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诗就是生活
作者：向卫国
我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先写好了，才想题目。现在写关于王小妮的这篇文章，我首先就敲下了这个题目。“诗就是我的生活方式”，这句话我听到许多人讲过，但我从来不信。这是一句普通的话，但对一个诗人而言，却是悬深奥的一句话，不可以随便说的。最近我在读王小妮的时候，这句话自然而然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了。在我所知道的当代诗人中，只有王小妮给了我这样的印象。用这样一句平凡的语言来谈王小妮，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但只能这样，因为谈的是王小妮。
我没有见过王小妮；所谓的“读”王小妮，其实也只是读了她的一本书《世界何以辽阔》(2001年，百花版)。但我和王小妮在精神上是有着某种无法官明的内在联系的。1985—1989年四年间我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住的正是王小妮当年住过的同一栋楼。虽然那时，王小妮、徐敬亚已经高校好几年了，但对中文系的学生而官，他们仍然是吉林大学的空气的一部分，就好比海子、骆一禾之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受着他们以及80年代整体时代气氛的影响，在校期间我也是诗歌的一分子，不算十分狂热，但也的确为之费神不少，熬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可惜，后来的吉大中文系再没有出过王小妮、徐敬亚这样的人，有才华的人自然不少，或许是生不逢时吧。
诗坛上的人都知道，好多年来，王小妮都偏居深圳一隅，似乎从来没有在任何媒体上露过面。1989年，我离开吉林大学之后，一直时断时续地关注着诗歌，但从来没听到关于王小妮的消息，只有一次，忘了是从一张什么报纸上知道，王小妮在湖南出了几本散文集，我一度以为王小妮已经像舒婷一样离开了诗歌了。直到2002年，我从广州诗人黄礼孩编的《诗歌与人——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上看到王小妮的长诗《会见一个没有了眼睛的歌手》才大吃一惊；接着又不知从哪里看到《我看见大风雪》这首长诗，即刻被彻底地震住了 (关于这两首诗，2002年我在《边缘的呐喊》一书中已较详尽地谈过我的看法，此不赘述)。作为一个吉大人，我同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原来中国的当代诗歌不只有北大、北师大，吉大仍然是存在的，只要王小妮还在，吉大诗歌就在。
王小妮生活着，写着诗歌(也写着散文)。对她而言，诗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歌。诗歌，像生活一样随意，生活，像诗歌一样自由。所以她不用宣言／宣传，她没有流派／圈子，她不怕被遗忘，也不怕落后于潮流。二十余年来，诗坛上演了无数次“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喜剧，挥舞着无数涂满宣言、色彩缤纷的旗帜，但一切都与王小妮无关。她只有诗歌。她活着，她写字。她写的字，不管分行不分行，都是诗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人喜欢说自己是“写字的”，其实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以退为进的策略。只有王小妮说这两个宇时，最自然，最恰当，因为她就是写字的，写字对她而言已经变得像吃饭，像呼吸一样自然，从不刻意为之。有谁是先想好了道理然后才开始呼吸的呢?
但是，生命就是变化。生老病死是变化，写字也是变化，是更为深刻的生命变化的轨迹。王小妮拒绝了外在的一切“喧哗”，却并不能拒绝(抑或是主动地追求着)内在生命的“骚动”。早在1986年，她最亲密的人，应该也是最了解她的人徐敬亚就写到了王小妮诗歌变化的内在轨迹：“在中国现代诗十年间的跨度中，王小妮一直保持着第一流诗人的气度与个性。……自1983年起，生存的残酷渗透，使她的诗增加了人的善恶意识。1985年后，她的诗由质感的人文，进入了冷漠的荒诞。1986年中起，呈现了神秘的平静。她以递进的姿态跨越了两个时期。在语言的操作上，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艺术滋味。我知道，诗，是她生存中与外界少得可怜的接触点之一，是她这个人的支撑与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为自己一个人写诗的人已经很少。”
由于阅读有限，徐敬亚所说的王小妮诗中的“善恶意识”以及1985年的“冷漠的荒诞”，我没有感受到，但1986年以后的“神秘的平静”却保持至今。我手头上惟一的一本王小妮的书《世界何以辽阔》是一本诗文合集，全部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另外较为集中的一部分就是黄礼孩转过来的王小妮2003年的39首诗。从所有这些资料看，用徐敬亚的“平静”二字来概括这些诗，是十分准确的。不过，我没有从中体会到“神秘”。
王小妮自己是这样描述“写字”是怎么一回事的：“有人问我是怎样写散文的。这种事情很显然是说不清。我只能告诉他我个人的标准：桌上一个碟子，碟子中一叠白毛巾，把这些东西交给作家，作家该有自信去把握这种无意义，把丝毫见不到内涵的一碟一毛巾随手写出来。”然后她说：“不经意，是事物的本来存在。把本来自然而然的东西，按所谓好文章的模式煞费苦心地写出来，只能去做一个工匠。”(《随手》)
我的体会，碟子仍然是碟子，毛巾仍然是毛巾，并不因为诗而有任何的混淆。如果说“神秘”的话，仅仅是指那一点“说不清”的“不经意”之处。但这不是“诗”的神秘性，而是“写”的神秘性。说穿了，也就是古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点技巧、那点语感。
王小妮能够这么平静地谈“写字”的问题，她写出来的字当然也是平静的。首先，她的生活是平静的。比如，她的散文无数次写到菜市场，写她像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样买菜、做饭，看着徐敬亚和儿子吃下去，于是很满足。她写和徐敬亚一起买回来几斤土豆，吃了一半，种了一半在院子的空地里，等待着它们长出新的土豆。她说，“菜市场是一块自由之地”，“我怎么可能想象，今天我能有这样的自由。”
买土豆，跟“自由”有什么关系?有的，只有王小妮这样自然的诗人才知道。一般的人，受着一种被哲学家称为“历史理性”的巨大的东西的支配，以为自由是多么神圣、崇高，远不可及的东西。只有诗人知道那种试图控制一切人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人和人注定产生分离，人间走满了岔道。神是最渴望进入每一个人内心的。他努力了几千年都没有进入，退缩回他的高位。”所以王小妮很自觉，“我只是悠闲地提着两斤土豆的平凡人，我不再关心别人，不想做什么警世惊人的作家。”(《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
但诗人不可能真的“不关心别人”，只是不再像“神”那样去关心而是像人那样关心罢了，不再动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地关心罢了。比如诗人的“目击疼痛”一组诗文，就记述了她在自己的一生中目睹的生命之痛，它们从60年代到70年代至90年代不绝，有的是诗人自己的生命经历，有的是别人的遭遇，但一样在诗人的笔下让读者感同身受。
实际上，再也没有比目睹一个所爱的生命平静地呼吸更让人感动的了：
在台风登陆之前
徐敬亚这家伙睡着了。
现在徐变得比一匹布还安静
比一个少年还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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