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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作于1997年7月，原载《河南文史资料》总第67辑，1998年版 1962年秋，我于上海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下半年，我参加“四清”工作队，来到河南省许昌市。我所在的分队主要活动在灵井砦。 灵井砦是个小村庄，位于许昌市西北约15千米处。砦外西侧有个池塘，原是一个名叫“灵井”的古水井。50年代“大跃进”时期，它被挖深拓宽成为贮水池塘。 1965年开春，“四清”工作队开展植树活动。一天清晨，我在灵井贮水池塘边上挖树坑时，突然感到锹下似碰到什么硬物，挖出一看，原来是一块乳白色的石英石，看看周围均为灰白色的粉砂质土，而这种砂土中似乎不应有这类岩石出现。当时看到这块石英碎片，脑子里突然联想起一件往事。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考察时，正是碰上几小块石英石碎片，引起了警觉，认为它们可能是古文化遗存，说不定能找到古人类，从而导致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现在从粉砂土中出现的这块石英石，是不是也会有点名堂呢？于是我就询问身边一位参加挖树坑的年轻社员：“这里怎么会有这种石头，多不多？”他告诉我，当地人称这种石头为“马牙石”，还说这种石头别处不多见，倒是在这种砂土中时有发现。我随即问道：“除了‘马牙石’外，这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发现，譬如有没有‘龙骨’？”此时我身边的另一位小青年说：“有‘龙骨’，不仅有‘龙骨’，还有‘龙齿’。”经他这么一讲，我顿时激动起来。 当晚，我就到说家中有“龙齿”的那位社员家里去查访。拿来“龙齿”一看，原来是马的下臼齿，石化程度相当深，上面还沾着黄色的细砂。当时我被分配的任务是抓青年工作，我就利用与青年社员频繁接触的机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几乎家家都存有一点“龙骨”和“龙齿”，社员们说是可以做“刀枪药”。 此后，我就悄悄开始收集这些“龙骨”和“龙齿”，结果发现化石种类还不少，甚至有大象臼齿的齿板。同时我还在池塘周围仔细搜查，不仅发现更多的石英石碎片，还找到不少黑色燧石质的碎石片，其中竟有人工加工的痕迹。特别是在社员的指引下，在池塘旁一社员家的菜园子里，发现一大堆当时挖水塘时残留下来的砂土。翻动这堆砂土，从中竟找到典型的、采用压削方法制作的细石器器物。此时我的心情甭说多兴奋了。在这堆砂土中找到了只有火柴梗大小的小石叶，还有动物化石遗骸碎片，甚至还找到鸵鸟蛋皮化石的小碎片。在进一步调查时获知，这种富含石器和动物残骸化石的砂土堆积物来自地表下10米深处。那堆砂土的表层为橘黄色的细砂，下面压着的为灰白色粉砂土，如果按挖出时堆积的顺序，橘黄色细砂应在深处，上面覆盖的应为灰白色粉砂。 由于当时我是“四清”队员，对这些发现未敢声张，只是独自悄悄地进行搜集和观察。“四清”工作结束后，我们科学院的同志留下来进行“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由于没有了“四清”运动的纪律约束，我就利用劳动之余去作进一步的考察和采集，几乎每天都有收获。到劳动锻炼结束返回北京时，我采集到的东西竟占到行李中的相当部分。 在劳动之余的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灵并砦地区的地表深处常有相当厚的钙质结核层，有的地方胶结成极状，当地社员称之为“砂礓棚”。在这层“砂礓棚”之上，从未发现过含有细石器和动物化石的砂土堆积物。此外，在砦外有些隆起的岗地，社员们在上面挖红薯窖时，常常从中挖出属于新石器时代和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如磨光石器、蚌壳制品、陶器和石化程度很浅的动物（如牛、羊、猪等）残骸及人骨。它们中间从未发现那种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动物残骸中也没有在当地现已灭绝的种类如鹿、象、披毛犀的化石，所以在距地表10米深处发现的与红薯窖中挖出的不是一套东西。 在我采集的文化遗存中，动物化石经鉴定有18种之多，其中不乏灭绝种，它们代表的时代不会晚于黄土期（更新世晚期）。石器有三类：砾石工具、石片石器和占相当大比例的细石器。后者多为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如锥状石核、小石叶和许多成型的器物（如拇指盖状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以往这类文化遗存仅发现于长城以北地区，解放以后在陕西大荔的沙丘上有所发现，打破了细石器文化只存在于长城以北的旧观念，如今在河南灵井也有了细石器器物的发现。灵井砦在黄河以南约100千米处，这些典型器物不仅跨越了黄河，甚至到达了淮河流域附近，因为灵井砦的附近即有淮河支流——颖水流过。因此在地域上，细石器文化遗存已进入中原地区，这在细石器文化发现史上不能不说是个突破。鉴于此，1966年我以简讯形式将这重要发现披露于世；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指导下，对这批发现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成果刊登在1974年5月号《考古》上。 灵井细石器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因为它在文化属性和时代上惹人注目：它拥有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又与更新世晚期动物群共生。灵井文化遗存中缺乏磨光石器和陶片，将它置于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都不合适，只有置于两者的过渡期（即“中石器时代”）才行，而且可能属于该时代的早期阶段。有些人曾怀疑，它是从地表下深10米处挖出的东西，层位已不清，年代难以确定，而且是“混杂的”东西，怎么可以定性、定年代呢？ 虽说它们来自地表下10米，但不争的事实是：有些典型的细石器器物与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是牢牢胶结在一起的，任何看过这些标本的人都不会怀疑它们共生的真实性，而且当地后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从未发现过这类细石器器物。灵井细石器时代的古老性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有关“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已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也有了更多的证据出现，大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研究这一考古学上的疑点。 1973年，我在云南元谋盆地元谋猿人化石产地附近，找到了细石器典型器物，其性质与灵井的别无二致；以后在80年代，江苏和山东的史前考古学家们在沂河、沐河流域找到了与灵井细石器相似的文化遗存。我曾考察了其中部分器物，发现两者极其相似。由此可见，灵井细石器文化的出现并非孤例。在有关灵井材料正式发表之后，日本、美国等国的考古界就作过介绍；最近英国考古学界有人专门撰文介绍灵井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可见其价值与重要意义已为世界考古学界所重视。 对于本人来说，灵井文化的发现也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虽然我主要从事的是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的研究，但在河南灵井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存之后，涉及到“中石器时代”文化，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成为我研究的另一重点。继灵井的发现后，我于1973年发现了元谋大那乌细石器文化遗存，1982年以来又在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遗址致力于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问题的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发掘和深入研究，多方面学科的通力合作，对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颇多争议，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存有怀疑、甚至否定的观点，总以为“中石器时代”定义不明。其实，这些同志仅着眼于文化器物，以为只要有一明确的指示物出现就能判断某种文化的存在与否。例如，认为旧石器文化是以打制石器为主，新石器文化以磨光石器和陶器出现为主，简单化到了仿佛在遗址中找到了陶片就属于新石器文化，不存在陶片就属旧石器文化。其实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新、旧石器文化是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反映，原始文化发展的根基是由采集和狩猎为主的掠夺性经济向原始农耕和原始驯养活动为主的生产性经济的过渡，决不是一两样器物作为指示物就可概括一切的。拿陶器的出现而言，在我国南方已有数处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六七千年前的陶片，你能凭此将这些遗址置于新石器时代吗？显然是不合适的。 经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已证实了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拥有距今37000至7000年间连续不间断的成层堆积物，在中间含有五个文化带，每个文化带都具有特殊的文化遗存，显示了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清晰轨迹。在距今18000至12000年之间，为新石器时代所具备的四个要素——磨光石器、陶器、原始农耕和原始驯养——在这一时间跨度中逐渐产生。白莲洞文化系列的框架，即对旧石器文化经中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识别与建立，为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确凿的证据。1994年，在柳州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一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获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承认和高度赞扬。 灵井细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由之而导致的有关我国中石器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考古学的进展，已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识到。 自然，对灵井细石器文化所代表的中石器文化性质的研究尚须深入进行。首先是要对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纵然这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必须进行。其次，应根据发掘所获的器物与伴生物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以验证前期工作所获得结论的正确性。广西柳州白莲洞文化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中国南方地区中石器文化的存在问题，而在我国北方和中原地区，此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我相信，对灵井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深入的比较研究，将会为彻底揭示中国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探索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具体细节，提供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 ------------------ 小草扫校||应天故事汇独家推出||http://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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