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第三面：游戏中，请勿打扰
作者：夏春花
也一直拒绝别人称我为诗人，因为我只是写了一点点分行的文字，那些文字究竟能不能算诗歌，我不敢肯定。
五木说写写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诗歌经历，那么我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是1980年出生的，这是个尴尬的年代。各种话语把这个年份及以后出生的人称之为80后，然后给80后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我并不喜欢这种贴标签的游戏，且不说那些标签没有多少可信度，况且这个游戏本身也一点儿不好玩。
我出生在安徽庐江的一个水乡，那里河流缠绕，鱼米香肥，乡邻温暖。
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但他只读到初中一年级便辍学了。父亲每次提到他的辍学，都无限感伤。他说，1969年，安徽那一场大水啊淹没了所有的村庄，也淹没了他通往学堂的路，因为我的祖母，年仅48岁，从未与我晤面的祖母在那一场大水中病逝，作为家中最年长的男丁，他不得不选择去皖南谋生计。这些经历使他更加热爱书籍，也成为后来教育我和弟弟要好好读书的经典资源。所以，在我对少年时光有限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弟弟和我四人晚饭后常围坐于桌子的四方，各忙各的：父亲备课、看书；母亲织毛衣做千层底儿的布鞋；我和弟弟温着课。这场景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成长为一个明媚和忧伤都一样明亮的女子。那年我19岁，结束了我的高中学习生活要赴安庆读书，那是1999年。
1999年，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远行”：去安庆开始我的大学生活。
起初并不快乐。因为我的高考没能像平时的各类测试一样顺利，在拥挤的高考队伍中，我被挤到了一个安庆的地方，那里惟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并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更要命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是我最痛恨的专业。我想过要换专业，比如中文，比如历史，但是没用，个人在僵硬的体制面前永远是个失败者。
我痛哭过，也放任自流过，一度陷入自我的悲伤与无望中，直到我遇到诗歌。准确地说，是遇到了几个热爱诗歌的人。是的，是那些单纯的热爱诗歌的人让我慢慢喜欢上了安庆，并让我快乐起来。那些让我快乐起来的名字曾一次次在我的叙述中出现：徐勤林、周斌、鲍栋、汪靖、牛慧祥、余怒、沈天鸿、宋烈毅……
从来没有一个群体像他们那样纯粹，只因为诗歌聚在了一起，聚在了一起只聊诗歌和诗人。
第一次关于诗歌的活动，是在1999年10月的菱湖边。白鲸诗社的成员们三五成群拿着彼此的诗稿或读或议，或评或品。和我坐在一起讨论的是周斌，那时他读大四，对于诗歌已经有其独特的理解与书写方式，不知诗为何物的我其实并不具备和他讨论的可能，但是他和我“讨论”了：他低头看诗稿(他的?我的?还是其它?已经忘记。)，我遥望湖面，摄像机记录了这个场景，一直珍藏在我的影集里。有一次母亲翻我影集看到那一幕，很紧张地问：他是谁?我禁不住笑出声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接受诗歌“教育”。我还记得当时徐勤林指着公园里的一座桥问我那是什么，我说桥，他说：“错!那是坟墓!也是其他任何一个词语。”他说得干脆利落，没有停顿，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如炬，头发竖起，仿佛一头狼，让人奇怪，甚至有些害怕。很多年以后，他那个形象还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曾在拙作《吃法之一》里写：“电风扇呼啦啦转：表达／夏天过分的热情。”拒绝表达／要呈现——“他说话，／头发竖着。他已经不在／这里，电风扇和从前一样：”
这里的他就是徐勤林，也就是把我“逼”上诗歌写作的那个人。我将要读大二、他将读大四，也就是2000年暑假的时候，他说他不管白鲸了，要我和阿牛去管。他用了“管”这个字，我想他是累了，还是因为和他有话语的鲍栋、周斌毕业离开了。我不知道，也问不出原因所在。就这样，还没写过一首成形的诗歌的我成了白鲸的第十一任主编；啊牛，话语不多、性格有些内向、似乎经常陷入深思的啊牛成了白鲸的社长，并很快进入了白鲸“招兵买马”的繁忙状态中，我们仿佛养家糊口的小生意人，在新学期开始的那一个月里，每晚必到学校的英语角“练摊”，每来一个人，我们就抓住他／她说白鲸这样好那样好，曾经是高校文学社团擂主啊，曾经出过很多写得很好的诗人啊，如此等等极尽游说之所能。在我们的辛苦游说之下，那一年社员达一百五六十人，勤林说是历史上社员最多的一次。第一次开会，选择了理科楼的阶梯教室，黑压压的一片，挤满了人。我们笑了。但勤林泼冷水了，他说，你们没有几个可以写下去的。后来的事实证实他的话是无比正确的，写诗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又只剩下啊牛和我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了，连勤林自己也不写了。
真的要写诗了，我对自己说，因为当主编了吧。白鲸曾经有邵勇、漠子、冰凌、周斌、鲍栋那么多优秀的诗歌写作者，我尽量跟上去吧。这就是我最初写作诗歌的动因，说出来很多人不相信。
最初写的诗如《晚年》和《日子》像青涩的花儿，还不知道怎样让自己开放，却着急地先撑起了自己。现在想来，这就是当时的我的状态吧。主编沈天鸿是一个写了多年诗歌与诗评等文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颇有盛名的作家，似乎比我父亲小一些，但像父亲一样鼓励着我要坚持写下去。他说，你只要写下去，你会写得很好的。时至今日，我依然感激他，却辜负了他当年的期望，我并没能如他所想的那样写得很好。实际上在平淡且愈加繁忙的日子里，我连不像样的东西也很难写成，每每想起便惭愧不已。近日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他去年刚出了一本新书，想打个电话祝贺一下，却不知从何说起，再想着自己如此不堪的现状，终是没能拾起电话，只能在心底默默地祝福他。
就这样不了了之。
认识余怒，是在1999年冬天鲍栋、周斌、勤林组织的诗歌沙龙上，当晚还有宋烈毅、沙马、沈天鸿、金肽频等十几个人。当时就想，安庆怎么有那么多写诗的人啊。当时年少，根本不知道写诗是怎么回事，只觉着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啊也不知道那些诗人里有很多都是当今写得很好名声在外的诗人。那晚，我们这群人聊着聊着就到下半夜了，还出去吃宵夜了，我没去。那时我还是个乖巧的小姑娘，习惯了午夜之前要回到宿舍的生活，单纯而美好；还没敢一个人去上通宵网吧更没学会在校门和啊牛比赛抽烟。啊牛一直讷于言而敏于行，当晚带着《秋树上的风筝》给大伙儿看，余怒等人都夸他，他就这样写得越来越带劲儿了。最近听说他出家了，原先很心疼他，直到读到他的近作，方心安很多，并相信他是个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随波逐流、真真正正的人。而我只带了一只胃，在人群的角落里喝水吃瓜子，并未深入词语的“意义”与“意境”的毁灭与建构中。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和啊牛去余怒家，和一群诗人在一起聊聊诗歌。我从不带自己的诗稿，我害怕自己的东西在我面前被肢解被粉碎。我总是那个安静的聆听者，默默地坐在他们身后的角落里，偶尔看看怒兄的儿子调皮地跑进跑出，偶尔也开开小差发发呆。有时也偏过头来听他们聊诗歌、吐烟圈。怒兄的烟圈吐得很出色：圆且不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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