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三国演义》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小说。它以文学的形式叙述历史，同时也承载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体现着民族的某种深层心理。只不过作者并未意识到这些承载和体现的方面，是不自觉地在创作中实现罢了。自古以来的万千读者也并没有自觉地、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从中受到的文化熏陶和某种心理引导也是在无意识中实现。 　　对于《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内涵丰富、影响巨大的历史小说，长期以来仅仅局限于文学范畴的研究，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1988年我在古城西安读研究生期间，参加了陕西省一个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常喜欢发些议论。当时偶然读到了夏书章先生写的一本关于《三国演义》与管理艺术的小册子，颇有感触。时逢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其间接触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和理念。我对《三国演义》从小学时开始接触，熟透于心。当运用新的理论观点分析某些社会问题时，我发现许多现存的社会心理，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到同样的反映；当我们要对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时，会发现《三国演义》人物早就使用过非常巧妙和有用的方法；当我们憎恶传统文化的许多因素对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影响时，也发现它们在《三国演义》中就已有很突出的表现，等等。总之，《三国演义》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我们对其进行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全方位的分析理解时，它会展现出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在理论界前辈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我从领导学、管理学的角度切入《三国演义》，对其作了力图系统的分析，自然也涉及到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那本题名《谋略与制胜》的小册子自1989年一出版，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这是当时撰著时并未想到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甚至被有些人赋予了部分民族复兴的使命。《三国演义》自然一度成了人们可以街谈巷议的东西。但事走极端，物极必反。当《三国演义》受到大众炙手可热的追捧、不少辉煌亮点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时，其中所包含的所谓“糟粕”，即体现着民族心理中那些陋劣的东西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三国中的各色人物也都成了一些人崇拜、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当关注《三国演义》成了一种时尚时，它又成了一些人戏说、调侃的对象。一些本来不错的作者为了推销自己的某些观点，大概深怕大众们食之无味，因而以三国故事为作料，《三国演义》成了某种文化快餐中加重读者口感的调味品。这些方法都不可能引导传统文化的复苏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我以为，发掘和识辨历史文化绝不是为了崇拜它、恢复它，而是要认识它、超越它。吸收和借鉴其优秀的部分是必要的， 但重要的是要认清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使它尽量少地不在我们自己身上重现，因为我们是传统文化的自然性的后继人，认清了传统文化，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认清了我们自身。我们应该努力保证中华文化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得到良好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复制和重复。同时，要认清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对它保持慎重严肃的态度。以轻薄的态度对待它，骨子里其实是崇古情结，不能传达给人们真实的信息，也放弃了分析评判的责任。 　　作为《三国演义》文化的分析挖掘者，我首先是《三国演义》的爱好者。三年前，在一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文化研讨会上，来自企业界的学人曾撰文纵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国研究，其中对我的三国论著作了一些自感当之有愧的评价，同时将我的研究划归《三国演义》应用类专著。我当时对其归类并未认真去想，似乎是默认。因为该书出版后反响较大的总是在企业和行政管理界，而不是在学界。后来经过仔细思考，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并未走出《三国演义》本身的范围，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三国演义》，并没有引古入今，涉及它的当代应用问题，只不过是挖掘了它本有的深层内涵。这样看来，论著应该属于对《三国演义》本身的研究。我以虔诚的心态对待《三国演义》，所引用的事例均忠实于原文，分析挖掘属我个人的研究，文章求千古，得失牵寸心。但若歪曲或误用了三国的事例，则纯粹是我的错误或运笔的失败，而这种错误或失败我至今还未发现。 　　一部论著怎样才是有价值的？对此，人们可以从选题的意义、内涵的深广度等不同方面去确认。我以为，从论著的社会效应方面看，作者撰著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的撰著为社会所需要的时候，在于他为社会的撰著具有独创性见解的时候，在于他的独创性见解能得到人们由衷的从而也是恒久的赞赏的时候。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我感到欣慰。这次在结构和内容上作了较大的改动，希望能得到读者更多的认同。应该说，这是最新的版本，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版本。十余年来我相继撰写过分析春秋、战国和楚汉政治活动的论著，这些论著在结构、体例和分析的完整性上都有可供借鉴的经验。我希望有朝一日在完成两汉政治分析的论著之后，能够顺理成章地重新整理对三国政治的系统分析，至少避免在分析三国人物时作随机性选择，提高对三国政治活动作专论的严整性；我同时希望阅读此书的朋友们能就其中有些观点和我进行更多的交流，并把自己的宝贵意见发至我的邮箱（skfla@126.com），以助益我进一步研究，使我将来有可能把更完善的论著献给读者。 　　在本书和《楚汉逐鹿人物正解》同时出版之际，我对前辈师长、朋友、亲人的感激之情同样犹然在胸。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广州市社科联主席、研究员李明华博士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将该书及其特点介绍给读者；陕西人民出版社李向晨编辑对该书出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　　200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