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刘春随笔三题
作者：刘 春
刘春是真挚的。面对梅里雪山，如同面对文字本身，征服不是目的，顶多是涉险而过。大约每一位诗人心底都有一座雪山，有他的因为雪山的超拔高峻而衍生出的痴语。邢昊也是这样，尽管他的表述零乱了些。有时候，我们从诗人的随笔中更多地了解到诗人的内心。
——黄玲君
ahszh@126.com
梅里朝圣
5月下旬，我离开了桂林，去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参加“百名文化记者香格里拉采风”活动。
说起迪庆，可能外省人所知不多，但说起香格里拉，人们就会神往不已。不错，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迪庆州。香格里拉是一个虚拟的地名，出自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70多年前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意为“美丽吉祥的地方”。小说出版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引起轰动。而关于香格里拉的所在，却一直没有定论。多年以来，四川、云南和西藏都力图证明香格里拉位于本省，最终，云南人获得成功，使得迪庆州成为国家承认的香格里拉所在地。1995年，迪庆州府所在地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归属之争尘埃落定。
与一般人不同，我去迪庆却不是为了欣赏香格里拉的美景，而是想去朝拜滇藏交界处的梅里雪山。
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仅仅是雪已具有太大的诱惑，何况是雪山，更何况是从未被人类征服过的梅里雪山！
下午两点，我们从香格里拉县城出发。汽车在环山公路上慢慢行驶，海拔逐渐升高。三个小时后，道路开始险要起来。偶尔可以看见山体滑坡的痕迹，几块巨石浅浅地倚在六七十度的斜坡上，似乎一阵风就可以将它们吹下来，而另一边则深不见底。翻过两座大雪山之后，车队终于到达目的地——梅里雪山对面的一个饭店。
似乎经过预约，第二天清晨，所有人都早早起床，集中在雪山对面布满白塔和经幡的坡地上，等待日照金山的胜景。然而，神山像一个羞涩的少女，蒙着白云织的面纱。微风吹过，面纱掀开小小的一角，卡瓦格博露出了部分眉脸，相机的快门声登时响成一片。有人抱怨看不到卡瓦格博的全景，而我已心满意足。神山就像一个智者，你既已经沐浴了他的智慧的光辉，又何必非得看清他的模样？
人群中生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在大声讨论着什么。原来，某位游客曾经读过一篇题为《梅里往事》的散文，散文叙述的故事凄美动人：一个喜欢冒险的男孩曾经征服过很多高山，然而当他攀爬梅里雪山时，却因发生雪崩不幸遇难；女朋友为了怀念他，便在雪山对面开了一家“梅里往事”酒吧，每个清晨和黄昏，女孩都怀抱吉他，为逝去的男友轻轻吟唱……
女孩在拨动琴弦的同时也拨动了那位游客的心弦，他从此记住了故事中的“梅里往事”酒吧。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梅里往事”酒吧就在眼前，于是他激动地走了进去，想拜访那个多情而忧伤的女孩。然而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服务员很平静地说：老板和老板娘在楼上睡觉没起床呢！
那位游客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也许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出门之后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周围的朋友。闻者无不大笑，说世界上哪有什么纯粹的爱情啊，都是作家编出来的。
我在他们身旁，像一个多余的人。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他们完全相反——我不仅坚信世上存在纯粹的爱情，还存在爱情更崇高更神圣的感情。而这，也是我来朝拜梅里雪山的最大原因。
我想说的是马骅，一个志愿者。三年前，他死于梅里雪山之下。
1996年就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马骅原本可以过闲适舒坦的生活，然而，他内心有更高尚的追求。2003年初，31岁的马骅离开北京，只身到梅里雪山下只有26个学生的明永村小学支教。与普通的志愿者不同，马骅不领分文工资，仅以稿费为生。平时，他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常常到邻居家里要开水冲方便面吃，一吃就是一周。为了让家人放心，他还需要不时给家里汇钱。平时，马骅除了给学生上课，还为贫穷而落后的村子解决了许多难题，深受学生与村民的爱戴。2004年6月20日，马骅进城买粉笔，在回程中，汽车翻进了澜沧江，车上三人（司机、马骅与一老尼姑）失踪。消息传来，孩子们哭干了眼泪，藏民们四处寻找，在江边上插满了经幡，但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后来人们还知道，马骅从1995年他还在读大学时，就悄悄地开始了助学行动，时常给希望工程捐款。人们从他的遗物里面发现了受助者的信件、汇款单收据，以及希望工程的荣誉证书。其中河北一个叫坤歌的小朋友1995年3月15日这样写道：“马骅大哥哥，你好！你的来信和钱我已经收到，你这样帮助我，我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继续读下去，绝不辜负你对我的希望，你说我弟弟妹妹读书的费用和家里，也由你想办法解决。我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因为我妈今年二月就带着弟弟妹妹改嫁了……”
如果人们知道马骅的故事，他们还会在梅里雪山下为世界上有没有神圣的感情、为散文能否虚构而争论不休吗？
那个上午，我在神山前照了一张像：头顶是云雾缭绕的卡瓦格博高峰，身后的山沟是马骅生前任教的明永小学，左边不远处是马骅遇难的地方，右边是神话般的“梅里往事”。
去梅里朝圣，优美的风景、神圣的爱情、圣洁的灵魂挤满了我的胸腔，我怀抱三种情感，满载而归。
谁比谁更“垃圾”
十余年来，我收到过很多作家自费出版的作品集，内容主要集中在诗歌和理论著作方面,以及少量的先锋小说。这些作品集有的是与出版社“合作”出版，有的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申请了内部准印号，还有一些和时下常见的“民间刊物”一样，省略了所有手续。圈内人习惯于将后两种出版物称作“自印书”。自然，严格地说，没有申请到准印号的那一种“自印书”不被允许的，但也许是出于对文学创作的支持和对作家的尊敬，只要作品内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很多地方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这种印数有限、“仅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相当宽容。
除了在出版手续上的区别，自印的作品集与公开出版的图书还有制作质量上的差别。众所周知，对于公开出版物的印刷质量，国家有一定的衡量标准，而“自印书”则可以马虎一些。在我收到的自印图书中，制作粗糙者多而精美者极少，印数一般是数册到数十册，与正规出版物动千上万册的印数有天渊之别。据说十多年前，四川诗人翟永明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果她有机会正式出版诗集，就只印两册，一册留给自己，另一册“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从翟永明后来所出版的诗集的印数看来，她也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可以把“自印书”的流行看作是当今纯文学作品出版状况的缩影。除了那些“著名作家”和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缴纳出版经费者，经济状况较差的普通作家要出版一部作品集简直难如登天。那么，在既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朋友系统地阅读，却没有足够的钱财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情况下，到新闻出版局办个准印号，甚至直接找一家小厂悄悄印刷未尝不是一个解方决法。
2001年冬天，《诗歌月刊》举办的金华诗会上，浙江诗人沈娟蕾给我送了一本她的诗集《冬天的品质》。全书68个页码，极其简陋，先是电脑打字，然后复印并用白线手工装订。按照书末“版权页”的介绍，这本诗集“首印”7册，“第二次印刷”12册，共19册。这是我最钟爱的个人诗集之一，一连几年，都摆放在书架的最醒目处。从它极少的印数，我们可以看得出作者是如何的自珍与自爱——因为少，所以不可能漫天散发而只赠送给值得赠送的人。我想，每一个获赠此书的诗人都不会轻视这一份信任。
花费那么多口舌对“自印书”津津乐道并不表明我对正规出版持排斥态度。如果作品有出版社主动愿意出版，自然是最大的好事；如果作品具有一定的质量，作者的经济状况尚能承担出版费用，那么，找出版社“合作出版”也未尝不可。然而，有的人总觉得合作出书是丢面子的事情，他们宁愿悄悄地找一家印刷厂印个几十本送朋友，也不愿意找出版社，尽管他们不缺钱。这些作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的确，有不少人对自费出书者怀有偏见，他们认为自费出书是名利心作祟，需要自费出版的书是垃圾。其实，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纯文学作品的日益边缘化，自费出书已越来越为人们所习惯。解放前，许多著名作家的著作就是自费出版的。在西方国家，作者自付出版印刷经费更是屡见不鲜。所以，不排除某些人为了达到某种庸俗目的而掏钱出书，但也应该看到，还有一些人自费出书并没有那么直接的目的，他们出书仅仅是为了圆作家梦，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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