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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陆 游《关山月》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
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守隘口。
自言“虏畏不敢犯”，射麋捕鹿来行酒。
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
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刘克庄《军中乐》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关山月》与“江湖诗人”刘克庄的《军中乐》，两首军旅诗皆真实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里，我们拟对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作一番比较。
公元1126年，金人入汴，北宋沦亡。其后，南宋迁都江左，统治者醉生梦死，一味贪欢，不图复国，以至“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①。对此，《关山月》与《军中乐》都作了集中而深刻的反映。不过，我们将这两首诗加以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关山月》不似《军中乐》仅停留在揭露将军的玩忽职守、荒淫无度上，而是于揭露之中，借边防壮士之志与中原遗民之泪，谴责“和戎”政策，表现诗人渴望收复中原沦陷区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关山月》较之《军中乐》，立意更深，容量更大。
两首军旅诗皆善于抓住典型的细节（事物）作具体细致生动的描绘，因而，言之有物，有血有肉。《关山月》以“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以“壮士志”，“征人骨”，以“遗民泪”等典型事物，集中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诗的主题。《军中乐》写将军，写其言：“自言‘虏畏不敢犯’”；绘其行：射麋捕鹿，纵酒行乐，不惜拿百段彩绢赏赐给筵前的歌妓。这些描写，绘声绘色，活画出了不恤国事、寻欢作乐的将军形象。写“血战人”，则抓住“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这一典型细节加以描述。照理，“血战人”应在各方面享受优厚的待遇；然而，这诗里的“血战人”却连必不可少的治伤药物都无钱去配（钱让将军挥霍殆尽，饱了私囊了），那衣与食就更无保障了。“血战人”尚且如此，非“血战人”之境遇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说，这一细节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不仅写尽了戍边兵士之苦，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将军的“军中乐”是建筑在兵士的“军中苦”之上的，暗示当时官兵之间尖锐的矛盾。
两首军旅诗又都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关山月》通过战士切盼杀敌，将军临边不战；遗民渴望恢复，朱门歌舞升平；刁斗催老了岁月，催不尽“壮士心”等几组对比，深化了诗的主题。《军中乐》在抒发诗意与表现手法上师承唐代高适的《燕歌行》。《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一对立的画面，在《军中乐》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种对比手法在《军中乐》中也得到了成功的运用。试看：一面是“将军贵重不据鞍”，另一面是战士守帐门，防隘口，对比是何等鲜明！一面是将军“射麋捕鹿来行酒”，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另一面是将军不知兵戎，不图收复失地，不恤兵士之苦，对比是多么强烈！一面是轻歌曼舞的歌妓得到将军“彩缣百段”的赏赐，另一面是为国作战负伤的兵士竟然无钱配药疗治，这里将军对“女乐”与将军对“血战人”的态度，以及“女乐”与“血战人”的境况，又是如此迥然不同！《军中乐》正是这样从多方面加以对比，使得全诗的形象鲜明突出，主题层层拓进，感情越旋越深。
这两首诗在构思上是不尽相同的。《关山月》，是借乐府旧题，用守边兵士口吻写的。它以“和戎诏下十五年”一句统领全篇，描写了生活奢侈的将军、救国无路的兵士和渴望收复失地的中原人民这三种人在夜月下的不同境况，构成了三幅形象逼真的画面，而这三幅画面又由关山月连成一幅再现了社会现实的图画，构思奇巧，立意深远。《军中乐》，主要以白描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置身于边关这一特定环境里的将军之言行，并把将军与“营中血战人”的境况加以比较，从而更鲜明深刻地表明将军的军中乐是建筑在兵士的军中苦之上的。这首诗从帐门外写到帐门内，由全景而凝缩至特写镜头，由兵士及将军，又由将军及“血战人”，构思活脱又严谨，脉络分明。
这两首诗的语言风格也不一致。《关山月》诗句沉郁顿挫，颇有“老杜”之风；《军中乐》词藻犀利有力，别具风韵。前者，“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诸句，确乎是字字血，行行泪，深惋动人。而“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对入侵者与投降者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军中乐》语言犀利，对将军的讽刺颇为辛辣。按常情，作为身膺重任的边防将军，应身先士卒，带兵“守隘口”，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杀敌报国。然而，诗里的将军却于国难当头时“不据鞍”，只是夜夜派兵去防守险要的关口，这就给了将军以辛辣的讽刺，而于“不据鞍”前冠以“贵重”二字，则更富讽刺味。大敌当前，将军雍容深居于营幕之中，养尊处优，此乃兵士们于营外隘口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将军非但不知兵戎，不恤士卒，反而恬不知耻地吹嘘是敌人畏惧他而不敢前来偷营。“自言‘虏畏不敢犯’”一句，明白如话，神情毕露，艺术效果明显，讽刺意味深刻。至于诗中“射麋”三句，则更有力地鞭笞了抛国仇国耻于脑后、醉生梦死、荒淫无度的将军！
当然，我们说《关山月》不同于《军中乐》，是就总体而言的，事实上，前者也不乏犀利的语言，如“将军不战空临边”等便是。
此外，这两首诗均写月，写刁斗，其作用却各别。《关山月》中的关山月，是作为全诗描写的背景出现的；《军中乐》中的月，则是为揭露戍边将军日夜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而设的。《关山月》中的刁斗，诗人着重从时间上落笔，“戍楼刁斗催落月”，其旨在揭露“和戎”政策的恶果和壮士报国无路的怨愤；《军中乐》写刁斗，则主要从空间着墨：“行营面面设刁斗”，其作用在于为下文作铺垫，衬托“将军贵重不据鞍”，增强诗的讽喻味。
总之，这两首诗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同中有异，异曲同工，皆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与审美价值。比较分析这两首著名的军旅诗，对我们今日创作类似题材的诗作或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该不失借鉴与启迪的意义吧！
注释：
① 宋·辛弃疾：《美芹十论》之《致勇第七》。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语文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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