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诗人潇潇访谈：水银、酒杯与火焰的音乐
作者：佚名
潇潇：你在开玩笑了，哪有。可能我只是在坚持一种生活方式，努力在内心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品质，虽然这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
黄以明，贾谬：你1993年主编的《前朦胧诗全集》、《后朦胧诗全集》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是很广泛的。我想问一下，《前朦胧诗全集》所选诗人是怎样界定的?
潇潇：是1950年代未196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诗人们。就是北岛、舒婷、顾城他们之前的一代人，更准确地说是被历史暂时遮蔽的一代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过去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主旋律的一些诗人，如郭小川啊、艾青、贺敬之啊，这些诗人。后来朦胧诗兴起时，几乎全民皆知的，沸沸扬扬的，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也很困惑，怎么感觉这些“朦胧诗”的源头并不是从艾青、贺敬之他们那里流变而来的，无论从审美趣味上、语言方式上、精神气质上都不一样，难道“朦胧诗”真是横空出世的?我坚信，在朦胧诗之前，一定有一段被遮蔽的精彩历史。后来看到一本书《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提到文革时期在北京有一些地下文学沙龙。1993年我主编完《后朦胧诗全集》到北京，与朋友聊天时才知道，原来这些当年活跃在地下文学沙龙的诗人们，大部分依然还在生活中苦苦地坚持着。后来通过牟敦白，一个“前朦胧诗”诗人，就认识了这个圈子里的一些老前辈，看到了他们当年写的诗歌手迹，这些诗当时从旧箱子里拿出来时纸张已经变黄，皱巴巴的。后来我与“太阳纵队”的代表诗人张郎郎、张寥寥、牟敦白、鲁双芹、张新华、王东北在当时南池子张朗朗的家聚会了。我被他们在生活中流露出的纯真的诗意与浪漫情怀所感动，他们谈论诗歌时充满了神圣感，充满了虔诚。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聚会上，他们说今天的两代诗人们一定要走一走朱自清当年走过的小道，感受一下老人家笔下的荷塘月色。在他们眼里，我当时虽然还是一个小姑娘，但知道我正在雄心勃勃打算编纂“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前滕胧诗全集》、《朦胧诗全集》、《后朦胧诗全集》、《中国先锋诗歌批评全集》，知道我对诗歌的热爱与执著，自然而然就把我算下一代诗人了。虽然，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代“朦胧诗”诗人，记得是张新华从家里抱来吉他，一边弹，大家就一边唱俄罗斯民歌，后来在朱自清写过的荷塘月色中，大家又纷纷开始朗诵诗歌，特别是他们对唐诗宋词的博闻强记以及古典文化的修养，让我暗自佩服。在1993年的夏天，我几乎见到了“前朦胧诗”时代的所有在北京的诗人。他们还有依群、食指、黄翔等。再后来，我见到了郭世英的妹妹，在郭沫若的纪念馆，是她与周国平商量，把郭沫若当年为纪念儿子郭世英之死而抄写在家书上的郭世英的诗歌整理了给我。我的心沉甸甸的，从我收集到的大量诗稿中，我兴奋地发现，这正是我寻找的产生“朦胧诗”最初的土壤与气候。
黄以明，贾谬：刚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三代诗人是否开创了一种汉语现代诗的写作传统。因为在第三代诗人之前，他们这种写法是不存在的。你谈到了“前朦胧”的一些老诗人，他们在精神上的承担，对高贵的追求。我认为这是诗歌产生以来就有的一个传统。我现在开始怀疑，第三代诗人的写作是否终断了这种传统?
潇潇：如果从悲观一点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很可能是一个实验阶段。1993年我主编《后朦胧诗全集》时。他们的作品我都一首首读过。但是，编成之后，面对这套精美的全集，我开始怀疑，别说几百年，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之后，这一大套全集中会留下一首诗歌经典吗?我表示怀疑。也许，我的眼光有限，我太悲观。2006年11月，“第三代诗歌20周年纪念会”在黄山归园举行。以徐敬亚为首的第三代诗人发表了“归园共识——第三代诗人立场及倡言”，大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诗歌是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标尺”，而优秀诗人除了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还必须具有一个世代的使命感。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更像是一种先锋性质的超前诗歌实验。第三代诗人的诗歌，包括“朦胧诗”，“前朦胧诗”，他们给以后的写作者，70后、80甚至90后，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参考或者说经验，至于是不是传统，还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黄以明、贾谬：读你的诗都能察觉很强的女性意识，但不是女权主义的那种与男权的对抗，而是女性与男性的一种对话。
潇潇：我觉得女权的对抗，可能还是落入了男权的一个圈套。我的意识更倾向于一种心灵的倾诉，我觉得这样比对抗更有力量。
黄以明，贾谬：你的诗歌是音乐状态的。诗歌语言在我看来有两种解读的办法，一种是绘画的，一种是音乐的。倾向于绘画，更能从形象上把握。而更本真的，是音乐，它离生命更近。我很崇拜美国舞蹈家邓肯，她对生命的表现，我觉得这一点你们很像。这样的女人存在时，我觉得男人是应该谦虚的。
潇潇：我非常喜欢她。她是有典型意义的，许多年前，我就是她的“粉丝”了。我觉得她是在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失败之后，回到创造舞蹈表现心灵的事业上，回到一种内心力量上来，可以说，她是一个英雄表现胜过任何一种肉欲表现的奋斗者。她的舞蹈是一种心灵的表达，所以有震撼力。
黄以明，贾谬：你诗歌中的音乐状态，让我感觉你不是从历史、文化中表现女性意识，而是从宇宙状态的两种基本元素阴、阳。我想知道养育你这种品质的生活体验或者说经历。
潇潇：我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吃肉要肉票，买米要粮票，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地方上的同学家里穷得要命，往往一个月还吃不到一次肉。但我的家庭情况相对优越一些，虽然与今天相比，也算穷得丁当响，不过在部队，生活上是保障供给的，每天可以吃到肉，有时还有水果糖和饼干……这种情况下，生活上有一种优越感，家里教育简单，常常要求我们要做好人好事，这是那个时代教育的口头禅。于是我从小心里就觉得应该帮助别人，同情弱者，有天使情节。我小时候就喜欢幻想，也许是喜欢童话，不知不觉中又滋生了公主情结。这很要命，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也养育了我某种精神品质，让我在苦难的根部一点一点触摸到诗歌的光芒。
黄以明、贾谬：谈一下阅读对你的影响。
潇潇：最早，喜欢过舒婷、北岛、傅天琳等“朦胧诗”诗人的诗，当接触到美国“自白派”诗歌后，很快就迷恋上了普拉斯、塞克斯顿的诗歌，但是1989年之后，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对俄罗斯诗歌的阅读。有一批诗人我非常喜欢，比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次维塔耶娃、曼捷尔斯塔姆。我感觉找到了一种同呼吸的，在精神上可以为我输血的，相同血缘的诗歌。
黄以明，贾谬：当时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阅读应该很早的，你是从哪里得到他的诗歌的?
潇潇：当时是复印的。有一本他的小说《日瓦格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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