定了死战的决心。
  关羽与庞德在阵前交锋数日不决胜负,主帅于禁心怕庞德立下大功,暗中掣肘,移军于山口,令庞德屯兵于罾口川。时值八月秋天,关羽军队预备船筏,收拾水具,并向关平解释说: “方今秋雨连绵,襄江之水必然泛涨;吾已差人堰住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第七十四回)果然连日大雨不止,江水泛滥,平地水深丈余,庞德之军不及躲避,多被水淹,荆州兵将乘大船斩杀残敌,于禁投降,庞德被擒杀。
  水 淹 七 军
  于禁、庞德率北方精兵前来救援,与樊城之军相合,兵力上占有优势,之所以能稍战即败,全军覆没,是由统将用兵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
  第一,“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援兵一至,本当内外夹击,以求速胜,但于禁在与荆州兵交锋几日且并无失利的情况下,却令军队移屯于山后,摆开了久峙的架势,这种消极避战的思想和援兵的使命不大相符,也违背了用兵的基本原则。
  第二,孙子曰: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行军篇》)。兵法又云: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地形篇》)一句话,军队宜避开阴湿之处,驻扎于高地。于禁在多雨的秋季令自己的军队屯于谷洼之地,无视天时、地利的因素,这是用兵上一个致命的错误。
  第三,兵法上对统兵之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曹军主将于禁不懂基本的用兵之法,屡犯错误;且心嫉庞德成功,一再对其用“魏王戒旨”相压服,兵败后又乞哀求降,“必生(指贪生畏怯),可虏也”。看来他是绝对不符合任将条件的。曹军副将庞德以必死的决心去赴战,然而,“必死,可杀也”(《九变篇》)。兵法认为将帅轻生决死,就有被杀的危险,一味逞血气之勇的庞德看来也不完全符合任将的条件。
  关羽水淹曹军,大获全胜,既不是实力过分强大,也不是战术策略上有出奇制胜的特别高招。而是他作为富有经验的将领,注意到了天时、地利的特点,利用了曹军将领对自然条件的疏忽及其用兵的失误。巨大的胜利不乏侥幸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