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时期的荆州问题

作者：猪哥空明　　 　　针对三国的荆州问题一直是大家的讨论中心，也为此把关羽扣上了个“草包”之名，现我在这里系统地阐述一下我的观点。昨天甚是抱歉,脏了大家的眼,但这篇是我的心血之作，希望大家无论如何要多多支持！ 　　在阐述观点之前，我先引用《孙子兵法》中《九地篇》一文。 　　原文：“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诸侯自战之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往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孙子把军事地理分为九种，并提出了九种对待原则。他说：“按照用兵的原则，军事地理上有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叫散地。进入敌国不远而易返的地区叫轻地。我方得到有利，敌人得到也有利的地区叫争地。我军可以前往，敌军也可以前来的地区叫交地。同几个诸侯国相邻接，先到达就可以获得诸侯列国援助的地区叫衢地。深入敌国腹地，背靠敌人众多城邑的地区叫重地。山林、险阻、水网沼泽这一类难于通行的地区叫圮地。进军道路狭窄，退兵的道路迂远，敌人可以以少打多的地区叫围地。迅速奋战就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全军覆没的地区叫死地。因此，处于散地就不宜作战，处于轻地就不宜停留，遇到争地我方应先行占据；如果敌人已先期占领，则不要强攻，遇上交地就不要断绝联络，进入衢地就应该结交诸侯，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碰到圮地就必须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设计脱困，处于死地就要力战求生。” 　　通过孙子所说，我们再来看荆州问题。从地理位置来看，毫无疑问，荆州对曹操来说只是争地；而对刘备和孙权而言，既是争地，又是衢地。说荆州是刘备和孙权的衢地，是因为他们双方必须要让出一些利益给对方，以对抗北方强大的曹操。并且上述三方的主要谋士都对荆州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鲁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曹操的谋士荀文若对曹操说：“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监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见《三国志。魏书。荀文若传》）。从上述三人的言论可知，刘备若得荆州，就可以从荆州和益州夹击中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孙权若得荆州，便可依长江天险，鼎足于江东，抗衡于曹操，进而谋取天下。曹操若得荆州，便可雄据长江上流，乘长江而下，吞并东吴，一统天下。因此这就注定在荆州问题上，三方必须有一场龙争虎斗的。 　　由于在赤壁之战后，曹操战败，被迫放弃了荆州的主要争夺战（指明的），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退回了北方。从军事态势来看，曹操在荆州上由原来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而孙刘联军则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经过一年多的浴血作战，东吴大都督周瑜攻占了荆州重镇南郡（即我们所俗称的江陵），而刘备则趁此时机放弃了江夏，向荆州南方发展，并夺取了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至此，荆州八郡分别被曹、孙、刘三家共同拥有：曹操占有南阳、章陵二郡；孙权占有江夏、南郡；刘备则占有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三家瓜分荆州，对孙、刘两家各有不满意之处。就面积而言，刘备所得要大于孙权；但从地理位置而言，孙权则全据荆州境内的长江，占领了荆州的军事重地。刘备当然不甘心孙权全据长江，孙权也不满意刘备占有那么大的地盘，两家重分荆州在所难免。当曹操势力退回北方，孙刘联盟外部压力减轻时，孙刘两家重分荆州的好戏也就开始了。因此荆州问题又主要是围绕在刘备和孙权这间所展开的。 　　孙刘重分荆州，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四年（公元209年）。“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品，改名公安。”（见《资治通鉴。汉纪。建安十四年》）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是对事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一个“推”字就充分表达了刘备、诸葛亮利用刘琦的巧妙。刘备是刘表集团成员，也是刘表死前的托孤重臣，刘琦是名义上的汉帝所立的荆州刺史。如今刘琦已死，刘备接任荆州刺史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既不用上表朝廷，又不用孙权任命。孙权只不过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刘备承认孙权徐州刺史的地位，以换取孙权对刘备是荆州刺史的承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 　　第二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五年（公元210年）。在孙刘结盟的第二年，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为由，要去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见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所谓“都督荆州”，就是要进驻江陵，占据南郡。而当时孙权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周瑜、吕范为首的反对派。在周瑜这位战略家眼里，刘备既有共抗曹操的一面，也有威胁自己的一面，而且他认为来自刘备的威胁之害要大于抗曹之利。“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美人计”的由来。因此他主张最好能杀掉刘备，即使不杀也要软禁刘备，不放他回去。另一种是以鲁肃为代表的赞同派。他说：“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注引《汉晋春秋》）。鲁肃认为：第一，曹操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东线拒有合肥，西线拒有襄阳，如果东吴单独抗拒，无疑要承担巨大的压力；第二，东吴初战荆州，恩信未洽，根基不稳，而刘备久在荆州，士众归心。让刘备守荆州，可以分担曹操西线襄阳的军事压力，而东吴可以全力在东线与曹操作战。孙权在反复权衡了双方的意见，觉得“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猝制”（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便同意了鲁肃的主张。 　　第三次重分，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经过三年多艰苦作战，攻下成都，占据了益州，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同时也使孙权感到了不安。孙权觉得，北有强大的曹操集团的同时，西面又崛起了一个跨有荆、益的强大军事集团。说不定哪天，由于形势变化，自已就会受到上游这个盟友的攻击。只有全据长江，孙权才能感到心中踏实。于是建安十五年，孙权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往成都，向刘备索要荆州。刘备没有同意，孙权得知后大怒，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意思是说，刘备分明不想归还荆州，用空话欺骗我们，拖延时间。孙权决定用强硬的方法收回荆州。于是他先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官吏，前往赴任。但这些官吏刚一到任，就遭到刘备的守将关羽的驱逐。孙权更加恼怒，他令大将吕蒙督率鲜于丹、徐忠、徐规等两万兵进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调鲁肃率一万兵屯巴丘抵御关羽，自己则前驻陆口任总指挥。刘备听说后，亲率五万兵到达公安前往增援，又让关羽率三万兵进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县）。孙权闻讯，急忙调吕蒙还助鲁肃，吕蒙与大将孙皎、潘璋待人与鲁肃合兵一处，与关羽相持于益阳。正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却传来了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如果曹操攻占了汉中，就会直接威胁到刘备在益州的安全。因此刘备怕益州有失，于是和孙权讲和。双方达成协定：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东吴，而刘备则保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 　　我们可以看出，三次重分荆州，孙、刘两方的分岐一次比一次大。其实在第二次重分荆州时，周瑜就曾经提出要西取巴蜀，而刘备则借口“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披发归于山林。”（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为由，不让当时领兵的孙瑜经过。双方在公安一带布置兵力，随时准备开打。就在这时，周瑜在巴丘突然病逝，使得原本极为紧张的局势一下子松驰了下来。双方各自收兵，各守国界。 　　独占荆州其实是孙吴方面由来已久的一贯立国方针。 　　其实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比“隆中对”还早7年的时候，鲁肃就向孙权献策“鼎足江东”之计。他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唯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后又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鲁肃又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江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痪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同年，东吴大将甘宁也对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指操（指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得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见《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赤壁之战后，周瑜曾向孙权献计道：“今曹操新折衅，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指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据操，北方可图也。”（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吕蒙在接任鲁肃之职后，也曾秘密向孙权献计道：“令征虏（指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有人说如果不是关羽尽提大军，北攻襄阳，孙权完全可能会攻打徐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孙吴在处理徐州问题时的重视程度，远没有他们在荆州问题的重视程度为高。 　　孙权曾经询问过吕蒙是否应该攻取徐州，吕蒙当时就明确地指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锋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见（《吕蒙传》）。吕蒙的意思很明确：“如今曹操远在可北，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下忙着幽州、冀州方面的事，无暇东顾徐州。顾里的守备当然不堪一击，进攻那里自然容易得手。但是徐州地形平坦通畅，无险可依，对曹操的铁骑来说正是他们的用武之地。就算今天我们取得了徐州，曹操没过几天就又会前来争夺，即使我们用七、八万人去防守，仍不会感到高枕无忧。不如西取关羽，完全据有长江，就可以大张我国国势。“孙权要听过吕蒙的建议后，认为吕蒙讲得是最有道理的。所以才会同意不惜破盟的代价，夺取荆州。 　　让我们再来看看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对待荆州是怎样看的。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是这样讲的。“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无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目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隆中对”确实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妙策论。它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无不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我有时甚至认为它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具有同样的学术地位）。但是在其中却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跨有荆、益”和“东和孙权”同时存在。 　　我们从孙吴的立国方针就可以看出东吴对荆州志在必得的决心，而且在赤壁之战时，孙权手下最主要的谋士张昭就说：“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曹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有之矣，势不可敌。”（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这虽然是张昭害怕曹操之言，但也说明如果谁得到荆州，谁就能在对东吴的战斗中取得优势。孙权怎么能允许让刘备一直站在自己的上游，威胁着自己呢？ 　　而且当时刘备的副军师庞统就曾经提醒过刘备。他说：“荆州茺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见《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庞统认为荆州是曹、孙、刘三家矛盾的焦点，是危险之地，因而在规划总方针时从不提及荆州，甚至连荆州在经济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可惜刘备没有采纳庞统当时的意见。事实也正如庞统所言，关羽因荆州而全军覆没，而东出意欲报仇的刘备也在彝陵一战中被打得铩羽而归、片甲不留。 当然如果仅从魏、蜀两国斗争角度来看，诸葛亮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部署无疑是非常高明的，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魏两方，还必须把吴国牵扯进去。要两路出击，就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东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蜀汉据有荆州一天，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东和孙权”又是“隆中对”整个战略方针中不可或缺的外交策略。因此诸葛亮的“隆中对”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我个人认为：如果孙吴占有荆州、扬州、交州；蜀汉占有益州、汉中、司隶雍州、凉州；而曹魏占有中原徐州、豫州、兖州、青州、冀州、并州、幽州以及辽东，这样才是真正的三国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