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帆贼”甘宁



  一、甘宁的出身及其在益州的早年生涯
  陈寿《三国志·吴书·甘宁传》写到:“(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同传裴松之注引吴·韦昭《吴书》也说:“(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由上述两段史料可以看出,甘宁首先是“有气力”,能“挟持弓弩”,武艺高强;并且“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拥有一只精锐的私人部队;而且平日里做的是杀人越货、“藏舍亡命”的勾当。甘宁这类人不是个别的,《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说:“扬士多轻侠狡杰,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郑)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刘)晔曰:“(郑)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郑宝等人的行径与甘宁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所谓的“游侠”。
  “游侠”是两汉社会中一个颇为活跃的阶层。东汉末年的荀悦在《汉纪》中说:“立气势,作成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就记录了汉初“游侠”朱家、郭解、剧孟等人的事迹;到了社会动荡的东汉末年,“游侠”之士更是横行起来,益州巴郡临江(今重庆直辖市忠县)人甘宁即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陈寿《甘宁传》对甘宁的早年生涯语焉不详,幸好裴松之的注还留下一些线索。裴注引韦昭《吴书》说:“(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甘)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由此可知,甘宁祖籍是荆州南阳郡人,他的先人客居于益州的巴郡。甘宁曾担任地方上的计掾(掌计簿的官吏),后来补蜀郡的郡丞(郡太守的佐官),不久,“弃官归家”。又据《三国志·蜀书·刘焉传》:“(献帝)兴平元年(194),(刘焉)痈疽发背而卒。”裴注引王粲《英雄记》:“(刘)焉死,子(刘)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屯朐□。”我们注意到,前引《吴书》所记已“弃官归家”的甘宁,在这里又成为“璋将”。这之间有何事件,由于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但下面需要分析下《英雄记》的这段史料。当时,东汉政府还控制在凉州军事集团李傕等人手中。而据《刘焉传》,刘璋的继任为益州刺史,是由于地方实力派庞羲、赵韪等人的拥护并最终为东汉政府所承认(《英雄记》所谓“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可能是始有此举,但最终因益州实力派的反对而作罢)。作为回应,刘璋也同意“以(赵)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因为刘表并未完全依从东汉傀儡政府)按理,荆州方面也应该有所动作,但《英雄记》谓“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显得龃龉不通。刘阖既然是“荆州别驾”,则攻击刘璋无所谓“反”。《资治通鉴》摘用此节时即删去“荆州别驾刘阖”六字,显然也意识到这点。我认为这里应该有字脱漏,或当作“荆州别驾刘阖[诱]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刘阖是在作策反活动,唆使益州的某些反对派如甘宁等反叛,这样释读似乎能文从字顺。甘宁显然在益州并未受到重用,他的反叛也可以说是其不满情绪的一种反映。
  二、甘宁在荆州的蹉跎岁月
  甘宁在荆州前后待了十来年,但却一直默默无闻。据上节,甘宁是败逃入荆州的。东吴韦昭的《吴书》有意回避了这点,只说“(甘)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刘)表儒人,不习军事。时诸英豪各各起兵,(甘)宁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祸,欲东入吴。”司马光《资治通鉴》基本上照搬了这段话。甘宁率领他残存的精锐部曲(“僮客八百人”)往投刘表,韦昭说“(刘)表儒人,不习军事”,仅稍微暗示甘宁在刘表处的境遇;接着就极力称赞甘宁的政治眼光:“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欲东入吴”。其实多少是事后的溢美之词,因为根据裴注可考出甘宁在刘表处待的时间并不短,起码有四、五年(约兴平二年至建安四年,195—199)。陈寿《甘宁传》就客观、准确些:“(甘宁)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黄)祖又以凡人蓄之”,原来甘宁的“欲东入吴”,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见进用”。
  甘宁在刘表处的五六年如何度过,韦昭的《吴书》没作交代。而陈寿《甘宁传》则有“因居南阳”这几个字,透露了一点信息。前面提到,“(甘)宁本南阳人”,那里应该有与甘氏有姻亲血缘关系的宗族,可这并不是他在南阳淹留数年的主要原因。下面需要分析下东汉末年南阳的状况,从中寻找答案。荆州拥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其中南阳郡位于最北面,是荆州的北大门。东汉末,“江东之虎”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又北上杀掉南阳太守张咨。刘表得以被任命为新的荆州刺史,而袁术则趁机“屯鲁阳(属南阳郡),尽有南阳之众”(《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后来刘表在地方豪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的支持下,“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刘表传》),但始终没能控制南阳郡。直到汉献帝初平四年(193),袁术北上与曹操战于封丘,大败,退居扬州九江郡,刘表才得以奄有南阳。但没过几年,到建安元年(196)凉州军事集团的张济、张绣又进占南阳。张济死,“(张)绣领其众,屯宛(南阳郡的治),与刘表合”(《三国志·魏书·张绣传》)。为了抵御背面的曹操,刘表默许张绣在南阳的统治。事实上,从建安元年(196)到建安四年(199)张绣听贾诩之计投降曹操前,曹操“比年攻之,不克”(《张绣传》)。张绣走了,建安六年(201),刘备又来了,“(刘表)益其兵,使屯新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一直到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曹军南下为止。也就是说刘表从继任荆州刺史一直到死去,对南阳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南阳前后被袁术、张绣、刘备三位军阀实际控制着。可以参照下江夏的黄祖。南阳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北拒曹操,而江夏的黄祖则是东抗孙吴(黄祖可以说是孙氏的死仇),黄祖实际上也是相对独立的军阀。刘表就是在和这些军阀的博弈中维护着自己在荆州的统治。
  分析了上面这么多,我们就容易理解甘宁为什么在刘表处的几年是“居南阳”了。甘宁是拥有“僮客八百人” ,能“挟持弓弩”的“游侠”之士,他的出身、禀赋决定了他不能融入为襄阳集团(蒯氏兄弟是今襄樊南漳人,蔡瑁是襄阳人)所把持的荆州枢要部门。而对刘表、襄阳集团来说,甘宁这类人最好是放在荆州的门户之地如南阳郡为其抵御外敌。如前所交待,甘宁在刘表处的时间大约是兴平二年至建安四年(195—199),而这期间南阳郡的实际拥有者是凉州军事集团的张绣。显而易见,甘宁这支部曲很难被凉州军事集团所容纳,刘表也无从对其插手(即使他想管的话)。相反的,张绣部队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可能还要打压甘宁的队伍。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记载,但可以通过另一条史料来窥见。《甘宁传》注引《吴书》:“(黄)祖都督苏飞数荐宁,(黄)祖不用,令人化诱其客,客稍亡。”后来黄祖对甘宁也不任用,并且还令人“化诱”甘宁带来的僮客,削弱甘宁的军事力量,这显然是从维护自己在荆州势力的角度出发的。作为同样屯守边境的军阀,张绣对甘宁很可能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