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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子昂的《感遇》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登幽州台歌》慷慨深沉如云海,绝唱千古,传诵神州。它出自唐初诗坛杰出的革新者、诗人陈子昂之手。陈子昂的38首《感遇》诗,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遇》诗,乃陈子昂感奋之作,虽各首风格相近,类似组诗,但从其思想内容看,绝非一时之作,也非为一事而作。这38首诗的内容主要抒写诗人平生遭际及因之触发的感想,“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①。这里,试论陈子昂《感遇》诗之产生因由、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其成败得失。

  一

  陈子昂《感遇》诗,乃时代之产物。

  陈子昂处于武则天当权在位的时代。武则天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女皇,执政期间固然有选贤用才、巩固贞观时期之成就——统一与强盛国势等功绩,但也有使用酷吏、施行暴虐政治、搜括民脂民膏、沉湎纸醉金迷生活、不修边陲战备致使突厥屡次侵扰、庶民遭殃的过失。据卢藏用《陈氏别传》与宋祁《新唐书·陈子昂传》等史料记载,陈子昂生活在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里,起初他的才能为武后所赏识,参与朝政,对此,他是怀着感激心情的;后来因政见与武后相悖,不愿明哲保身,多次上书直言劝谏而被疏远,免去官职,身陷冤狱。政治上的挫折,宦途的灾祸,使陈子昂对武氏政权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即对时势由希望变为失望,对武后由有好感变为不满。身心受摧残凌辱,这使他终于发誓归隐山田,永不出仕。他痛苦而坚决地唱出:“誓息兰台策,将从桂树游。因书谢亲爱,千岁觅蓬丘”(《入峭峡安居……》)这样的心曲!他的一生终极,竟惨死于武氏爪牙之手。

  我们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陈子昂所处的时代,酿成了他一腔壮志无法酬、满腹经纶无处施(最终负屈含冤而死)的悲剧,为诗人的诗创作提供了素材,促使他的《感遇》诗应运而生。

  二

  陈子昂《感遇》诗,体现了其文学观。

  初唐前期,诗坛盛行齐梁绮丽柔靡的诗风;后期,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不遗余力地摆脱齐梁形式主义诗风的影响,虽有成效,却未能完全冲破那牢固的藩篱。陈子昂扛起了革新的大旗,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里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文学观:提倡“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一味追求形式与技巧、不重视反映现实生活的齐梁诗风。他写《感遇》诗,便是用来体现自己这种文学主张的。

  这些《感遇》诗风格质朴雄健,与阮籍采用曲笔揭露时弊、厌恶现实、流露忧谗畏讥与遁世思想情绪的《咏怀》诗相类似,但只要细加比较研究,则正如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二所言:“《感遇》数 诗,其韵度虽与阮籍《咏怀》稍相近,身分铢两,实远过之。”这些《感遇》诗确远胜过《咏怀》,尤其是在其笔锋敢于揭露朝政与社会弊病的程度上,在体恤民生疾苦敢于为民代言方面,即在反映现实生活真实性与人民性方面大大超过了阮籍诗的内容。下面,我们试论《感遇》诗是怎样正视反映社会现实、大胆讽喻朝政的。

  “赤精既迷汉,子年何救秦”(第九首),用夏贺良的谶文不能挽救西汉的倾覆,王嘉的谶记不能挽救前秦灭亡两个典故,揭露了武则天等人提倡的谶讳之学的欺骗性。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第十九首)主要采用夸饰、反诘法,斥责了武氏劳民伤财,不惜大规模地雕制佛像,建造佛寺,借此愚弄黎民百姓的所作所为。

  “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第二十六首)借寻欢作乐、荒淫无度的周穆王,大胆揭露了武氏统治集团的放荡生活。

  “岂兹越乡感,忆昔楚襄王。朝云无处所,荆国亦沦亡”(第二十七首)与“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第二十八首),均借楚襄王骄奢淫逸,不图国事,致使权丧国亡的史实,讽喻当时的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莫迷于声色而误国。

  “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昆仑见玄凤,岂复虞云罗?”(第二十五首)诗人于向往瑶台青鸟、昆仑玄凤之中影射动荡飘摇、令人生畏的时局。这与用萧条肃杀的秋景象征乱世的第二十二首《微霜知岁晏》殊途同归。

  在第十六首《圣人去已久》里,诗人慨叹以天下为公的圣人早已逝去,识用贤士的燕昭王和功成隐退的鲁仲连也无影无踪,不复再见了,曲折而深刻地批判了武则天暴戾恣睢、奸佞得势、酷吏逞凶、世人争权夺利的社会丑恶现实。

  第三首《苍苍丁零塞》、二十九首《丁亥岁云暮》、三十四首《朔风吹海树》、三十五首《本为贵公子》、三十七首《朝入云中郡》这些诗,开边塞诗之先河。其内容,或描绘边塞之荒凉,或极言征途之艰险,或慨叹“塞垣无名将”,均有力地控诉了武氏政权一方面穷兵黩武,另一方面不去建设边防,致使突厥敢于猖狂入侵,人民百姓惨遭杀戮的罪行。

  从以上剖析可以证实,《感遇》诗是从政治、思想、军事诸方面,采用直接反映与间接反映相结合的方法剖露社会现实、讽喻朝政的。

  三

  陈子昂《感遇》诗,是诗人心灵的声响。

  “诗言志”,“言为心声”,诗是以抒发诗人的感情为主要特征,用诗人的真诚的心声打动读者心灵的。陈子昂的《感遇》就是这样的诗。诗里,抒写诗人爱国情愫,体恤民生疾苦,表现诗人的德行,也流露出其求仙、好道的消极思想。

  抒写爱国情愫的:“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第三十四首),借古讽今,以“幽燕客”报国赤心的自叙,表达了诗人抗御外敌、以身报国的决心;“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第三十五首),诗人有感于时事,借诗毫直抒胸臆,在纸上鲜明画出其慷慨报国的情态。戴复古写的“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②,可谓深知陈子昂《感遇》诗的奥妙。

  体恤民生疾苦,这突出反映在几首边塞诗中。“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第三首),“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第二十九首),“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第三十七首),均描绘了边塞惨不忍睹的景象——战士惨死于沙场,孤儿寡老无人过问,百姓流离失所,死伤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野草……这些一字一泪的诗行,渗透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感情沉郁顿挫,凄恻动人。这些诗与那些揭露统治者尽情享受、不修边备,塞上将领无能、玩忽戎机的诗行相映衬,增强了《感遇》诗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表现诗人自我德行的:“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第二首),诗人自比幽香的兰草,表明他那高洁的美德;“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第十一首),以鄙视浮华、养晦待时的才高品正的鬼谷子自况,表现诗人的情操;“灌园何其鄙,皎皎于陵中”(第十八首),诗人于讴歌春秋时不趋炎附势的齐人陈仲子中,表明自己光明磊落、洁身自好的心迹;“深居观群动,徘然争朵颐。谗说相啖食,利害纷”(第十首),表面上,诗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勾画出了为牟取名利尔虞我诈、极尽诬陷之能事的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实际上,它起了反衬作用,衬出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洁白秉性。

  表露诗人求仙、好道思想的:“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第五首),于用典中反映好道出世思想;“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第六首),直言求仙好道之心。

  四

  陈子昂的《感遇》诗,在艺术上也有其特点。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二指出:“子昂《感遇》诸诗,有似丹书者,有似《易》注者,有似《咏史》者,有似读《山海经》者,奇奥变化,莫可端倪,真又是一天地矣。”此评论未必完全切合《感遇》诗,但用来说明陈子昂诗内容博大丰富、思想矛盾复杂还是颇为贴切的,用来说明其艺术上善用比兴之法、多用典故的特点也未尝不可。在诗里,诗人以幽香的兰草、杜若,比喻品性高洁的自身;以湘水清源,比喻纯真的情操;以昆仑瑶树,神话中的青鸟、玄凤,比喻美好的所在;以秋风怒号,比拟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宁;以大海震荡,比拟天下动乱;以明月圆满的短暂,比拟达官贵人显赫声势之不可久长。这些贴切自然的比喻,增强了诗的形象性、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在诗里,诗人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借古讽今。那具有爱国精神的“幽燕客”,以天下为公的“圣人”,尊贤礼士的明君——燕昭王、汉高祖,骄奢淫逸、亡国误民的昏君——周穆王、楚襄王,功成身退的贤臣——范蠡、鲁仲连,隐居山林不出的高士——鬼谷子、陈仲子、许由,儒家的鼻祖仲尼,道家创始人老聃,诗人将这些人都一一请到诗中,“为我所用”,恰到好处地揭露、抨击了当时朝政的种种弊端,突出地刻画了慷慨报国、耿直敢谏、嫉恶如仇的诗人的自我形象。

  五

  评论陈子昂的《感遇》诗,古代不乏其人。

  朱熹在《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四中说:陈子昂《感遇》诗,“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称陈子昂《感遇》诗为“古体之祖”。

  叶燮《原诗》卷一《内篇》则言陈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之八《文学·诗文别集》也谓《感遇》诗“章法杂糅,词烦意复,尤多拙率之病”。

  各家对陈子昂的《感遇》诗有褒有贬,莫衷一是,我们应怎样看待呢?

  我们认为,《感遇》诗,内容博大丰富,思想矛盾复杂,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可一概否定,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待它。如对《圣人秘元命》、《圣人不利己》、《荒哉穆天子》、《昔日章华宴》及边塞诗等篇章揭露时弊,讽喻朝政,甚至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武则天的那些内容,以及反映爱国忧民思想的诗行,均应予以肯定。在那等级制度森严,民族、阶级矛盾尖锐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庶族地主后裔的陈子昂,敢于在诗里“犯上”,能够体恤民生疾苦(尽管反映不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陈子昂写过《洛城观应制》、《奉和皇帝丘礼抚事述怀应制》等向武则天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但这类诗在《感遇》中找不到一首,这也是我们要基本肯定《感遇》诗的一个原因。当然,对在《市人矜巧智》、《吾观龙变化》等篇里反映出来的求仙、好道的消极思想,则应持批判态度。而值得注意的,《感遇》诗中也有怀疑天命、不信神仙、斥仙道为骗术——求仙好道思想矛盾的内容,如“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第十四首),“金鼎合神丹,世人将见欺,飞飞骑羊子,胡乃在峨眉”(第三十三首)等。其实,这种情形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并不罕见。不少诗人在仕途不得志时,除借酒浇愁外,往往喜欢借助于宗教(主要是佛与道)的“麻醉剂、鸦片烟”(马克思语)来麻醉自己的神经,以求消除烦闷,解脱痛苦,而一旦发现此法效果不大,则又持怀疑态度。这些矛盾思想常常在他们的诗中显露出来,早于陈子昂400多年的曹植便是如此。

  陈子昂有政治抱负与不凡才能,希望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积极入世,但他的性格强毅鲠直,遇上刚愎自用的武则天,多次直谏,终于饱尝免职入狱之苦,在此境遇中写了求仙好道诗,想以此求得精神解脱,然而佛与道无法消除他在冷酷严峻现实生活中的愁苦,因此对天命、佛道表示怀疑。《感遇》诗中表现出来的求仙好道与斥责仙道这一矛盾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他坎坷不平生活之路的真实写照。

  《感遇》诗在艺术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比兴的传统,具有“汉魏风骨”,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正如叶燮与李慈铭所批评的那样,《感遇》诗由于过分强调汉魏风骨、复古,在艺术形式上缺少创新精神,也因用几首诗表现同一思想内容,往往给人以诗意重复之感,这是不可取的。

  尽管《感遇》诗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它毕竟以丰富的内容,质朴雄健的诗风,一扫齐梁宫体诗的脂粉气,给初唐诗坛带来蓬勃生机。不仅如此,它还直接影响后世诗人的创作。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显然是受其影响而作的。古人谈及张九龄的《感遇》诗或李白的《古风》,常与陈子昂的《感遇》诗相提并论,朱熹就直言不讳:“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③。

  张九龄的《兰叶春葳蕤》以春兰自况,表现自己的高尚情操,与陈子昂的《兰若生春夏》几乎同出一辙了。从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出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吗?

  注释:

  ①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②《论诗十绝》之六,《石屏诗集》卷七。

  ③《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朱子诸子语类》本,第799—800页。(原载内蒙古师范大学《语文学刊》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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