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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高处界碑





甘肃画报

张林

  昆仑天路五把刀一座座界碑,默默地坚守在祖国的大西北。它们伴随着那种隐含着杀气的缄默,还有新藏公路上那令人心悸的“五把钢刀”。车祸、洪水、雪崩、泥石流、高原猝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昆仑天路上的“五把钢刀”。
  翻过一座座雪山达坂,在一块写着“空岔口”的路碑前,停着辆军车。我们过去问一位叫张军的排长:“前面的路险吗?”张军把右边只剩下半个的耳朵凑过来:“嘿嘿,瞧,半个耳朵就在这路上冻掉啦!”空喀山口的险峻果然名不虚传,140公里搓板路,我们走了14个小时。凌晨2时,我们乘坐的两台车在海拔5000米的八一达坂上双双陷入冰河。没有一点吃的,缺氧使我们死鱼似的大张着嘴喘气。利刃般的寒风嗖嗖地叫唤着扎痛了骨头,我们蚕蛹似的披着被子,趟着冰水,哆哆嗦嗦地步行求救。
  终于摸黑到了连队,累成一摊泥的我们直接钻进了留有战士体温的被窝。
  营长马景军忙着为我们张罗吃住,走急了几步,便哗哗地呕吐。他说:“山上遇险的事儿太多,哪一次都让人有说不出的苦辣酸甜。
  “天文点哨卡吃水要到30公里外去拉。他们附近倒是有一个冰湖,可水不能吃,吃了影响人的生育能力。1996年11月20日下午4点,排长王艳明带13个人去破冰取水,遇到了暴风雪。汽车直接被冻在冰层上,他们也迷失了方向。
  那雪大得10米外看不见人,14个官兵手拉手往回摸,从头天晚上走到第二天早上9点半,人全累瘫了。有人说,排长,临死前让弟兄们睡一会儿吧。王艳明早就睁不开眼了,但他知道,一旦睡着了,不出三五个小时,大伙全得冻成冰雕。他声嘶力竭地冲着风雪吼了一声:‘谁敢睡觉,我就处分他!’“全连都出动营救了,连长李文带上了全部46发信号弹。45发信号弹打完的时候,他们比失踪的人们还要绝望。10点钟,他们打出了最后一发信号弹,这发信号弹恰好是红色的。微弱的红光终于被王艳明捕捉到了,他们终于朝着信号弹升起的方向爬去……”不久前,地方司机李建群雪地遇险,把一截铁丝搭上了军用线路。6个通信兵冒死前去查线,看到那截铁丝,真想狠揍一顿破坏线路的人。这时,脸肿得比盘子还大的李建群“扑通”跪在雪地里:“你们枪毙了我也比我在这儿冻死饿死强!”窝了一肚子火的官兵心软了,把带的干粮全让这位饿急的人吃掉了。
  往回走的路上,通信兵的卡车也趴窝了。在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里,他们的手脚和脸都很快失去了知觉。为了不被冻死,他们开始烧汽油、烧轮胎、烧大厢板。李建群带着哭腔说,早知这样,还不如把我一个冻死算了。指导员王建辉说:“你这话就不对了,咱们谁也不能说死。咱们都还年轻,家里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光为了他们,也要咬紧牙坚持住。”
  半个月后,参与抢救李建群的战士李维义、邵维宁终因脚部严重冻伤,各截去了一个脚趾。
  现在,李建群每次上山,总要绕道二十多公里,给救命恩人们带上几把鲜菜、三五个苹果。
  缺氧的滋味海拔5000米的高度最缺什么?氧气。
  每张黑紫的脸都在张大嘴喘气,每个人的指甲、耳垂、嘴唇都呈现出奇怪的蓝紫色,每个新到来的士兵都要使劲呕吐。
  主动从内地部队要求上昆仑的军校大学生陆弘宇说,上山前我想:咱农民的儿子啥苦没吃过?山上能苦到哪儿去?一上到海拔5000米,不行了,人上不来气儿,所有的思维都会发生断裂,所有的雄心一时灰飞烟灭,这时脑子里只剩了一个问题:我能活下去吗?缺氧的痛苦难以用文字表述,这里的氧气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空喀连三班战士魏丕来突然浑身抽搐,瞳孔放大,几乎感觉不到呼吸了。排长杨国栋火急火燎地叫上车,抱着他就往山下送。路上,输氧管上的水瓶结冰了,杨国栋扒开棉袄,把胸膛贴上去暖冰。
  10天之后,魏丕来不顾医生开的“不宜再上山”的证明,扒着卡车回连队了。连队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了他。
  慢慢地,他们在5000米的海拔高度行走也如履平地了。在昆仑山上呆了12年的志愿兵孙合合,如花的青春岁月悄悄逝去,他却说:“现在世界上没有我吃不了的苦了。因为守山,我还两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我想好了,明年我复员时,一定要跪在连队门口,给昆仑山磕三个响头,感谢它把我变成了男子汉。”
  《红萝卜歌》让人掉泪随记者一起登上海拔5380米神仙湾哨卡的,是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一只“燕子”——维吾尔族女兵努尔毕燕。
  女兵是昆仑山上最受欢迎的人。哨卡为了款待“燕子”和记者尽了最大努力,两个大盘子里各盛了四个菜,一边全是鲜菜,一边全是罐头。我们能忍住不往外吐就不错了,眼前哪怕是山珍海味也咽不下去。努尔毕燕也一筹莫展。饭从头吃到尾,没有一个兵去碰一筷子罐头菜。他们吃腻了罐头,见了罐头如同见了“敌人”。
  “敌人”的气味让他们反胃,让他们痛恨和无奈,只好努力开发红萝卜和土豆的吃法,直到这两样东西也变成“敌人”。
  连长陈小林说,在山下能吃八个馒头的兵,到了山上可能连一个馒头也吃不下。现在连里有了光荣传统,每逢换防的新兵上山就搞吃饭比赛,一碗及格,两碗良好,三碗优秀。可惜能得优秀的不多,为吃饭挨批评的不少。后来,军区来了个代职干部,人家会总结提炼,给咱连总结出了一首《红萝卜歌》。
  战士们为我们唱起了这首歌:红萝卜丝,红萝卜片,味道香又甜,营养赛过鲜鸡蛋。战友们,为了生存,为了守山,请多吃点,请多吃点。
  曲调并不悠扬,歌词也很直白,却让听的人想掉泪。
  夏天还算好的,冬天山上的菜窖里可有戏看了:白菜冻到一块了,得用铁锤钢钎一块一块打下来,跟打石头一个样。土豆不是用刀切开,而是用斧头劈开……除夕的晚上,机务站开通了热线电话,让山下的家属、孩子们给守山的亲人拜年。教导员范三文7岁的女儿莉莉把电话打了上来,她开口就问:“爸爸,我的小白兔好吗?”一个月前,莉莉将自己最心爱的小白兔托人给山上的爸爸带去,说是看见了小白兔就等于看见了她和妈妈。哪知,小白兔一上到海拔5000米,浑身一阵抽搐,再也不动了。范三文不愿用善意的谎言宽慰女儿,他说:“海拔太高,兔子……牺牲了。”莉莉在电话的那一端哭了,很伤心。范三文告诉女儿,昆仑山的女儿要坚强,叔叔们现在没有一点菜了,还说说笑笑哩。
  站里的冬存菜本来够吃,可是西藏日土县的一个牧村出现了传染病,医疗队和病号都住在红山河,把菜吃完了。眼下一根菜毛也没有,年怎么过?指导员周士辉绞尽脑汁,忽然有了办法。他到屋后扒开雪层,从夏天扔掉的烂菜堆里挖掘出数十片白菜帮子,回到屋里用水一泡,化成了“菜泥”,拌上粉条,饺子馅就有了。家住西安城的战士范亚军说,一辈子生生死死也忘不了这顿饭。
  就在边吃饺子边想家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电视屏幕上打出了字幕:全军海拔最高的红山河机务站向全国人民拜年。
  这行字一闪即逝,没有多少人能记下,但对高原战士来说,这象征着祖国对他们生存意义的认可。分队长张朝军立即震响了所有房间的电话铃,狂喜的铃声沸腾了所有的人。他们在地上欢呼不过瘾,全蹦到桌子上跳起了“迪斯科”。
  热比古丽引力5042哨所与著名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冰峰遥遥相望,风靡一时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在这里拍成。塔吉克少女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故事变成了一个动人的传说,随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曲调四处传唱。
  5042哨所所属的连队干部多是大龄青年,内地有的女孩一听帕米尔这个地名,连面也不愿见,让人还说什么呢?当兵当到天边上不怕,这种直刺心灵的痛苦却让人心里发凉。
  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深情的湖泊,都是滚烫的烈酒。在等待“古兰丹姆”的过程中,他们在寂寞的压力之下更深刻地领悟人生,领悟爱情,领悟自身的价值。
  这时,山下卵石小屋里的柯尔柯孜族牧羊少女热比古丽走进了他们的视野。热比古丽蓝眼睛,白皮肤,特别爱笑。凡是有人上5042哨所,热比古丽都要在路旁烧热奶茶,拿出馕来款待。上山的人遇到暴风雪,姑娘会骑上快马赶到连队报告。逢年过节,她还会给官兵送几只羊,唱几首民族风味的山歌。巡逻从这儿经过的时候,战士们特别精神,马儿也跑得欢快。热比古丽使艰辛的边防生活有了一丝浪漫的亮色。
  走下海拔5000米的高原时,记者遥望那些依然高高在上的战士,眼眶一阵发潮:他们是为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的人去吃苦的,是为我们民族的每个成员去吃苦的。记者禁不住用嘶哑的喉咙为他们喊出一支热辣辣的歌:一条好汉是黑不溜秋的你,上昆仑,走阿里,靠黑不溜秋的你,鹰飞不过的地方你爬了上去,树长不活的地方你活在那里,吃不饱氧气咱张大嘴喘气,看不见人影就大声呼唤自己,高高在上的你啊,黑不溜秋的你,越黑,爹娘越想你,越黑,祖国越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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