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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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魏晉以後產生的一種文體。又稱駢儷文。南北朝是駢體文的全盛時期。駢文是與散文相對而言的。其主要特點是以四六句式為主，講究對仗，因句式兩兩相對，猶如兩馬並駕齊驅，故稱駢體。在聲韻上，講究運用平仄，韻律和諧；修辭上注重藻飾和用典。駢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縛內容的表達，但運用得當，也能增強文章的藝術效果。南北朝駢文中也不乏內容深刻的作品。如鮑照的《蕪城賦》，通過對比廣陵昔盛今衰的興亡變化，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豪華奢侈，抒發了華屋丘山、人生無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諷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闕的假隱士；庾信的《哀江南賦》描寫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譴責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達了對故國的懷念之情。這些都不失為優秀的駢文。唐以後，駢文的形式日趨完善，出現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駢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稱駢文為四六文。直至清末，駢文仍在流行。
駢文知識
駢文曾經流行於中國文壇一千八百年，有過輝煌的業績，也遭到眾多的責難，可謂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然而五四以後似乎消聲匿跡了。很少有人寫作和研究，一般文學史避而不談，即使提到亦多諡為“形式主義”、“唯美文學”，幾乎毫無價值，人們漸漸把它淡忘了。但近一二十年來，駢文逐漸又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1〕。
雖然比不上古代散文和辭賦研究之盛，總算在學術論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了。正因為長期不受重視，研究者對駢文的認識自然難於一致，某些概念理解和使用不同，有些新的觀點尚待深入。為此，筆者不揣冒昧，擬就有關問題進行探討，希望能引起學界對駢文的關注。
一、駢文的名稱
究竟什麼叫駢文？張仁青《中國駢文發展史》羅列出二十五種，莫道才《駢文通論》歸納為十三項。我以為，其中使用比較普遍而且比較恰當的是駢體文和四六文。駢文是駢體文或駢儷文的簡稱，四六文可簡化為“四六”。
有不少人把“麗辭”、“麗語”、“偶語”、“俳語”當作駢文的代詞。準確地講，它們是指對仗、對偶，屬於句式和修辭方法，並非專指駢文。有人認為，《文心雕龍·麗辭》篇是討論駢文的。其實該篇主要從修辭角度立論，所舉對偶句例，有詩，有賦，有文，並不屬於文體論。有人稱駢文為“美文”、“貴族文學”、“廟堂文學”，那是對其性質的評估，而非科學的定義。
駢文在梁陳時叫做“今文”，唐宋時叫做“時文”，皆相對於古文而言，意思是時下流行的文體。有的古人稱之為“六朝文”，未免以偏蓋全，無視當時還有非駢體文存在。
如果下定義，可否說，駢文是以對偶句為主介乎散文與韻文之間的一種美文。這句話包括三點：一、以對偶句為主，這是駢文本質所在，舍此不成其為駢文；二、對音律的要求在散韻之間；三、講究辭藻華麗的美學效果。
從文體角度考察，駢文、散文都是就其語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並沒有當作具體的文章類別來使用，它們的名稱出現都比較晚。“散文”一詞最早使用於南宋，與之相對的是“四六文”〔2〕。
“駢文”一詞使用於清代，與之相對的是“散文”或“散體”。以“四六”作為駢文專集之名始于唐末李商隱的《樊南四六》，繼後，北宋歐陽修、夏竦等人亦將其所作駢文列為專集以四六名之。南宋始有專論駢文的著作如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
楊囦道《雲莊四六餘話》，與詩話詞話同列。然而，四六文並不完全等於駢文。六朝前期，駢文多用四言單句對。梁陳以後，多用四六言隔句對。唐代駢文以四六為正宗，宋駢愛用三句以上長聯，清人也有學魏晉之四言駢體者。所以，後來的“四六文”實際上是駢文的概稱。
明代以前，有駢文別集而無總集。明代出現不少四六選本〔3〕，多為公私應酬文字。以王志堅《四六法海》較有學術價值，該書起魏晉止南宋，名取四六法式彙編之意，但並不限於四六對偶之文。清代駢文總集有：李兆洛《駢體文鈔》（起李斯止隋陳，編者主駢散合一，故所選並不都是駢體）、許梿《六朝文絜》（專收南北朝短篇駢文）、王先謙《駢文類纂》（起屈原止清末，歷代皆選，是目前收文最系統的選本）。此外有：陳均《唐駢體文鈔》、彭元瑞《宋四六選》、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張鳴軻《國朝駢體正宗續編》等等。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駢文專著，如陳維崧《四六金針》、孫梅《四六叢話》、李漁《四六初徵》、陳雲程《四六清麗集》等。五四以後，學界通稱駢文。
有人認為，駢文最早的名稱是連珠。連珠是一種微型文體，始于漢，盛于魏晉，綿延于唐宋明清，有其獨立的發展歷史。它對駢文形成有所啟發，但並不等於駢文，也不是駢文的源頭。西晉傅玄《連珠敘》說：“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帝之世。……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徹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睹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連珠與駢文相似之處在於對仗和用典。不同之處是，連珠尚不成其為文章，每首僅幾句話，表述一個簡單的命題，只能算文章片斷。是當時文人為模擬奏章而作的練習，故每首皆以“臣聞”開頭。常常許多首連在一起，但意義互不連貫。若比之現代文體，頗接近散文詩。至於真正代表駢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長統《樂志論》，與連珠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
二、駢文的界定
清代駢文號稱中興。駢文家為了與古文家爭地盤，極力主張駢文自古有之，一些駢文選本把入選範圍搞得很寬，以壯大駢文聲勢。有的現代學者承襲清人，竟主張，“凡不涉（唐宋）八家藩籬者，皆不得不歸之駢文之列。……古文既不足以概散文，則駢文當包括漢魏賦家，以迄于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駢非駢之應用文字，亦皆在其中。”〔4
〕這種說法，從文體學看並不科學，必須加以厘清。
1、駢文和散文
如前所述，以對偶句（駢句）為主的文章叫做駢文。與之相對，以非對偶句（散句）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作為句式來講，駢散自來並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駢句，駢文中可以有少量駢句。散文駢文之分不在駢偶對仗之有無，而在其數量多少。說駢句自古有之是對的，說駢文古已存在則不妥，因為句子不等於文章。
某些清代學者（如阮元）從《尚書》《周易》《詩經》等先秦古籍中搜集一些對偶句子，就認為那即是駢文了。他們是混淆了文體與句式這兩個不同的範疇。現當代研究者有時也沒有區別清楚。于景祥《唐宋駢文史》把相當一批以散句為主的文章，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袁家渴記》，范仲俺《嶽陽樓記》、《嚴先生祠堂記》，李綱《議國是》，嶽飛《五嶽祠盟記》，皆當成駢文。這些作品，不但當代選家視為散文代表作，清代各種駢文選本亦未見收錄。于先生也許是看中裏面有少量對偶句子。倘若有對偶即為駢文，恐怕中國古代絕大多數文章皆可算作駢文了。
應該指出，駢文和散文的區別，不僅在於對偶句的多少，還在於文章風格的追求。明王志堅《四六法海》“總論”說：“古文如寫意山水，儷體如工畫樓臺。”現代學者錢基博指出：“主氣韻勿尚才氣，則安雅而不流於馳騁，與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則疏逸而無傷於板滯，與四六分疆。”（《駢文通義》）臺灣學者張仁青說：“散文主氣勢旺盛，則言無不達，辭無不舉。駢文主氣韻曼妙，則情致婉約，搖曳生姿。”這些見解相當精闢。張氏又說：“散文得之於陽剛之美，即今世所謂壯美者也；而駢文得之於陰柔之美，即今世所謂優美者也。”“散文家認為文章所以明道，故其態度是認真的，嚴肅的，蓋以文章為經世致用之工具也。……駢文家之見解則以文章本身之美即為文章之價值，故其態度是淡泊的，超然的，蓋以文章為抒寫性靈之工具也。
”〔5〕如此概括恐未必盡然。駢文中並不乏陽剛柔之美如駱賓王《討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陰柔之美如晚明小品。駢文亦可經世致用如陸贄，散文亦宜抒寫性靈如公安竟陵派。究竟如何從美學上探究駢文與散文的不同，是一個有待開拓的新課題。
2、駢文與辭賦
研究者大致有三種意見：一、駢文包括辭賦，二、不包括，三、包括駢賦而不包括其他賦體文學。
我認為，辭賦與駢文是並存的兩種文體，各自有其獨具的特色和產生、發展、變化的歷史。在古代文體分類中，賦從來自成一家。在當代賦學研究著作中，辭賦並不隸屬於駢文，駢文亦不被視為賦體。二者有交叉關係，那就是六朝駢賦。至於漢晉大賦和抒情小賦，唐之律賦，宋之文賦，都不宜算作駢文。
駢文與辭賦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從修辭看，駢文以對仗為主，辭賦以鋪陳為主；從句法看，駢文以對偶句為主，辭賦以排比句為主；從音律看，駢文有時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韻，辭賦除平仄外還要求句尾押韻；從題目看，絕大多數的賦以賦命題，駢文則沒有固定的文體標誌；從功用看，辭賦用於描寫與抒情，駢文除此二者還可議論並充當應用文。
鋪陳是指對事物或現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詳的描繪陳述。排比是指三個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連續使用，是實現鋪陳的手法之一。如果只有兩個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對仗或曰駢偶，而不能叫排比。排比是對仗的增加，對仗有時是排比的組成部分。辭賦以排比為主，也不乏對偶句；駢文以對偶句為主，也可用排比句。
姜書閣《駢文史論》認為“漢賦尚未成為駢體，只是駢之初始而已。”這是對的。但又主張律賦應歸駢文，似欠斟酌。于景祥《唐宋駢文史》把散體賦（即文賦）的代表作《秋聲賦》、《赤壁賦》等當作駢文，未免過寬。不但當代各家駢文選本沒有先例，古代駢文選本亦罕見。
駢文和賦的界限，古代駢文家在寫作中是意識到了的。如陸機《豪士賦》、庾信《哀江南賦》，前有序，為駢文，序之後才是賦的本體。只要讀過這類文章，就不難發現其間的區別。序不押韻而賦押韻，序句參差而賦句整齊。如果說序是駢文，賦也是駢文，無視二者的界限，無論解釋古代作品或是面對今天的讀者恐怕都講不清楚。
清代及臺灣有些駢文選本往往兼收駢賦，那屬於“從寬處理”。如同清代古文選本以散文為主也往往收少量駢文及散體賦一樣。這表明古今選家文體概念有時可以適當放寬而不拘泥，並不能證明駢文、散文和賦之間沒有確定的界限。古人若主張“從嚴處理”，駢文亦可不收賦，如王志堅《四六法海》、李兆洛《駢體文鈔》、陳均《唐駢體文鈔》等是。（南國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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