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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随笔三题
作者：刘 春
主持人语
从一个诗人的文字中，你可以看到不绝如缕的性情与诗情。刘春文中的隐忍和含蓄，在于他从对世界的丰富性以及对自身渺小的体认出发，将悲悯意识投射到诗人或激荡或庸常的生活之中， 在激烈中不失深刻。小引笔触轻灵、纤柔，化才气于无形。老鱼采取了难得的举重若轻的前卫写作，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写意和畅快。
——黄玲君E-mail:ahszh@126．com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 (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杀妻、自缢， 《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重视，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正在四川乐山市造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辞世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的是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其次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把多年以来一直关爱着他的谢烨用斧头砍死!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 自然，结果不会相同。
每次想起顾城的死，我都会想起他的那首《墓床》，这是我读到的顾城最令人动容的作品，值得细细琢磨，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社会角度。我认为它冥冥中折射出了顾城的生活以及他内心所面临的困境，甚至暗示了诗人的最终结局。全诗只有八句：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介绍过这首作品，2003年1月，我在一篇关于张枣的诗歌印象的文章中，再一次提起了《墓床》：“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总能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最典型的代表是／＼行短诗《墓床》……”把最不舒适的诗意用最舒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代诗坛，除了顾城，还有几人能够做到?
当我翻开一部文学作品集时，我习惯给那些优秀或不优秀、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品进行这样的分类：哪些是有文学的意义的，哪些是有文学史的意义的，哪些两者兼具，哪些两者皆无。用这一套方法，不同的读者可以较为便捷地挑选出各自感兴趣的篇章，从而将那些对自己毫无价值的作品排除在外。 《墓床》无疑首先是以其文学价值而存在的，但因为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心路历程，它足以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即它兼具了文学和文学史的价值。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知道，更多的顾城诗歌爱好者的目光不会在这首诗上过多停留，他们喜欢《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简短、响亮，所蕴涵的“道理”得来全不费功夫；或者喜欢《简历》，清新、直接，从中可以窥视诗人的性情。不能说那些文字不漂亮，也不能说没有价值，它和其他很多作品一样，对读者了解顾城的诗风不无帮助，可是在“命运”本身面前，风格只能退居其次，所以我对顾城那些“风格清新、想象奇崛”的作品的评价不像某些论者所评价的那么高，我不大喜欢它们，如同我不大喜欢北岛的《回答》。后者社会学上的意义更为突出而文学性稀薄，或者说，它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的意义，它“震撼人心”依靠的是历史的外因帮助而不是艺术本身的魅力。历史是“人造”的，而艺术永恒。
想起顾城杀妻事件，便很自然地联想到黑龙江的诗人阿橹，这个据说也曾经是天才诗人的杀人犯。我对阿橹的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发表在1993年冬天的某一期《诗歌报》上的随笔，内容是喜欢清净的生活，安于贫穷，只有如此灵魂才会干净，才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之类。这篇大约2000宇的短文于次年被评为《诗歌报》的两篇年度随笔奖之一，另一个获奖者好像是甘肃诗人林染。对阿橹的诗歌，我的印象并不深刻，90年代初期，我太年轻，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说“先锋诗”了，而阿橹却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某权威刊物评选的“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但他的诗才无疑是优秀的当他东窗事发之后，太多诗人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杀了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不过三四年时间，我看到了贫穷对一个诗人人格的伤害，也看到了一个灵魂走向疯狂时的狰狞。
顾城和阿橹的行为以及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昭示了诗人乌托邦的破灭。的确，十余年来，优秀的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出国，或者早逝。除了顾城和阿橹，因故离世的还有海子、戈麦、方向、昌耀、徐迟、宇龙、杨春光……死因各不相同，却各有各的方式和理由。而无论崇高还是卑贱，这些身影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 留下来的是干净的诗篇。或许，相对于永恒的艺术，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之神是一盏明灯，需要人们忘我地寻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追寻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罗式的隐居者，也有艾略特式的银行家。套用顾城的诗歌来说，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他们进行创作之时，创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不应当被“特殊对待”。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做坏事一样，诗人干了坏事，结果只能由他自己负责。然而文学界内外，都有一种“不把诗人当人看”的观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对诗人的指责，而且这些出自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无形中被别有用心地“推广”海子想用朗诵的方式与酒吧老板换酒喝，人们就认定所有写诗的人都是疯子，食指脑子出现障碍，人们就便认为所有诗人应当住进福利院；顾城杀害了妻子，所有的诗人便成了六亲不认的潜在杀人犯。1997年的某一天，阿橹从一个诗人变成“死人”之后，我看到了下面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文字：“当阿橹在骗取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老乡信任，然后又残忍地杀掉，仅仅是为了谋财害命，由一个追求理想的诗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时候，我们更深的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