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王业与霸业

司马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以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 　　五帝大概是王业之祖。关于五帝，有数种说法：一曰为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一曰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曰为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我们这里从唐尧、虞舜说起。五霸可谓霸业之宗。关于五霸，亦有数种说法：一曰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一曰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一曰为齐桓、晋文、楚庄、阖闾、勾践。我们这里从齐桓、晋文说起。 　　传说唐尧是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连盟首领。唐尧举虞舜为继承人，唐尧死，虞舜即位。虞舜又选夏禹为继承人，虞舜死，夏禹即位。夏禹死，子夏启即位。夏启创建夏王朝，确立了宗法制度。历史一般把尧舜传位称为禅让，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说法，说其传位是在倾轧中完成的。 　　夏到桀而衰，商汤灭之，建立商王朝。商到纣而败，周武王亡之，建立周王朝。武王死，成王即位，开始大封诸侯。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将宗亲、异姓功臣及先代贵族数百人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建立诸侯国，以为藩属。诸侯主要履行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定期朝贡及提供军赋力役等责任，除此之外，享有世袭、拥兵、任免官吏、征收税赋等自治权。周王认为分封制度有如一棵常青树，自己根深干拔，诸侯枝繁叶茂。 　　西周基本保持了干强枝弱的状况，天子得政，王权在握，有威望和实力号令天下。东周则渐渐本末倒置，天子失政，王权旁落，诸侯纷扰而起。春秋诸侯相争霸权，战国诸侯则并逐王业。 　　春秋时，郑庄公挑战王室，初显霸权锋芒。庄公经常冒犯周桓王。桓王率兵讨之，结果战败。庄公部下欲追捉桓王，庄公不许。他谓打败王师、解除郑国之危即可，虽说王室可图，但诸侯不好对付。 　　真正登上霸主之位的是齐桓公。桓公得管仲辅佐，齐国日益强盛。桓公未有去挑衅王权，而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他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由自己为盟主，戮力周室，以讨不臣。周王自感权轻，只好正视现状，与其无力统摄，不如依托霸主，于是便赐桓公侯伯与王命。侯伯，即诸侯之长，王命，即持王命以号令诸侯的权力。 　　晋文公继齐桓公后成为霸主。周襄王异母弟子带率狄师攻占王城，自立为王。襄王败逃，向晋秦两国求助。咎犯劝文公勤王，文公遂出兵戡乱，使襄王复位。继之，文公在城濮以弱势击败强大的楚军，威镇中原。襄王闻之，即赐文公侯伯与王命。“桓文之功”为汉末群雄津津乐道。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楚越等国国君已先后僭号称王了。周王则称天王，以别僭越。 　　进入战国，诸侯演变成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列强割据称雄的局面，僭王替代了争霸。前344年，魏惠王自称为王。不久，齐军大败魏军。前334年，魏惠王被迫与齐威王相见，互尊为王。秦国经商鞅变法国力大增，东扩战争节节胜利。前324年，秦惠王称王。为抗击秦国，前323年，韩、赵、燕等国联合称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周王独尊共主的政治地位失去卫护，陷入孤境。前288年，秦昭王为联齐攻赵，遣使同齐闵王相约，齐称东帝，秦称西帝，以示帝位在王之上。因苏秦离间，两国不久取消帝号。但此时的秦国离真正成为帝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前256年，秦攻灭周室，八百年之久的百足王朝遂僵亡。 　　前221年，秦王嬴政扫灭六国，鲸吞天下，建立大秦帝国，自称始皇帝。秦始皇以周朝分封而灭亡，遂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认为集权优于分封，可保江山千秋万代。但很遗憾，新制度缺少实践，虽貌似强大，但很脆弱。秦始皇身死不久，他那方如日东升而崛起的帝国，便顷刻若夕阳坠下而灰飞烟灭。英雄竞起，追逐秦失之鹿。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楚王，吴广称假王，项梁、项羽叔侄及刘邦等纷起响应。不久，陈胜、吴广被杀。范增认为陈胜复楚不立楚后而自立难以势久，故说项梁宜复六国王族子嗣王位以拉大旗。项梁大致复辟之，以故楚怀王孙熊心为楚怀王，为反秦盟主。未几，项梁战死，项羽、刘邦等继续拥立怀王。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假尊怀王为义帝，徙之长沙，自为西楚霸王，大封功臣为诸侯王，原王族诸侯王所剩无几。项羽忌刘邦功高，又不忍除之，将偏僻的巴蜀、汉中地与之，封为汉王。刘邦隐忍就国，旋即东伐。项羽使英布杀死义帝。刘邦责项羽弑主，与之相争。前202年，刘邦消灭项羽，乃自为汉家皇帝。 　　汉承郡县制，但又复设王侯二等爵，揉周秦二制于一体，欲矫枉，可又不免过正。西汉初，吴楚齐等宗室诸侯王自治坐大，发动叛乱。景帝平之，实行中央集权，朝廷任免治理诸侯封邑的官吏，诸侯只食税租。武帝继续削弱分封，并加强皇权专制。东汉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专制。诸汉帝只晓得一味拔升皇权，殊不知高处不胜寒。 　　汉末晋初人士对上述王霸之业皆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尧舜禅让王权被视为理想，但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有假借的份儿，没有实现的可能。三代确立了世袭王权，各个朝代的君主为巩固世袭王权实行了不同的制度：商周实行的是分封制，秦实行的是集权专制，汉实行的是半分封半集权专制（开始侧重于分封，后渐倾向于集权专制）。春秋时，齐桓、晋文称霸，孔子以为霸权能够辅佐周王，故称之为仁者的行为；及战国诸侯逐王，孟子看清了诸侯由称霸而称王，周室将摧，故谓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秦末，项羽、刘邦打着兴霸复楚的大旗反秦；及秦亡，项羽杀楚王，刘邦灭项羽，刘邦遂有天下。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略加注意。一，王霸之道与王霸之业不同。君主行仁义谓王道，恃强力则谓霸道；雄杰开国谓建王业，而扶持王室则谓谋霸业。二，集权与专制有别。中央政府将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上收谓集权；而帝王再将中央政府的权力敛为己有谓专制。专制可谓集权之集权。分封与集权，两种制度虽然泾渭分明，但是目的一致，适可融汇。如果说分封的宗旨是君主与诸侯共同治守天下，那么集权的目的则应是帝王与贤能一道统理国家。两种制度结合适当，扬长避短，亦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不幸的是霸主蹂躏了君王，独裁践踏了精英。分封和集权相继沦为若隐若现的陪衬，而专制主义则跃居如日中天的主角。我这里用的集权专制一词是偏正结构，集权是次，专制为主，集权是形式，专制为内容。 　　知道王业、霸业的由来及演变，便可理解东汉末年的事情。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阀角逐及豪强并起，其目的多是要建立王业或霸业。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就是要改天换地，改朝换代。董卓擅废置，总揽朝权，篡逆之心昭然若揭。阎忠向皇甫嵩提出了“天道无亲，百姓与能”的王业思想。他认为皇甫嵩功高名大，不宜再事庸主，应起兵亡汉，重建政权。皇甫嵩未从。袁术认为汉之失天下久矣，豪雄纷起，分裂疆宇，与周末七国分势，秦末群雄逐鹿如出一辙，最后是智勇者胜。他因此而僭号。《三国志·鲁肃传》曰：周瑜欲鲁肃依孙权，乃曰：“今孙将军亲贤贵士，且吾闻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 鲁肃从之。孙权见鲁肃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对曰：“昔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趁北方多乱，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 孙权暗喜，却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上述是图建王业的言论和行为，下面再来看一些谋求霸业的主张和举动。 　　皇甫郦见董卓窥朝政不振而怀奸计，遂谓皇甫嵩宜为汉家除之，以建桓文之功。皇甫嵩不愿专擅自行。《三国志·荀攸传》曰：董卓乱政，荀攸与何颙、伍琼等人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 临发事觉，荀攸、何颙被收下狱。何颙忧惧自杀，荀攸后因董卓死得免。袁绍得冀州，沮授便劝其迎献帝，以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霸业。曹操在东郡，鲍信、陈宫献策，据兖州为基，以建霸王之业。曹操因兖州之败而欲归袁绍，程昱劝其振作，霸王之业仍就可成。后毛玠、荀彧等皆为其出勤王谋略。张纮对欲据江东的孙策曰，据长江，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齐于桓文。在隆中，诸葛亮说刘备曰，宜先占荆州，后取益州，以此为基，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图王谋霸，两种主张不同，因而有争论和斗争。 　　董卓擅政，袁绍、袁术、曹操等逃离京城，出走关东，与关东诸将结盟起兵，打出的便是诛讨董卓、匡扶汉室的旗号。但是同时他们大都看到汉祚难兴，不过暂以辅翼为名来掩饰其真实动机罢了。换句话说，他们在意识中谋霸，在潜意识中图王。袁术很快撕去勤王的蒙纱，露出自立的面目。结果，他失道寡助，徒劳一场，没有得到天下的认可，旋即败亡。他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是仁德不厚，二是才能低下，三是因德才不具而不能审时度势。袁绍要比袁术沉着，但还不如曹操老练。袁绍立刘虞不成，便想自立，灭掉公孙瓒后，他觉得时机成熟，遂授意主簿耿苞进言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注一）袁绍以此示众，希望能得到支持和附和。不料群臣皆言耿苞妖妄宜诛，袁绍无奈，只好杀之自解，后悔将献帝让给了曹操。孙权的做法与曹操不相上下，他虽然窃喜鲁肃的王业之说，但自感机宜不适，还是应该先循霸业为妥。 　　霸王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指霸业与王业，桓文勤王建立的是霸业，秦兼六国建立的是王业；二，为建霸业者之尊称，管仲言其可佐齐桓公以成霸王（《吕氏春秋·勿躬》），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汉末雄杰常说的霸王之业一般指后者。王霸一词也有两个意思：一，与霸王一词的前者相同；二，可谓王道与霸道，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以武力进行统治为霸道。有人将东汉末年诸雄追逐王业、霸业之举解释为是行王道、霸道，这显然似是而非。其实，在这期间，主张王业者，就是要亡汉，建立新的朝代；奉行霸业者，则是要扶汉，平定反叛和谋篡。三国鼎立才有王霸之道的事情。古今中外，政治用语的使用一向慎重。汉末战乱，除农民起义等高喊打倒汉王朝的口号外，一般军阀尚多举着称霸的招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所畏忌。而军阀是受益阶层，多少要瞻前顾后。建立霸业，尚顺从帝意，没有什么忧虑；而欲成王业，则是抗拒王命，要冒很大的风险。汉王朝历经四百年而衰落，芸芸众生苦难深重，热血沸腾，豺狼当道，幸灾乐祸，他们多为其表象迷惑，谓其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于是急于造反，行篡，趁火打劫；而虎豹狮熊则能洞若观火，识其僵而未亡，余威犹存，故而随机应变，一步步接近目标。前者很快纷纷落败，成为铺路石，使后者居上。这也是王朝兴灭的一般规律，墙倒众人推，但要鹤立鸡群，绝非等闲。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转眼间落花流水，董卓篡政及袁术僭号亦瞬息而呜呼哀哉。袁绍、刘表等虽不乏胜出的能力和机遇，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淘汰赛中，因丧失耐力、运气不佳而出局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不足为奇。曹操、刘备、孙权一路打着勤王、称霸、兴复汉室的旗帜使队伍逐步壮大，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而终成鼎足。之后，他们徐徐降下恭奉的高调，顺势做起君主。称霸是手段，称王则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