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焉

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在后汉末年时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的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公元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据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的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的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象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象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的有三个：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的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从刘焉死后，“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况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主动或刘焉指使，也在努力发展属于自己的当地势力。因此，笔者推测，后来刘焉对贾龙下手，很可能是因为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势力与贾龙的势力发生冲突，刘焉看到无法协调，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因为按照刘焉多年的政坛经验，似乎不可能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够代表益州广大豪强地主利益的贾龙势力，这样对刘焉在益州的管理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当时已经出现了另外一股能与贾龙势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势力，刘焉不用顾及会产生较大的后遗症，才会放手一博。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进一步认为：贾龙所代表的仅仅是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后来赵韪的地步，而且在贾龙势力崛起的过程之中，极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董扶、赵韪才能乘虚而入，迅速团结这一部分的势力与贾龙对抗。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刘焉集团的主体是南阳等地而来的东州士，而刘焉又是利用东州士与当地势力的矛盾发难的说法，笔者认为似乎不妥。因为这批人从几个地区移民而来，刘焉也需要时间来进行整合，同时这批东州士在史料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有名的人物，单纯把矛盾全部推到这些人身上的说服力不够。笔者认为：刘焉是利用了董扶、赵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势力与贾龙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为加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对益州的各大派系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洗牌，借机铲除异己。而所谓的东州士只是后来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灵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了个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的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而且已经做好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的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个最后将会谈到，暂且不表）。 　　第二，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它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集团。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米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于朝廷征剿之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刘焉此去益州有没有协助征剿五斗米道的任务，不过刘焉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保障东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刘焉派遣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杀到别人管辖的底盘去了，这就等于把张鲁送上了汉中王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都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似乎刘焉同张鲁的母亲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公平。从当时张鲁的势力和刘焉的一生看，提拔张鲁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刘焉利用张鲁切断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张鲁则利用刘焉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不过，不管是什么方式都好，刘焉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外部也就是和张鲁的关系。 　　第三，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后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象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后，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干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也有资料说刘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此处以《三国志?刘焉传》为准）。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征发，（刘焉）皆不至”，气的董卓“收（刘）范兄弟三人，锁械於郿坞，为阴狱以系之。”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让后世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三） 　　第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提到，造成的影响很大，也牵涉了几个著名人物，事情应该假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前面的分析看，随着刘焉自己在益州地位的巩固，东汉政权境内诸侯割据愈演愈烈、东汉已经是政府朝不保夕，根本无力理会刘焉的所作所为。刘焉此时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虽然他没有向袁术那样公开称帝，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对东汉政权的不屑一顾，以行称帝之实；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件是《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的“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因为听了相面的说吴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刘备的穆皇后）有大贵之相而让自己的儿子刘瑁娶之过门。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为陈寿职责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罪证之一。严格的说，陈寿的评价虽不算太离谱，但有点牵强。这个评价有点不可全信，只能说是有可能。吴壹一家原本就是随刘焉入川，也可能是吴壹在巩固刘焉地位的诸多斗争中立场坚定而受到刘焉的赏识，加上吴壹的妹妹也的确长的是国色天香（要不然刘备怎么会后来娶这么个寡妇做皇后呢？），所以刘焉才让自己的儿子娶其过门。陈寿的这个评价有株连之嫌。 　　第三件事情就比较离奇。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想当土皇帝、阴谋自立的刘焉，在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居然同留在长安的儿子刘范一起暗中和屯兵于郿的凉州集团的马腾联合起来，企图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这一招相当的冒险，因为如果不成功，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肯定会丢掉性命。结果刘范、刘诞也确实因为马腾的兵败而丧命（见《三国志?刘焉传》）。前面两件事情还算是比较好解释，而这第三件事却好象和后世对他的评价有点不相符。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属于勤王的义举，难道陈寿对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评价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史料上来寻找答案。 　　据《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记载：“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从这段记载看，刘焉和马腾、韩遂一直就有联系，关系应当不错，因此刘焉和马腾联合进攻长安是有可能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记载：“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把时间也交代清楚了；那马腾当时去进攻长安是什么身份呢？据《三国志?马超传》记载：“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锺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幹於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从这一段记载看，马腾虽然是朝廷任命的征西将军，但此时还要锺繇“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说明马腾与韩遂之间出了点问题。到底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呢？据《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记载：“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雠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马腾被韩遂打的连妻子都被杀了，可见力量削弱的严重程度。把史料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腾有心勤王，但力量明显不足，所以向刘焉求助。而刘焉派出的仅仅是“叟兵”，根本就没打算真心帮忙。那还是派兵又是什么意思呢？联系到李傕、郭汜对待汉献帝的态度，笔者认为可能性有这么几个： 　　首先，刘焉是希望马腾与李傕、郭汜血战一场，拼个你死我活。一方面进一步削弱马腾的力量，以免其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发展，同时又担心马腾的力量太弱，不堪一击，达不到让其两败俱伤的目的，就派出几千人马来助威，让李傕、郭汜有所顾及，也好让马腾全力以赴，而自己的损失又不会太大；其次，刘焉是想让李傕、郭汜觉得汉献帝始终是个累赘，与其让汉献帝留在身边听任天下诸侯勤王而不断削弱自己，还不如一刀将其结果以初后患；第三，万一马腾要是打赢了，自己也可以捞个勤王有功的美誉，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阴图异计”创造更好的条件。一举数得，其用心非常的阴险。 　　显然，刘焉没有顾及到儿子的生命。可惜，最后的结果令刘焉非常的失望，马腾战败，儿子也搭上了性命。这时益州也出现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一场无情的“天火”把刘焉精心制作的车具全部烧毁，同时大火殃及全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在这场火灾中毁于一旦。刘焉不得已把州治迁到了成都。刘焉觉得非常的不吉利，也许在这个时候，刘焉的头脑才逐渐清醒，感到自己的失策，“既痛其子，又感祅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终于是一命呜呼。 　　（四） 　　陈寿对刘焉的评价是：“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刘焉一生，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以达到自己割据一方，图谋称帝的野心，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给刘璋留下的益州也是问题多多，难以收拾。一方面在打击贾龙势力的同时，没有很好地控制赵韪势力的过度扩张，也没有处理好赵韪势力与东州士之间的关系，导致后来赵韪势力的叛乱，削弱了刘璋统治益州的主要力量；没有处理好张鲁与儿子刘璋的关系，使得双方在自己死后最终反目成仇，导致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送给了刘备。 　　从刘焉一生的情况看，他是一个阴险的野心家，同时却也具备一定的能力，但终究不属于如曹操、刘备、孙权之类的天下豪杰，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显得志大才疏，难逃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