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帆贼”甘宁

一、甘宁的出身及其在益州的早年生涯 　　陈寿《三国志·吴书·甘宁传》写到:“（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同传裴松之注引吴·韦昭《吴书》也说:“（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由上述两段史料可以看出，甘宁首先是“有气力”，能“挟持弓弩”，武艺高强；并且“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拥有一只精锐的私人部队；而且平日里做的是杀人越货、“藏舍亡命”的勾当。甘宁这类人不是个别的，《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说:“扬士多轻侠狡杰，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郑）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刘）晔曰:“（郑）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郑宝等人的行径与甘宁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所谓的“游侠”。 　　“游侠”是两汉社会中一个颇为活跃的阶层。东汉末年的荀悦在《汉纪》中说:“立气势,作成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就记录了汉初“游侠”朱家、郭解、剧孟等人的事迹；到了社会动荡的东汉末年，“游侠”之士更是横行起来，益州巴郡临江（今重庆直辖市忠县）人甘宁即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陈寿《甘宁传》对甘宁的早年生涯语焉不详，幸好裴松之的注还留下一些线索。裴注引韦昭《吴书》说:“（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甘）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由此可知，甘宁祖籍是荆州南阳郡人，他的先人客居于益州的巴郡。甘宁曾担任地方上的计掾（掌计簿的官吏），后来补蜀郡的郡丞（郡太守的佐官），不久，“弃官归家”。又据《三国志·蜀书·刘焉传》:“（献帝）兴平元年（194），（刘焉）痈疽发背而卒。”裴注引王粲《英雄记》:“（刘）焉死，子（刘）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屯朐□。”我们注意到，前引《吴书》所记已“弃官归家”的甘宁，在这里又成为“璋将”。这之间有何事件，由于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但下面需要分析下《英雄记》的这段史料。当时，东汉政府还控制在凉州军事集团李傕等人手中。而据《刘焉传》，刘璋的继任为益州刺史，是由于地方实力派庞羲、赵韪等人的拥护并最终为东汉政府所承认（《英雄记》所谓“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可能是始有此举，但最终因益州实力派的反对而作罢）。作为回应，刘璋也同意“以（赵）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因为刘表并未完全依从东汉傀儡政府）按理，荆州方面也应该有所动作，但《英雄记》谓“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显得龃龉不通。刘阖既然是“荆州别驾”，则攻击刘璋无所谓“反”。《资治通鉴》摘用此节时即删去“荆州别驾刘阖”六字，显然也意识到这点。我认为这里应该有字脱漏，或当作“荆州别驾刘阖[诱]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刘阖是在作策反活动，唆使益州的某些反对派如甘宁等反叛，这样释读似乎能文从字顺。甘宁显然在益州并未受到重用，他的反叛也可以说是其不满情绪的一种反映。 　　二、甘宁在荆州的蹉跎岁月 　　甘宁在荆州前后待了十来年，但却一直默默无闻。据上节，甘宁是败逃入荆州的。东吴韦昭的《吴书》有意回避了这点，只说“（甘）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刘）表儒人，不习军事。时诸英豪各各起兵，（甘）宁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祸，欲东入吴。”司马光《资治通鉴》基本上照搬了这段话。甘宁率领他残存的精锐部曲（“僮客八百人”）往投刘表，韦昭说“（刘）表儒人，不习军事”，仅稍微暗示甘宁在刘表处的境遇；接着就极力称赞甘宁的政治眼光:“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欲东入吴”。其实多少是事后的溢美之词，因为根据裴注可考出甘宁在刘表处待的时间并不短，起码有四、五年（约兴平二年至建安四年，195—199）。陈寿《甘宁传》就客观、准确些:“（甘宁）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黄）祖又以凡人蓄之”，原来甘宁的“欲东入吴”，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见进用”。 　　甘宁在刘表处的五六年如何度过，韦昭的《吴书》没作交代。而陈寿《甘宁传》则有“因居南阳”这几个字，透露了一点信息。前面提到，“（甘）宁本南阳人”，那里应该有与甘氏有姻亲血缘关系的宗族，可这并不是他在南阳淹留数年的主要原因。下面需要分析下东汉末年南阳的状况，从中寻找答案。荆州拥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其中南阳郡位于最北面，是荆州的北大门。东汉末，“江东之虎”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又北上杀掉南阳太守张咨。刘表得以被任命为新的荆州刺史，而袁术则趁机“屯鲁阳（属南阳郡），尽有南阳之众”（《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后来刘表在地方豪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的支持下，“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刘表传》），但始终没能控制南阳郡。直到汉献帝初平四年（193），袁术北上与曹操战于封丘，大败，退居扬州九江郡，刘表才得以奄有南阳。但没过几年，到建安元年（196）凉州军事集团的张济、张绣又进占南阳。张济死，“（张）绣领其众，屯宛（南阳郡的治），与刘表合”（《三国志·魏书·张绣传》）。为了抵御背面的曹操，刘表默许张绣在南阳的统治。事实上，从建安元年（196）到建安四年（199）张绣听贾诩之计投降曹操前，曹操“比年攻之，不克”（《张绣传》）。张绣走了，建安六年（201），刘备又来了，“（刘表）益其兵，使屯新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一直到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曹军南下为止。也就是说刘表从继任荆州刺史一直到死去，对南阳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南阳前后被袁术、张绣、刘备三位军阀实际控制着。可以参照下江夏的黄祖。南阳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北拒曹操，而江夏的黄祖则是东抗孙吴（黄祖可以说是孙氏的死仇），黄祖实际上也是相对独立的军阀。刘表就是在和这些军阀的博弈中维护着自己在荆州的统治。 　　分析了上面这么多，我们就容易理解甘宁为什么在刘表处的几年是“居南阳”了。甘宁是拥有“僮客八百人” ，能“挟持弓弩”的“游侠”之士，他的出身、禀赋决定了他不能融入为襄阳集团（蒯氏兄弟是今襄樊南漳人，蔡瑁是襄阳人）所把持的荆州枢要部门。而对刘表、襄阳集团来说，甘宁这类人最好是放在荆州的门户之地如南阳郡为其抵御外敌。如前所交待，甘宁在刘表处的时间大约是兴平二年至建安四年（195—199），而这期间南阳郡的实际拥有者是凉州军事集团的张绣。显而易见，甘宁这支部曲很难被凉州军事集团所容纳，刘表也无从对其插手（即使他想管的话）。相反的，张绣部队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可能还要打压甘宁的队伍。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记载，但可以通过另一条史料来窥见。《甘宁传》注引《吴书》:“（黄）祖都督苏飞数荐宁，（黄）祖不用，令人化诱其客，客稍亡。”后来黄祖对甘宁也不任用，并且还令人“化诱”甘宁带来的僮客，削弱甘宁的军事力量，这显然是从维护自己在荆州势力的角度出发的。作为同样屯守边境的军阀，张绣对甘宁很可能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