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中间代：诗歌命名与社会潮流共谋的诗歌现实
作者：余 娜
一、“命名”现象
文学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逐渐与政治意识形态决裂，趋向自由发展；商品意识、市场思维渗透到人们生活、思想各个方面，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也相应地调整变化着；对外开放使外来思想迅速涌进人们的文化视野，丰富文学思想，启发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中的“命名”也呈现出新异的特色，不同于根据文学自身特点而进行的命名。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提法仍然与作品内容直接相关，“朦胧诗”因了一篇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得名，还属于文学内部事件，而紧随其后的年轻诗人们高喊“PA55北岛”的口号，提出标新立异的理论主张，则直白表达出他们以文学之外的方式自我命名，从而进入现行文学秩序的目的。这股潮流发展到极致的标志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现代诗群大展”，之后徐敬亚等人整理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和万夏、潇潇主编的《后朦胧诗全集》正式出版，宣布了此次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的终结。这次诗歌运动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引起了广泛关注，整体被冠以 “新生代”、“第三代”或“后朦胧诗”等名称，达到了进入文学秩序的目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发展孕育着新萌芽，求新、求变的社会文化心理占据主导。大量的策略性简易命名对各种文学新现象都冠以“新”字，或辅以“后”字。“命名”陷入追逐新潮流的焦躁中，充斥着凸显自身推销作品的功利欲望。众多纯文学刊物受到了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冲击，调整转型，主动应对市场化趋势，采取新型策略，包装自己，吸引读者。由《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的“新状态小说”等，引发了文学刊物竞相给作家作品打上“新”或“主义”的名号以抢占文学市场的潮流。时至今日，作家性别、外貌、出生年代、乖张行为等等皆成为当下各式各样的文学名号，“美女作家”、“60年代生”、“70年代生”类似的叫法频频出现在媒体之上。
在这股世纪之交的文学“命名”热潮中，对一批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人群体的命名，引人关注。这批诗人诗写历史较长，他们将整体命名的行为纳入了自认为的诗歌发展环节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开始对过去的创作行为进行某种总结性的命名：聂作平和龚静染编选的《第四代诗选》、黑大春主编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1995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诗选刊》推出过“6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特别大展”、臧棣编《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徐江称他和伊沙、侯马等为“八五年一代”、伊沙曾使用了“第三代后”这个称谓，后来更名为“新世代”……。概括生于六十年代又比“第三代”更晚近的这一代诗人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当属“中间代”诗群的“命名”。
2001年由安琪、黄礼孩在编选《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时直接促成了“中间代”的“命名”，被用于概括当下“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的诗人，发起人是这样指认“中间代”称谓的：“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景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的天下大同”n：。“中间代”这一诗人群体名称的提出，鲜明地体现了这些诗人们推销自我的主动意识。发起人安琪直言不讳：“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2]
此次“命名”不同于以往，“朦胧诗”崛起得益于诗评家们的热烈讨论、“第三代”的登台亮相有效地借助了报纸媒体的推广，而“中间代”的提出则完全由诗人自己一手操办。这批诗人们的“命名”焦虑，充分表露出诗人们受到的当下社会中的包装推销意识的影响。
在现时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间代”诗人遭遇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又目睹传媒宣传包装的效应，商品意识逐渐加强，接受了推销引起的轰动效应。他们承认“新的世纪就应该有新的心态。诗人们亦然”[3]，直接道出“我们的诗坛太需要炒作了!”[4]，认为“任何一代的诗歌也不会长期甘于无声无息，就自动等来良好的生存空间”[4]。“在这样一个浮躁而冷漠的时代，要读者自发的来读到你的天才之作是概率很微小的，要评论家自觉地发现你这样一个天才也是概率很微小的”[5]，于是“中间代”诗人意识到“不炒作只能悄然出局、销声匿迹的份，难免被遗忘的命运，而顺应时势、成功的炒作，无不引起反响和注意，无不被诗坛接受和记忆”。[6]对于“中间代”诗群的‘命名’，诗人们考虑得很实际：“对于媒体和接受者来说，‘命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它强调的是实用目的，为的是制造‘话语’和操作方便。”[6]
“中间代”诗人精神深处的成长记忆和在当下诗坛面临着的特殊境况都加重了这批诗人的命名焦虑。
“中间代”诗群的“命名”包含着这批诗人的历史焦虑，潜藏着总结历史的意图。“中间代”诗人的童年是在火红的激情年代度过，乌托邦理想主义已经在他们的思想深处留下一抹色彩；八十年代人文主义复苏，亢奋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处于接受能力旺盛阶段的“中间代”诗人不知不觉中埋下了担当的使命感和参与历史的冲动的种子。因此，乌托邦激情与历史使命的冲动经过多年的压抑在外界刺激下爆发，表现在诗人对群体“命名”的迫切与憧憬，试图“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呈现历史现实，希望“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7]。上世纪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诗歌论争，公开了诗坛壁垒重重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