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生长在后现代主义氛围里的浪漫主义
作者：杨四平
谢克强的这一组诗歌，就是在“快”中就“慢”的诗歌表现。当大家几乎都在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方法写诗的时候，都喜欢暗示和象征的时候，都喜欢零散化、细节化和叙事化的时候，谢克强没有随大流，而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主张与诗歌写作的方向，执着而奋力地前行，写出了像《香溪之恋》组诗这样的浪漫主义诗歌。它们持续地出现，无疑给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天空增添了亮色和暖意。这些诗篇使人在日常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沉静下来，怀想、回味那些稍纵即逝的一切，那些与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息息相关的一切，那些让人遭遇过一次就永生不能忘怀的一切，那些让人拥有了它们就顿然觉得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的一切。它们取材多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具体到这组诗歌来说，谢克强写的是他一个人的情感经历，他一个人的爱情事件。谢克强是一个情满胸怀的诗人，因而也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诗人。路遇一个少女，他能写诗；面对一幅照片，他能写诗；心中默念着一个芳名，他能写诗；一次重逢，他能写诗；一个长途电话，他能写诗；一次雨中分别，他能写诗；一次失眠，他能写诗；一双鞋垫，他能写诗；等等。它们似乎是一些老掉牙的“城南旧事”，似乎不足挂齿，似乎“老土”，比如，一次艳遇，一段旧情，一片相思等；但是，它们都是与我们一起成长并与我们的成长相伴的人生片段，都是我们人性的具体展现，都是我们活着的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浪漫”具有超越国家、民族和时代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它们就是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就像一本本尘封的旧日记。当然，我也不是说它们就没有一点时代印记和时代精神。恰恰相反，谢克强这组诗歌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很强烈。只不过谢克强在表现它们的时候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诗人那样直接而强烈地呈现出来，而是从内里温和地透露出来。就像《香溪》的首节所示：“是的和许多人一样/我被浮躁的城市惯得很坏/因而有些泛情也有些任性/不知为何当我面对你时/却不敢轻举妄动”。诗人崇尚的是素洁和清纯，而非浮躁，更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轻举妄动！谢克强偶尔也直接处理“后现代”色彩的题材，只不过他是“浪漫”地处理的，比如，《信息》首节：“手指轻轻一摁/纵然你在天涯海角/我也能穿越时间与空间/即刻抵达你”，就把我们用手机发短信这一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事件通过爱情的滋润而赋有生气和朝气。从这个意义上看，谢克强的诗歌“外旧内新”，他用一些外表似乎很陈旧的题材表达出一个现代诗人内心的爱情诉求。我好久没有阅读这样温情脉脉而又弱带感伤的情诗了。相对于“下半身写作”的“诗歌从肉体开始，诗歌到肉体为止”的直露近乎只有肉欲可言的“新道德”而言，谢克强的这些诗歌就只有人们曾经一度忘记的“旧道德”；进而言之，如果说那种写作“道德”，那么谢克强的这种写作就“不道德”。不言而喻，我宁愿选择这样的“旧道德”和“不道德”！因为，谢克强的这些诗歌具有伦理承担精神，比如他的《村庄》。
我曾经在我的诗歌专著《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里这样说过：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争论得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欲望化写作。欲望狂欢往往是现代汉语诗歌欲望化写作的主要表现。“狂欢”原本是对达官贵人的嘲讽与否定的民间仪式，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精神。可是，当前诗歌领域里的狂欢话语，表现的却是对弱势人生的“恶意幽默”。这种价值错位，是与人道精神向背的。更有甚者，有的欲望写作已经冲破了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比如，已经为人诟病的以宣泄快感为旨归的“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本来与“身体政治”有关。因为，被革命、政治和阶级叙事捆绑的身体确实需要解放，身体理论学的确需要重新建立。但是，“下半身写作”是以呼唤人性为借口而极端地大行只要“身”而不要“心”之事。“下半身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传播学的策略。它所谓的“下半身”并非就是作为后现代社会惟一的权力颠覆者的身体，因为它未必相信“肉体中存在着反抗权力的事物”。其实，“下半身写作”的审美诉求依赖的是享乐、轻松。这就必然导致崇高感含量的降低。而崇高感的缺失意味着人们对美将不会再怀有敬意；而没有了敬意的美将何以为继？没有了美的人生又将是何等灰暗与平庸！审美诉求一定要以伦理认知为约束，不然的话，就会走向审美的反面。现在，有人已经提出了告诫，别把流氓耍成流派！这种提醒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新世纪当然会有新体验，当然需要新的主体建构与诗歌书写。但是，新近出现的系列“恶搞”事件又使得诗歌有可能进一步滑向低俗化。现今诗坛的不少写作的通病就在于它们不能够常态地对待现实，而是扭曲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要么故意夸大现实矛盾，凸显悲剧氛围，从而使自己崇高起来、英雄起来；要么回避现实，用文化和所谓的“神性”把自己装扮起来，以沉默、冷漠的方式消极地反抗现实。谢克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正确地健康地处理好诗人、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它们还原到一种常态！
我喜欢有伦理承担的诗歌写作，我更喜欢能够适度地处理好诗歌与伦理关系的诗歌写作。看来，王佐良先生当年的话“浪漫主义的路在中国还没有走完”是正确的。
2008-11-10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