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簡文帝蕭綱《金錞賦（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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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錞賦（並序）》
舍弟西中郎致金錞一枚，周禮雲，鼓人掌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金钅享和鼓，金鐲節鼓。注曰，錞，錞於也。圜如椎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淮南雲，兩軍相當，鼓錞相望。若古之禮器，飾軍和樂者矣。吾奇而賦之，其詞曰。
有錞於之麗器，實軍樂之兼珍。伊前古以為美，成名都之匠人。采赤鋈於蜀壘，求銅精於灌濱。若夫鼓以陽爐，營之陰炭。是鐫是刻，載輝載煥。笑烏獲之奮槌，逾嵇生之善鍛。實規形之可悅，以妙聲之遠聞。譬洪鍾之虎釰，學章鼎之龍文。至於иね先列，金石俱諧。八能效技，六變程才。觀雲龍之鬱鬱，望威鳳之徘徊。沛縣留三日之飲，平樂有十千之丕。揮秦箏之慷慨，代晉鼓之單哼。皆能協宮和徵，節往通來。宣奏有序，度曲可觀。鄙金鋪之非德，嗤商鞀之易殫。應南斗之鳴瑟，雜西漢之金丸。若夫伏波出討，貳師遠征。蒲昌對戰，孤竹臨兵。映似月之遙羽，飛如鳧之去旌。軍魚麗而齊上，陣龍膝而俱行。望烏雲之臨敵，聞條風之入營。壯士被犀，良馬絡鐵。野曠塵昏，星流電擊。日侵山而欲隱，霧陵空而不滅。望水色其如花，睹奔沙之似雪。鹹聽響而先登，普聞鳴而為節。當此時也。畫角恥吟，胡笳不思。刁鬥暫捐，金鉦虛置。何資和之不營，而吐聲之雄異？制六師之進旅，驚三軍之武志。嗟吾弟之博物，實愛奇之已深。識且鑒於鳴石，貺有逾於兼金。如陳器於柏寢，似出鼎於汾陰。豈寶之為貴，非瑚璉之可欽。昔武都之一扇，乃銘功以述心。矧元常之五熟，又刻篆以書音。況茲贈之為美，而古跡之可尋。聊染翰而操筆，終有愧於ギ琳。（《文苑英華》七十一）
蕭綱（簡文帝）簡註：
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監六年封晉安王，曆南兗州刺史、丹陽尹、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曆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為揚州刺史，三年五月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改元大寶，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廢，幽於永福省，遇弑。賊偽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侯景伏誅，追諡日簡文皇帝，廟號太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老子私記》十卷，《莊子講疏》二十卷，《談疏》六卷，《灶經》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附錄：
梁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作為政治家，都失敗了，作為文學家，開創了影響很大而頗有爭議的新風氣。不管怎麼說，他們的文學觀念，有著十分引人注目的特點。
蕭綱的文論，散見於各篇書信。總的特點，一是重視文學與個人生活體驗（而不是理念）的關係及抒情特徵，二是反對宗經復古，三是提倡雅俗結合。《答張纘謝示集書》說：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為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成風；秋雨且睛，簷梧初下；浮雲在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噴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開頭一節，強調文學的價值，與《文心雕龍·原道》篇的開頭大意相同，但並不轉向宗經。繼而對揚雄、曹植菲薄文學的意見表示不滿。最後一段鋪張之文，與《詩品》論詩的緣起與抒情功能，只是辭面小異，意思全同。“寓目寫心，因事而作”，正是強調詩是生活感情的表現。《與湘東王書》說：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閘緩。……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曆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
這封信理應視為南朝最重要的文論之一。作者明確提出，經典有經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學是兩囬事。文學作品去模仿非文學的儒家經典，既沒有必要，事實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論與《文心雕龍·宗經》之針鋒相對，是顯而易見的。作者還指出，文學創作，歷代各異，不相蹈襲，不能以某一種固定的標準來言是非。最後“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是以自謙之辭，表示肯定的意見。即古人無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則今人也不妨如此。這些話都說得很透徹，很有見地。其實，魏晉以來文學的主流，正是脫離經典的規範，不斷翻陳出新，只是沒有人公開提出這樣的理論觀點罷了。信的開頭，攻擊“京師文體”有浮疏闡緩之疾，後面又說謝靈運詩“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學謝的人“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都是反對過於典雅深密的文風。這同反對宗經復古也是一致的。蕭綱詩或學民歌的俗豔流蕩，或為新體詩的輕快圓轉，所以在理論上，也反對過分雅化，要求雅俗結合。《勸醫文》更明確說：“或雅或俗，皆須寓目。”關於這一點，《南齊書·文學傳論》說得最詳細，《概說》中已經提及了。作者蕭子顯與蕭綱的關係很密切，詩風也相近。
蕭繹的文學觀，主要反映在《金樓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學”分為“儒”與“文”二類，又把“今人之學”分為“儒”、“學”、“文”、“筆”四類。從儒與文區別來說，是要分開經學與廣義的文學；從文與筆的區別來說，是要分開實用文章與抒情詩文。這種細緻的區別，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經學與文學分開來，他當然也不主張文學去宗經了。至於文筆的區分，蕭繹能夠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從強烈的抒情特徵和聲音與辭采之美來確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對文學性質之認識的新水準，這在本編的《概說》中已經說明，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蕭綱、蕭繹的文論雖不像《文心雕龍》、《詩品》那樣具有系統性，但他們在一些涉及文學根本性質的問題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見解。如主張情感的解放（所謂“文章且須放蕩”），重視文學的特性和美質，反對經典的束縛，提倡新異的創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晉以來“文學自覺”的進展。但長期以來，他們的觀點不但沒有受到重視，反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同為梁代的蕭子野，在其《雕蟲論》中表達了與蕭綱、蕭繹完全不同的文學思想。“雕蟲”的題名，就是取於揚雄《法言》中以經學觀點菲薄辭賦的話：“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文章開宗明義：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
文章的大意，是以儒家的教化觀念為根本，認為自楚辭起，已是“思存枝葉”，對於這以後的文學，基本上都取否定態度。即使它對南朝文學的某些弊病，能提出切中的批評，但根本否認了不能為維護統治秩序發生直接作用的一切文學作品。這比劉勰的宗經，走得更遠了。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樣情況。西魏時，宇文泰曾命文士蘇綽仿《尚書》體作《大誥》，以革除南方文學的“浮華”之弊。又據《北史·文苑傳》：“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蕭子野與蘇綽的文學觀，關鍵實際不在於提倡樸素反對華麗（這屬於美學風格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否認文學有存在的價值（他們推崇《詩經》，並不是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也否認有實用文章與文學作品的區別。這對於文學發展當然是極其不利的意見，對於後代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初封琅蚜王，後封會稽王。桓溫於公元三七一年十一月廢司馬奕後，於同月己酉日立他為帝，改年號為“咸安”。
司馬昱繼位後，一切聽命於桓溫，形同傀儡。公园三七二年七月，司馬昱病危，宣佈立子昌明為太子，並在一天一夜之內，連發四道詔書，請以大司馬鎮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的桓溫入京輔政。桓溫不理睬，司馬昱只好寫下遺詔，授權桓溫可以依據周公輔助成王的故例攝政；如果太子不值得輔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稱帝。郎中王坦之接到這詔書，極力勸諫，並當著司馬昱的面將詔書撕成碎片。司馬昱*地說：“天下本是取來之物，卿何必如此著急呢？”王坦之反駁說：“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能私自授予他人!”司馬昱沉吟良久，無話可答，命令王坦之重新起草遺詔，改成：“家國大事都要一一稟告大司馬(桓溫)，太子要象劉禪對待諸葛亮一樣，敬重桓溫。”
第二天(己末日)，司馬昱死于建康宮中。司馬昱死後的廟號為太宗，諡號為簡文帝。
落落校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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