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空林子访谈：你是照我林中独行的火
作者：林 童
空林子有一份难得的清浅。也许是她长期写作古典诗词的缘故吧，她的清浅来得自然而毫不做作。这个清浅，放在当下看，几乎可以算是稀有的了。大约也只有心地同样清浅的人，才会有如此清浅的诗。
——曹五木
caowumu@vip.163.com.cn
林童：我们都有20年以上的诗歌写作的经历了，从1980年代的诗歌狂潮，到1990年代的冷寂退守，再到21世纪初的网络时代，一路走了下来。现在我们很容易听到一种论调：这是一个诗意缺乏的时代！好像1980年代很有诗意似的，这种对比显然是不真实的。你是如何看诗歌之于时代，或时代对于诗歌的关系？
空林子：诗歌应该生长在哪样的环境里是没有固定因素加以制约的，诗歌的思想在于不断地结集与浓缩。我们总是容易厚古薄今，这是通病。我是这样看的，诗歌与时代就像硬币的两面，诗歌表达着它的时代，而时代也在寻找与之相对应的诗歌。时代在不断变化，而诗歌却需要沉淀。1980年代的朦胧诗，已经成为了中国新诗非常重要的一环。即使是后来的所谓诗歌狂潮，虽然我没有卷入，但那时的大多数呼风唤雨的诗人还在写，他们最有感受。我相信他们未必就认为那时比现在就更有诗意。说这种话的人，本身就是缺乏诗意的表现！
林童：说得太好了！是否是一个诗意的时代，关键在于诗人的创造。这是不是可以说，这个时代诗人的创造力还远远不够？
空林子：我的回答是“NO”。“诗意的时代”包括多方面的因素，当然那个时代诗人的创造力也不容置疑。问题是……在这个时代诗人的创造力和那个时代诗人的创造力等同的情况下，这个时代更需要什么？可能更需要商人的金钱在闪闪发光，或者说更需要“芙蓉姐姐”和“超女”的点击率？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做秀的时代。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是一个诗意缺乏的时代，是由于诗人的创造力不够，但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时代的创造力认识不够，即对于这个时代的诗歌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应该更符合实际情况。
林童：举例来说，比如，从生活方面来理解，杜甫的生活肯定远不如李白那么潇洒，谁又能说李白生活在一个诗意的时代而杜甫不是？
空林子：诗意不能用生活状态来衡量，诗意存在于人的心中，而生活有太多的主观因素，诗意与生俱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诗意。尽管李白与杜甫的生活不一样，但他们都很诗意，而且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林童：还有，我觉得“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的论调也很值得怀疑，因为，从中国诗歌的旅程来看，每个时代都有相对应的诗歌方式，也可以说是标记。比如诗经，比如楚辞，比如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正如你所写的：“水在流，云在动”。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你同时也写古体诗，相信你会有自己的观点。
空林子：“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的论调没什么值得怀疑，那是相对而言，但必须加上“之一”。而中国是一个具有诗歌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古典诗词已经塑造了中国人最基本最传统的审美倾向。现代诗人中读者面比较大的，比如徐志摩、舒婷、席慕容等，作品无一不是有鲜明的传统特色的，因而能与读者审美心理相契合。可是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走向已经与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艰涩古怪，以及媚俗做秀，这种鸿沟让现代诗在社会上失落了尊严，处境尴尬。但是我相信我国的诗歌是有极强生命力的，绝对不会因为几个为了作秀的人而从此落入低俗消失。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文化修养在提高，语言素质也在提高。现实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而凝聚正是诗的长处，凝聚就是一种高效率，我认为今后的诗将会逐步形成一种时尚。今后的现代诗歌一定会走出尴尬的境地并走向繁荣。
林童：其实，这正是每一个时代诗歌的风格。对于个体的诗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不止一次听人说到你的诗歌时，说是诗如其名。也就是说你的诗歌是有自己的风格的，但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你的意见呢？
空林子：不食人间烟火那可能是我的生活比较封闭，多年来一直以家庭为中心，如我的自我介绍中所说“儿女成群，疏于文事”，诗人刘伟雄也说“空林子的爱情诗一路走来，孤芳众赏”。导致的结果是，我的诗歌题材面比较窄，从来不介入各种流派，也从不追求各种风潮，一直以“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生死为主题，我行我素，这是我的风格，也是我的弱点。
林童：我阅读之后，觉得你的诗中有一种自责情绪与自辩情绪，主要是围绕着爱来展开。你的诗，大都与爱相关。我总觉得，你往往在这种自我营造的氛围中走不出来，就是“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你的这种情绪与佛教有何关联？
空林子：你说指我有一组诗取名《般若》吧？以前我是逢庙必入，原因是很喜欢佛门楹联。佛强调“自觉”，要求人们不应我执蔽心。圆瑛大师说“法身千嶂月 闻性一声钟”；我的恩师文怀沙先生题法门寺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法非法非非法舍非非法，门无门无无门入无无门。”可是，法如何舍？门怎么入？我曾经被困于自责和自辩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我只是希望借助悟性，从人生种种障碍矛盾中挣脱出来，与永恒的真如佛性相融通，与宁静的宇宙秩序相冥合……
林童：不过你还没有达到真如，仍然行进在“天人合一”的路上。“写我哀伤四起的天空”，这是我的总体印象。你的诗非常凝重，但也不乏豪放，只是你深重的时候较多。我觉得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平常接触给了我这种印象，请问，你是如何处理生活与诗歌的关系的？
空林子：写诗不是一种职业，诗人也不是一种职称。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从小受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文人，母亲希望我们琴棋书画样样俱会。在人人以劳动为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日子里，我父亲强迫我们兄弟姐妹背唐诗宋词（当然这都是背着人的）,而且除国语之外还得用方言再背一次，小时候弄不明白我父亲为什么这么多余，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方言是一种古老的语种，而且与唐音非常接近，至今还保留着6个声调（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这样为我后来写旧体诗时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入声字问题以及平水韵和新韵的区别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我的骨子里又有很叛逆的东西，比如我标新立异、我追求时尚，所以我写新诗。19岁写旧体有这样的句子：“临轩不必苦回首，空幻流云欲悟禅。”而写新诗虽然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基于思维习惯吧，还是免不了在“寻寻觅觅”中加入许多“闲愁最苦”的呻吟。至于诗歌和生活的关系，我觉得很好处理，生活重要时（比如生孩子、赚钱）全精力投入生活，我从来不因为诗歌放弃美好的生活；而这一阶段诗歌比较重要，我就会全身心投入诗歌，我也从不因为生活窘迫而放弃诗歌；对我来说生活和诗歌的关系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可分轻重，但缺一不可。
林童：你说，“我希望你在前面那个路口等我”。路口，也就是要面临着选择，看来你自己是没有方向感的人。对于诗歌写作起过决定性影响的诗人有吗？不妨谈一谈你对他们的看法。
空林子：我否认你的说法，我的方向感一直很强。内心情感的彷徨不代表诗歌写作的彷徨。我最早接触的肯定是新月派和湖畔派的一些诗人，徐志摩和冯致等，后来惠特曼和聂鲁达对我的影响最大，惠特曼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那是我希望得到又最缺乏的东西；而聂鲁达最早、最著名和最畅销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与他后期的《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让我的新诗成了现在的定局，虽然聂鲁达集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于一身，但说聂鲁达是个伟大的爱情诗人一点也不过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