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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的热望





中国青年

宋振庭

  当代青年的形象青年,是整个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在我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一辈人如此,几辈人在一起谈话也如此。青年问题在社会学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摧毁性打击,榨取剩余价值的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万恶后果,被各国人民所憎恨;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兴起了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新浪潮。到四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朝气蓬勃。五十年代的青年处在一心向往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的革命高潮之中。五十年代的青年是正统的、虔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有理想、守纪律,听党的话,严于律己。
  从五十年代末,特别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历史发生了奇异性的变化。苏联出了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上台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出现坎坷和挫折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国际资本主义抓住这个时机向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尽其仇恨和辱骂、丑化、攻击之能事;与此同时,苏联领导集团的霸权主义行为,更为这种攻击帮了大忙,一下子把整个世界带入迷惘的境界。中国本来被世界人民看作是自己的希望和前途所在,不幸的是我们继1958年失误之后,又发生了十年内乱的大失误。此时,正赶上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的一次大的技术革新,以电子计算机、现代自动传导信息控制及核子能为标志的新的经济起飞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的繁荣,新的福利主义。
  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时代的镜子。事实上,中年人、老年人这些社会的当家人办了事,办得好或不好,社会走正了或走偏了轨道,青年人最敏感,总是他们最先以最明朗的方式反映出来。
  从六十年代末到今天的当代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重新思考、重新选择、重新评价社会问题及人生道路的。在这种思考、摸索中,一些青年也确实产生了虚无主义、看透一切、怀疑一切的现象;也有一些青年饥不择食,吞进一些劣等的、甚至有毒的精神食品。于是就发生了人们所说的当代青年问题。但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一切青年自己能负主要责任吗?
  依我看,当代青年有前几代青年比不上的许多特点。他们思想比较解放,框框少。他们渴于求知,渴于探索。当然这里边就有吃毒菌的危险,但是由于经过了自己头脑去选择和比较,走完思考的历程,不是坏事是好事。我们时代的思想家、探索家、革新家是会从他们中产生的。他们的技术装备、满足知识胃口的条件(包括引进而接触到的外国的好的东西)远比前几代人要好得多,因此成长快,成熟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代胜过一代。
  当然,当代青年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他们缺乏政治和生活经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有些青年人在思考、选择中,甚至和不必怀疑的真理去较量。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他们也要怀疑一番。也有少数青年轻浮好动,随风飘荡,甚至不知落到什么污秽的港湾里去了。所以,对青年要很好地教育和引导。
  对青年问题要正确对待党和国家、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我国青年一直是寄予极大的厚望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今后几代青年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对当代青年的厚望,并不是一个纯理想和纯愿望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当代青年的现实出发,从中找出如何加以引导扶植的路子问题。事实上,象早一些的张志新、新近的张海迪,在这两人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当代青年的整个队伍的身影。青年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同的一点是青年的可塑性,教育者可以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通过巨大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把青年培育成四化的栋梁之材。这里面重要的问题是看我们认识不认识、理解不理解当代青年,对他们的整个估量是不是正确。
  应该承认,在青年问题上有两种偏颇现象,这应当引起人们、特别是领导和教育工作者注意。
  一种偏颇是摇头、叹气,对青年持悲观看法。这些同志,这些青年的父兄师长,从十年动乱的消极后果出发,看到了青年中确实存在的消极现象和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问题,应该说,他们并非无缘无故地着急和焦虑。但是,着急和焦虑并不一定要悲观。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第一,当代青年并非铁板一块、都是一个模子制成的,青年中间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先进和后进,英雄人物和犯罪分子都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方面就断定其时代和队伍的全体。第二,五十年代的青年很好,这是事实,我们要发扬那个时代的好传统;但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青年即使有动乱留下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一些收获,虽然这些收获说来痛苦得很,花的代价太大,但毕竟是新收获。比如说张志新一类的青年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远不如这些青年的,在探索真理勇气上,我比这些青年差好多。再比如说有些青年,在别人武斗、打派仗时,埋头苦干一种事业,至今已成令人瞩目的人才。所以不能说现在青年“一切不如过去了”。过去有过去的好,今天有今天的好,明天还有明天的好。第三,一时之间的社会风气、社会思潮,自有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社会条件,比如实行经济上开放、搞活政策后,一些人失足落水、走向反面,或者本来就是反面的,这一回暴露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只是青年中有,壮年、老年中也有,党员干部中不也是有一些人很不象样子吗?所以发生一些问题,不能只是责怪“小青年”。持悲观情绪的同志的最大错处,就在于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朱伯儒、李燕杰同志就不悲观,他们深入到青年中扶正祛邪,乐观地工作,越做越有信心。
  另一种偏颇是对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估量不足,看得太简单,说严重些是掉以轻心,任其自流,不管不问,或者是不敢管,不敢问,怕麻烦,只是讨好他们,迎合他们,不认真地进行规劝和引导。
  还有一些人利用青年轻信、好奇的心理,以售其奸,以有害的思潮影响青年,把“一切向钱看”“人格商品化”的腐朽东西兜售给青年,对这类二道贩子、奸商要警惕,要打击,当然这种人已不属于认识上的偏颇了。
  我的交心话人贵知己,知己必须交心。终日相聚,客客气气,但从不交心,并不算认识,更谈不上是知心朋友和同志。同志的“志”字底下有一个“心”字,人和人的距离是以心的距离来计算的。
  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单写一段交心的话,并没有什么私话,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一生的痛苦、蹉跎太多,我总觉得形之于文,也说不尽我心中的衷曲。比如,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许多亏,这些亏教训过我。老了的时候,如有可能,就告诉后来者,向他们说一句:“小心上当!”当然,这只是愚者千虑之一得。
  为了把话说得简捷了当,我把这些交心的话用短语形式写一写,说得不谦虚一点,也算自我杜撰之格言吧:一、自己看,自己想。书上的话,先生的话,要看、要听,但可悲的是自己无主见,不加分析判断,不管正确与否放开脑子叫人家来跑马。
  二、敢爱敢憎,爱憎分明,愈分明愈好。不要做模棱两可的人,虽然这种人活着更保险一些,还可能飞黄腾达、万事亨通。但这是中了西方人的滑头哲学、实用主义和中国人中庸之道的毒。宁死不当这种人。这种人好象优点很多,可是只有一条缺点就够了——这种人对社会没有好处。
  三、兴趣要广,精力要专。对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有兴趣,有可能就学一点。学多少,算多少,皮毛点也不可怕,只要有自知之明就行。但在学一样、干一样时,要专心致志,集中全力,不到一定程度决不罢手。广与精有矛盾,又可统一。
  四、对知识如干海绵,要残酷地向对象榨取。在学业上我坚信这样的经验——浅尝辄止,一事无成;锲而不舍,金石可断。
  五、对生活要热爱。人生的道路宽阔得很,人活着很有意思,何况又是“万物之灵”。生活里充满乐趣。当然,对于自己羡慕的东西要多想一想:值得羡慕吗?
  如真值得,那不只是羡慕,自己也要做。
  六、有雄心、有抱负,但不骄不躁。不要怕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认准方向就干下去。但不可任性,不可违反社会公德;那不是雄心,是私心。
  七、随时准备赴大义。灾难会有的,祖国和社会,同志和朋友,都可能遭遇灾难。比如敌人来了,或者坏人在干坏事,或者自然灾害,就要勇于赴义,甚至不惜一身性命。
  八、朋友要多。但一生中真正的知己也许不多,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很有道理。连祖国和人民、生你养你的土地都不爱的人,不必和他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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