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8卷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史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介绍了公元5 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体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概况，并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规律作了较为　深入的探讨。全书共分9 大部分。第一部分对中世纪文化教育的范畴作了严格界定，并对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的内容作了概括性论述；第二部分介绍西欧中世纪文化，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西欧基督教文化的兴起、欧洲统一语言的衰亡和方言的兴起、西欧的图书事业和体育卫生事业等；第三部分介绍西欧中世纪教育；第四部分介绍拜占庭文化与教育，重点分析拜占庭文化教育对东欧各国的影响；第五、第六部分介绍东方中世纪文化教育，包括中国中世纪的学校制度、书院制度和科举制度，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唐式教育；第七部分介绍印度中世纪文化教育，包括印度中世纪文化特点、梵语的演变和佛教教育等；第八部分介绍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教育；第九部分介绍了中世纪世界文化教育的交流情况，并对东西方文化教育的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全书结构完整，内容详实，观点客观公正，语言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
　　一、概述
　　1.中世纪文化教育的范畴
　　(1)中世纪
　　" 中世纪" 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原因在于，历史上并不曾真正有过一个叫作" 中世纪" 的朝代，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思想家或其它人认为自己是" 中世纪人" ，所谓的" 中世纪" 是后人创造的。
　　" 中世纪" 一词最早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公元15-16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比昂多等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衰亡直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 中间世纪" ，即" 中世纪".17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弗.凯列尔在其所著《通史》中，首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从18世纪末，" 中世纪" 的概念便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下来。
　　" 中世纪" 没有绝对的时间界限。西方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中世纪" 始于公元500 年左右，终于1500年左右，前者的代表性事件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后者的代表性事件则是新航路的开辟。其中，又以1000年、1350年为界，分为中世纪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习惯于把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作为" 中世纪" 的开端，而下限则争议颇多，有的主张以公元16世纪尼德兰革命为断限，有的主张以新航路的发现为断限，但更多的是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下限。
　　典型的" 中世纪" 概念有着特定的地域界限和情感色彩。当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创造" 中世纪" 一词的时候，他们意念中所指的并不是整个世界，也不是整个欧洲，而仅仅限于指天主教所统治的地区，即中欧和西欧。从感情上说，他们对亚洲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和阿拉伯文化及拜占庭文化是十分向往的，对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对公元6 至16世纪间" 蛮族" 的入侵而造成的古典文化的衰落极为不满，对教会垄断文化事业也大不以为然，遂将这段历史斥之为" 野蛮" 、" 未开化" 、" 专制" ，称这段时期为" 黑暗时代".这些启蒙思想家在痛骂" 中世纪" 西方黑暗的同时，又慨然以"复兴" 古典文化为己任，从而形成" 文艺复兴" 和" 启蒙运动".随着" 中世纪"一词使用日广，它逐渐演变为封建社会的代名词，用于指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样，" 中世纪" 一词不再专用于指西方，而成了可用来表述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处于封建社会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历史的概念。按照这种用法，由于各国进入和结束封建社会的时间先后不一，其" 中世纪" 也就无法一致，如中国较早进入封建社会，其中世纪可上溯至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时代，其下限则可延伸至清末乃至民国时代，而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及非洲、美洲广大地区进入封建时代较晚，其" 中世纪" 分别开始于公元11-17 世纪不等。时间上的这种差异给同一时代各国历史的比较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
　　更为重要的是，将具有特定涵义的" 中世纪" 这一概念拿来泛指世界各国历史，在注意了经济上生产方式这一共同点的同时，却忽视了各国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 中世纪" 的西方文化总体上处于衰落的趋势，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了西方古典文化的大破坏，使古典文化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水准也因此而大为下降，教会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保存者和使用者，尽管能够保存下来的十分有限。而" 中世纪" 其它地区的文化却是另外一副景象：在近东地区，拜占庭帝国从一开始就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积极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拜占庭帝国衰弱后，悄然兴起的俄罗斯继承了其文化遗产。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们按照伊斯兰教教义的教导，向世界各先进国家广求知识，使阿拉伯文化迅速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虽因内部分裂和外敌入侵而使其古代灿烂的文化受到相当破坏，但仍有一定的发展，而同样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古典文明非但未受到大的破坏，反而在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将古典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文化之一。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差异是" 中世纪" 一词很难反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西方以外的世界史尤其是文化教育时，尽量避免使用" 中世纪" 一词，而用" 中古史" 等代替，迫不得已而用之时，也多加以界定。
　　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的差异，也是为了照顾文化发展自身的完整性，本书的" 中世纪" 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时间界定。在欧洲，我们叙述的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350年的历史；在中国，我们叙述的是隋唐宋元间的历史(公元581-1363年）；在日本，我们叙述的是自公元646 年大化革新至公元16世纪室町幕府统治结束时期的历史；在印度，我们叙述的是自笈多王朝以至德里苏凡国家时期的历史(约公元220-1526年）；在阿拉伯，则基本上是公元6 至14世纪的历史。
　　(2)文化与文化史
　　" 文化" 一词在西方和东方出现都较早，但意思不完全等同。
　　在西方各语言中，" 文化" 一词源自拉丁语的"Cultura" ，而Cultuna 一词是动词"Colere"的名词形式，主要意思是开垦、种植。中世纪以前及整个中世纪期间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尽管西塞罗曾在其著作中偶将" 心灵的培养" 比作经过开垦而结出果实的田地，但该词的主要意义却始终是同农业种植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5世纪末、公元16世纪初，随着罗马古学的复兴，西塞罗的比喻用法才被重新发掘出来，赋予了新的涵义。
　　在中国语言文字中，" 文化" 一词出现颇早。" 文" 本意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后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再引申为人为修饰、修养及美、善、德行之义，与质、野相对；" 化" 本意为改易、生成、造化、培育，后渐引申为教行迁善。" 文" 与" 化" 二字联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儒生所编《易.贲卦.象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以后，" 文" 与" 化" 已合成一个词，如刘向《说苑》中有" 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晋束哲《补亡诗》有"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之句，南齐王融《曲水诗序》有"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之句，都是明显的例证。从这些早期例证中，可以看出，中西" 文化" 一词的最初意义有相当大的差别，西方早期" 文化" 是与人们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农业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的" 文化" 则主要是与" 文治" 和"教化" 联系在一起。
　　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文化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但文化作为一个观念、作为一门学科而被研究、讨论的历史却要晚得多。这种研究和探讨首先是欧洲人从中世纪末开其端绪，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由海外探险而引发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规模海外殖民活动使欧洲人发现，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大不相同；二、正在酝酿进行以反封建为主要目的的启蒙运动的欧洲人，不仅从古罗马人那里吸取学问和智慧，而且还打开眼界，广泛借鉴世界各主要国家和民族的经验。这就促成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较早提出并使用" 文化" 这一概念的是德国法学家普芬多夫(1632-1694 年）。他认为，文化是社会及个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的总和。到公元18世纪，启蒙思想家把文化视为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文化程度在于其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并可用科学和人文领域中的全部成绩来衡量，与理性的更高使命相符合的文化的目的，是使人人都能幸福。到公元19世纪以后，对"文化" 这一观念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德国的思想家们对" 文化" 和" 文明" 进行了区分，用文明专指物质的和技术的成就，用文化专指社会的和精神的价值观及其进展，如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 年）就明确把" 文明" 定义为" 社会的技术范畴" ，而把" 文化" 定义为" 社会的精神范畴".而英国的学者们在讨论中广泛吸收了法国、德国等国学者的意见，使" 文化" 的定义更趋具体化。英国学者泰勒在这种氛围中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即" 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它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综合体" (泰勒：《原始文化》）。泰勒关于" 文化" 的定义一问世，立即启发并导致了同代或后世学者纷纷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 文化" 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迄今为止，历代学者提出的关于" 文化" 的定义，光是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就达一百六七十种之多，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前后苏联及西班牙等国的《大百科全书》各有" 文化" 定义，其内涵、外延各不相同(《文明和文化：国外百科辞书条目选择》，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定义虽多，但综观其内容，西方所谓的" 文化" 不外乎4 种涵义：某一特定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总和；社会成员所达到的道德和思想修养水平；一个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包括音乐、文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总称。而再笼统一点，则可划分为两大类定义，即" 人文学" 的定义和" 人类学" 的定义。" 人文学" 的定义认为人类的文化活动优于其它活动，其包含的内容一般为上述第2 至4 项，而" 人类学" 的定义则只包括上述第1 项内容，是一个涵盖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概念(哈利.瑞特尔：《历史上的观念辞典》英文版，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年版）。
　　稍晚于" 文化" 概念的形成，" 文化史" (Cultural　　History 或Culturgeschichte或Kulturgeschichte）也于公元18世纪末问世，很快形成了历史学科中通过研究社会形式、符号、比喻、风格、思维模式对人类文学、美学、思想等方面的活动进行整合分析的一个分支。无论是早期伏尔泰所著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出版），还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新史学的代表性作品，如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拉姆普累希特的《德国史》(1891年）、鲁滨逊的《新史学》(1912年），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伯的《文化发展的结构》(1944年）、《文明和文化》、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五六十年代美国等地学者围绕着现代化等问题所开展的广泛的研究，无不试图从科学、哲学、艺术、文化、宗教、语言、风俗等人类文化活动的一切方面入手，找出人类社会进步(或不进步）的根本原因及相应的对策。
　　在" 文化史" 本身发展的过程中，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出版）和休伊曾加的《中世纪的衰落》(1919年）
　　是两部公认的经典作品，分别以文化史所持有的恢宏气势展示了历史上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全貌。尤其是休伊曾加，他还对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做出了经典性的解释。1929年，他写了《文化史的任务》一文，提出：" 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化这一特别难以定义的概念……文化史明显不同于政治史和经济史之处在于，只有集中于深层次的、总体性的课题上时，它才名实相符。国家和商业既是以虚名存在的，同时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化只有虚名，其具体细节属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间传说、古董珍玩等范畴，且极易堕落为好古之癖".对于文化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他指出：关键之处在于" 社会现象的形式、结构与功能问题……历史学家不仅要勾勒出他所设计的形式的轮廓，还要凭直觉对之浓妆淡抹，用栩栩如生的比喻使之活现出来……伟大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是形态学家，即生活、思想、风俗、知识及艺术形态的探索者" ，" 只有当学者们开始确定生活、艺术、思想等总体的形态时，才有真正的文化史可言。这些形态的性质是不确定的。所谓的形态出自我们之手，即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思想家们自由精神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归纳问题时就尤其需要谨慎从事".中国对文化概念及文化史的探究相对较晚，国际上对文化问题的讨论直到公元19世纪末公元20世纪初才陆续传入中国。与欧美学者一样，中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如梁启超认为文化是" 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什么是文化》），《学灯》1922年12月7 日），即包括他心目中人类一切历史的内容；梁漱溟认为" 文化是生活的样法"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文化主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中国文化要义》）；胡适认为，"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胡适文存》第3 集1 卷）；而陈独秀则认为文化的内容" 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独秀文存》第2 卷）；陈序经则主张" 一个比较完备而透彻的文化的意义，是要对于物质的文化与精神的文化两方面，能够加以兼顾" (《文化学概论》）。
　　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对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形成了一个文化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一些关于" 文化" 的" 新" 定义和文化史编篡的一些基本看法，但定义方面基本上未超出历史上曾有过的探讨，文化史编篡方面的看法和原则大多是对中外文化史理论研究中已有成果的重新发现。
　　在本书中，我们倾向于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问题，即将人类经过自身的努力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均看作是文化。这样，无论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还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可视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内容已经专门立卷论述，因此，本书所探讨的文化便主要是一种" 大众文化" ，包括语言文字、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
　　(3)教育
　　从广义上说，教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教育" 一词的拉丁语是educare (意为养育、抚育）或educ－ere (意为引导）。公元15世纪前后，英语中出现了educate 一词，意为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或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正式的教学活动使智力、道德、审美情趣等多方面得到发展。
　　中国语言中与此相关的词出现更早，主要有" 教" 、" 教化" 、" 教育".三词中以" 教" 产生最早，意义也最丰富，既可表达政教、教化之意，如"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书.舜典》），又可指教育、训诲.如"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孟子.滕文公上》），还有传授之意，如"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稍后产生的" 教育" 一词基本上指传授、教学，如孟子说的"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尽心》上）。" 教化" 一词则主要不是指教学过程，而是指教学、传授活动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影响，即政教风化，如"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周南.关睢序》）。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教育" 一词一开始就是与各自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积累的知识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 与社会学家所说的" 社会化" 即中国古代的" 教化" 意思是完全相同的。根据这些观念，人，不管属于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时代，出生时都是没有文化的。教育就是设计来用以指导人们学习文化，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并塑造自己的性格，最终引导他们到社会上去担任各自的角色。在最原始的文化阶段，正规的学问极少，谈不上什么教师和学校，一般情况下，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参与的活动就是学校，所有成年人都是他们的老师。随着社会结构发展日趋复杂，积累起来并需传授给后代的知识量越来越大，大到任何个人都无法全部掌握时，文化的传播就要求必须有更有效的方式。于是，正规教育——学校和教师也就应运而生。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复杂化，学校教育体制也日益完善，教育经验也逐渐与现实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分离开来，转向直接从书本上学习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的知识。这种在正式氛围下集中学习的做法使人们能够比过去单纯靠直接观察和模仿获得更多的文化。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开始总结教育的总体目标、内容、机构、战略。于是，出现了专门以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包括教育学、教育哲学及相应的教育史等。而这些学问的诞生、发展和完善使教育效果不断提高，文化也因此而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传播着。
　　本书中教育的概念，我们沿用了传统的看法。但在中世纪，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经历不同，作为文化传播手段的教育也有很大差异。
　　在西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无情的破坏了古典文化及其赖以传播的主要手段——教育，使学校遭到致命打击，教会成了仅存的保留有教育功能的机构，负责对教会中少数人士实施教育，而民间基本上倒退到了原始文化阶段中那种环境即学校、成年人即老师的落后状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左右。此时，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游牧民族入侵后逐步转向定居化，对文化的需求重新高涨起来，于是，重新产生了学校和教师，负责向求学的学生传授知识。学校教育的复兴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加速了西方文化复兴的到来。
　　在拜占庭帝国范围内，由于帝国统治者从建国开始起就注意保护教育，其教育机构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为数众多的学校和教师在拜占庭帝国政府资助下，努力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并将其大部分精华保存了下来。由于教育未受破坏，拜占庭文化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中世纪前期最有影响的文化之一。
　　在中国，隋唐宋元四朝基本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强盛，教育事业也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士大夫阶层的积极参与下，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科举制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中国相邻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中国教育的经验，加速了本国教育的兴起和文化的发展。
　　在印度，戒日帝国以后形成的内部分裂、诸王争霸、外患频仍的局面使教育事业大受打击，虽然各分裂王国的王室想办法加以扶持，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教育事业始终只能在困境中艰难前进。这种局面使印度文化的发展受到牵制，尽管仍有缓慢发展，但与印度古典文化相比，已是相形见绌。
　　而在新兴的阿拉伯帝国，穆斯林们遵照伊斯兰教圣经——《古兰经》的指引，不辞艰辛，长途跋涉，虚心求学，从印度、中国、拜占庭等国家广泛吸收新学问，同时又在国内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使得阿拉伯文化在较短时期内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2.中世纪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
　　本书名为《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史》，顾名思义，即是以中世纪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人类文化教育活动及其成果为研究对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力争演绎出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发展的规律及经验教训。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像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那种以进化论的眼光将人类文化视作一个单线进化、不断淘汰的过程，即将文化分为野蛮的、落后的和开化的、先进的文化的做法，而是在承认各种文化均具有自身特点的情况下，通过对比研究，总结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进步。
　　依据前述的有关定义，本书的基本内容包括：中世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概述；中世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语言文字的产生、发展或演变；中世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出版与图书事业；中世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事业和卫生事业；中世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事业。现分述如下：
　　概述：每章的第一节均为概述，用以叙述各该文化的基本情况，兼及与文化发展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使读者能够对所讨论的文化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
　　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语言文字。事实上，无论是物质文化的创造，还是制度文化的运转，或是精神文化的进步，都只能借助于语言文字才能完成。语言文字的这种神奇作用在中世纪表现得淋漓尽致。本部分内容就是试图通过描述中世纪世界各地新兴起的主要语言文字，包括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朝鲜语等，揭示语言文字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及语言文字本身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意义，重点放在对语言文字本身发展方面，对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门研究一般不作为重点展开。
　　新闻出版与图书事业：一个国家或地区信息和知识传播的方式、速度和质量如何，反映着这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水平。中世纪由于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除中国等个别国家外，还谈不上什么新闻出版。中国的造纸术已传遍欧亚大陆，但印刷术的传播却晚得多。世界范围内图书" 出版" 的主要方式是手抄，因此，图书" 出版" 十分缓慢，图书积累和收藏也很困难。这一部分主要围绕着新闻出版和图书事业展开论述，从中揭示出新闻出版和图书事业对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体育卫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如何，其健康保障程度如何，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该国家、该民族文化的走向。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叙述体育卫生对各国文化的影响和意义。其中，体育部分重在活动内容，卫生部分重在医疗卫生体制的演化，同时兼及医疗和医学理论研究。
　　教育：作为文化延续、传播和创造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教育对文化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论述中世纪各国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思想等，从中揭示教育发展与文化进步的关系。
　　本书最后专设一章，对文化交流的途径及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差异进行了对比，试图帮助读者对文化进步的外部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能否达到此点，还请读者检验。
　　二、西欧中世纪文化
　　1.古希腊、罗马文化及其衰败
　　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后的西方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中世纪西方文化，有必要对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做一简要概述。
　　公元前2600年前后，克里特岛的克里特人创造了一种与海洋息息相关的文化。后来，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入侵克里特，并控制了其商业。公元前1100年，迈锡尼王国因长期战乱而灭亡，使希腊陷入" 黑暗时代" ，并持续到公元前800 年前后。
　　在此后的" 希腊时代" ，希腊城邦逐渐发展起来。在众多的城邦中，以斯巴达和雅典最为著名。斯巴达拥有一流的训练有素的斗士，雅典则以其政治家、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著称。公元前5 世纪初，波斯帝国向希腊发动战争，希腊各城邦联合作战，击败入侵者。这一胜利给希腊带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把希腊文化推向巅峰。
　　艺术和建筑方面，希腊文化提供的样板迄今仍为人们所仿效。希腊画家和雕刻家所表现的人是尽善尽美的，很少有极端的表情。希腊艺术中的人物无论站或坐，其姿势都是宁静而高贵的。希腊的建筑师们力图表现和谐与平衡。他们使用数学上的比例法来建造庙宇和剧院，并尽量使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相协调。雅典神庙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语言文字方面，希腊人在闪米特文字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改进后推出了希腊字母。这种字母与闪米特字母相比，主要变化在于：希腊字母新引进了元音表示法，重新排列了摩擦辅音的顺序，采用了闪米特字母表示略有不同的希腊语音，创制闪米特字母中没有的符号来表达希腊语音。尽管希腊字母只是对原有文字字母的改进，而不是独创，但其意义和影响却不可低估，因为这一改进的成果前后延续达3000多年，成为众多不同国籍和语言的人们互相交流的一种无与伦比的便利工具，也为印欧语系各字母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语言文字的发展为文学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为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在文学作品中，诗歌和戏剧在表达希腊人的人生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荷马(公元前8 世纪前后）的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希腊人生教育中的一个基本内容，诗中的主人公自强不息，其勇气和获得的荣誉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希腊人也用诗来赞美体育比赛中的获胜者和战争中阵亡的英雄。诗人平达就是最善于写这类诗的。早期希腊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是萨福，她的许多作品都是歌颂友谊和爱情的。诗歌大都是用来在希腊的宗教节日上吟唱的。在这类活动中，有舞蹈家和歌唱家参与，一组被称作" 唱诗班" 的演员合唱诗歌作品。这种演出活动逐步演化为戏剧。早期的希腊戏剧大都是根据古代诸神和英雄的传说故事改编的悲剧。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 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 .- 前406 年）和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 .- 前406 年.）等著名的悲剧作家用这些故事来探索人类自身的问题。他们相信，人们有决策的自由，慎决之，可成伟人，但若决之不慎或居功自傲，则将祸及自身及他人。当然，也有轻松的喜剧和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8 年- 前385 年.）这样的喜剧作家，专以针贬时政、讥讽政客、将军等要人为能事。
　　历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希腊历史学家较早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过去。他们研究历史上的事件，核查事实，试图解释人们的行动及动机。被称作" 历史之父" 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 - 前425 年.）对波斯战争的生动描述为历史撰述提出了新的标准。另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斯(公元前455-前399 年.）则以其《波罗奔尼撒战史》而著名。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寻求事实真相和人类动机。他对政治和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的纯熟技巧使其作品成为后世历史学家的范本。
　　哲学和科学方面，最初并无明显的区分。古希腊哲学家探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关于自然界的，另一种是关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他们相信，大自然有着自己的法则，人们可以用理性去发现这些法则。正是在寻求这两种知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哲学和科学成果：泰尔斯提出了" 水原素" 说，认为水是自然界的基要原素；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 497年）认为宇宙是按数学法则构造的，从而致力于天文学和数学研究，并发现了勾股定理(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德莫克利特(公元前5 世纪后期）
　　提出了" 原子论" ，认为自然是由微小的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的；希波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7 年）医生进行了病理诊断学研究，从而使医学与巫术区分开来；智者学派(TheSophists)周游各城邦，传授演讲学、语法、诗词、体育、数学及音乐知识，其雄辩术和相对主义吸引了大批青年人，但同时也招来了不少批评；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前399 年）在批评智者学派过程中对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等重大问题所进行的严肃思考及所使用的" 提问——回答法" (即著名的" 苏格拉底法")对人类了解自我、了解人生、了解社会、追求知识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 年）对理想政体的研究及再传弟子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 年）对动植物、天文、物理、诗歌、修辞学、政治学等多领域的研究，使希腊古典哲学达到了顶峰，不仅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几个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公元前5 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权利而发动了波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城邦陷入分裂，实力大减。公元前338 年，马其顿帝国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希腊各城邦。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 年）将希腊并入了自己庞大的帝国。他鼓励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之间的互相交往，使希腊文化迅速向古代中东等地区传播，从此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在这一时代中，科学逐渐与哲学分离，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取得明显成就，欧几里德及其几何学、阿基米德及其浮力定律、阿里斯塔克及其太阳中心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和成果。至于哲学，此时更关注的是社会和伦理观念，出现了伊璧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前者强调禁欲，主张宁静、淡泊的人生，后者则强调个体的尊严、自我约束、理性及社会全体成员的团结。相比之下，后者对罗马人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但总起来看，整个希腊文化还是随着城邦的衰落而式微。
　　成立于公元前509 年的罗马共和国迅速发展，公元前3 世纪后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强国。罗马人在所征服的地区大量地采纳了希腊人的文化。
　　罗马将军用船只把希腊城市中的图书馆藏书和艺术品运往罗马。希腊教师、诗人、哲学家也到罗马家庭中做工。一些罗马人甚至将自己的子弟送往雅典去学习。由此，希腊和罗马文化融为一体，产生了后来被称之为希腊- 罗马文化的文化。
　　文学方面，维吉尔(公元前70- 前19年）的史诗《伊尼特》记述了伊尼斯人的传奇故事，赞美罗马人安邦治国的天才；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 前8 年）的作品则指出，罗马内部争战是人性的贪婪造成的；另一位诗人奥维德则记述了罗马上层社会的富裕、时尚、浪漫等种种奢侈生活。
　　艺术和建筑也繁荣起来。罗马艺术家们用青铜和宝石制成珠宝和装饰性物品。雕刻家们则力图表现独特性。他们精雕细刻，纤毫毕现，甚至连皱纹和蓬乱的头发都如实表现出来。另一种艺术是壁画。富裕的罗马人把家里的墙壁画满了五颜六色的肖像画、海洋风景画或神话传说。罗马建筑师技艺精湛，设计了圆形剧场、公共浴池及有着典雅的廊柱、拱状、圆顶的庙宇，并擅长于筑桥、修路、建造供水工程。
　　科学方面，托勒密(公元2 世纪）的" 地心说" 和伽林的解剖学和病理学研究都是当时重要的成果。尽管" 地心说" 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伽林的研究也被发现有许多差错之处，但在当时却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罗马文化对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却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其语言文字，二是其法律体制。语言文字方面，罗马人创立的拉丁语成为欧洲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语言，使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成为现实。此外，拉丁语也是许多欧洲语言的基础，欧洲各语言中成千上万的词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语。法律体制方面，早期的罗马法主要是习惯法，来源于古老的氏族习惯和社会流行的各种惯例。共和时代，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成文法开始出现。
　　公元前5 世纪中叶颁布的《十二铜表法》是迄今所知的罗马最早的立法文献。
　　共和时代后期，罗马法学家的活动日益活跃。公元1 世纪前后形成了萨宾和普罗库卢斯两大流派。2 ～3 世纪之交，法学人才辈出，产生了盖尤斯、帕皮尼安、保罗、乌尔比安和莫德斯蒂努斯五大法学家。帝国时代，皇帝的敕令逐渐成为法的主要形式，并先后出现了私人和官方主持编辑整理的法律文件汇编，出现了3 部法典，即公元294 年编成的《格雷戈里安努斯法典》，包括了公元117 年至294 年间的全部法律文件；公元324 年编的《海摩格尼安奴斯法典》，包括了从294 年开始制定的全部法律；公元438 年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共16卷，包括了324 年以后制定的全部法律。罗马法学的发达，使法家家们从不同角度和标准将罗马法划分为公法与私法、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公民法与万民法、自然法和裁判官法等。罗马法是奴隶制社会最发达、完备的法律体系，不仅推动了罗马奴隶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中世纪西方各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公元330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有鉴于帝国东部最富庶的地区正受到日尔曼人和波斯人等游牧部族日益严重的侵扰，遂将都城迁往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罗马虽另设一名留守皇帝代理政务，但已不再是帝国的中心。这对古罗马文化无疑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公元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继续以罗马为都城，由于不断受到日尔曼等游牧部族的猛烈冲击而衰落，于公元476 年灭亡；东罗马帝国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不仅成功地抵御住了" 蛮族" 即游牧族人的入侵，而且还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逐渐演变为封建制国家，并一直延续到1453年。由于君士坦丁堡原名拜占庭，后人常将东罗马帝国称之为拜占庭帝国。又因其领土大部分在希腊人居住区，故也有人将之称为希腊帝国。
　　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标志着古希腊- 罗马文化的衰微已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再也无法应付现实生活中一些重大的问题。但它所留下的种种优秀的文化成果却为后起的新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改造的基础。
　　2.西欧基督教的文化
　　罗马帝国的衰亡使西欧和中欧陷入一片混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经济生活被彻底打乱；罗马人建立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陷入瘫痪；成群结队、全副武装的游牧人四处游逛，烧杀抢掠，为所欲为。
　　到公元5 世纪时，日尔曼人在原属于罗马帝国的北非、意大利、高卢、西班牙以及英格兰等地建立了一些王国。日尔曼人的生活方式与罗马人大不相同；日尔曼人尚处于部落阶段，只知忠于各自的部落和酋长，而无国家和爱国的观念，日尔曼各王国被视为各国王的私人财产，国王可以分封给其子孙，致使内战连绵不断；日尔曼是游牧民族，在攻入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罗马城镇后，极尽破坏之能事，而破坏之后却不愿重建自己的城镇，致使这些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废墟；司法方面，罗马人先进的成文法和审判制度被废除，而代之以日尔曼人互不统属的不成文法和落后的审判制度。
　　社会生活的动荡导致了学术文化的衰退，西欧的文化水平急剧下跌：原有的学校消失了；会读书、写字的人除教会方面的人士外几乎廖廖无几；拉丁语不再是过去罗马各省区的主要语言；希腊文化丧失殆尽，几无人能阅读文学、科学或哲学方面的希腊文作品；日尔曼人的口头诗歌和传奇故事虽十分丰富，但却没有书面文献。无论与古罗马高度发达的文化还是后起的拜占庭文化等相比，这种文化都相形见绌。
　　在此文化贫乏期，基督教会成了欧洲文化不亡的唯一一线希望。
　　西欧和中欧基督教的发展经历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有很大不同。后者是在皇帝的扶持下组织起来的，要对皇帝负责。而前者则恰恰相反：在罗马帝国后期，当罗马国家机器衰退之际，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许多从前由帝国政府履行的职责，接管了罗马的管理体系，因此，当五、六世纪各" 蛮族" 大肆瓜分罗马帝国的遗产之际，罗马教会就担负起了双重使命：一重使命是尽量保持罗马帝国原有的权力，一重使命是统一人们的信仰并保存文化，重建文明。对于第一重使命，罗马教会实在是力不从心，没有也无法完全完成，但对于第二重使命，罗马教会却基本上完成了，并最终使基督教成为中世纪西欧文化的基础。
　　基督教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一种宗教。上帝通过《圣经》的书面文字向地上的臣民宣谕。基督教神学家和学者要向信徒们宣讲上帝的圣谕，就必须先有阅读和解释这些经文的能力，而要获得这些能力，就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为此，基督教学者早期的努力方向主要集中在编辑教材、翻译古籍和注释经文上。博提乌斯(公元480-525 年）、卡西奥多罗斯(公元490-575 年）、伊西多尔(公元576-636 年）等是其突出的代表人物。
　　博提乌斯是贵族子弟，曾接受过古典教育，并为意大利的统治者即东哥特国王提奥多里克一世效过力。当他看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行将灭亡时，便试图做一些挽救的工作。他将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学的论文译成了拉丁语。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关于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论文，并编篡了数学、天文学和音乐等方面的教科书。公元525 年，他因涉嫌密谋推翻国王而被处死。在被关押等候处死之前，他在狱中写下了《哲学的慰藉》一书，成为中世纪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
　　卡西奥多罗斯与博提乌斯是同时代人，曾是东哥特王室的三朝元老。他著有12卷本的《可特人历史》和一批关于神学的论文，但其对文化的最主要贡献却在于收集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手稿，并编辑了《神学和人文学文献导读》，开列了教士们应该阅读和抄写的所有有关宗教和世俗方面的书籍，成为中世纪影响最大的教科书。
　　伊西多尔在西班牙编篡了一部百科全书《辞源》，内容涉及从数学到上帝、家具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成为各修道院图书馆必备的标准参考书。
　　除此之外，由于其职业的需要，基督教学者们对《圣经》经文的注释极为关注，并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方面，教皇格里高利写了《〈约伯书〉中的寓意》，大量使用寓言来解释经文，成为中世纪注经的典范。他又写了《对话》一书，记述了意大利圣贤们的生平事迹，用以陶冶人们的性情。
　　公元7-8 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学术文化水平跌到了最低点，然而，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基督教会却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学术文化水平。由于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处孤岛，" 蛮族" 不易从外部攻入，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庇护所和开展学术文化研究的条件，终于使两地先后成为公元7 、8 世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当拉丁语面临从欧洲大陆消失的危险时，爱尔兰的教会和学校却保留并发展了拉丁语，甚至还使一些希腊语的知识得以延续。在传教活动中，爱尔兰传教士恢复了拉丁语在欧洲大陆的使用。爱尔兰学者们不仅对《圣经》进行了解释，而且还抄写手稿，并对其中细节进行加工润色。
　　在英格兰，主要在公元7 世纪皈依基督教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建起了修道院。副主教比德(公元673-735 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撰文解释《圣经》经文，还将《福音书》中的部分内容译成了盎格鲁- 撒克逊文。他的《英吉利教会史》记述了英吉利人皈依基督教及其教会发展的历程，是公认的中世纪最优秀的学术著作之一。
　　正是由于基督教会及其学者们的种种努力，才使欧洲文化传统保留了一线生机，不致彻底灭绝。但教会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无力展开大规模的文化活动，从而迅速而全面地提高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水准，更何况基督教会本身也不时受到日尔曼族伦巴第人等的威胁。因此，罗马教廷从一开始就争取得到一个强大王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以保护教会免遭敌人的侵犯，并帮助教会开展其它事业。公元753 年，教皇斯特凡二世给法兰克国王丕平行加冕礼，并吁请他保护罗马教廷。丕平率军队入侵意大利，打败伦巴第人，并将夺来的土地赠给罗马教廷。800 年，教皇利奥将丕平的继承人查理曼(公元768-814 年）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罗马教皇给一个日尔曼族的勇武的国王加冕，此举意义深远，它标志着日尔曼传统、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融合，成为中世纪西欧文明的根本特征。
　　查理曼被加冕为" 罗马人的皇帝" 后，对基督教的事业表现出了非凡的关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高教士的文化素质，以便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并更好地布道传教。要做到此点，必须先克服大多数教士的文盲半文盲状态并编辑一部准确无误的《圣经》。为此，他网罗了欧洲一批最优秀的学者。
　　英格兰诺森伯兰的阿尔琴(公元753-804 年）被聘负责管理查理曼的" 宫廷学校" ，负责教育皇室子女及贵族子弟等，并受命编辑《圣经》。经他编写的《圣经》成为中世纪标准的《圣经》版本。
　　查理曼还努力提高教士们的识字水平。他下令各地主教和修道院，要求他们设立学校，培养教育青年人。他还下令研究改进书写方法，将以往所有字母都大写的方式改为统一的、以小写字母为主的" 书写体" (或" 加洛林" 体），使书写更流利，词汇更易辨认，阅读速度大幅度提高。查理曼时代的学者们还创造了一种被称作" 中世纪拉丁语" 的语言，既保留了古典拉丁文的基本文法规则，又能灵活地吸收、创造反映现实的新词汇，但又明显不同于世俗的拉丁语，使学者们、官员、旅行者得以在欧洲各地旅行而不会产生语言障碍。
　　查理曼的这些文化活动被称作" 加洛林文化复兴".这种复兴虽无法与罗马文化相提并论，也不可与后世的文艺复兴同日而语，但它毕竟标志着欧洲已开始从低谷中回升，一种新的、不同于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已开始形成。
　　到1000年前后，西欧社会发生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变化。在此之前，欧洲人口萎缩，商业断绝，城市生活被破坏，经济以农业为主；政府软弱无力，各地大小王国互不统属，不时交战，又加外敌入侵，使欧洲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学术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发展受阻，极少有值得称道的成果。而在此之后，欧洲人口开始呈不断上升趋势，商业又开始繁荣起来，都市生活也重新恢复，各地涌现出不少人口达数万人的城镇，大批处女地得到开垦，农业产量增加。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一批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诞生，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开始重建社会秩序，内战减少。一向易受外敌入侵的欧洲开始向外出击，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等战争。战争的胜利使西方人信心大增，更使教会的权力和影响空前扩大。西方进入了中世纪的全盛期。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促成了公元12至公元13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
　　人们的求知欲望普遍增强了。公元12世纪初，学校的学生为数极少，然而到公元12世纪末时，学校的学生已有成千上万。这些学生对能学到的任何知识都感兴趣，他们研究只在西欧能找到的任何书籍，并不惜长途跋涉，前往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等地寻求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材料，不分文本优劣，不分题材如何，得到什么书都如获至宝，读得如痴如醉。他们的活动为以后几个世纪西方世界的文化活动打下了基础。
　　要读书，要思考，就需要语言，一种精确的语言，这种语言只能是拉丁语，由于这个缘故，公元12世纪上半叶，人们又重新开始阅读古典作品，以扩大词汇量并改进文体。同时，由于读书、思考、写作都需要有条理，罗辑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于是，亚里斯多德等人的罗辑学著作及阿拉伯人对这些著作的注释和解释成为学者们争相阅读的书籍。
　　拉丁语水平的提高和罗辑理解力的增强促进了法学和神学的复兴。法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第一位著名的法学教育家是巴罗那的厄奈瑞斯，他创立了一种法学学习法，带领学生们逐行阅读《查士丁尼民法》条文，解释疑难词汇，宣讲段落大意　分析条文与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正理解法律，处理案件准确，行文精当。在研究罗马法的同时，教会法也受到重视。巴罗纳的修士格雷廷将散乱的教会命令和教皇的谕旨等编辑加工，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他的巨著《法令全书》也像罗马法一样成为研究的对象。大批学生涌入巴罗纳、学习、研究上述两部法律，毕业后成为公元12世纪下半叶对教会和国家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他们的影响，西欧的秩序更好，法制也加强。
　　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学研究的中心，那么法兰西则是神学研究的故乡。公元12世纪上半叶，法兰西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神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阿伯拉德(1079-1142年）。他早年放弃继承封地的权力，到巴黎求学，先后精通了逻辑学和神学。由于他相信理性对于信仰具有重要意义，不断地探讨和质疑会给人带来智慧，并试图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使宗教信仰更加理性化，结果与教会方面的领导人发生冲突；又由于他才华横溢，直言不讳，得罪了许多同事。所以，当他撰写的关于三位一体的论文及编著的包含有150 个有争议的神学问题的《是与非》问世后，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并被指控制教会，被判在修道院终身监禁。象阿伯拉德一样主张用理性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神学家虽不时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但他们却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意义深远的道路，这就是理性的道路，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中世纪西方人的文化水准，同时也为西方人走出中世纪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自然科学方面，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著作及阿拉伯人翻译的科学著作也开始有人问津，尤其是医学著作，吸引了大批读者。
　　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文化本身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就需要对前段的成果作一系统清理，进行必要的整合。中世纪极盛期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整个公元12世纪期间，到处充满了文化发现，包括对古典文化的发现和对新文化的发现，但这些发现是比较散乱的，对基督教文化提出的挑战也是严峻。当基督教学者们阅读着亚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高谈着用理性为信仰服务时，他们故然做出了一个大的文化发现，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及其理性从故纸堆中抢救出来，但也同时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挑战：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理性可以独立探索宇宙的奥妙而无需借助于外力，而基督教则强调必须借助于神的启示。类似这样的情况迫使13世纪的学者们清理上个世纪的文化成果，并调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人类积累起来的经验和阅历，着手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真理和所有信仰的开放的思想体系。
　　这就使得公元13世纪成为西方文化史上一个" 整合" 的世纪，阿奎那、但丁等人是这一世纪的代表人物，哥特大教堂则是这一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公元13世纪文化整合的一般特性。
　　阿奎那(1225-1274 年）早年入多明我会，曾先后在蒙特卡罗、那不勒斯、科隆、巴黎等地学习、教授神学、著有大量有关神学、哲学等方面的论文和书籍，其代表作是《神学大全》。面对着公元12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中理性和信仰的冲突，阿奎那试图将两者进行协调、综合。他认为，理性和基督教的教条都来源于上帝，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有机统一：理性是以人类感觉为基础的，是锐利的武器，但还不足以帮助人类认识一切事物，而上帝的启示即基督教的信仰恰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但阿奎那并不认为理性和信仰处于同等地位，相反，他只是在基督教文化中给了理性一席之地，骨子里仍然主张信仰居于指导地位，理性居于从属地位。尽管如此，阿奎那的理论在中世纪文化史上的意义还是不可低估的，它对后世的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丁(1265-1321 年）是公元13世纪末、公元14世纪初用文学作品总结当代文化的大师。　　1307-1321 年间，他写成了长达100 章、计14233 行的长诗《喜剧》(后人称之为《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分别记述了诗人在地狱、炼狱和天堂中的旅程见闻：诗人在人生旅程中产生了失落感并在黑暗的森林中迷路。代表人类理性的弗吉尔引导但丁穿过地狱和炼狱，来到人间天堂。在地狱中，但丁碰到了那些选择了名利、权势、声色而不是敬仰上帝为其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群。弗吉尔告诉但丁，完善的人生不能建立在这些自私的目标上；理性可以使人绕过这些物欲的陷阱，达到更高境界。在人间天堂，弗吉尔向但丁展示了如何才能获得完美而宁静的人间天堂中所需的自然美德。后来，代表上帝的启示和恩赐的倍特瑞斯接但丁去参观，天宫中的宁静与欢乐使诗人大为感慨。整个作品实际上反映了但丁同时代人感到困惑与不安的各种文化问题，包括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自然和恩赐的关系、人力与天意的关系等。但丁同阿奎那一样，也在做调和两种不同观点的工作：一种观点认为人是自身及自然界的主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是迷途的孩子，其命运由上帝主宰。但丁通过其作品，不仅总结了中世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实际上也表达出了他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像神学家和文学家一样，艺术家们也试图表现出系统的宇宙观，哥特式教堂是可与《神学全书》和《神曲》相媲美的杰作。
　　" 哥特式" 一词最初是对中世纪蛮族建筑的蔑称，现在一般指1150年前后从法兰西皇室领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艺术和风格。早期的哥特式建筑一般都是都市中的大教堂，公元13世纪开始，哥特式建筑风格在欧洲得到推广，大教堂和公共建筑物应用居多。
　　哥特式教堂的独特神韵主要表现在下述各点：美学上，它具有强烈的秩序感，裸露的拱助和扶壁及筒拱形成了一幅壮观的几何造型；似乎向人们昭示，上帝这位最杰出的建筑师，创造并仍治理着这个秩序井然的自然界；采光方面，它在建筑史上独成一格，只要一走进教堂，从高大的窗户上射进的温和而斑斓的光束就会使人感到仿佛是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梦幻般的世界，使人感受到神圣的本质，精神上产生升华；音乐和合唱更增添了它的和谐感。
　　所有这一切都使信徒们感到上帝的存在，从而更加虔诚信教。
　　公元11世纪前后开始、历时达三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复兴，尤其是公元13世纪到公元14世纪初的文化整合活动，与同时代其它地区相比水平不能算很高，但对西方来说，却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它不仅标志着西方最终从古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文化贫乏期中解脱出来，而且在很多方面为欧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统一语言的衰亡和方言的兴起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与社会并存。社会在发展，语言文字也相应地有所发展。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为任何其它工具所不能代替。一个民族语言文字对这一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世纪初期，由于罗马帝国的解体，与罗马政治体制和文化息息相关的语言文字也受到致命打击。过去，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期，拉丁语作为帝国统一的官方语言，曾为帝国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希腊语则在文化界广泛使用，同样为古典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罗马帝国的垮台和列国的兴起却使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巨变面前，希腊语未能经受住冲击，很快成为一种死的语言；拉丁语则因失去了过去的官方语言地位，同时也由于其大量的语汇和语法结构已远远不能反映巨变后的欧洲社会，虽经改进而产生了所谓的中世纪拉丁语，但其使用范围仍不断缩小，逐渐变成了教会和学术界使用的语言，日常生活中很少人使用，即使在拉丁语的故乡意大利也是如此。
　　伴随着统一语言的衰亡而发生的是一系列方言的兴起。从拉丁语直接演变而来的方言主要有法语、意大利语等，统称为罗曼语言。从日尔曼语发展而来的德语、英语等也流行起来。这些方言迅速发展，成为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正式的语言。
　　法语是中世纪前期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语言，书面文献可上溯到公元842 年《斯特拉斯堡誓言》。中世纪初，法语有两大方言，即北方的奥尔语和南方的奥克语。奥克语的方言是普罗旺斯，曾是广泛通行的文学语言。
　　与其母语拉丁语相比较，法语的语音有很大变化。语法方面，法语比拉丁语大为简化，名词已不像过去那样需要变格，复数词尾-S或-es 虽仍保留，但在言语中已不再发言，词汇的阴性或阳性仍有所区别，但通常不由名词表示，而由相应的冠词或形容词表示。
　　中世纪的极盛期，用法语写成的英雄史诗和宫廷爱情诗，用北部方言写成的英雄史诗以歌颂英雄人物的事迹为主题，被广泛传唱的史诗《武功歌》描述了查理曼反击穆斯林的历次战役，也描写了反叛的贵族及封建主之间的战争。史诗中最杰出的作品是公元11世纪末问世的《罗兰之歌》，它描写了封建臣仆对领主的耿耿忠心，表达了基督徒对信仰的虔诚。诗中的主人公罗兰是查理曼的外甥，在一次与穆斯林的战争中，他奉命率一军殿后，被敌追及，不幸阵亡。
　　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盛行的则是另一种诗歌，即宫廷爱情诗。吟唱诗人通过宫廷爱情诗而把高尚的情操赋予贵族妇女，把他们赞美为女神，让人们效忠于她们，崇拜她们，为了对她们的爱，不惜牺牲一切。贵族妇女也常将吟唱诗人请入宫中演唱，也有的贵族妇女甚至自己写诗，要求" 骑士" 们对她们要温文尔雅，温存体贴，要求骑士们衣着得体，能诗善乐，风度翩翩，忠诚勇敢。这些文学都对法语语言文字本身及欧洲文学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语是西日尔曼语支的一个分支。公元4-5 世纪日尔曼民族大迁徙以后，南德阿雷曼人所说的古日尔曼语即所谓的高地德语由南向北扩展，一直延伸到亚琛、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马格德堡一线，此线之南说高地德语，此线之北说低地德语。但此时由于南北发言悬殊，尚无统一的德语。
　　公元8 世纪末，高地德语辅音开始发生变化，形成所谓古代高地德语，并成为当时的书面语言。古代高地德语存在于公元8-11世纪初，它的形成对德语的发展是一大进步。
　　随着古代高地德语的产生，德语一词也在公元8 世纪末前后出现，最初在纯用于指东法兰克的民族语言即德语。公元962 年，奥托一世建立"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 德意志" 一词才具有了政治属性，成为一个国家的称谓。
　　公元11世纪中期至公元14世纪中期，即1050-1350 年，德语进入了其中古高地德语时期。期间，古代高地德语的辅音字母发生变化，如SK演变为SCh 等；部分字尾元音发生弱化直至读音消失，如词尾元音字母"e" 到中古高地德语后期已逐渐失去发音。德意志骑士参加十字军东征，广泛接触到异族语言文化影响，使中古高地德语充斥着大量的外来语词汇。同时，由于公元11-14 世纪期间欧洲和德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等生活的巨大变化，中古高地德语的词汇以比前大大丰富了。这些都是古代高地德语所不具备的特点。
　　中古高地德语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象瓦尔特.封.福格尔瓦德(1170-1230年）的《菩提树下》、享利希.封.维尔德克(公元12世纪上半叶-13 世纪初）的《爱纳伊特》的骑士抒情诗既写了英雄人物的浪漫爱情又抒发对祖国的强烈的爱；哥特弗里德.封.斯特拉斯堡(公元12世纪末-13 世纪初）的《特利斯坦和绮瑟特》等传奇故事歌颂了主人公的真挚爱情，隐含着对基督教压抑人类情感的不满和批评：《尼伯龙根之歌》等骑士史诗既抒写了爱情，又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是中世纪最具政治意义的一部作品，分上下两部，上部写西格弗里特之死，下部写克里姆希尔特的复仇，描写了中世纪婚姻与政治、权势等的关系。所有这些作品反映的都是德意志社会存在过或存在着的现实问题，表达了德国人的普遍看法，因而一直深受喜爱，有的至今不衰。
　　与中古高地德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用语的同时，德意志的统治者们也在谋求在自己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采用德语作为统一的官方语言。1235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首次使用德语发布了一道皇帝谕旨。1314-1347 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四世的首相府的文件使用德语书写。1346-1378 年，卡尔(查理）四世统治时期明确下令，规定所有公文必须统一使用德语书写。此举不仅意味着中古高地德语已逐渐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语言，同时也反映出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统一的要求。
　　与德语同属西日尔曼语支的英语的发展历程要复杂得多。
　　公元5-6 世纪，当朱特人、英吉列人和萨克逊人分别从亚特兰大、施莱莘格和荷尔斯泰因迁自徙到当时尚是罗马帝国垮台后保存下来的一个边远省份的英格兰定居时，他们各有自己的方言，即英吉利方言(又沿享伯河划分为北享伯方言和南享伯方言）、西萨克逊方言和肯塔方言。到公元8 世纪时，北享伯方言已在文化领域取得明显优势。公元658-680 年间，盖德芒用北享伯方言吟唱九行赞美诗，标志着英国文学的开端。公元7 世纪末，毕斯考着从罗马带回一批手稿，其弟子比德接触了这批手稿，得以成为当时英吉利最杰出的学者。在北享伯方言区，学术文化比其它几个方言区都要进步得多，遗憾的是，公元8-9 世纪沃特人的入侵破坏了这一进程。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到主持抵抗沃特人的阿尔夫雷德国王治下的魏塞克斯。在阿尔夫雷德国王的支持和组织下，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历史即《帕克编年史》编纂出来了，奥古斯汀、格里高利、比德等人的拉丁文著作及英吉利方言写成的诗歌被译成了西萨克逊方言。不久，修道院院长阿尔夫里克(公元955-1025年）用萨克逊方言写出了优美的抒情诗和散文作品。这一时期是古英语时期，其标准语先后为英吉利方言中的北享伯方言和西萨克逊方言。
　　1066年，诺曼人对英吉利的征服对古英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英语进入了中古英语时期。这期间，由诺曼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使用其母语诺曼法语，换言之，诺曼法语成了英国的官方语言。教会和学术界人士仍使用拉丁语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而民间却继续使用英语作为日常语言。结果，从公元11世纪中叶到公元13世纪的三个多世纪中，英国的所有文献都是用三种文字写成并以三种文字传播的，就连当时的流行歌曲也是三种语言文字的大杂烩。例如，有一首歌歌词是：
　　Ma　tresduce　et　tresame ENight　　and 　　dag 　　for 　　Loveof　　thee Suspiro
　　其中，第一行" 我的心肝，我的爱人" 是诺曼法语，第二行" 我日夜企盼着你的爱抚" 是英语，第三行" 阿！" 是拉丁语。这一时期，只有中西部方言受法语或其它外来语的影响较小，基本保持了英语自身的传统，因而常被认为是中古时期标准的英语。
　　诺罗人征服英格兰后，历任国王都讲法语，娶法国女人作王后。直到1362年，国会首次正式以英语开会。同年，国会又通过《辩护法》，规定所有法廷审理程序此后一概用英语进行，以拉丁语登录在案。此举对于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22岁的乔叟既会读写法语，也精通拉丁语，但却选择了刚被确立为官方语言的英语进行写作，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成为中世纪英语的第一部杰作。
　　此外，意大利语由于诞生在拉丁语的故乡，所以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直到公元12世纪才有书面文献流传下来。但丁的《神曲》是用中世纪意大利语写出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方言的兴起对欧洲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进了多样化的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发达，从而促进了多样化思维的发展。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宇宙观也就在这不同文化的薰陶和不同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悄然生成了，而这是过去拉丁语一统欧洲时很难期望达到的。同时，以语言和血统双重标准为核心的民族观念开始取代过去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观念，使欧洲逐步走上了建立近代单一民族国家的道路。这些都是中世纪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及另外一些地区如中国文化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4.社会舆论和图书事业
　　罗马帝国时代曾于公元前1 世纪开始发行官报《每日纪闻》，公布于罗马和各省公共场所，内容多系公民投票、官吏任免、政府命令、对外条约、战争和宗教新闻等。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每日纪闻》随之终刊。
　　中世纪初期，随着各蛮族入主欧洲，文化衰微，新闻传播也大受打击，不仅没有正式发行的官报来继承罗马帝国的《每日纪闻》，传播方式也由以往的定期以书面文字发布化为以不定期的口头传播为主，传播新闻的主角也由过去的政府变成了教会。
　　如前所述，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初期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起了独特的作用，教会的主教、牧师、修士、修女等既是能对政府和基督徒施加决定性影响，又是社会上能够读书写字的唯一的一群人。在成千上万的城乡教区中，特别在乡村教区中，牧师充当了教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
　　所有外界的各种观念和消息，如战争、赋税等，都由牧师带入教区；教区内的各种消息也由他们带出教区，通过其他牧师传播开来。同时，布道也不失为传播观念的有效手段，牧师通过布道讲演，把自己的观点和知识传授给听众，从而对社会舆论和风气产生重大影响。但较之此前古罗马等地的官极和后来的近代报纸，这种新闻传播方式无疑都是十分原始的。
　　中世纪初期也是欧洲图书事业大衰退的时期。
　　制作图书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手抄，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都设抄写室，有很多修士负责抄书。抄书所用的材料一般是羊皮纸，纸草纸已废而不用，中国的造纸术尚未传到西欧。书抄好后，一般还要在抄写室给书的封面加色或绘画，然后装订成册。一册书大致等于10-20 卷纸草卷。
　　与古代罗马图书馆或中世纪前期拜占庭、阿拉伯、中国等地的图书事业相比，欧洲的图书事业是十分可怜的，不仅图书制作手段和材料落后，而且图书的收藏、管理和利用也十分落后。
　　首先，图书馆的数量极为有限，且藏量小得惊人。在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等地的那种图书馆林立，一个城市就有几座、十几座甚至几十座图书馆且藏书量超过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情况，在欧洲绝对没有。据估计，一般基督教修道院图书馆的平均藏书量在二三百册左右，较大的图书馆，如瑞士的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的总藏书量仅300 册，德国赖赫瑙修道院图书馆只有413 册图书，意大利的博比奥修道院图书馆经过3 个多世纪的积累，共有藏书650 册，令当时的欧洲人惊叹不已！即使12-13 世纪前后建立的罗马教廷图书馆、大教堂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藏书量亦少得可怜，如1309-1377 年建立起来的教廷图书馆共有藏书2000册；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规模最大，1300年时有藏书约5000册；巴黎大学图书馆1338年时藏书量仅1722册。
　　其次，中世纪欧洲图书馆的目录也十分落后，一般只有财产登记簿之类的东西。有的图书馆随着藏书量的增加，对自己的藏书粗分为宗教书和非宗教书。有的则按文种分开，将拉丁文书和其他文种分别搁放。
　　最后，由于藏书太少，又加上补充极为困难，迫使各图书馆严格限制阅览和借阅范围。有的图书馆规定，借阅的书只能白天在书橱附近阅读，不得携出馆外；有的规定，外借需付相当数量的押金。管理人员因管理不妥而丢失图书的，除照市价赔钱外，还要交纳相当数量的罚金。
　　图书事业的这种不景气现状既是欧洲中世纪文化衰退造成的，同时，这种不景气的现状又反过来限制了中世纪文化的复苏和复兴。直到公元11-12 世纪以后大学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大量兴起、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5.体育训练和医疗卫生
　　体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从人们实际的社会活动发展演变而来的，所不同的是人们实际的社会活动是为了谋生，而体育活动则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体能，陶冶性情，延长寿命，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与其文化总体上的衰微和贫乏相比较，中世纪前期欧洲国家的体育相对来说是较为发达的，在欧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体育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其明显的特征是活动的项目大都与自己从事或将要从事的职业有关。例如，为了准备服兵役，城乡居民要进行体育锻炼，以适应战时需要，练习的项目以剑术为主，包括跑、跳、投掷、角力等。公元13世纪前后，意大利民众爱好激烈的军事性竞技，常持棍棒和盾牌进行模拟对打。公元14世纪初，英国国王下令健壮的市民必须在闲暇时间练习射箭。象这样的体育活动显然主要不是为了养生益寿，而且直接为了应付欧洲社会不断发生的战争。当然，也有一些活动不全是为了战争准备，如公元12世纪前后开始初步形成的网球、台球、高尔夫球、橄榄球、足球以及舞蹈等，其主要目的是锻炼身体、娱乐身心，已与近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大致相同。
　　在城镇，行会负责对其子弟进行教育，虽不专设体育课，但孩子们还是自发地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公元12世纪前后，英国的孩子经常在户外参加抢夺阵地、蛙跳、踢石头、弹玻璃球、陀螺、掷骰子、打水漂、蒙眼等游戏。
　　每逢重大节日，青少年常进行跑、跳、角力、射箭、投石、跳舞等各种竞技活动，沼泽地区的年青人冬天还喜欢滑冰、玩冰车。
　　在培养宗教人才的修道院，学生所受教育包括三门主科(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四门辅修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不开体育科，平时也不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违者要受到院方处罚。但如遇有节日庆典时，则可破例允许学生进行跑、跳、投掷、举重、武装竞技等比赛。
　　对欧洲文化和社会产生影响最大的还不是上述体育活动，而是骑士体育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和制度，欧洲中世纪的文化、社会、宗教等无不打上了骑士体育的烙印。
　　骑士制度最初产生于意大利和德国。" 骑士" 一词最初用于指称男童或仆人，后用于指出身于名门望族、曾在宫廷或封建领主的庄园中服过役、担任过书童和从士并经过一定仪式授予较高军衔、可佩带兵器的人。
　　中世纪初期，由于战争频繁发生，欧洲的封建领主必须精通军事，因为，只有通过战争，他才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产并掠夺新的地产、增加自己的财富。
　　贵族子弟被训练为骑士。他要学会穿戴盔甲，驾驭战马，持剑、盾作战。一旦其军事才能和勇气得到认可，就举行庄严的仪式，授予他" 骑士" 的头衔。
　　要得到这一头衔，就必须不断练习。因此，体育在骑士教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骑士经常训练的项目有：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赛跑、角斗、射箭等。封建主为了训练骑士，经常召集他们比武。比赛形式有双人比赛和集体比赛两种，双人赛就是两个全副武装骑士的决斗。他们手持枪矛和盾纵马对冲，拼命往对方的铠甲和护心镜上猛砸，落马后便在地上用剑斗，直到对方屈服为止。集体比武就是骑士的集体搏斗。骑士们以一定距离对峙，然后就开始了一场小型的骑士战。除了比武以外，骑士们还常在封建主的城堡附近举行跑、跳、投掷、角力、游泳比赛。
　　与骑士相关的体育活动还有马球。这是参加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骑士从东部引进来的。并推广到整个欧洲。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运动，几乎在西欧风行了5 个世纪。规模较大的马球比赛最初在普罗旺斯举行。公元12-13 世纪是该项目比赛的极盛时期。
　　此外，还有两种运动值得一提：
　　足球：史料记载，1175年，伦敦大学生和年轻手工业工人之间进行了一场足球赛。当时的球是实心球，可以用脚踢、盘带，也可以用手滚和带球，目的不是为了得分，而是将球送过规定的界线。可见，当时的足球和游戏还没有分开。
　　斗牛，斗牛源于古代狩猎活动，公元13世纪，斗牛成了竞技表演，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最为流行。斗牛时用矛挑斗使牛发怒，既有斗牛士的灵巧，又有执矛骑马者的杂技。此后在西班牙的大小城镇出现斗牛竞技场，斗牛成了西班牙的"国技".
　　三、西欧中世纪教育
　　1.基督教的教育
　　自公元1 世纪到公元5 、6 世纪，基督教广泛传播于西欧。渐渐地，基督教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居于独尊的地位，它垄断了中世纪的教育。因此，西欧中世纪的教育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家庭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教育机关。最初，信奉基督教者一律都是成人。
　　当一个成年人走进教堂并庄严宣誓忠于基督教教义后，他就尽力把子女也训练为基督徒。父母向子女传授基督教的道德、智识观念，教子女学会做祈祷、唱赞美歌以及简单的读书、写字、作文等，或者向子女讲述宗教伟大的事迹，以培养子女敬虔、忠贞的德行。奥古斯丁就把他的早期教育归于其母亲莫尼克。公元6 世纪以后，基督教的教育逐渐超出了家庭的范围而走向学校。在中世纪，实施基督教教育的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修道院附设的学校，一类是由教会和政府设立的学校。
　　(1)修道院学校
　　修道院学校发源于修道院制度。这种修道院是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兴起的。由于基督教徒时刻面临着殉难的危险，有些人发现在通常的环境中无法生活下去，似乎到处都是腐化与邪恶。一部分入便逃到山中或沙漠里隐居起来，每天祈祷和自我折磨以求得到宁静与安全。公元4 世纪后，这种孤独生活的场所成了僧侣公共修养的机关。公元4 世纪中叶，埃及人帕可密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达宾尼岛上建立起第一个修道院。之后，这种修道院制逐渐推广到希腊、意大利、西欧诸国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处。到第5 世纪，修道院已成为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了。
　　在修道院的发展中，以圣.本尼迪克特(公元48O-548 年）所建的寺院影响最大。圣.本尼迪克特出生于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15岁开始隐居山林，励行基督教的修养，到公元529 年出山，在位于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卡西诺山建立修道院。随着修道院日渐著名，各方来的僧侣也越来越多。本尼迪克特便制定了一个《管理条例》，主要内容有三项：a ，凡欲为僧侣者，先试习一年，不合格者令其还俗；b ，凡愿为僧者须把全部财产捐给寺院，并终身不娶，服从一切命令条规；C 、凡为僧侣者，须寄宿于寺院。此外还规定，修道士每天除礼拜仪式外，还要从事耕作、慈善事业、阅读和抄写等。这些规定大受世间欢迎，许多修道院纷纷模仿，所以，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创办后不到一个世纪，这一类修道院便达250多所，其范围也从意大利扩及到英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国。
　　大约在公元6 世纪，修道院就开始附设学校，即修道院学校，到公元9 世纪时，各修道院均设有此种学校。公元12世纪初，仅法国就有修道院学校72所。
　　修道院学校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僧侣。由于许多父母希望把子女献给修道院当僧侣，这些子女便被留下来，由先进的修道士施以宗教的教育。这些儿童称为"内修生" ，他们将被培养为修道士。儿童入修道院，必须发誓遵守院规，过修道士的生活，誓词如下：" 我特此宣告脱离父母、弟兄和亲属，脱离朋友。土地和财产，脱离空浮虚荣和世间享乐。为了上帝的意愿，我也放弃自己的心愿。我接受修道院生活的一切困苦，对天立誓要纯洁、守贞、安贫；我愿终身呆在此修道院当教士".(［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8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教育的内容包括读、写、算和宗教的基本知识及其他一些修道士能力之内的较高级的教育。
　　修道院学校也兼收俗人。这种学生被称为" 外修生" 他们是走读生，住在家中，而到修道院受教，所学课程与内修生基本相　　同，只是目的不在训练其为修道士上。
　　修道院一项很重要的教育活动就是抄写书籍。由于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修道士成了唯一有文化的人，修道院也就成了保存文化的唯一场所。由于书籍奇缺，抄写经典就成为修道士不可缺少的工作。1093年，一位修道院住持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倘若进入修道院走廊，就会见到十来个教士坐在椅上，在制作精巧的桌上伏案眷写。热若麦的《预言书注释》全文、圣格利高里的全部著作、能找到的圣奥古斯丁、安布罗西、伊西多尔、比德和安瑟伦爵士，然后是贝克的住持，进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人的全部著述，他都要求全力用功抄写。"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88页，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
　　修道士们还做了许多搜集和保存书籍的工作。通常，他们把搜集到或抄好的书籍用重杠和链条拴在架上，并且在书上题写咒语，以防被盗。比如，一本书上这样写道：" 无论何人以何种诡计或何种手段于此地窃取本书，他的灵魂将受惩罚的报应而遭难，他的名字就会从生命簿上抹掉，不再记入升天之列".(［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94-95 页）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修道院建起了图书馆。当然，那时的藏书是极为有限的。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圣马特诺大教堂的图书馆，9 世纪时仅有19卷基督教评论集的节选本。诺瓦腊的大教堂1212年除了圣诗和几本新祈祷文外，只有波依修斯、普赖西亚、《查士丁尼法典》、《教令集》，以及伊西多尔(公元570-636 年）《词源学》等抄本。
　　公元13世纪后，修道院的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修道院学校由固定变成了流动的。这是因为，中世纪后半期，宗教的威权日渐削弱，教育亦逐渐衰退，而市民教育与大学教育等世俗式的教育却在加强。为了谋求基督教及其教育的复兴，一些宗教团体便一国一国、一村一村地传道和教学。
　　这种团体，就叫托钵僧。在公元13世纪，著名的托钵僧团体有二个：一个是弗兰西斯派，一个是多米尼克派。
　　弗兰西斯派是由意大利高僧圣.弗兰西斯(1182-1226 年）于1209年创办的，1212年得到公认。这派的教徒没有家庭和财产，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只是借托钵周游世界，一面传播基督教，一面为贫人、病人服务。该教团也从事教育工作。1230年，他们在巴黎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学校，以后又在其他国家建立修道院学校。他们主要致力于幼儿与贫儿的教育。
　　多米尼克派由西班牙贵族圣.多米尼克(1170-1221 年）创立。他是个正统教会的狂热信奉者，他创立这个教团的目的就是攻击异端。1217年，这一教派得到教皇的承认。与弗兰西斯派从事贫民救济与少儿教育不同，这一派教徒专门致力于中流以上阶级的教育。他们致力于科学的研究，以求在大学谋得教职。因此也造就了不少著名学者，托马斯.阿奎那就是这一派的修道僧。由于得到教会的支持，这一派发展很快。　1221年，这一派扩大到500 个托钵僧，60个僧院，分布在包括全西欧在内的八个大主教管辖区。
　　中世纪修道院学校的教育，尽管是偏狭的，但仍然有可称道的地方。在文化教育被极端破坏的情况下，修道院设有学校和图书馆，教授学生读书写字、传抄和保存书籍，这无疑是件好事，尤其是到后来，修道院除了读《圣经》外，偶尔也读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因此，修道院在保存希腊、罗马文化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为日后文化教育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2)教会建立的各类学校
　　中世纪早期，最先实施基督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是问答学校。顾名思义，这种学校是师生间藉相互的问答以学习关于信仰宗教的有关知识。这种学校最初是为准备信奉基督教的异教徒而设的。所以，受此种教育的学徒，特称为Katechuman，意为" 洗礼的志愿者".其中又分为三级；初级称为" 预科生" ；中级称为" 本科生" ；高级称为" 修补生" ，即特别选出将受洗礼者。
　　这种学校的教师，称为" 问答训导者" ，他们将基督教的教义口头传授给学生。开始时这种学校只教宗教知识，不教普通的学科。后来，因为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接触，学校不得不教授哲学、几何、天文、文法等。
　　在远离欧洲大陆的爱尔兰和英格兰，中世纪早期的教育状况要好得多。
　　在爱尔兰，由于它没有受到罗马教廷的控制，许多从欧洲大陆去的学者与当地教会结合在一起，成功地传播了古代文化，因此，爱尔兰的教会发展了一种不同于欧洲大陆教会的文化观以及对待异教的宽容精神。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在教会学校里传授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英格兰，教会创办的学校主要是二类：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这两者都是大教堂所附设的学校。因此也可以统称为大教堂学校。就两种学校各自的基本方面来说，它们在教学和一般管理上的作用完全不同，歌咏学校创办之初，其任务是培养唱诗班歌手，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一般的初等学校。文法学校不仅仅是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而且也兼收富有阶级的儿童。
　　英格兰约克郡的大教堂学校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公元732 年，埃格伯特成为约克的大主教。他把学校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阿尔琴(约公元735-804 年）自小就进入该校，受教于艾尔伯特。
　　他对约克学校有过生动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校的教学情况。
　　他说：" 他(指艾尔伯特——作者注）在那里用多种教学的溪流和各种学问的甘露滋润着干枯的心，赋予它们语法学的学艺，灌注修辞的江河。他在法的磨石上把一些人擦亮，他教一些人齐唱艾奥尼娅赞美诗，而另一些人在旁吹奏卡斯塔利长笛，循着抒情诗人的足迹越过帕拉萨斯山麓。该总督要其余的人懂得天的协调、日月的劳动、天空的五彩带、七大行星、恒星的规律、星辰的起落、空气的流动、洋与陆的震动、人牛鸟兽的本性、数与形的不同类型。他举出复活节庄严周期的必然，首先开启圣文的奥秘，揭示古老而简陋法典的莫测，见到任何思维出类拔萃的青年，他都凑拢过去，教他们，供养他们，热爱他们。因此，这位教师在圣卷中有许多学科和各种学艺处于领先地位。"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97页）
　　约克郡的大教堂学校对欧洲大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公元8 世纪末9 世纪初，西欧各大教堂均兴办了这种类型的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当然，欧洲大陆教会学校的发展，得益于法兰克帝国查理大帝的提倡和推广。
　　公元768 年，查理曼(公元742-814 年）继任法兰克国王。公元800 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加冕称帝，号称" 罗马人的皇帝。" 法兰克王国遂成查理曼帝国。查理大帝当政时期，西欧正处于文化荒芜的黑暗时期。查理为了培养宗教神职人员和消除统治者的愚昧无知，极力提倡教育，公元787 年，查理大帝发布公告，指责各个修道院的住持目不识丁，规劝他们学习识字。
　　公告说：" 我与左右忠信深思熟虑，都认为有益的是，上帝的恩惠托付我管辖的主教管区与修道院，除了维持修道院生活的秩序、进行神圣的宗教活动外，还应当对靠上帝恩赐能够学习的人，按照他们的才能，热情地教他们学习识字。正如恪遵戒律，能使道德诚实和谐优美一样，教和学的热忱对学习经文也是同样重要的。要讨上帝喜欢的人们，不单要行为端正，也不要忘记言辞正确"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03 页）。
　　公元789 年，查理大帝又发布一个公告，作为上述公告的一个补充。公告要求教会设立学校，使儿童学习阅读。在每一个修道院中或主教管区内，都要将诗篇、圣迹、诗歌、日历、文法与天主教的书籍细加删订。这个公告，被称为" 中世纪教育的第一个总纲。" 之后，教会迅速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学校：如在主教驻地所设的主教学校、在教会所属各牧师驻地所设的村落学校，或教区学校以及文法学校、歌咏学校等。教会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 七艺" 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 七艺" 是古罗马学校的遗存，但是，中世纪" 七艺" 课程都披上了浓厚的宗教外衣。" 文法" 是" 七艺" 之首。当时给文法的定义是：它是一门科学，使人学会解释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它是一种艺术，使人能正确地写作和说话。人文学科之本就在文法。各个基督教学校都应教文法，这是因为：第一、正确写作和讲演的艺术是通过文法而取得的。如果一个人不先学会文法，就不能理解演说词的意义和文字、音节的意思；第二、《圣经》中有各种修辞法，如寓言、迷语、比喻等。不学会这些东西就不能很好解释《圣经》。
　　其次是修辞。根据教师的阐述，修辞是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利用世俗谈话的艺术。由此定义，修辞看来是一种世俗智慧，但它对教会教育也关系重大。
　　因为修辞可以使任何东西的真伪显然明白。无论谁在什么时候熟悉这种艺术，就能准确地传播上帝的圣言。
　　第三是辩证法。辩证法是理解的科学，它能使人很好的思考、下定义、作解释和区别真假。它不仅会而且能够使人获得知识。它使人懂得人生及其本源，通过它认识善、造物主和造物三者的来源和活动。因此，牧师应该懂得这绝妙的艺术，以便能看穿诡辩者的狡诈，拒绝其谬论。
　　第四是算术。算术是可以用数字测定的抽象广延的科学，是数的科学。
　　上帝用数创造了世界。对数无知，就难以理解《圣经》中有引伸意义或神秘意义的段落和句子。
　　第五是几何学。几何学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物体的形式。神与人及耶稣" 三位一体" 就是符合几何学的特定要求的。另外，几何学在建筑教堂和神庙方面也有用途。
　　第六是音乐。音乐是关于音调中被感觉的音程的科学。通过音乐，人们能以最庄严的方式举行每一礼拜仪式，并怀着纯洁的心情服从神令。所有的一切，都通过优美和谐的音乐表现出来。因此，音乐与基督教也是紧密相关的。
　　最后还有天文学。天文学说明天穹中星体的法则。各星体只能按照造物主所确立的方式取得各自的位置或进行运行，除非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奇迹般的变化，教士要努力学会天文学知识，以便确定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行路线和准确地计算时间。这不仅是为了根据事实来确定以往年代的进程，而且是为了确定复活节、其它节日和圣日，并向人们宣布节日的宗教仪式。
　　由此可见，教会学校开设" 七艺" 课程，完全是为宗教服务的，而且内容非常贫乏，并夹杂着迷信、谬误和偏见。至于当时的教学方法，由于书籍奇缺，学生不能人手一册，数学多采用口授方式。教师念书中的文字，同时讲其大意，学生逐句逐段记录。教师有时也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教学。这种方法在文法教学中极为普遍。著名教育家阿尔琴就曾为查理大帝16岁的儿子丕平编写了一本问答式的教材。总之，中世纪教会学校的教学，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是较为低级的。
　　2.世俗教育
　　中世纪西欧的教育虽然以基督教教育为主，但也有对于普通人民子弟的世俗教育。这种教育在修道院学校和教会学校中已见端倪。如修道院学校中招收的"外修生" 就是俗人，而且受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将来成为修道士；教会设立的教区学校、村落学校，则无论从学生来源、教学内容及教学目的来看，更富世俗教育的色彩。当然，这些教育从总体来看，仍然是不脱宗教基调，但是，自公元8 世纪以后，情形大变，世俗教育逐渐受到注意，公元12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的兴起，市民教育、平民教育也发展起来了。
　　(1)中世纪早期的世俗教育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切学校都降到了最低点，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残存于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并且这些学校仅仅为教会所需。整个中世纪初期，只有修道院、教会才提供教育的手段，修道士是唯一需要知识的职业。世俗子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就是进入兼收俗人的修道院学校，学习简单的读、写、算知识。但是同一时期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世俗教育要比欧洲大陆发达得多。
　　在爱尔兰，不仅有教会学校，而且有世俗学校。公元7 世纪时，仅图阿姆-德里坎一地至少有3 种学校：拉丁文学和基督教文学学校，爱尔兰法律学校及爱尔兰文学学校。在这里，不仅世俗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哲学、法律，就是那些修道院的僧侣也热衷于研究古典著作。因此，即使在修道院学校中，世俗教育的内容也比欧洲大陆的修道院学校要多得多。英格兰的情形与爱尔兰相似。中世纪早期，英国教育无处不模仿罗马帝国。英格兰的文法学校就是由罗马文法学校演变而来，教学内容也有一部分世俗知识。但是，从公元8 世纪末开始，丹麦人开始入侵爱尔兰和英格兰，它们的文化教育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公元8 世纪后，欧洲的世俗教育逐渐发展起来，而这得归功于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与西撒克逊王阿尔弗烈德(公元848-899 年）的提倡与推行。
　　查理大帝当政时期，西欧正处于" 黑暗时代".为了消除无知和愚昧，他大力提倡教育，广招天下有学问的人到法兰西帝国办学校，传播知识。他有感于当时王族、贵族辈大多不学无术，于是聘请英格兰著名学者阿尔琴(公元735-804 年）来到法兰克宫廷，创立宫廷学校。查理大帝亲自率皇后和三位王子，二位公主拜阿尔琴为师，到宫廷学校受业。据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的记载，查理本人勤奋好学，他" 花费很多时间从阿尔琴那里学修辞学、辩论术，特别是天文学。他也学习算术，并且极其勤勉地细心观察星辰的运转。他还努力学习书写……但是他对这项陌生的工作开始得太晚了，因之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查理大帝传》，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查理大帝所学的科目大概就是宫廷学校教授的科目。
　　查理大帝对教育的贡献，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使教育世俗化、普及化。
　　公元802 年，查理大帝发布命令，要求世俗人彻底学习教义和主祷文，并规定，" 父兄有送其子弟入学校习文学之任务，非俟其学习完成，不得令其退学。" 这一命令虽然没有大力推行，但却可视为世界上实行义务教育的开端。
　　大帝在不反对基督教的范围内，同时积极奖励国民教育。他奖励修道院学校、村落学校等，以求读写算等学科的普及。对一般的学术技艺，也加以保护。
　　比如鼓励搜集并研究古罗马的著作。此外，查理大帝还下令封闭单纯进行基督教的教育而忽视国民教育的学校。这一点开了学校脱离宗教支配的先河。
　　另一个对教育世俗化作出贡献的西欧国君是西撒克逊国王阿尔弗烈德。
　　阿尔弗烈德在位期间(公元870-890 年），丹麦人入侵西撒克逊东部。阿尔弗烈德顽强地与入侵的敌人进行斗争，终于在公元878 年赢得胜利。但是，自从遭到蛮族入侵之后，英格兰的学校、修道院、教堂、学术、文学等都处于一种悲惨的衰败状态。为了复兴教育，他仿照查理大帝，在他的宫廷创办学校。在宫廷学校学习的有他的儿子、贵族子弟，也有非贵族的子弟。教授的内容有拉丁文、撒克逊文的读和写以及" 七艺" 中的某些科目。国王的朋友阿塞尔这样描述当时宫廷学校的学习情景：" 埃塞尔沃德是国王的小儿子，由于国王的神圣劝告和值得称赞的远虑，他被委托给学校。在那里，他同国家几乎一切达官显贵的孩子以及许多还不甚显贵的人一起，在教师勤勉关怀下成长起来。在学校要读拉丁文和撒克逊文两种语言的书籍。他们也学习写，以便在从事成人技巧，即狩猎以及适宜贵人的类似消遣的年龄之前，能在自由艺术方面变得勤奋聪明。"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11 页）
　　阿尔弗烈德在发展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教育方面表现了远见卓识。他组织人员并亲自参加编译工作，把许多拉丁文书籍译成英语，以便更多的人获得知识。为了普及教育，他要求每一个英格兰青年都要上学。他在为教皇大格利哥里的《牧师职责》英译本写的前言中写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安静，就可容易作到让英格兰现在出身自由民并有足够财力从事学习的青年，在还不适于其他任何职业之前，长期专心学习，直到他们能阅读英文作品，让那些继续学习的人，以后受更多的拉丁语教育，并提高他们的地位等。"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09 页）
　　在查理大帝和阿尔弗烈德大王的推动下，西欧中世纪的世俗教育与教会学校一起获得了发展。
　　(2)城市的兴起与市民教育的发展
　　中世纪开始时" 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第400 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在文明落后的情况下，城市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大城市的生存有赖于商业的繁荣。从公元5 至10世纪这个黑暗的年代里，一切商业也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只有地中海沿岸仍有商人来往。结果，在那一特别地区的城市中，保留着一个商人阶级和一定程度的繁荣。在其他地方，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和交换中心，贸易已濒于断绝。但是，自从公元11、12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贸易却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交通的大门，也使欧洲人认识到，各国都有特殊的产物，因而有了贸易的需求。随着贸易的发展，城市也发展起来了。当时的城市是这样一番情景：" 到了公元13世纪，城市就象蜂窝一样热闹了。街道仍然狭窄、紊乱而不卫生，但充满了活力。大包小包，筐子篮子，叫卖的小贩，风中摇曳的巨大招牌(这些招牌有时甚至危及行人的安全），阻塞了街道。这是一种崭新的繁盛的文明。……公元13世纪的城市活起来了，讲话了，行动起来了。"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60 页）
　　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刺激，城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许多城市还通过斗争取得了特权。市民这时也取得了权力，并通过权力而获得了自由，一个新的自由民阶层逐渐形成。市民生活是商业的、世俗的，自然要求世俗式的教育。教会学校不愿意也不可能提供这种教育，城市学校乃应运而生。
　　新设的城市学校分为二种。一种是市民中的上流阶级，即工商业经营者设立的学校，包括拉丁学校、公众学校、文法学校等。另一种是为手工业者的子弟而设立的学校，如基尔特学校。
　　拉丁学校公元13世纪时起源于德国，学校以教拉丁语为主，旁及读法、书法、文法、赞美歌等。这种学校、即为现在德国中学之前身。公众学校大约在公元14世纪起源于英国。教学内容与拉丁学校大体相同。文法学校也起源于英国，比公众学校更适于近代式的教育，在课程中竟然加入了法兰西语。
　　这些学校是这个时期最大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要把这类学校与教会设立的拉丁、文法学校区别开来，它们之间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教会控制的学校是服务于宗教的，而城市控制的学校则是服务于城市自由民的兴趣和需要的。
　　为下层市民设立的学校主要是基尔特学校，即行会学校。行会在中世纪城市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行会在创办学校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起了组织、领导和管理者的作用。在行会的监督领导下，学徒制度成为维持生产、发展生产以及传授技艺的制度。这是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是由师徒之间的契约来约束的。契约规定，学徒期限为7 年，7 年期间，徒弟不得泄露师傅要保密的一切事情；不得做也不得袖手旁观任何有损于师傅的事情；不得用师傅的钱摆货摊、嫖、赌、掷骰子或诸如此类的把戏；不得勾引或私通其师傅家里或其宅内任何妇女；未经师傅同意不得结婚。若违背上述规定，视其情节轻重，须给师傅赔偿，学徒期加倍。师傅则必须尽其所能用最佳的方式传授手艺；必须供给徒弟食宿、衣物、鞋袜、被垫等一切生活必需品；学徒期满后，如果徒弟忠诚勤恳，得准其自立。这种教育，可视为最早的职业教育。
　　公元12世纪后，许多行会为其会员的孩子们的教育建立了学校。这些学校一般都是免费的。他们聘请一位老师，其薪金一部分从行会主人或管家的土地收入中支付，一部分从行会的兄弟姐妹中收取。此外，还有一种学校，是专门为下层市民而设的。这种学校由城市当局管理，教授自由民在商业活动中所需要的读和写。
　　总之，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形成，世俗化的市民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它成为中世纪后半期教育的重要力量，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在教育中的统治地位，为教育的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3.骑士教育
　　骑士教育是中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种揉合了宗教和世俗双重内容的特殊形态的教育。
　　中世纪的骑士制起源于封建制度。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统治法兰西帝国时期。查理大帝在其统一法国的过程中，把他侵略扩张所得到的大量土地分封给有功之臣，这种分封以后逐渐发展成固定的采邑分封制。公元9 世纪后期，采邑成为世袭领地。采邑制的推行，促使了自由农民的农奴化和封建等级制的形成。法兰克王国在公元9 世纪后期就确立了封爵制度，国王以下依次为公爵、伯爵、子爵、男爵，最低一级就是骑士。骑士必须为其主人效力，尤其在战时，有随同主人出征的义务。公元10世纪时，各封建主的势力加大，他们为争夺土地，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武士也就更显出其重要性了。十字军东征之后，一些有军功的人受封成为领主，拥有兵马与土地，骑士制也就更为盛行。
　　骑士产生后，教会便赋予骑士特定的理想。教会要求骑士首先要效忠，然后要有慷慨气质，再者要有节制，还要有谦恭之仪——这是有教养的骑士最完善的品格。" 宁死不辱名" ，这就是骑士的准则。也就是所谓的骑士精神。
　　骑士阶层产生后，纯粹的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都不能有效地训练骑土，因此需要一种特殊的教育，于是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形式化的骑士教育。
　　这种教育在公元12世纪时最为盛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骑士高尚勇敢的人格，对于神与君主、贵妇人等，尽骑士应有的本分。这一教育理想，包含了二方面的要素，一是对于神的方面，含有宗教的出世色彩；二是对于君主及贵妇人方面，则含有特殊性命等入世的现实色彩。前者源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后者则体现了日尔曼民族的特性。
　　骑士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侍童阶段、护卫阶段和骑士阶段。
　　从7 、8 岁到14、15岁为侍童阶段。各级封建主把这一年龄阶段的男孩子送到王宫里或高一级的采邑主府邸里受教育。儿童这时候是主人的侍童。
　　他的任务是服侍男女主人，履行他对男女主人的种种义务，学习宫廷中的各种礼仪，学习弈棋、弹琴、唱歌、识字、吟诗等。此外还有宗教教育，养成对宗教的虔诚；体育则有骑术、赛跑、角力等。同时，侍童还要养成一个骑士所应有的侠义精神以及对荣誉的热爱。
　　从14、15岁起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侍童变成了主人的护卫。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奉事主人之礼。他们要照料男主人的一切生活起居住行，比如为主人铺床、叠被、穿衣、披挂铠甲、准备武器、养马、陪主人散步，为主人拌酒等。晚上要睡在主人之侧，作战时要随时侍应在主人左右以保主人的安全。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还要学习骑马、游泳、射箭、击剑、游猎、弈棋、作诗等所谓武士的" 七艺".到了21岁，如果学习和表现都很好，就可以正式成为骑士。通常，授予骑士时要在大领主的城堡，国王的宫殿或大教堂里举行盛大的典礼。参加者要先在祭坛上祈祷，坛上放着他的剑。接着要淋浴，然后穿上黑长筒袜和白长袍，躺在床上。淋浴象征清白、躺在床上象征死亡，经过这些准备后，他被带到国王和大领主面前，下跪表示服从，并向领主和教会宣誓。誓词共有6 条，即：守武士之信条、去邪、尊敬妇人、保护基督教、惩恶、扶弱。
　　此外，在骑士教育中，还有所谓" 恋爱教育" ，女子方面的教育包括纺织、音乐、会话、舞蹈、读书、写字、唱歌、礼仪等，其目的是为骑士预备良妻。男子方面的教育，则在第二阶段末进行。通常他要选定一较自己年长的贵妇人，作为自己情爱的对象，学习恋爱之道，或作恋歌，或赠情书。他要学会博得妇人的欢心，而且不管是否与该妇人结婚，都要矢志不二地事之终身。
　　骑士教育在公元12世纪以前，很有英雄浪漫的风致，但公元12世纪以后，武士教育偏重于社交礼仪，以求博得妇人的欢心。整个骑士阶层也变得骄奢、荒淫和道德败坏。公元14世纪后，随着封建制的解体和射击武器的广泛使用，骑士阶层渐趋衰落，骑士教育也随之消亡。
　　4.大学教育
　　(1)大学的兴起
　　欧洲的大学，在古希腊时期即已有之，比如雅典的大学。但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既不是古代大学的后身，也与古代大学在教学上大异其趣，它是中世纪后半期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
　　欧洲中世纪经过五六百年的缓慢发展，到了公元11世纪，经济开始复苏。从公元11世纪到公元13世纪，被你为" 中世纪的复兴时期".在这个时期，和平安定的形势不断加强，国家和教会的力量都在发展，这就需要训练人才，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人都把精力集中到学术上。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客观上促进了西欧商业在地中海的发展，扩大了西欧人的眼界，亦使拜占庭在保留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科学知识与世俗教育体系传遍了整个欧洲。
　　所有这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构成了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影响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产生于公元9 世纪。它是一种基督教哲学。最早论证基督教教义的是教父学。教父学把希腊、罗马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理论和思考，提倡绝对信仰。这种盲从的说教，并不能永远取信于人。十字军东征以后，欧洲人的眼界打开了。
　　东方的制度、法律、风俗、文化，使欧洲人认识到基督教的社会并不是唯一真实的社会。而且，从来认为神圣的、万能的基督教之神，经十字军战争后己被证明并无何等神力，于是对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产生怀疑。有鉴于此，教会遂转而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解释神学的合理性。" 经院哲学" 由此盛行。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哲学中唯实论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是经院哲学体系的　　完成者，他抹杀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切活生生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歪曲和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来为基督教神学作论证，为教会和封建统治作辩护。就整个而言，经院哲学完全是野蛮的抽象理智的哲学，没有真实的材料和内容，就象" 北日尔曼自然景象中多枝的枯树那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但是，经院哲学对中世纪的大学教育却影响很大，一方面，这种哲学成了当时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从而引起许多讲学团体的会合并最终导致大学的建立；另一方面，这种哲学又反过来成为大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该校最初是一所著名的医学校。因此该校一向以医学著名。后来该校又加入了哲学与法律二科。1131年德国皇帝巴巴罗斯发布敕令，承认它是一所大学。其后继设的，是意大利波伦那大学，它的前身是一所法学校。1158年始被正式承认为大学。后来该校增设了哲学、神学、医学三科，学生最多时达12000 多人。意大利除此二大学外，还有巴都亚大学(1222年由波伦那大学分出），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根据皇帝敕令创办）等。
　　法国的巴黎大学是中世纪最著名的大学，也是其他大学的典范。该校由修道院学校发展而来。1180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公认其为大学，1198年，该校又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该校以神学最为著名，其次是文学，后来又加入了医学和法学。1168年，英国仿照巴黎建立牛津大学，1200年，再建剑桥大学。1348年，德国建立布拉格大学，1385年，再建海德堡大学。与此同时，各国学者和僧俗封建主竞相建立大学。到14世纪，意大利有18所大学，法国有16所。从大学形成的过程来看，一部分是在修道院学校或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部分是以专科学校为基地建立起来的，一部分则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自行组织起来的，还一部分是根据教皇或皇帝的命令建立起来的。
　　(2)大学的组织
　　中世纪的大学最初是作为一种行会组织而被特许的。大学这个字的原义是"会社" ，即教师与学生组织的一种团体。最初不过是私人间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自由团体，后来渐渐成为正式的教育机关，才受到教会与王侯的认可与保护。大学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当地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迫害，他们按原籍组织" 同乡会" ，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教师则组织教师会。在教师会产生以前，教学只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私事。教师上课，学生按照事先商讨好的契约交纳学费，教师则按照契约上课。教师上课的时间、内容、进度都按契约进行，否则受罚。后来，由于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数增多，对教师的要求也提高了，故而教师相约组织教师会，符合一定的资格和水平的人才能当教师，并被授予教学许可证。教会控制学校后，教学许可证就由主教或他的代理人即校长来授予，1231年，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就曾这样训令巴黎大学校长：" 未来的大学校长必须宣誓，除了能够给许可证带来荣誉的道德高尚的人士以外，不得接受任何人做神学或宗教法的教授。要拒绝一切不称职的人，不管是谁或是哪个民族的人。在授予许可证以前，校长可以从申请发许可证的日子3 个月内，询问神学教授或其他重要教学人员，以充分了解申请者的生活和仪表、知识、能力、是否热爱学习、发展前途以及渴望教学者所需要的其他品质。在这些调查完结之后，他必须凭自己的道德心决定授予或拒发许可证"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81 页）。
　　学生从大学毕业，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即获得到任何地方任教的资格，不用参加考试。巴黎大学、波伦那大学、牛津大学最早实行这一制度，后来其他大学也逐步接受了这一传统。1292年，罗马教皇正式授予巴黎大学此项权利。
　　" 我们希望鼓励巴黎城内知识界的学生为获得硕士学位而努力，不论他们来自什么地方，都可以在他们获得学位的系科担任教学——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我们命令在上述城内的任何学生，在教皇的指引下，通过具有授予各该系科讲授权的人们，按照一向奉行的惯例进行考试并得到批准，可获得从事神学、民法、医学和文学等系科教学的许可证。——并且今后在上述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享有教学权利而不经考试和检查。" (［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81-182页）
　　大学的行政领导制度有两种：一种以波伦那大学为代表，学生掌管学校行政，学生充任校长；一种以巴黎大学为代表，学校行政由教师掌握，校长由教师担任。南方诸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波伦那为范例；北方诸国如英国、德国、丹麦、瑞典则以巴黎大学为模式。
　　由于中世纪大学的师生都被当作牧师来看待，因而享有牧师的特权。另一方面，大学总是给所在的城市带来许多客人，而这些客人又需要膳宿供应，这就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在文化方面的声望。得到好处的城市便纷纷给予大学以各种特权，以维持这种机构。中世纪大学享有的特权主要有豁免权、免税权和罢教权。
　　1158年，巴巴罗斯大帝发布命令，授予波伦那大学学习民法和宗教法的学生可以免除由于某些案件而受的拘留，受教授或主教的审讯而不受市政当局的审讯。后来这一特权成为通用的了，适用于各地的学生和教授。1200年，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又授予巴黎大学学生特权，规定任何官员或法官，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学生动手，也不能把他们投入监牢；巴黎的学生不论犯了什么罪，法官也不能侵犯他们的动产；任何人见到有人伤害学生都不能坐视不管；最后，全体巴黎公民都要在学生面前发誓，保证履行上述规定。后来，这些规定为各大学所效仿。
　　中世纪大学的师生还享有免税权。1340年，菲利普四世授予巴黎大学此项特权，规定任何俗人，不论地位、声望如何，都不得对学生和教师进行打扰，或用其他方法进行敲榨勒索，不准以捐税、地方税、关税以及人头税或其他形式的苛捐杂税为借口进行勒索。1386年，海德堡大学援引巴黎大学的做法，对这一特权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即学生和教师所携带的一切东西和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免除捐税、进口税、租税、监务税以及其他所有苛捐杂税，师生在购买粮食、酒类、肉、鱼、布匹以及为维持他们生活和地位所必需的一切东西时也免除上述税收。
　　中世纪大学最有效的权利之一是罢教权。1231年罗马教皇授予巴黎大学这一权利。在房价提高而受到损失、或身体受到令人难忍的伤害，或受到非法的逮捕时，都可行使这一权利。牛津大学就曾发生过一起罢教事件。那时有个正在牛津大学文科学习的教士，由于偶然的原因杀伤了一个妇女。当他发现那个妇女死了以后，便逃走了。城市的执法官到凶手的住所去捉人，同凶手住在一起的还有3个教士。执法官没有抓到凶手，便把另外3 个教士带走了，而这3 个人对凶手几乎毫无所知，但竟被投入监牢，几天后，不顾教会特许权，这3 个人被驱出城外处死，对这件事，近3000名教士、教师和学生统统离开牛津，整个大学未留一人，其中有些人到了剑桥大学，而牛津城空了。
　　(3)大学的教学内容
　　中世纪的大学一般设有神学、文学、法学、医学四学院。各科都有其特定的教学内容。
　　神学的研究对象是《圣经》的经文。但是，在中世纪大学里，神学家们所传授的是神学大全中所辩论的问题而不是《圣经》的经文。教会极力想限制大学的教学内容。1210年，巴黎教会宗教会议决定不准大学师生公开或私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和阿维罗约斯的《评注》，违者革除教籍。
　　1215年，教皇使节再次训令巴黎大学，禁止阅读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的著作及其节选本。在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上，大学师生与教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教会不得不改变策略，变禁止为利用。一些神学家便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部分，尤其是他的神学目的论把他的哲学改造成符合教义的理论。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几乎所有的概念，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使教会神学达到高峰。在亚里士多德著作被改造的过程中，教会逐渐允许在大学讲授它。
　　1254年，教会解除了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禁令。
　　在神学的教学中，阿伯拉德(Abailaed　　1079-1142 年）创设的提问式教学影响巨大。阿伯拉德是经院哲学中唯名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信仰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怀疑并非罪过，教义不能回避争辩。他为学生编写了一本神学教科书，题为《肯定为否定》。该书采用对教会教义和实践提问的形式，提问后再提出摘自《圣经》和神父们阐明基督教教义的双方的争论，但不作任何结论。他对基督教教义提出了158 个问题。比如：上帝是否唯一的.上帝是实体还是相反.《诗篇》第一篇是否提到耶稣.上帝是否创造了罪恶.上帝是否万能.是否是魔鬼引诱亚当犯罪.是否除约翰外所有的门徒都结过婚.基督的血肉是否真的以其实体置于圣餐祭上.等等。阿伯拉德鼓励学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分析法，自己做结论，并允许学生有异端结论的自由。
　　文学科最初是作为其它学科的预科而设的，" 七艺" 为主要内容，后来才单独成科，教学内容也有些变化。按照1254年的法规，巴黎大学攻读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的学生必须阅读以下书目：
　　①" 旧" 逻辑
　　a.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引论(入门）　　波菲里
　　b.范畴篇和论解释　　　亚里士多德
　　C.　分论和论题篇(除第4 卷外）包伊喜阿斯
　　②" 新" 逻辑
　　a.　《分析前篇》和《分析后篇》　　亚里士多德
　　b.　论诡辩式的反驳　　　亚里士多德
　　C.论题篇　　　亚里士多德
　　③道德哲学伦理学　　　　四卷　　　　亚里士多德
　　④自然哲学
　　a.　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
　　b.论天国与人世　　　亚里士多德
　　C.气象学　　　亚里士多德
　　d.论动物　　　亚里士多德
　　e.　论灵魂　　　亚里士多德
　　f.论生育　　　亚里士多德
　　g.　感觉与可感事物　　　亚里士多德
　　h.睡与醒　　　亚里士多德
　　i.记忆与回忆　　　亚里士多德
　　j.生与死　　　亚里士多德k.论植物　　　亚里士多德⑤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
　　⑥其他
　　a.论六项原则　　　吉尔柏特.波雷
　　b.非规范语言(大文法，第3 册）　　多纳塔斯
　　c.　文法　　　普丽森
　　d.论原因　　　　　科斯塔.本.卢卡
　　e.　论精神与灵魂的差异(论原因的另一译本）
　　从上面列举的书目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占绝对的优势。而有些关于" 七艺" 的书却未列入。但到中世纪晚期，这种现象又有所改变，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变得不甚突出，而" 七艺" 则得到较多的体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408年至1431年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必读书目中得到深刻的印象。
　　攻读文学士：修业4 年
　　准备检定。
　　已被接纳攻读学士并已读亚里士多德部分著作。
　　在教堂前厅作为" 一般辩论者" 参加一年的辩论。
　　对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
　　在高等学校听过：唐纳塔斯的非规范语言；算术；推算复活节的方法；论天体；波菲里的序言；吉尔柏特波雷的六项原则；亚里士多德的论诡辩式的反驳。
　　新旧逻辑，除去包伊喜阿斯论题篇第4 卷。
　　攻读硕士学位：加修3 年。
　　已被许可参加检定，并已做过演讲。
　　已回答关于奥古斯丁著作中的问题并参加一定数量的其它辩论。
　　已按规定听过攻读文学士所增修的书目。
　　七艺：
　　文法——普丽森的大文法与小文法。
　　修辞——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或包伊喜阿斯的论题篇第4 卷
　　逻辑——亚里士多德的论解释
　　算术——包伊喜阿斯
　　音乐——包伊喜阿斯
　　几何——欧几米德
　　天文学——托勒密的行星学说
　　三种哲学：
　　自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或论天国与人世
　　道德——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经济学或政治学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在中世纪大学中，数量最多的、领头的系科是法律。可以说，中世纪大学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培养了一个律师阶层。法律又分为二种：宗教法与民法。宗教法主要是学习教皇颁布的法令。民法则主要研习罗马法。公元529 -533年，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公元483-565 年）主持下，一个由著名法学家组成的班子在君士坦丁堡完成了罗马法典——《民法大全》的艰巨的编纂工作。它包括《法典》12卷，它收集了历代帝王制定的法律；《学说汇纂》50卷，它收集了罗马法学家的法律观点，此外还有《法理概要》4 卷，它是供学生用的基础的教科书。以牛津大学为例，14世纪攻读宗教法博士学位的学生，除了要修习民法5 年外，还要读2 或3 种特别" 案例" 或有关教皇法令的论文，并对每一位评议员作一次讲演，回答每位评议员的问题。
　　而要取得民法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必须修业4 至6 年，作关于《法理概要》、《新学说汇纂》和" 诉状" 的讲演，并对每一位评议员作一次讲演，在教会专家学校作答辩。
　　最后还有医学。当时医学教学的内容是非常简陋的。课程主要有盖仑(公元129-199 年）的医学理论及制药方法；艾萨克的《热症篇》(艾萨克是犹太医生，写了几本医学书，由君士坦丁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尼古拉斯的《消毒述要》等。医学士的修业年限，对已掌握文科课程或已得学位者为5 年半，如果没有则要学习6 年。修业完毕，由校长召集各导师，证明应该批准该生学士学位。而要获得硕士学位，则还要在评议员学校回答问题2 年。
　　(4)大学的价值和影响
　　从中世纪大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大学起初是作为一种" 行会" 而被特许，后来不仅在精神方面，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日见重要。在它产生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它几乎成了自由思想的唯一根据地，成了文艺复兴的摇篮。这是中世纪大学贡献的第一点。
　　中世纪大学对后世教育的影响极大。它们形成的一些传统、惯例，至今仍在一些大学里发挥作用。
　　当然，中世纪大学教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它过分崇拜权威和教义，使它的教学内容特别贫乏，教学方法也显得繁琐、死板。另外，由于组织管理上的原因，教学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所有这些都成了文明传播的障碍。中世纪大学要发展，就必须冲破教会和经院哲学的罗网。
　　四、拜占庭文化与教育
　　1.拜占庭文化及其对东欧的影响
　　拜占庭文化是多种文化交流融汇的产物。拜占庭的语言和传统来自希腊，其司法体制得自罗马，其宗教遵循的是地中海东部早期基督教社区的信仰和习俗，其艺术则得益于希腊、亚洲及基督教艺术。这种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和影响使拜占庭同西欧明显脱离开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宗教方面，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徒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欧基督教信徒的信仰和信教仪式，如拜占庭教堂中使用的语言为希腊语，西欧教堂中则用拉丁语举行宗教仪式；礼仪、圣日、宗教人员应否结婚等问题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一个重要的分歧涉及到教会与政府的权限问题。西欧教会和教皇既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又拥有很大的宗教权力。在拜占庭则不一样，教会必须对皇帝负责。围绕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谁来控制教会的争执愈演愈烈。拜占庭皇帝声明自己是罗马皇帝合法的继承人，有权管理整个教会，而不只是管理拜占庭帝国境内的教会。他们拒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1054年，欧洲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为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分别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教皇所在地。
　　东正教是基督教在欧洲东部的桥头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护了西欧，使之免遭伊斯兰军队的入侵。此外，东正教传教士将东正教的教义和拜占庭文化传播到东欧和南欧各地的斯拉夫民族。为了让斯拉夫人能够阅读《圣经》，拜占庭传教士发明了一种字母，用来书写斯拉夫语言。这种字母至今仍在俄语等斯拉夫语言中使用。
　　社会发展方面，拜占庭和西欧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西欧，罗马陷落后，商业、城市生活、学术文化也随之衰落。拜占庭帝国则不同，它仍然保持着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君士坦丁堡发展成为拥有5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由于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两大洲交通要道，它成为商业和工业中心，波斯的地毯，印度的珠宝，非洲的奴隶、象牙和黄金源源运入君士坦丁堡市场，斯堪地内维亚商人顺东欧河流而下，带来了皮毛、鱼类及斯拉夫奴隶。拜占庭人用从中国走私偷运回的蚕茧发展起了兴盛的丝织业，又用从阿拉伯俘虏那里学会了用破布制作中国纸的技术。
　　拜占庭帝国在保存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当西欧" 蛮族" 入侵而使文化发展受到致命打击，几乎陷入火绝境地之际，拜占庭学者们却在致力于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科学、数学、法学、艺术各方面的文献、典籍。拜占庭人虽未做出新的惊人的创见，但却成功地保存下了绝大部分古代的知识。这一成果无论对推动穆斯林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还是西欧学术文化的复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功不可没。
　　拜占庭人虽然在总体上对文化没有很多新的创见，但他们在艺术和建筑文化方面却不乏新意。艺术上，拜占庭人既受古典希腊、罗马风格的影响，也受到古代中东等地艺术的影响。他们把生动的色彩和精致的造型设计融为一体，并经常选用宗教题材或标志。拜占庭艺术家尤以精湛的镶嵌技艺而著称，精美的镶嵌画装饰着拜占庭的教堂，蔚为壮观。此外，拜占庭艺术家们制作圣像的技艺也是一流的。许多圣像是画在木头上的，画好后可供放在家里或教堂中。建筑艺术方面，查士丁尼皇帝开始，曾修筑了大批城堡、修道院和教堂。历经5 年而建成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为雄壮的教堂。在设计过程中，艺术家和建筑师们发明了一种在方型建筑物顶部建筑洋葱状圆顶的技术。后期东正教堂一般建有高大的圆顶，墙壁、地板、天花板上镶嵌有装饰画。这种建筑风格由东正教传教士带往东欧等地，成为希腊、巴尔干地区与俄罗斯盛行的建筑文化。
　　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密切、受拜占庭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斯拉夫俄罗斯文化。
　　斯拉夫族是印欧语系的一个种族，曾长期居住在中欧地区。公元5 世纪期间，部分斯拉夫人开始向北、向东迁徙到俄罗斯地区。
　　这时的斯拉夫人尚生活在部落状态，主要以种田和渔猎为主，没有书面语言，信仰多神教。他们的部落常被入侵者征服，但其文化却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公元9 世纪中，沃特人，一群新的入侵者，征服了斯拉夫人。沃特人主要对商业感兴趣，他们从斯拉夫人那里弄到奴隶，又弄到其他商品，沿河流运送到黑海，换取拜占庭人的丝织品等。为确保运输安全，他们沿通商要道修筑了城堡，并以此为据点，四处攻击斯拉夫族定居点，还向过往行人收取贡品。这些城堡逐渐发展为城镇。最主要的城镇有两个，一个是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另一个是南方的基辅。
　　公元860 年，沃特人为更有效地控制俄罗斯地区的财富，遂在基辅城建立了一个公园，统治着松散联合起来的几个斯拉夫城镇。沃特人开始与斯拉夫人通婚，两种生活方式开始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成为后来俄罗斯文化的基础。
　　但是，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的却是拜占庭文化。据传说，弗拉迪米尔大公想放弃沃特人和斯拉夫人的多信教，改信一神教。公元988 年，他派出十人分别到西方和拜占庭帝国去考察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情况，最后决定的皈依拜占庭帝国流行的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或西欧的基督教等。此举对基辅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拜占庭教职人员来到基辅，建起了学校和修道院，并创立了西里尔字母，使斯拉夫语言第一次可以书面记录下来。其次，共同宗教信仰的确立，有助于使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民族而团结起来，为强大而统一的邦国的建立扫清了障碍。第三，基辅与拜占庭帝国的密切联系减弱了西欧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对俄罗斯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公元13世纪，中国元朝统治者横扫欧亚大陆，基辅公国被元朝军队控制，基辅城遭到彻底破坏，而莫斯科公国却因忠于元朝统治者而得到元朝给予的种种优惠和特权，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地位和影响迅速提高。1328年，东正教总部从基辅迁往莫斯科。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伊凡三世更明白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和罗马及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从此开始了俄罗斯文化争霸世界的进程。
　　2.拜占庭的教育
　　拜占庭的教育继承了古典教育的传统，它保留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校系统。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加强，教会学校也逐步设立。因此，拜占庭的教育与西欧一样，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会教育，一是世俗教育。不同的是，它的教育远远高出于同一时期的西欧。
　　(1)教会教育
　　拜占庭的基督教会与西欧的基督教会在国家权力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
　　基督教虽然同样是拜占庭的国教，但是，这里的基督教会从未有像西欧的基督教会那样成为独立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政治势力。相反，它始终在世俗政权的控制之下从事其宗教活动。教会直接受皇帝的领导，皇帝对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颁布神学理论，有权解释教义；可以给教会规定法规；教会须按照皇帝的命令召开主教公会议；由皇帝任命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当然，教会也从皇帝手里取得优厚的赏赐和各种特权，能够直接插手于世俗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教会创办的学校主要有二种，一是修道院学校，一种是座堂学校。公元7 世纪，君士坦丁堡两次颁布关于学校教育的通谕。通谕指出，任何教士都可以送子侄或亲属进修道院学校和座堂学校；农村和城镇教士开设的学校主要应教文法。从这两个文件推断，教会也承担了部分世俗教育的内容。
　　修道院主要是对修士进行宗教教育，以培养虔诚的神职人员。这种学校具有严格的禁欲，出世的性质。与西欧相比，拜占　　　庭的隐修制度更注重祈祷，读经和生产劳动，提倡行善，不像西欧教会那样实行极端的苦行主义。
　　其修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 道肉成身".道肉成身是基督教基本教义之一，认为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在世界尚未造出之前与上帝圣父同在，即上帝的" 道" ，因世人犯罪无法自救，上帝派基督来到世间，取肉身而成人。在修道院中，每个修士各居一室，修士的日课经都在各自的小室中进行。
　　抄写经书是修士的日常工作之一，修道院建有图书馆、专门收藏经书和眷写手稿。此外，修道院还经常邀请基督教学者讲授神学理论，阐述神学思想。
　　座堂学校在公元6 至公元11世纪最力兴盛。它是培养准备充任神职人员的学校。座堂学校的主要学科为神学，但并不排斥某些世俗学科。尤其注重传授一些古典文学知识和古代哲学知识。君士坦丁堡大座堂学校是拜占庭最高级的教会学校，到此校担任教职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专门考试。当时拜占庭教会的神学权威云集于此，使这所学校不仅成为教会学校的最高学府，而且是最高的神学思想中心，有权解释教会的政策和教义。学生在这所学校里主要研究基督教经典，特别注重研究早期教会领袖和教父的著作。此外也学习古代哲学家的著作。" 七艺" 和一些科学知识也列入学习内容。为培养能言善辩长于传教布道的教会人员，学校重视传授演讲术。
　　拜占庭教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继续保持用希腊哲学的观点和论证方法来钻研神学理论，探讨神学问题。它不象西欧教会那样，鄙视古典文化。为了便于年轻的基督教徒阅读和理解《圣经》，还经常传授一些古典文化知识。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拜占庭教会实际上担当了希腊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当然，教会保存传播希腊文化，是利用希腊文化作为传播基督教义和巩固基督教会的工具。一旦希腊文化与基督教神学理论相背，二者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权者和教会便采取一切手段不惜对古典文化进行摧残。公元4 世纪末，教会焚烧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公元529 年，教会又通过皇帝查士丁尼的手封闭了雅典学院。
　　(2)世俗教育
　　拜占庭帝国时期，政治经济比较稳定，商业贸易非常发达。发达的经济要求世俗的文化教育。拜占庭的各级世俗政府也需要有文化的官吏。因此，拜占庭的世俗教育比较发达。政府设立了各级世俗学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要求。
　　拜占庭的初等教育一直保留着希腊化时代的传统。中等教育机构为文法学校或修辞学校，昆体良(约35-95 年）式的教学仍占主导地位。学校课程中最基本的是读和写。紧接着就是语法的学习，先是希腊语，其次是拉丁语。
　　它包括句法、语言学、文学和作文，学生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天文学、哲学、几何学、算术和音乐等" 七艺" 的科目。教科书多采用希腊化时代的注释。
　　拜占庭还有一个发达的职业教育系统，许多城市都设有专科学校以培训某一领域的专职人员。著名的有贝鲁特和君士坦丁堡的法律学校，雅典的哲学学校，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校和哲学学校。
　　拜占庭的法学教育与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律编纂活动有关。公元528 年，查士丁尼召集了一个10人组成的委员会。审订自罗马共和国以来的历代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于529 年编纂成《查士丁尼法典》，嗣后又编出以历代法学家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为主要内容的《法理汇要》；编成简要阐明法学原理的《法学总纲》和新近颁发的法律汇编《法令新编》。后三者与《法典》统称为《民法大全》。为了培养司法工作者及律师，也为了使政府官吏懂法、知法、依法办事，查士丁尼便推行法律教育，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三地设立法律学校，招收学生，学习《民法大全》。学生修业年限为5 年，第一年学习《法理概要》" ；二、三、四年学习《学说汇纂》；第五年学习" 法典" 及《罗马新法》。查士丁尼皇帝希望法律学校的学生，在完成学业以后能够成为一个" 能充满信心地去治理可能托付于你们的帝国各地的官员".(［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57 页）公元10世纪后，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罗马和贝鲁特的法律教育消失了。但君士坦丁堡的法律教育仍很兴盛并且影响了整个中世纪。
　　在雅典和帝国的一些大城市，设有哲学学校，这些学校聚集了一批过去从事研究和翻译先哲著作的思想家的门徒。学校的目的在于能培养一批能自己开业、能作为富家的私人牧师或能在帝国和帝政法庭上任职的人。公元11世纪，在君士坦丁堡还设立哲学学院、院长由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希拉斯(公元1018-1078 年）担任。希拉斯在哲学院里推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把学院课程分为三级，即初级学科、语法学科和哲学学科。哲学学院很快成为全国哲学研究中心。但由于希拉斯的教育活动为保守派所不容，他领导的哲学学院被迫关闭，为座堂学校所取代。
　　拜占庭的医学教育也比较发达，在帝国的大城市里大都设立了医学学校。学校由著名医生担任教师，讨论医学问题，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学生除了要阅读许多医学方面的权威著作外，还有较长的医疗实习时间。拜占庭在医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奥雷巴西的《医学大全》和尼古拉斯的《药物学指南》一直是中世纪医学教育的基本教材。
　　拜占庭的高等教育在西欧的高等教育几乎绝迹的时候，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公元7 世纪前，拜占庭的高等学校遍及各行省的首府。公元7 世纪至8 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反动以及阿拉伯人的入侵，各地的高等学校相继减少。拜占庭的高等学校中最具有影响的是君士坦丁堡大学。该校创办于公元425 年，由帝国政府直接设置，任务是为帝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吏。
　　学校邀请国内著名学者讲学，由国家支付薪俸，且免除他们的课税负担。公元5 世纪时，曾有30多位教授在这所大学任教，主持希腊语、拉丁语、演说术、智者派学说、法学和哲学等讲座。公元6 世纪时，该校达到鼎盛时期、各地青年纷纷来此完成自己最后的教育。公元6 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文化教育活动的加强，神学成为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世俗学科的地位有所削弱。
　　公元7 、8 世纪，随着拜占庭文化" 黑暗时代" 的来临，该校的教学活动曾一度中断。公元9 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皇帝米凯尔三世(公元842-867 年在位）统治期间，研究古典文化知识的活动又活跃起来，世俗教育重新加强。
　　公元863 年，重建君士坦丁堡大学，并任命哲学家利奥担任校长，领导大学工作。学校开设哲学、几何学、天文学、语言学等讲座，利奥亲自主持哲学讲座。此外开设数学、音乐、语法、法律、医药等科目。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了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
　　在拜占庭世俗教育体系中，私人讲学占有重要位置。在拜占庭各城市，尤其是在希腊古城，盛行私人讲学之风。学者们私立学校，收费授徒。有的开设初级学校，招收6 至8 岁儿童，讲授内容包括正字法、文法初步知识和算术以及《荷马史诗》和《圣经》等初级读物。有的学者开设专门学科讲座，讲授较为高深的学问，如哲学、语法、修辞学、天文学、历史学和法学等科。
　　私人开设的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与基督教学校对峙，注重传授古典文化科学知识，为繁荣世俗文化科学知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拜占庭的教育对世界影响极大。东欧的许多国家，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在行政制度、宫廷生活、法律、文学艺术和教育各方面都极为仿效拜占庭。东欧这些国家通过拜占庭将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本民族文化相配合，促进了自已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拜占庭的文化教育对文艺复兴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十字军东征以后，拜占庭的学术便大量传入欧洲，从而对西欧的文化教育给予了重大的影响。
　　五、东方中世纪文化
　　1.综述
　　(1)中国隋唐宋元文化的发展
　　" 中世纪" 一词在东、西方文化史上具有不同的含义。西方文化史上的" 中世纪" 是文化的相同贫乏期，古希腊、罗马的辉煌的古典文化遭到彻底破坏。而东方的中世纪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中世纪文化，不仅没有对先秦两汉的古典文化造成破坏，相反，它还将古典文化发扬光大，特别是唐、宋两朝，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融汇外来的佛教等文化，使中国文化大放异彩，达到了中世纪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大致经历了隋唐、两宋、辽夏金元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前后衔接，又各有特点。
　　隋唐是中国文化的兴盛时期。
　　公元7-8 世纪，当欧洲陷入分裂、阿拉伯人建立横跨亚、非、欧三洲的伊斯兰帝国之时，中国隋朝和唐朝相继开拓疆土，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北逾沙漠、南达安南的大帝国，在空前开阔的历史舞台上，把中国文化推进到一个气势恢宏而壮丽的兴盛时代。
　　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以新兴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代文化首先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王朝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实行" 开明专制" ，而且在文学创作上鼓励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反对文化偏至主义。对待文人学者，唐王朝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致使"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即使宫闱秘闻，亦" 反复极言" ，" 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唐朝敞开自己的怀抱，广为吸收域外一切对中国有益的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的景教、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体育等，无所不收。唐代首都长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都市，在中国和世界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括对外开放导致了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为这一时代文化灵魂的诗歌尤其如此。这是一个诗情勃发的时代。一方面，诗人辈出，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就收录2300多位诗人、作品48900 首。他们创作的作品广泛传颂于市井社会，题写于道观、寺庙、驿站墙壁，吟唱于学校等地，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都充满了创作欲望，使得" 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校录.望无行》），" 人来人去唱歌行" 《刘禹锡《竹枝词》），成为一代风尚。
　　唐朝末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
　　唐亡后，公元907-960 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五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战乱不断，内争不已。统治阶层道德沦丧，荒淫无道，而广大民众则深受其害。
　　公元960 年建立的宋朝结束了唐亡以后的分裂局面。宋朝在继承唐代文化、反思唐末和五代社会动乱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宋代文化，其显著特点是理学的兴起和市井文化的勃兴。
　　宋代开国后，胡瑗、孙复等一批学者及其门人在总结唐亡和五代战乱的教训时，认为唐朝的灭亡和五代的祸乱是由于" 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日薄" ，又加上一部分士人醉心佛、老之学，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独善其身，终至国破家亡，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极力倡导以仁义道德：圣人体用为政教之根本，主张通过讲求经术、治理世事来砥砺品行，提高人格修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浮华消极的风气。后经周敦颐、邵雍、张载及二程兄弟的不断探讨和推广，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 理学" 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将儒家的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 天理" ，而且强调人们对" 天理" 的自觉意识。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篡的《大学》，突出了" 正身" 、" 诚意" 的修身公式，为自觉认识天理指明了途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将格物、致知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的做法，实际上将外在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的心理要求，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一种规谏，告诫他们要自律，不要过分纵欲，以免重蹈唐朝的覆辙。这种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但其中某些消极因素被后代统治者用来压制民众的正当要求。
　　与理学的趋向相一致，宋代的士大夫文化表现出精细、内向的性格。宋词婉约、阴柔，细腻精致；宋画优雅细密、温柔恬静而不失潇洒高迈之气；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无不体现出宋代文化中内向的性格。
　　宋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市民文化的勃兴。在熙熙攘攘、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普通市民无意追求典雅的意境和浓郁迷离的诗情，他们所关心的是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形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时起，就显示出一种粗俗的活力与极大的普及性。市井中流行的傀儡戏和参军戏上演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情景热烈。以" 市人" 为读者群的" 市人小说" 开始出现。
　　大都市中产生了固定的市民游艺场所瓦舍，内分多个专供演出的小圈子，称为" 勾栏" ，上演杂剧、杂技、讲史、说书、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等节目，热闹非凡。这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宋代文化内向、精致、硕果累累，史所罕见，但其气势却远不及隋唐文化，主要原因是宋代自建国之始就受到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的威胁，双方长期对峙、冲突，使宋朝元气大伤。这种对峙与冲突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引起的悲痛和故国之思，渗透了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陆游、辛弃疾、岳飞、李清照等人的忧愤之作，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无不是这种文化背景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了丰富营养，使自己的文化发展速度大大加快。
　　公元13世纪，另一个游牧民族蒙古人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横扫了欧亚大陆，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蒙古人的攻击下先后崩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号" 大元".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忽必烈采取措施，使蒙古族" 行中国事" ，又定宋代的" 理学" 为官学，对后来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文化的突出之处主要有两个，即杂剧的兴起和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
　　元初，蒙古铁骑把汉族士人文化踏得粉碎，科举制度亦一度废止达数十年之久，以致汉族文人学士入仕受阻，失去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甘穷困潦倒，遂投身于杂剧创作，以求得生存，并表达自己的悲愤、苦闷与抗争。
　　关汉卿的《窦娥冤》等便表达了公元13世纪前后汉族人民的愤懑之情。也有的杂剧作品讴歌了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如《西厢记》通过张生与莺莺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向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的宣言："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杂剧的兴起与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相比，后者无疑意义更大。由于元帝国版图空前广大，" 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 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使中国文化有可能以较大规模展开。
　　元朝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以及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及商人、旅行家来到中国，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尤其是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随着元朝军队的西征，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火药、印刷术等都于此时随着蒙古军队的征战而传入阿拉伯、波斯、埃及，然后再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尽早走出中世纪作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隋唐宋元之间的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态势，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对外来文化既积极吸收学习，又主动奉献、输出。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中世纪中国文化独树一帜，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2)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
　　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吸引并影响后进国家，这是世界文化发展史的一条基本规律。由于古代中国经济文化极为发达，常常吸引并影响着周边国家，因此在中世纪前后这段时间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内的文化圈。
　　当中国已跨入隋唐盛世、文化高度发达的时候，日本古代的大和国家还保留着较多的氏族制残余，豪族势力强大，中央政府势单力孤，极不稳固。
　　为了根本扭转这种状况，日本历代统治者都积极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派人前往中国学习中国文化。
　　隋朝建立后，日本推古朝的圣德太子于公元607 年开始向中国派出了遣隋使。这些遣隋使中有高向玄理的许多留学生、留学僧等同行，他们在中国多年，吸收了大量文化。
　　隋亡后，日本又向唐朝派出命名臣。从公元630-834 年的204 年中，日本共向中国派出遣唐使19次，平均每11年1 次，其中有15次到达中国，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工匠，每次人数由250 人左右增加到500 人左右，船只由2 只增加到4 只。
　　这些遣隋使、遣唐使历经磨难，在中国学成归国后，促成了日本的" 全盘唐化".他们将从中国学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律令格式等典章制度及衣食住行等社会风习和生活方式在日本付诸实践，终于使日本以大化革新为契机，步入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时期日本先后产生的以佛教为主的飞鸟文化、以汉诗汉文和和歌的兴盛为代表的白凤文化和以《古事记》、《日本书记》等国史的编撰为代表的天平文化无不浸透着隋唐文化的影响。
　　唐朝末年，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动荡，文化产生了衰落的趋势，日本遂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以此为契机，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已引进的中国文化的消化，着手创立自己独特的文化，不久就产生了称作" 国风文化" 的具有浓厚的日本特性的文化，其特点是佛教进一步普及，教义和信教方式进一步简化，" 佛" 本身也日本化，成为日本" 神" 的化身；日本文字正式诞生，《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用平假名和片假名写成的优秀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建筑、美术、书法等也都开始显现出日本独有的特点。
　　公元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日本进入了镰仓幕府时代。在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武士为中心的新文化。一系列的佛教宗派相继兴起，禅宗尤为武士阶层所推崇，出现了以京都、镰仓的五山禅林为中心的" 五山文学".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的神道也在此期间奠定了基础。中国的" 朱子学" 受到重视。连歌、能乐等文艺形式兴起，茶道、花道也日益盛行。
　　朝鲜半岛上统一了的新罗王朝(公元668-935 年）和高丽王朝(公元918-1392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的热忱程度及效果不亚于日本。新罗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考取了进士，留在唐朝做官。大批留学生对吸收隋唐以来的中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新罗王朝和高丽王朝不仅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完全仿唐，设有与中国的六部和州、郡、县、乡对应的机构，职官也与中国大同小异，设宰相、侍中等官。新罗推行经学教育，立国学，后改为太学监，国王学习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亲临大学听课，又仿唐制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身科，以中国的经书为考试范围。城市建筑、历法、法律等方面，两朝也完全采用唐制。
　　文化方面，汉文长期在朝鲜半岛流行，公私文书多用汉字写成。很多新罗和高丽文人能写出优美流畅的汉文作品，其水平可与中国作家的作品相媲美，《三国》、《史记》等大部头著作都是用汉文写成的。他们崇尚中国的诗赋辞章，尤其喜爱白居易的诗，白氏的诗集被高价求购，" 篇易一金" ，转抄传诵，如有人不慎误传，也有人辩其真伪。对汉文的书法，他们也十分重视，据说新罗书法家金生的书法作品流畅姿媚，可与中国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相媲美。
　　中国的三大宗教中，除儒学被新罗、高丽两朝采纳、成为官方学问和科举取士的标准之外，道教和佛教也先后传入。据记载，新罗留学生中信道教的人不少，归国后，他们把道教带回了朝鲜半岛，如新罗进士金可纪，学成归国后复入唐终南山修道，最后得道升仙。至于佛教，唐朝时佛教的各个宗派如律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均在朝鲜半岛上有所传播，影响很大。
　　至于越南，从秦朝到唐朝，都是中国郡县，约千余年。秦置象郡；秦汉之际汉人越佗建国南越，汉武帝灭南越分为九郡；隋大业元年平林邑(今越南南圻地区），置比景、海阳、林邑三州；唐置安南都护府，辖十三州，加上当时的林邑，基本上就是越南现在的疆域。公元939 年，即五代后晋时，越南始独立。
　　唐时，林邑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终唐之世，林邑王曾遣使来唐达31次之多。唐代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化、宗教传到该国，成为其立国的基础。
　　政治制度上，仿照唐朝建立官制，设王、宰相等，地方置群县，行仁政，并立社稷，上尊号，建年号；兵制则仿唐朝的府卫制度；实行科举取士，立国子监，以五经为教材，考试办法与隋、唐基本相同；士人可以游学中原，参加中原的科举考试，考中后在中原做官；天文历法采用唐朝的《大衍历》；交易所用钱币也和中原地区相似。
　　唐朝的文化对这一地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语言上，汉语是当地的官方语言，各种文书以汉文书写。中原地区的文人学者用汉语与当地学者交流，如著名诗人杜审言、刘禹锡等都曾到过林邑，与当地诗人唱和赠答，林邑的诗人姜公辅以诗文取进士，深受唐朝皇帝的器重，其代表作《白云照春海赋》被唐人看作佳作，他本人当过唐朝的翰林学士，官至宰相。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受到高度重视。
　　越南独立后，仍继续沿用中国唐及唐以后的文物制度，并继续与中国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非常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文化的大力研究和吸收，不仅促进了三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促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的形成，对东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日文、朝鲜文和越文的诞生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文化传播的初期，处于落后地位的一方由于其语言不够精确、词汇量不足以表达意思等原因，往往不得不直接采用处于先进地位一方的语言文字，以求更加迅速的吸收先进的新文化。但当这种交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别人的语言文字就很难再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于是，就有了新的语言文字的诞生。日本、朝鲜、越南三国语言文字的发展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1)日文
　　隋、唐以前，日本已与中国有所接触，隋朝时才有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到唐代时这种关系更加密切。另高度发达的文化令日本人羡慕不已。但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正式的、统一的语言文字，使用他们的语言难以表达中国文化中的新奇奥妙之处，因此便直接采用汉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工具，以求速见成效。来中国的留学生自不待言，就连当时日本的宫廷中和贵族阶层也盛行作汉诗、汉文。到大化革新前后，日本人能作汉诗、汉文的已不是少数。
　　到奈良时代，汉诗、汉文已被当作贵族必不可少的修养而受到高度重视，出现了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著名的汉文、汉诗作家，编辑了天智天皇时期以后的汉诗作品集《怀风藻》(公元751 年）。平安时代又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汉文诗集的出版。
　　但是，用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来表达日本民族的思想和情感，毕竟难以自由自在地表达出来。因此，日本人开动脑筋，对汉语言文字加以改造，将汉字的音和训并用来表达和记录日本语，于8 世纪初发明了" 万叶假名".著名的《古事记》(公元712 年完成）就是用" 万叶假名" 书写下来的。它是天武天皇时期讨论自古以来宫廷中口头流传的" 帝纪" 和" 旧辞" 的笔录，是日本早期留下的最重要的用" 日语" 写成的书面文献。
　　由于" 万叶假名" 过于繁杂，运用了许多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同一声音，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因此，不久就出现了把汉字的草书体进一步简化的" 平假名" 和取汉字字形中的某一部分的" 片假名".这种表音文字在公元9 世纪时已相当普及，到公元10世纪时已逐渐定型，成为正式的日本文字。贵族和上层人士在正式场合仍讲汉语，但已逐渐采用相当日本化的词汇和文体。
　　" 假名" 的普及和发达使日本语的表达丰富而自由，从而出现了像《古今和歌集》中那种称作" 古今调" 的细腻而精巧的诗词风格。同时，用" 假名" 写的物语和日记也盛行起来，出现了《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士佐日记》等代表性作品。
　　在" 假名" 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妇女起了很大作用。清少纳言用散文体描写宫廷生活体验的《枕草子》以及紫式部以宫廷为舞台描写贵族生活的《源氏物语》是当时用" 假名" 写的最杰出的文学作品。用" 假名" 写的日记也大多出自妇女之手。她们的作品广受欢迎，从而扩大了" 假名" 的影响。
　　(2)朝鲜文
　　朝鲜古代无书面文字，长期使用汉文字作为官方语言和书面语言，因此，从公元1 世纪后的一千数百年中，汉语言文字在朝鲜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严谨、精炼、深奥难懂的古代汉语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言，只有学者文人官僚贵族才能使用，一般人难以问津。更重要的是，朝鲜民族是一个喜欢" 乡歌" 、能歌善舞的民族，而用汉语写出的诗文却适于吟诵，而不适于传唱，难以表达朝鲜人内心丰富的感情世界。
　　三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利用汉字的音、义标记朝鲜语的方法，即所谓的" 乡札标记法".新罗王朝统一三国后，大学者薛聪对这种记录朝鲜语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加工、整理，使之趋向正规化和统一化，经他整理过的记录朝鲜语的方法又叫" 吏读".三国时期的一些朝鲜语的诗歌，如《薯童谣》、《彗星歌》、《来如哥等，就是靠着这种方法记录下来，保存于《三国遗事》之中，成为朝鲜早期珍贵的国语文献。保存于《三国遗事》中的新罗王朝统一时期的11首乡歌，包括《安民歌》、《遇贼歌》、《慕竹旨郎歌》及《怨树歌》也是用这种方法才得以记录保存下来的。直至公元15世纪中叶，参照汉语言文字而创造的拼音字母" 谚文" 的诞生，才取代了" 吏读" ，成为朝鲜正式的文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同朝鲜一样，越南古代也没有自己的文字，长期使用汉语言文字作为正式的官方文字。公元13世纪末，越南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汉字为基本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 字喃" 即" 南国的字" ，用以记录和表达越南语言。" 字喃" 代替过去长期使用的汉字，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也更便于越南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 字喃" 书体繁复，一般人把握起来困难较大，因此，后来逐渐被越南国语所代替。
　　上述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或其早期形态的诞生，是东方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标志着这些国家在积极主动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各自国家特色的新文化，它们与中国文化一起，使东方文化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东方各国的新闻出版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是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信息和知识传播的基本状况，是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中世纪前期，与中国隋唐宋元四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相适应，中国的新闻和出版事业也取得了惊人进展，并带动了周围日本、朝鲜等邻国的发展，使东方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1)新闻事业
　　与中世纪前期西方主要靠教会中的教区牧师以口头方式传播消息的方式不同，中国在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13-741 年）就创设了官报，由各地派驻长安负责呈进奏章和通报消息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分别向各个地方抄发。
　　从宋代起，官报发布制度日益完善，出现了《邸报》，由诸路州郡派驻京城的进奏官负责传发。当时常驻京城的进奏官有一百数十人，受上都进奏院管辖。他们按规定每日、每5 日、每10日或每月发报一次。发报前由门下省给事中负责检查、审核。《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府法令公报、官员的章奏疏表、边防军的战报等。
　　宋朝政府对《邸报》传发控制极严，规定凡" 事于机密" 或有关" 军机" 、" 边机" 事宜或某些不宜公开的内容，一律不得传报，否则将" 以违制论" ，会受到严惩。同时，为了防止漏泄机密，又制定了" 定本" 制度，即由枢密院事先审查样报，通过" 定本" ，然后方准向外传发。邸报正本只发至各级政府部门的长官，长官以外的官僚和士绅一般只能看到抄件。邸报大部均系抄写，只有一小部分稿件以" 镂版" 方式印发。
　　南宋时期，首都汴梁(开封）和临安(杭州）等地开始盛行不定期的小报，有的小报以" 新闻" 为其报名，使新闻与报纸联系了起来。小报的发行者一般是各地驻京的进奏官、使臣、政府机关中的中下级官员和书肆主人，材料大多取自政府机关内部通报新闻的" 内探" 、" 省探" 、" 衙探" 等，主要内容是政府没有公开的" 朝廷机事" 及《邸报》不准备发表或还未及发表的皇帝诏旨、大臣表疏及官吏任免等事项。小报大部分为手写，小部分为雕版印刷。
　　小报的出现和盛行加快了新闻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新闻的传播面，但由于小报所刊载的内容有些是统治者不愿公诸于众的，遂被加上了" 撰造浮言" 、" 乱有传播" 等罪名，受到严厉查禁。
　　元代设有通政院，专门负责官文报的收递工作。凡皇帝和内阁同意发布的文件和朝政消息，均由他们向各地传报。除上述内容外，《邸报》对于社会消息，如火灾等，也时有收录。
　　报纸的出现使重大消息的传播趋于高效、准确、规范化，避免了因口头传播而可能造成的失真及误传。这对于治理唐、宋、元这样的大帝国尤其意义重大。反过来说，它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世纪中国文化的博大而精确、高效、有序的特性。
　　(2)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版事业的普及
　　公元7 世纪初，当阿拉伯、拜占庭等地的大批学者以及西方基督教会中人士忙于用羊皮纸或中国纸抄写书籍时，先进的雕版印刷术却已在中国问世，并开始印刷佛教经典、纳税凭证、历书、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字书小学等书籍。现存唐印本较早的是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系公元690 年武则天制字后刻印，而为新罗僧携回，刊印年代约在公元704-751 年间，即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之间。而在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著名。
　　五代期间，尽管中国社会因唐朝的灭亡而陷入分裂状态，但刻书事业仍相当流行。影响最大的是后唐宰相冯道发起，从长兴三年(公元932 年）开始在国子监雕印儒家经典《九经》。后蜀宰相毋昭裔明德二年(公元935 年）
　　起在成都雇工雕印《文选》、《初学记》、及《九经》诸书。
　　到宋代时，雕版印刷进入了鼎盛时期，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刻书事业受到中央政府和地万高度重视；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刻本内容丰富；印本字体纸墨装褙精美。
　　宋代开国后，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刻书尤其关心。京城开封府设有与出版有关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国史院、编敕所等机构，南迁后又在杭州设立了类似的出版机构，负责有关图书编篡、出版事务。
　　除开封和杭州外，宋代著名的刻书地区还有成都、福州、湖州、建宁等处。其中，成都于宋初创刊了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开宝大藏经》共5048卷，为后来各佛藏之祖本；福州先后刊刻佛藏《崇宁藏》和《毗卢藏》各6000余卷及道藏《飞天法藏》5481卷，成为佛道经典出版中心；湖州雕刻《大藏经》5480卷，又刻《唐书》、《五代史》5940卷，外刊佛经5940卷。
　　宋代所刊书籍内容丰富，既有《十七史》及古史、当代史、总志、地方志等史志类书，又有古代诸子及新刊印的《算经十书》等科技书等子类书。
　　政府重视医书，一再校正刊行中医典著，并颁布太宗《太平圣惠方》、徽守《圣济总录》等。集部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诗文都有多种版本刊行，《苏东坡集》的版本达20余种。纸币、票据、契约、版画等印刷品也大量出现。
　　与宋朝对峙的辽、金、夏政权也积极刊印典籍。辽朝的出版中心在燕京(今北京），设有印经院，各大寺庙也印造经籍，曾在房山刻有佛藏石经，又木刻了两部《大藏经》，一部是5048卷的大字卷轴本，一部是不满千册的密集型小字本，另刻有《肘后方》、《蒙求》等普通书籍。金代印书规模庞大，除从宋朝京城开封索取国子监印版、释道经版印行《六经》、《十七史》等图书外，又新刻《苏东坡奏议》、《金藏》等书籍，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还根据宋代《道藏》经版，另加新访求来的遗经千余卷，刻成《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金代《道藏》经版众多，仅京城一地就有六、七副之多，成为道教出版史上的盛事。西夏统治者曾于建国之初分数次用马匹向宋朝换得《大藏经》及国子监所印之书。西夏仁宗赵仁孝一次散施佛教即达5 万卷或10万卷，皇后也印书散施。西夏还用国书翻译了《孙子兵法》、《六韬》、《孝经》、《尔雅》等，并编印了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
　　至元代，京城大都(今北京）设编修所、广成局、兴文署等中央出版机构，刻写经史书籍。国子监、太医院、民间书坊也分别刻印《伤寒论》、《圣济总汇》及元杂剧剧本。除大都外，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等地也是元代和重要的出版中心，其中，吐鲁番曾发现有6 种文字印刷的经典。所印书籍中，《大藏经》有多种文本，除《普宁藏》、《碛砂藏》外，还有《高丽藏》、《蒙文大藏》、《藏文大藏》、《西夏文大藏》等，从汉文翻译为蒙文的著作有《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此外，印刷品中还有大量的盐茶引、纸币等。
　　雕版印书比手抄书要快得多，准确性也高得多，是图书出版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但每印一页书，就必须雕一块版，一部大书要多人合作雕刻数年，版片汗牛充栋。若要印别的书，又得从头雕起，诸多不便。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其后，又有人仿造泥活字，造成了瓷活字。
　　元代开始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元代农学家王祯是印刷术的改进者。他延请工匠制造了木活字，设计转轮排字架，按韵旋转活字，制定取字排版，印刷方法，于1298年印刷了《大德旌德县志》，并撰成《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卷后出版。但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大规模推广，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出版方式仍然是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出版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传统的一次一人只能抄一部书的制书方式向一次雕版后无需再抄就能千百次重复印制书籍的作业方式的转变，不仅出书速度大幅度提高，而且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避免了图书传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讹误。同时，出版图书所用的成本也较过去有较大幅度下降。
　　(3)朝鲜、日本等国对印刷术的吸收和改进
　　从手工单本抄书到制版大批量印书，这是图书出版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好处和重要意义不仅中国人有了切身感受，所有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国家也都很快从同中国的文化交往中认识到了印刷术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将这一新技术引进到各自的国家，以期促进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引进中国印刷术较早的是朝鲜。隋唐时代，朝鲜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频繁的交流和文化发展本身的需求导致了朝鲜对印刷术的高度重视。派往中国的官员、学者、僧人、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大批印本书籍乃至刻好的书版，如著名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版就是在中国刻好后由新罗僧人携带回国并于公元704-751 年间在朝鲜出版的。同时，中国在与朝鲜的交往中也经常将印本书籍乃至印版作为礼品赠送给朝鲜。
　　随着印本书籍及印版和印刷活动的增加，朝鲜的出版印刷规模渐趋扩大。公元11世纪初，朝鲜花了六七十年时间雕成约6000卷的整部《大藏经》，公元11世纪中期，又先后刻印了《汉书》、《后汉书》、《唐书》、《礼记》、《毛诗正义》等。
　　在印刷出版图书的过程中，朝鲜人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对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改进和贡献。据朝鲜史籍记载，在公元10世纪中叶前后，朝鲜已在中国木版印刷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发明了铜版印刷。高丽高宗时(1234年），崔怡铸字刊印《详定礼文》28本，经有关专家证明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铜）活字印刷的书籍。1239年前排印了铸字本《南明证道歌》。1298年刊印的《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存世最古的金属活字本。此外，朝鲜还曾用木活字等刊印过书籍。
　　日本印刷术最初间接从朝鲜传入，以后日本与中国隋、唐两朝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大批高僧、遣唐使和留学生频繁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对日本的印刷业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记载，日本宝龟元年(公元770 年）
　　已刻印了全部为汉字的《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等4 种经书，存贮于100万经幢(小木塔）中，称为《百万塔陀罗尼经》。宽治二年(1088年），日本曾刻印成《唯识论》，宝治元年(1246年），又翻刻了中国宋代婺本《论语集注》。1264年，日本僧侣从中国携回刻好的《大觉禅师语录》印版。1289年，从中国宁波招聘刻工徐汝舟等人前往日本刻印佛教书籍。1321年，日本刻印了附有平假名的《黑谷上人语录》，是日文刊印本书籍的开始。
　　越南引进印刷术的时间稍晚。1295年，安南陈英宗从中国元朝取得《大藏经》在安南刊行。以后，安南曾遣使前往中国学习刻书方法，然后回国传授，使印刷术在越南迅速传播开来。
　　印刷术在上述国家的传播和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速度和普及面，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而且也促进了这些国家语言文字的产生、发展和统一，成为这些国家维护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与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
　　(4)图书事业
　　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相联系，隋唐宋元时期的图书收藏和管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有鉴于长期战乱造成国家图书大量损毁的情况，于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下诏" 购求遗书于天下"(《隋书.高祖纪》），并" 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 此举受到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纷纷献出自己珍藏的图书，因而使隋政府的图书量大增，短期内使藏书量从1 万多册增加到37万多册，收藏于西京嘉则殿，又从中挑选、补配出标准版本即正御本3.7 万册，存放于东都皇宫，专供皇帝阅览。对于从民间购求上来的图书以及新刻图书，皇帝都命人严格按质量分类，按内容分放。同时，为了便于保管、检索、使用，隋政府先后组织编定了《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香厨四部目录》四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大隋众经目录》七卷、《历代三宝记》十五卷等。
　　为了提高人们对图书事业的重视，隋政府还于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
　　改革官制，将主管图书事业的秘书省与殿内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并列为五省，又普遍提高该省官员官阶。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少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并大幅度增加了秘书省的工作人员。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才使得隋朝在其短短三、四十年的统治时期，使图书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
　　隋亡唐兴，隋代建立起来的大规模图书事业虽遭战乱，损失很大，但仍有一部分图书被保存下来。著名学者令孤德棻" 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皆备" (《旧唐书.令孤德棻传》。
　　公元626 年，李世民即位，" 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 ，两年后迁魏征为秘书监，负责领导整理图书，" 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烂然毕备。魏征的工作以后由著名学者虞世南和颜师古接替，成绩较魏征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宫廷藏书规模宏大，" 太守于后苑作别馆，贮儒、释、道书数千万万(卷）" (《玉海》卷一六五）。
　　李世民去世后，继任的高宗、中宗、睿宗等对图书的搜求和整理都曾做过一定工作，但成效不甚明显。唐代图书事业真正的兴盛时期是唐中期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5 年），其标志是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和大规模校书活动的展开。
　　开元初，唐玄宗李隆基以" 国之载籍，政之本源" ，" 三五以还，皆率兹道也" (《唐大诏令集》卷五一），接受名儒马怀素、褚无量的建议，发动了中唐规模宏大的校书活动。在马怀素、褚无量及元行冲、张说等人的先后主持下，秘书省、乾元殿、丽正殿、集贤院等图书机构先后进行了图书整理、编目和校对工作，尤以集贤院成绩卓著。在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先后主持下，集贤院进行了系图的搜书、编目、校写工作。
　　至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冬，玄宗入集贤院观书，善本已达8 万余卷(不计复本）。此后，搜求图书和编校工作持续到天宝末年，使集贤书院藏书又有较大增长。由于玄宗的提倡和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中唐图书量增长快，史称" 唐之藏书，开元最盛。" 与国家图书事业发展的同时，私人藏书也十分可观。终唐一代，见诸记载的藏过万卷的私人藏书家有十几人，藏书达数千册的藏书家更不可胜数。
　　如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李元嘉。" 聚书至万卷" (《归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吴兢" 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卷" (《郡斋读书志》卷九》，韦述" 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 (《旧唐书.韦述传》），李泌藏书达三万余卷，是唐代最大的私人藏书家。
　　安史之乱后，连续不断的战乱给中唐以后建立起来的图书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公私藏书遭到严重破坏。至唐末，秘书省、集贤院等中央图书机构的藏书量已下降至不足万卷，" 平时载籍，世莫得闻" (《旧唐书.经籍志序》）。
　　宋代，主持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主要是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其主要职能是藏书、编篡官书、整理典籍、编修书目、出版等多项。
　　宋初，三馆得周藏书1.3 万卷，后来，三馆、秘阁不断增加。图书来源主要是宋太祖在统一过程中籍没了各国的图籍，其精华部分均入馆阁。其次，太祖、太宗、仁宗、徽宗在位期间均曾下诏求书，并规定优厚的奖励办法，献好书者可以得官给价。另外，官修和新刻图书都要上交样本，贮藏馆阁。
　　由于广泛求书，藏书量增加较快。据统计，北宋馆阁藏书总数是6705部，共73877 卷(《宋史.艺文志》），且都是经过反复校勘的善本。在搜求整理图书的过程中，几部颇具影响的国家书目也陆续问世，包括乾德六年编的《史馆新定目录》、景德四年编的《太清楼书目》以及景祐元年开始编的《崇文总目》，尤以《崇文书目》影响最大，由欧阳修等奉命编撰，共著录图书3669卷，分部、类、目录等排列，大受后人称道。
　　宋代私人藏书也很兴盛，如李昉、王溥、宋绶、欧阳修等都是著名的藏家，其藏书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由于这些人多是官僚兼学者，且分布范围广，互相之间又互通有无，成为宋代图书和学术事业中一股重要力量。
　　靖康之乱使宋朝160 余年积累起来的图书毁于一旦，公私藏书" 悉为无有" ，江南地区的图书事业也大受打击。
　　宋室南渡后，为恢复国家藏书，做出了巨大努力，除不断下诏求书、组织刻书外，还直接从著名的藏书家、故执政家、旧秘书省长官、出书业发达地区的士大夫家、寺庙等处直接购求图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努力，终于使南宋的国家图书事业得到恢复。同时，由于出版业的发展，图书购求更为容易，民间藏书更盛，如叶石林一人藏书达10余万卷，晁武公藏书2.45万卷。
　　元代藏书较盛，初期图书主要来源于宋、辽、金，从南宋得到的图书尤多，基本上完整地接收了南宋国家图书宫及内府图书馆所藏书籍及书版，又从南方出版发达地区收购了大批图书，加上后期元朝政府自己翻译、刻印的书籍，使元代的图书收藏量比前代为盛。但由于种种原因，元代图书整理编目水平远逊于宋代，只有《文献通考.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私人撰修的《录鬼簿》较为著名。
　　总之，隋、唐、宋、元四朝图书事业的发展，使手抄和印刷的大量书籍得以完善保存，经过系统整理编目，更便于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们参考使用，对四朝政治和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图书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流通到日本、鲜鲜、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为中世纪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东方各国的体育卫生
　　如前所述，中世纪东方文化基本上是一个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中国的文物制度在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受到全面学习和仿效，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的体育和卫生亦不例外。因此，本节所述，以中国为主，兼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
　　(1)体育
　　隋唐宋元(公元581-1368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向上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强盛时期，体育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大发展和统治者的倡导，体育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体育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武术运动向民间普及。隋唐两朝实行的府兵制和武则天设立的武举制，推动了武艺的普及和提高。原来主要用于军事的武艺开始向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 武术运动" 演化，民间练武、比武之风盛行。
　　球戏有所发展和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濒于灭绝的击鞠和蹴鞠活动到了唐代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记载，唐中宗李显" 好击鞠，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于是，不仅皇宫府第击鞠成风，军队中也大为流行，且对优秀的射手有赏格，甚至连文弱的儒士和女子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进来，更使击鞠成为一时风尚。
　　蹴鞠方面，唐代用球门代替了原来的" 鞠室" ，又用充气的皮球取代了过去用毛纠结成的球，使蹴鞠运动更富趣味，更有吸引力。此外，唐代还创造了" 十五柱球戏" ，其法：置瓶状木柱于地，十柱上硃书" 仁" 、" 义" 、" 礼" 、"智" 、" 信" 等褒义词，五柱上墨书" 傲" 、" 慢" 、" 吝" 、" 贪" 、" 滥"等贬义词，参加者抛滚木球以击柱，中硃书者为胜，中墨书者为负，并有赏罚。
　　角抵十分普及，不仅宫廷、教坊、军队中养有专门角抵的职业摔跤家，每日训练，皇帝每隔三日定期观看他们比赛，而且民间角抵活动也十分普及，每到寒食日(清明）或五月份都有大规模的民间角抵比赛活动。
　　杂技有了全面发展。隋代的百戏盛况空前。炀帝时，几乎年年举行大规模的演出，其中有很多杂技项目，重要的有拟兽伎(以舞龙、舞狮为常见）、空中伎(以履绳、缘竿为主）、呈力伎(以力气为主、间以技巧）、丸剑技(以弄丸、跳剑为主）、掷倒伎(以筋斗、倒立等为主）。
　　乐舞进入极盛时期，不仅有太常寺、教坊等国家乐舞机构创作的大型舞蹈《破阵乐》(后更名为《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圣寿乐》等气势宏大的乐舞，足以反映出唐王朝的文治武功，还有民间流行的健舞、软舞、花舞、字舞、马舞等，其中健舞中的" 阿辽" 、" 柘枝" 、" 剑器" 、" 胡旋" 等，都是舞蹈，但同时又是极好的体育健身活动。
　　围棋发展形成新的高潮，所用棋枰已达纵横各19道，通用术语已达30余字，如" 立" 、" 行" 、" 飞" 、" 尖" 、" 粘" 、" 干" 、" 绰" 、" 约" 等，主要盛行于王室贵族和文人学士，民间也不乏高手。
　　唐亡以后，五代战乱时期曾使隋、唐以来兴起的体育活动受到很大冲击，但大多数项目在民间流传，得以幸存下来。
　　宋辽金元(公元960-1368年）时期，社会经济又有较大发展，城镇更加繁荣，这些都为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使与军事有关的体育活动受到特别重视和提倡。
　　这一时期，除隋唐时期盛行过的球戏、角抵继续流行并有所发展外，体育活动又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骑射倍受重视。宋代统治者基于军事需要，十分重视射术和武艺，每年三月都要组织军事演习，向假想的敌人试射弩箭。宋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制定《元丰格法》，对士卒步射、马射、弩射所应达到的等级标准做出了详细规定。宋代北部地区边民为抗御辽、金南侵，组织了以习射为主的" 弓箭社" ，协助政府抗金，政府对此也大力加以扶持、利用，使这些地区的" 弓箭社" 和入社练习的人大幅度增加，有的地方如定州等入社人数达到了当地总人口的1 ／7 左右。
　　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辽金元统治者更是以骑射立国，不仅人人练习骑射，而且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各种骑射活动，使这项运动更受重视。
　　水上活动盛况空前。宋太祖赵匡胤在位16年，" 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 次。太宗赵炅一即位就下令凿引金河水造" 金明池" ，大练水军。次年，于水殿观习水战时，他对宰相说：" 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 (《宋史.礼志》）。此后，金明池不仅作为训练水军之用，同时也是嬉戏的处所。据记载，当时有划船成为" 圆阵" 、" 交头" 等阵式以及赛船" 夺标" 等，大型画舫尾部设有秋千，表演者荡至与支架齐高时，" 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 ，是当时一种别开生面的跳水运动。淳化三年(公元992 年），赵炅" 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 ，" 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 (《宋史　　.礼志》）。
　　水上游戏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钱塘弄潮也是宋代特有的一种水上活动。每年八月，政府在钱塘进行水军训练，当地青年趁潮水涌来，有的手执彩旗游于惊涛骇浪间，" 腾跃百变" 为戏，有的则踩一叶小舟，在浪潮中，" 穿行自如" ，大显身手。钱塘江岸，观者相连，长达数十里。至于传统的端午竞渡，水乡地区的城镇及农村仍盛行不衰，成为宋辽金元时期主要的水上活动节日。
　　长跑活动开始兴起。这一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政府十分重视选拔和培养善于长跑的人，以便在紧急时刻能迅速传递军情。宋代从" 弓箭社" 中选出长跑的人，名为" 急脚子".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 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 (《金史.章宗本纪》）。元代的急递铺兵可达" 一昼夜行四百里"(《元史.兵志》）。
　　除上述职业性长跑外，元代还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超长距离越野赛。元世祖曾建" 贵赤卫" 军，担负元大都(今北京）等地的警卫任务。为检阅这支军队的身体素质，元统治者每年举行一次长跑比赛活动。比赛有两条路线，一条以河西务(今河北武清东北）为起点，至大都宫廷为终点；一条以泥河儿(今河北宣化东）为起点，至大都宫廷为终点。比赛时，每10里、15里或25里设一铺，急递铺上下传递作接力赛。赛前在起点处" 约之以绳" ，参加者横列绳后，开赛时将绳去掉，参加者齐向前跑。约3 个时辰(6 小时）
　　跑完全程(约180 里），" 直抵御前" ，" 先至者赐银一饼，余者赐缎匹有差" (元陶宗仪：《辍耕录》）。
　　隋唐宋元时期的这些丰富多彩的体育不仅丰富了国内人民的文化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性情，锻炼了人们的体魄，而且也使周围地区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深深仰慕，纷纷起而仿效，如球类、角抵、围棋及乐舞深受日本人民喜爱，朝鲜人喜爱围棋，且人能蹴鞠，等等。
　　(2)医疗卫生
　　公元6-14世纪期间，与人民身心健康有直接关系的医疗卫生获重要进展，成为东方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医疗卫生事业与前代相比，中央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体制有所改进，管理进一步加强，重心向基层转移。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设立尚药局，有典御2 人，侍御医直长各4 人，医师40人；又设立太医署，由太常统太医署令2 人，丞1 人，下设主药2 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 人，医博士2 人，助教2 人，按摩博士2 人，祝禁博士2 人。后来隋炀帝继位后对中央官制有所调整，尚药局等机构的官职和定额也有所变动，但总的看来，隋代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及其编制要比前代庞大，专业分工也趋向细密。
　　唐代沿袭了隋代的官制，在中央政府设尚药局和太医署。尚药局由殿中省管辖，设奉御2 人，为正五品下，又设直长、书吏、侍御各4 人，主药12人，药童30人，司医疗4 人，医佐8 人，按摩师4 人，咒禁师4 人，主要职责是负责皇帝的医疗保健。太医署级别稍低，但编制较大，其中设太医令2 人，从七品下；太医丞2 人，医监4 人，均为从八品下；医正8 人，从九品下；医师2O人，医工100人，医生40人，典学2 人；另有医学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各1 人，每名博士配备助教1-2 人，以及针师10人，针工20人，针生20人，按摩师4 人，按摩工16人，按摩生15-30 人，咒禁师2 人，咒禁工8 人。
　　在上述人员中，太医令、丞以下各员要经正式考试录用；医师、医正、医工替人治病，要按治愈病人多少如实记录在案，以便考核；医生从博士学习医学基础理论，定期考核，成绩优异者替补为医官，在学9 年无成者，就要取消资格，各科博士中，医博士为正八品上，负教授诸医生，按《本草甲乙脉经》为五科，即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针博士为从八品上，负责教授诸针生以经脉孔穴及针炙法；按摩博士为从九品下，负责教授学生用导引之法正病及为损伤跌折者正骨；咒禁博士为从九品下，负责教授学生以咒禁祓除为厉者。很显然，这时的管理方法已比较严密、合理，使有才能的医学人才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从分工上看，这时已比隋代又进了一步，五官、小儿等科已初步分离出来。
　　宋代对医疗体制作了较大调整，在中央设置了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专门机构翰林医官院，设医官使及副使各2 人，" 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又在太常寺之下设太医局，局内设太医丞、教授、医生等职位。医(学）生定额为300 人，分9 科学习，其中，大方脉120 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疡折20人，妇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炙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
　　此时的太医局已经演变为纯粹的医学教育机构。有宋一代对太医局的名称和隶属关系曾作过数次变动，但作为医学教育机构这一点却始终未变。
　　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 年），南宋政府对医疗卫生体制做了较大改革，重点转向基层：设医助教，京府及上中州职医助教各1 名，京府节镇10人，余37人，万户县3 人，每万户增1 人，至5 人为限，其余不足万户的县每县2 人；各州职医缺额，则以助教充之，助教缺额，由本州县医学生中补充，医学生中无适当人选，则公开比试，从民间择优补充；医生有缺额，则许地方官员及职医、助教从民间粗通医术又无犯罪记录的人员中保举；医生艺业不精，治疗多失误者，主管官吏负责查实，另行选人代替之；各地医药方书分别由州职医和县医生掌管，允许民间医生借阅传抄；遇有疾疫流行，药品不够，州职医、助教、县医生等可申请政府额外拨款以应急。经过" 乾道" 改革，南宋的基层医疗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既提高了基层普通官吏和民众的医疗保健水平，也为后代医疗卫生体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至元代，医疗卫生受到高度重视。元政府在中央设太医院，总领天下医政，分口设官，形成十分严密的医官制度。与前代相比，元代太医院有很大不同，表现为：品秩极高。经几次提升，至大德五年(1302年）已高至正二品，比六部尚书高出一品，如此高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中世纪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无所统属。至元二十五年(1289年），元政府令太医院从其原来的上级单位宣徽院中分离出来，成为" 无所于统" 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独立机构。
　　元代的太医院大致可分为4 个系统：御药院系统、医学系统、官医系统、惠民药局系统。御药院秩为从五品，" 掌受各路乡贡，诸藩进献珍贵药品，修造汤煎" ，以供奉皇帝本人。医学系统是官办医学教育机构，设提举司，官秩为从五品，其职掌为" 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选述文学，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 (《元史.百官志》）。这时，医学研究已经分为13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炙科，祝由科，禁科。各科每三年一试，考试时间为八月，中选者于第二年二月赴大都(北京）参加省试。考试内容有医经、辨验药味。经书主要考《素问》、《难经》、《圣济总录》、《本草》、《千金方》等书。官医系统设提举司，官秩为从六品，主要" 掌医户差役词讼" ，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省各设一司，其余省份设太医散官，负责各地医政。惠民药局系统有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区、广济提举司等机构，主要职责是" 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 ，是官办的医疗卫生慈善机构。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不难看出，隋唐宋元时期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已逐渐摆脱了以往那种主要为皇室服务的局面，从而实现了医学走出皇宫、走向社会、服务于普通官吏和民众的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产生的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广泛招纳英才，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为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对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发生了极大影响。这些国家不仅大力吸纳唐《本草》等医学经典，而且还从体制上仿效中国的做法，建立起了自己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如日本在奈良时代(公元701-794 年）仿照唐朝的做法，在中央设立了典药寮，下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各1人，分别招收学生40人、20人、10人、6 人不等，教授《针炙甲乙经》、《脉经》、《素问》等课程，修业期限为2-7 年不等；又设立了药园师2 人，招收学生讲授《本草》，另有女医学生30人，专门学习" 产婆学".这些都为各该国迅速提高自己的医疗卫生水平、促进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六、东方中世纪教育
　　东方各国在文化上深受中国的影响，在教育上，也极力模仿中国，儒学教育是各国教育的主体。
　　1.中国中世纪教育(公元581-1368年）
　　从公元581 年隋王朝的建立到1368年元王朝的灭亡，儒学教育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兼顾了佛教和道教的教育。这一时期，历代的统治者都实行以儒为主干，佛道为两翼的文教政策。隋唐时期更是出现" 三教合一" 的思潮。例如，公元624 年，唐高祖召集儒生、僧徒和道士同堂辩论，他认为" 三教虽异，善归一揆" (《册府元龟》卷50），后来的历代统治者大都遵循了这一做法。由于统治者大都兼重儒、佛、道，不独尊一家，这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
　　(1)学校制度
　　中国封建时期的学校，主要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但在学校的具体设置上，历朝都有因革损益。
　　从公元581 年隋王朝的建立到公元618 年隋王朝灭亡，前后不过37年的时间。但它创设的学校制度却对后世的影响极　　　　　　大。公元581 年，隋文帝即位，即下诏" 劝学行礼" ，" 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隋书》卷47）。为了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领导，隋文帝特在中央设置了国子寺，不隶属于太常。内设　　祭酒1 人，总管教育事业，下有属官主簿、录事各1 人。公元593年，国子寺改称为国子学，公元607 年再改名为国子监。以后历　　　代均沿此制。这是中国教育行政专门化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封　　建教育已经发展到能独立于其它部门的时代。
　　隋朝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在地方设置州学、郡学、县学。并且规定" 中央官学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隋书》卷9)在隋文帝的扶持下，教育事业日渐兴盛起来了。但到仁寿元年(公元601 年），隋文帝有感于学校" 多而未精" ，学生" 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 (《隋书》卷2)。竟然废除国子学四门学及州县学，唯设太学博士2 人，学生72人。殿内将军刘炫上表切陈学校不宜废，亦不听。隋炀帝即位后，复开庠序，学校再次得到发展，而且中央和地方的官学的规模都超过了隋文帝时期。不过不久，隋王朝就灭亡了。
　　唐朝的教育是在隋朝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隋朝的学校制度并有所创新。其学校种类之齐全、管理之严密、生徒之众多，较诸中世纪时期的任何一代都强。唐朝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
　　唐代总管学校的机关叫国子监，下设祭酒1 人、司业2 人、丞1 人，录事1人。国子监下辖六学一馆。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和律学。一馆是指公元750 年设立的广文馆。六学一馆是唐朝中央官学的主体部分。政府对六学一馆的教师和学生的人数、招收学生的标准以及教学内容，都做了具体规定。
　　国子学设博士2 人、助教2 人，招收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公京官四品、常三品勋封的儿子，学生人数300 人。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和《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兼习《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和《论语》皆须兼通，暇习隶书，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间习时务策。
　　太学设博士3 人、助教3 人，招收文武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属，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的儿子。学生人数500 人。学习内容与国子学同。
　　四门学也设博士3 人、助教3 人、学生1300人，其中500 人为勋官三品无封、四品以上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的儿子。学习内容与太学同。
　　书学设博士2 人、学生30人。除研究书法外，兼及文字学。凡学《石经》，限3 年；《说文》2 年；《字林》，1 年。每日习书一幅、间习时务策，兼读《国语》、《三苍》、《尔雅》等书。算学设博士2 人，学生30人。凡习《孙子》、《五曹》、《周髀》、《五经算》者，共限1 年；习《九章》及《海岛》者，共限3 年；习《张丘建》或《夏侯阳》者，各限1 年；习《缀术》者，限4 年；习《缉古》者，限3 年。又各兼习《记遗三算数》。律学设博士1 人，助教1 人，学生50人。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法例。以上三学，因为是技术专科学校，贵胄子弟、皆不屑就，因此入学资格较宽松，八品以下子弟及庶民通其学者，皆可入学。
　　广文馆设博士4 人，助教4 人，招收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专门研习进士科所试内容，学生人数无定额。
　　唐朝的中央官学除了六学一馆外，还有各中央专职行政机构中附设的学校。如在太医署下设医学，门下省设弘文馆、东官　　　　下设崇文馆，尚书省的祠部设崇玄学，秘书外省下设小学。医学分为4 科，即医科、针科、按摩、咒禁。医科又分为五科，即体疗　　　科、疮肿科、少小科、耳目口齿科及角法科。体疗科学习期限为7 年，疮肿科与少小科限5 年，耳目口齿科与角法科限2 年。各科　　　　　　均以《本草》及《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弘文馆、崇文馆是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相同。但这些学生居优养尊，程度较低。崇玄学则教授《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小学也是贵族学校，但属小学性质。实为弘文馆、崇文馆的预备学校。
　　唐朝地方政府直接办理的学校则有府学、州学、县学。各府州还分别设置医学、崇玄学等。地方官学所习课程限于五经，又兼习吉凶礼。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可升入四门学，一部分可直接参加" 乡贡".唐朝不仅学校设置比较齐全，教学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制度。中央官学规定，学生从14岁至19岁(律学为18岁至25岁）开始入学。入学之始，学生要拜谒师长，行束脩之礼，以示尊师重道之意。学生在校期间均享受公费待遇，不仅不交纳学杂费，而且在校膳宿等生活费用也均由政府支付。学校按例要举行三种类型的考试：一是旬考、即每十天考一次、考十天内所学的内容。分背诵和讲解两种，背诵1000字，讲解2000字。每背诵1000字内考查一帖，帖去三字，令学生填上。每讲解2000字内问大义三条，答对两条为及格、不及格者有罚。旬考因相隔时间太近，后改为月考。二是岁考，即学年考试，考一年内所学的内容，问大义10条，通8 为上，通6 为中，通3 为下。三是毕业考试，即各校学生修业完毕，即将离校前的通考。考试及格者，或愿继续学习的学生，四门学生可补为太学生，太学生可补为国子学生，或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受任各种职务。学生在校期间必须遵守校规。若学生悖慢师长，艺业不勤、强暴斗打、不守法度，则开除学籍。对教师也有一些规定，并订立了考课制度，以决定升迁、奖惩。
　　唐代的教育除了官学的发达外，还有两方面值得一提，这就是私学的重兴与留学教育的实施。
　　私人讲学之风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盛于东汉，到了魏晋时期逐渐衰落。
　　唐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私学再度兴起。据史料记载，王恭、卢照邻、尹知章、韩愈、柳宗元、孙思邈等都曾办过私学。
　　留学教育是唐代学校教育中光荣的一页。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时"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当时以日本留学生最多。日本元正天皇时代(公元715-748 年）共派遣550 余人赴唐留学。唐代对留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也形成了一套规章。唐政府规定，国子监直属的学校方可接纳留学生。外籍学生与中国生徒一视同仁。入学同样需携带束脩，同样享受官费和公膳，同样享受津贴与补助。醉心于科举者，在履行手续后可以入试，及第后不因国籍影响而授官。此外，留学生可与中国学生、亲戚、朋友自由交往；可以收购中国文化典籍、书画、乐器、工艺品及瓷器等，并可携带归国；可以娶唐女为妻，并携带归国等。唐代的留学教育，对于唐代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唐朝末年，学校制度开始出现废弛的现象。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 -960年），群雄割据，民生涂炭，学校制度极端衰败。宋代欧阳修即认为五代时期毫无教育可言，他所著的《新五代史》甚至没有学校及选举志。其衰败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960 年，赵匡胤(公元927-976 年），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到1276年，元灭南宋，宋王朝共存316 年。这300 多年的时间，学校制度的兴废增损不一致，但总的来看，较唐代学校制度有改进的地方，有以下几点：一是增设各类学校。宋朝的学校也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它大体保持了唐时的学制系统，但有所增加，主要是在中央增设了画学及武学，在地方增设了道学。画学创立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开设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专业课程。学生除学习这些专业课之外，还必须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要求" 《说文》则会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 (《宋史.选举志三》）学生分士流与杂流，分斋而居。士流另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作画考试的评分标准是：" 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宋史.选举志三》）。武学创立于仁宗庆历三年(1403年），不久废除，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重建。" 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 (《宋史.选举志三》）。
　　学科内容为诸家兵法，历代用兵成败及前世忠义史实，并量给兵武试阵队。
　　南宋高宗年间，武学进行了整顿，规定" 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分上、内、外三舍，学生额百人。置博士一员，以文臣有出身或武举高选人为之；学谕一员，以武举补官人为之" (《宋史.选举志三》）。道学创立于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诏示天下，" 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其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续资治通鉴》卷93）又添置道学博士，由本州官兼任。
　　二是改进教学管理体制。宋时中国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仍为国子监，管理中央学。但崇宁二年(1103年）又在诸路设置提举学事司，" 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 (《宋史.职官志七》）。提举学事司员虽设置时间不长，宣和三年(1121年）即废止，但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来管理地方官学。它的设立，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创新意义。从此，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此外，在教学上实施三舍法。所谓三舍法，亦称三舍选察升补法或三舍考选法，是宋代太学的分级组织法，此制将太学组构成金字塔形的模式：外舍→内舍→上舍。然后依考试成绩的好坏依次升舍或留级。成绩特别优秀者(上舍生）可免科考直接授官。此法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学，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后来其它类型的学校也纷纷沿用此法。
　　三是推行学田制。学田制是政府为学校置拨田产、校产，以充办学经费的制度，这一政策始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熙宁四年(1071年）中央明令地方政府从官田中为所属学校拨出学田40顷，以充学粮和经常费。学校用所得田产出租经营，以获取办学经费。学田制的推行，使学校办学经费得到保障。后来历代均沿用此制。
　　四是蒙学的兴起。蒙学是指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宋代的蒙学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设在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宋史.选举志》记载，宋初，" 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又载，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 建内小学，置教授二员，选宗子就学".另一种是设在地方上的庶民小学。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曾下令" 天下州县并置学" ，" 县置小学".还有一种是民间设立的私学。它有不同的名称，有的称为小学，有的称为冬学、私塾、蒙馆等。蒙学的教学内容为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及基础知识的教学。所用的教材主要是《三字经》，教学中强调熟读背诵。此种学校，为后代所沿袭。
　　宋时，在中国北方还存在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即辽、金、元。1276年元朝统一中国，直到1368年元朝灭亡，其间又经历了92年。元朝的学校制度，也基本上没脱唐宋以来的模式，但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教育。
　　元朝掌管教育行政的机关，在中央有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在地方有诸路儒学提举司及医学提举司。元朝的学校也可以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地方官学有路学、府学、州学、县学、诸路小学、诸路医学、诸路蒙古字学、诸路阴阳学、孔颜孟三氏学及社学等。
　　国子学始创于1269年，是专门学习汉文化的学校。学生为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及卫士子弟。平民中之俊异者，需得三品以上朝官之保举。学生不分种族，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皆可入学。学习内容为儒家经典。学校实行" 升斋等第法"和" 积分法"." 升斋等第法" 就是把国子学分为下、中、上三个等级六个斋舍，学生按程度分别进入各个斋舍学习不同的内容，然后依据其学业成绩和品德行为，依次递升。" 积分法" 则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蒙古国子学始创于1271年，是以招收蒙古子弟为主的学校。学习内容为用蒙古语翻译的《通鉴节要》，也兼习算学，学生学成精通者，量授官职。回回国子学始创于1298年，是专门学习波斯文学的学校，招生仅限于公卿大夫及富家子弟。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翻译人才。
　　在地方学校中，路学、府学、州学、县学、诸路小学、社学都是根据行政区划而建立的儒学教育系统。社学为前代所无。它创办于1286年。据《新元史.食货志》记载，是年，元朝规定：" 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 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 可见，社学是设在农村地区，利用农闲空隙，以农家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形式。据统计，元代社学最盛时达24，400 所。其它的地方官学均属专门学校性质。诸路医学创立于1261年，专门研习医学；诸路蒙古字学创立于1269年，是地方上学习蒙古文字的学校；诸路阴阳学创立于1291年，是专门学习天文历法的学校；孔颜孟三氏学创立于1261年，是专门教授孔子、孟子、颜子三氏后裔子弟经术的学校。
　　综上观之，自隋唐以至宋元，中国的学校教育较为发达。其共同的特点是：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并存，官学与私学并存。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学教育为主，同时兼及佛教与道教的教育以及其它专业性教育。与中世纪其它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的学校教育还是先进的。
　　(2)书院制度
　　书院是中国自唐末以后盛行的一种重要教育组织形式。
　　" 书院" 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玄宗时期，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六年(公元723 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八年，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不过，这时所谓的书院还不具备学校性质。它只是一种由中央政府设立的，旨在编录国史、整理古籍的机构。正如袁枚所说，" 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者，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 (《随园随笔》卷14）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征伐，战争不断，严重危害了学校教育事业。造成官学日趋衰落。
　　于是一些好学之士便避居山林、建屋藏书，并沿袭书院之名，称其读书之所，此类书院或直接以个人名字称呼，或者以所在地命名。例如，在《全唐诗》中以书院称呼的有李秘书院、杜中丞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费君书院、田将军书院等。在一些地方史志中，也有有关书院的记载，如东佳书院、松洲书院、皇寮书院等。
　　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书院，基本上系私人抚琴、品茗、集会、赋诗、读书、潜修之所。但在一些私人设立的书院中，也出现了聚徒讲学的活动。据同治《九江府志》记载，东佳书院" 唐义门陈兖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 同治《福建通志》记载，松洲书院，" 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光绪《江西通志》记载，皇寮书院" 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不过，这种书院在当时还不普遍，规模一般也不大，没有形成系统的规章制度，只能算是后来宋时书院的萌芽。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形成和兴盛是在宋朝。宋朝开国之初，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敦尚教化，崇儒兴学。当时在中央设立了太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但地方的州县学，却未能普遍设立，为满足学子需要，私人书院乃应运而生。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 予惟前代库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又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可见，宋朝书院的兴起与官学的衰败、君主的提倡均有关系。
　　据统计，宋朝先后共出现过460 多所书院。但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 天下四大书院".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认为：白鹿洞、嵩阳、岳麓和睢阳(应天府）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认为：四大著名的书院应该是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和岳麓，有石鼓而无嵩阳，理由是嵩阳书院" 后来无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宋时实为五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设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 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隐居庐山读书，" 谓其所居曰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37-943年），始在此建立学校，称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库，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 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世用，名绩彰显者甚众" (《白鹿洞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 年）。诏赐《九经》供生徒肄习，书院制初立，后毁于兵火。直到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
　　朱熹重建书院，并请皇帝题额赐书，白鹿洞书院乃扬名于世。
　　岳麓书院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原为僧人所建佛寺。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长沙太守朱洞在此基础上建讲堂5 间，斋舍52　间，创建岳麓书院。咸平四年(1001年）得朝廷赐书。大中祥府五年(1012年）湘阴人周式主持书院，再次扩大规模，生续达数百人。大中祥府八年(1015年），宋真宗接见周式，任命其为国子监主簿，仍归书院讲授。真宗并亲书" 岳麓书院" 匾额以褒奖，" 于是书院之称闻天下" (《宋元学案》）。
　　应天府书院设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大中祥府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于名儒戚同文旧居旁建造学舍150 间，聚书1500余卷，招徒授课，宋真宗诏赐" 应天府书院" 匾额。景祐二年(1035年），书院改为应天府学，给学田10顷。
　　嵩阳书院设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南麓。北魏时为嵩阳寺，唐代为嵩阳观，五代后周时改为太室书院。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 年）赐" 太室书院" 匾额及《九经注疏》印本。真宗大中祥府三年(1010年）复赐《九经》。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诏更名嵩阳书院，并赐学田一顷。于是名闻天下。南宋时衰废无闻。
　　石鼓书院设在湖南衡阳北石鼓山，原为寻真观。唐宪宗元和间(公元806 -820年）衡阳士人李宽曾构屋读书于其中。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 年）李宽族人李士真呈读郡守在李宽读书旧址创建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赐书院匾额并学田，于是石鼓书院遂闻名于天下。
　　宋时书院的内部组织已俨然一学校系统。根据有关史料，当时书院设山长1人，也称洞主、洞正或山主。山长主持一院之事。山长之下，设副山长，堂长各1 人。副山长辅助山长主持院务，堂长则掌管纪纲众事，表率生徒。
　　副山长以下有讲书、说书、助教等，均以典教为职。其下则为学生。
　　书院的教育旨在阐明圣学，以养成理想的人格，与以猎取科举功名为目的官学大异其趣。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文中说，" 熹窃观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为此，他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规，" 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义，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貌必庄，衣服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
　　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学规，不仅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于官学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它成了后世书院学规的指导思想与楷模。如岳麓书院，其时也以此《揭示》为学规。明清时期的一些书院，其学规的内容也无出其右者。
　　书院教育除了志在明人伦、辨义利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通经史".因此书院传授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及理学家的著作。朱熹在讲学中，即以《大学》、《孟子》、《中庸》为开始，继而旁及诸经，通经之后进而读史。
　　书院的教学方式，也颇具特色。教学方法，通常采用讨论式教学。师生之间可以相互辩论。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提倡读书有疑，常与学生质疑问难。" 从游之士，选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本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 (黄干《朱子行状》）书院的学术空气也非常自由，各派学说均可以自由讲授。史载朱熹曾邀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 同升讲堂".1175年的" 鹅湖之会" 更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后来，书院的这种学术辩论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清靖道谟主白鹿洞书院时，撰《鹿洞书院续规》，其中即有" 会讲有期" 的规定，其内容是：" 今拟于课文外，每月以初六、十一、廿一、廿六四日，为会讲之期。
　　每会于已刻齐集讲堂，终未刻而罢。以五人为率，人讲书一章。主讲就所讲之书问难扬榷。有奇共赏，有疑共析。" 宋朝末年，书院开始出现官学化趋势。即书院开始受制于政府，并被纳入官学体系，私人讲学的性质逐渐淡化。元朝建立后，书院又有较大的发展，不少路、府、州、县都开始了书院的重建工作。与此同时，书院的官学化倾向也更加明显。政府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比如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生徒的去向，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代书院的山长与地方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同" 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 生徒毕业后，经" 守会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教官，或取为吏属。"同时，元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从一种学术思想上升为封建统治思想，并法定为官学及书院的教育内容。一些书院演变成地方官学，甚至在传授理学外，还教授一些专门知识，如濮洲历山书院设有医学，南阳府博山书院设有数学、书学，鄱阳县鄱江书院设有蒙古学等。
　　随着书院的官学化，书院也走向科举化。书院的产生原本是反对以记览辞章去沽名钓誉，而专重于学问的研究与传授。但由于科举制度已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书院教育的出路不可能逾越科举取士这一关口，因此书院也不限制肄业生参加科举考试。陆九渊说" 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 (《陆九渊集》卷23）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把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进一步加强了书院科举倾向。如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诏定科举考试程式，无论何种人，第一场" 经问" 或" 明经经疑" ，均须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熹章句集注。由此可见，书院教育已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了科学考试的附庸，这不能不说是书院本身的一大蜕变。
　　书院教育作为中国中世纪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就文化方面言之，书院制度的建立使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一坚实的基础。而书院内部的自由风气则又大大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宋代乾、淳以后，理学一分为三，即朱学、吕学、陆学。三家同时，皆不甚合。
　　朱学以格物致知为案，流布于闽中；陆学以立本明心为言，特盛于江西；吕学兼取朱陆之长，而昌行于浙东。理学出现如此情形，实与书院讲学有关。
　　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各以一书院为根据地，宣讲其学说，终成一派。此为书院对中国文化教育贡献之第一点。就教育方面言之，书院制度使中国固有的私学传统制度化、系统化。书院制定的教育宗旨、教育方法等，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贡献。从此以后，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教育宗旨及教学方法始有详细的规定。此为书院教育贡献之第二点。当然，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到了后期，书院教育也越来越走向原来的反面。
　　(3)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自隋唐以至明清实行的一种选士制度。它既不同于以德取人的两汉察举制，又不同于以门第取人的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而是依据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因设立科目，考试以举士，所以称为" 科举" ，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隋文帝立国之初，即明令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以荐举为主的选士方式。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文帝下诏举贤良之士，" 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 (《隋书.高祖纪上》卷1)隋炀帝即位后，选士制逐步向科举制迈进。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正式设置进士科，" 当时犹试策而已" (《旧唐书》卷119)
　　大业三年，隋炀帝又下诏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和膂力骁壮等十科举人。
　　据《通典》考证，十科中文才秀美一科就是进士科的开始。进士科的设立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产生。
　　科举制度在唐朝完善起来。唐朝统治者规定了考试的程序，增加了考试科目，扩大了考试内容，从而使科举制正式取代了以荐举为主的选士制度。
　　以后历代的科举制度虽有改革，但其根本办法，却从未改变。现将唐代科举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一简介。
　　①考生的来源与考试的程序。考生的来源有二个方面，" 由学馆者曰生徒，山州县者曰乡同".而" 生徒" 之中，又有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与地方学校的生徒两种。中央的生徒，每年由国子监祭酒挑选送至礼部应省试；地方性的生徒，则由长史挑选，亦送礼部应试。" 乡贡" 则不限于学校内的学生，凡各地方读书的士子皆可应试。应试乡贡之前，须先在本县报名，由县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刺史复核。乡试完毕后，长官召集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考中者见面，届时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然后将考中者随贡物一同送到中央，参加应试。到了尚书省后，生徒乡贡皆须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填写三代履历，经过户部审查后，再将名册送往礼部，然后由礼部定期举行命题考试。
　　唐朝对报考的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凡曾触犯唐朝律令，或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行为不轨，言论出格者，不得报考；工商子弟不得报考；州县衙门小吏不得报考。为保证考生质量，对推荐贡举者也作了严格规定：" 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 (《古今唐律疏议》卷9)
　　唐朝后来对考生的来源的规定有一些变化。唐初规定，凡地方士子应常贡，只问学力，不限于学校内的学生。但在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规定，" 凡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以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 明经' 、' 进士' 之限。" (《册府元龟》）在武帝会昌年间，又规定公卿以下子弟及畿内士人寄客者，一切必须在官学隶名，方准应试。也就是说，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必须经过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习。
　　省试那一天，考生经检查后进入考场。考场外，" 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考试以一日为限。至晚仍未完卷，允许点蜡烛答卷，以三条为限，三条烛尽便要交卷。即所谓" 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省试通过后，还要参加吏部试，亦称" 释褐试".所考为" 身、言、书、判" 四项，只有通过此项考试，才能授予官职。此外还有殿试，即皇帝亲自考问。武则天载初元年(公元689 年）二月十四日，" 试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数日方毕。" 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四月，" 亲策试应举人于含元殿。谓曰：' 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近无甲科，联将存其上第。
　　务收贤俊，用宁军国，仍令有司设食'." (《册府无龟》卷643)不过，殿试始终未成定制。
　　②考试的科目与内容。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科，每年定期举行；一种是制科，也称特科，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三传、开元礼、道举、童子科、弘文崇文生科等。其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根据《选举志》所载，各科考试的内容如下：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
　　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
　　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
　　明法科：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
　　明书科：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
　　明算科：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说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候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
　　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
　　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
　　开元礼科：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
　　道举科：举送课试，与明经同。所习经书为《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后加习《周易》。
　　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弘文崇文生科：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中二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二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学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
　　制科没有固定的科目，往往根据皇帝一时的喜好而设。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军谋宏达、详明政术等。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如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 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宠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 (《旧唐书》卷119)
　　试毕，皇帝根据成绩，把应试者分为几等，并分别予以官职或出身。不过，" 制科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 (《封氏闻见记》）
　　除了常科和制科外，还有武举制。武举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 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者，长一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文献通考》卷34）考试由兵部主持。" 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文献通考》卷34）中武举者也分类授以官职。
　　③考试的方法。科举考试方法有五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所谓口试，就是让考生当场回答问题，所谓帖经，就是" 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一行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为通。"(《通典》）所谓墨义，就是以经义试士，令其笔答；所谓策问，即就人事政治设题作文，有方略策和时务策之分。答策问的文体，在初唐时大多重骈体，其后渐用散文。所谓诗赋，即要求考生当场作诗赋各一篇。唐初考试，都以策问为重，直至开耀元年(公元681 年）以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乃下诏加试杂文二篇。所谓杂文即一诗一赋。
　　为了防止考试出现舞弊现象，唐朝制定了有关防范与处罚条例。防范条例主要有二：一是避亲。如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十一月十九日，礼部侍郎韦陟奏：" 准旧例，掌举官亲族，皆于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试，有及第者，尚收覆定，然后附奏。臣本司今阙尚书，纵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厘革，优望天恩，许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员外郎试拣，待郎覆定，任所在闻奏。即望浮议止息。" 二是糊名考试。即考试之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如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九月，皇帝敕令吏部选人，" 宜依例糊名试判，临时考第奏闻。" (《唐会要》卷75）对考试作弊者，给予处罚，据《唐会要》记载，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二月，" 吏部宏辞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待郎裴稔，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夏，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郎中唐抉出为虔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 又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 考功员外郎李纳，以举人不实，贬沁州司马。时北军勋臣葛福顺，有举弟明经。帝闻之故试其子，墙面不知所对。由是坐贬。" (《册府元龟》卷651)此类记载还有很多。
　　考生考官作弊，均受处罚。
　　五代时期，学校衰落，但科举基本上没有中断。不过，所取的以明经科为多。" 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计" (《文献通考》卷30）。至于在制度、规章方面，则率由旧章，并未有所创新。
　　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体沿用唐制，但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与唐代稍有不同，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殿试成为定制。殿试在唐武则天时已经存在。宋以后乃成定制。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5 年），正式以殿试取代吏部试，采用皇帝亲自策问的录取形式来体现皇恩浩荡。殿试的内容，宋初为诗、赋、论三篇，熙宁以后，考试策一道，以一千字为限。
　　二是考试内容有所增加。宋时科举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以进士科最为兴盛，各科考试内容较唐时有所变化。" 凡进士，就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对墨义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 (《宋史》卷155)
　　三是考试规制更加完备。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确立了" 三岁一贡举"的制度。此后的科举均依此例。又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 年），设" 特奏进士"."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选试所不录者，科学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经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宋史》卷155)即是说，多次参加考试而不录者，根据情形由皇帝" 恩例" 特赐" 出身".四是考试方式更加细密。除原来的糊名等方式外，又采取锁院、验照、复试、别试、誊录等方式，以防作弊。锁院是指主考官接受任命之日，即得移居贡院，不许外出或接待访客，以免泄题。验照就是考生在进入贡院时须交验写有姓名，籍贯、保官及相貌特征的" 给帖" ，以免冒名顶替。复试是指京官子弟通过会试后还须参加在中书省特设的考试，别试是指主考官的五亲六戚应考，不参加统一命题的考试，而是参加由他人命题、监考和阅的专门考试。誊录是指将所有试卷请人重新抄写一遍之后，再予以评定，以防认笔迹，作暗号的舞弊。
　　元代对于科举制度相对轻视，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始诏行科举条制。大体上与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相同，但也发生了二大变化，一是考试内容以朱熹注《四书》为准，二是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据史料记载：元代科举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
　　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浩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34）
　　科举制度在元之后还延续了几百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影响至深且巨。
　　应该承认，科举制度本身是进步的产物，它本身的平民化，不分等级，人人都有机会由布衣而为公卿，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普及和传播。在唐宋时期对学校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科举制度的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科举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历代统治者都用科举作为统治知识分子的工具，并规定考试的内容，使思想不能自由发展，其次，科举养成空疏无用的学问。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学子都偏重于文章形式的学习，真实的学问，则置之不问。导致" 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第三，科举制导致学校的衰落。由于统治者选拔人士，不尽出于学校，致使学校教育的功能日渐低落。最后，科举导致学风败坏。政府以科举制诱灭天下学子。宋真宗《劝学诗》说："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 即是说，只要中举，即可富贵。致使养成追名逐利之风。
　　可见，科举制度，流毒不少。
　　2.日本中世纪的教育
　　日本中世纪的教育，与它的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从模仿中国到逐渐民族化的过程。但是，就其总体而言，日本中世纪的教育，始终以儒学教育为主。当然，在不同的时代，儒学所占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这里我们介绍的是日本自公元646 年大化革新后直到公元16世纪室町幕府统治结束，这一千多年的教育。
　　(1)模仿中国的唐代教育
　　自大化革新之后的整个飞鸟时代(公元593-710 年）和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日本的教育基本上是模仿中国唐朝的教育。当时从事教育的机关也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私学三部，学校或私塾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国唐朝的教育机关极为相似。
　　日本的中央官学叫大学或大学寮，地方官学称国学。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10 年），日本制定《大宝律令》。这是一部综合性内容的国家法律，它由"律"6卷、" 令"11 卷组成。其中专门列举了" 学令" 部分，对大学及国学作了详细的规定。
　　①大学(大学寮）。大学或大学寮归式部省掌管。寮中有头、助、允、属四部的事务官，与此并列的有明经、音、书、算四道的教官。明经的教官，单称博士，其下有助教。音、书、算各有博士，其人员如下：
　　大学头：1 人博士：1 人
　　大学助：1 人　大学大允：1 人
　　助教：2 人，大学少允：1 人
　　音博士：1 人　书博士：1 人
　　算博士：1 人　大学大属：1 人
　　大学少属：1 人
　　博士和助教负责教授经书及课试学生；音博士、书博士、算博士分别负责教授字音、书道及算术。学习" 明经" 的生徒，称为学生，其定额为400 人。他们在学习经书之前，要先向音博士学习正确的中国音，然后再学习经义。
　　大学的任务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官吏，教学内容和教科书以儒家经典为主。明经道的教科书有大经、中经、小经之分。大经指《礼记》、《左传》；中经指《诗》、《周礼》、《仪礼》；小经指《易书》。其中如学完大经或中经中的任何2 经即可毕业，并有贡举的资格。" 算道" 的教科书用《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三开》、《重差》、《周髀》、《九司》等。此外，《论语》和《孝经》不论何种学生，均须兼习。
　　大学的入学资格有严格的等级身分限制。五位以上官吏的子孙可以自由入学，六、七、八位官吏的子孙需经特别批准方可入学；庶民子弟根本不得入学。入学年龄规定为13岁到16岁。修业年限没有限定，只要学完规定的课程，通过官吏录用考试即可毕业。学生每10天有一天休息，休息前有小考，每年7 月举行大考。对应试考生问大义8 条，通过6 条以上者为上等；通过4 条或5 条者为中等，通过3 条以下者为下等。如连续3 年试为下等，或9 年间仍未学完规定课程，则勒令退学。对不遵守师道或在一年内超假百日以上者，也令其退学。
　　除了大学以外，中央还设有一些专门性质的学校。如阴阳寮、典药寮及雅乐寮。阴阳寮培养阴阳生历生、天文生共30人；典药寮培养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药园生共82人；雅乐寮培养各种乐人364 人。这些学校学习的规定与大学同，仅有一点相异，即这些学校允许庶民子弟入学。
　　②国学。国学由" 国" 一级的政府机关管辖。《大宝律令》规定，地方的行政区分为国和郡两级。全国分为60多个国，国一级的地方长官叫国司，国司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郡是国的下属地方行政区划，其地方长官叫郡司，由当地有势力者担任。
　　国学主要招收郡司子弟，郡司子弟未满时，庶人子弟也可入学。学生的定额，因国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寡而定。" 学会" 中规定，大的国50人，中等国30人，小国20人，其中1 ／5 的学生习医。国学的教育方针、学科和课程设置、考试方法及学生的推荐等，和大学基本相同。国学也以儒学教育为主，经学占重要地位。但在国学中也可设医学、药学。在国学中讲授经学的教官叫" 国博士" ，讲授医药学的叫" 医师".按照大宝律令规定，原则上每一国设一所国学。但是，九州的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六国均不设置国学，而合并于" 太宰府"称为" 府学校".而且在国学中没有" 算生".因为六国均属大国，学生定额为240人。
　　除了大学和国学这两种主要教育机构外，私学是最普遍的实施教育的机关。一些遣唐使学成归国后创办私学，宣讲儒家学说。如公元640 年归国的高向玄理等开设私学，招收大中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为弟子。大化革新后，私学得到政府的提倡。大宝律令规定，凡一品至四品的官员家里都要选派1 名博士为家庭教师，专门教育这些官僚家庭的子弟。
　　私学传授的内容很广，既包括儒学，也包括文学艺术、工艺美术以及一些实用技能，如木工、金工等。招生的对象上至贵族子弟，下至平民子弟。
　　一些传授实用技能的私学也得到政府的鼓励，如公元730 年3 月，太政官在奏文中写道：" 阴阳、医术及七曜颁历等之类，实为国家需要的学问，不得废弃。但调查许多博士的情况，他们年老体衰，若不抓紧传授下代，恐致绝业。切望鼓励吉田连宜……等七人。分别招收弟子，以传其业。学生学习时的衣着伙食费按照大学学生的标准。" (《续日本纪》十）
　　平安时期，由于官学逐渐衰落，私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一些在大学寮或朝廷任职的博士竞相设立私学，使本族子孙及其亲属子弟到这里接受必要的教育，以应付官吏录用的考试。这类私学著名的有菅原潘公和大江音人创立的文章院；和气广世创办的弘文院；滕原冬嗣创办的劝学院等。这些私学是纯粹的贵族教育机构。此外，也有面向庶民子弟的私学，如空海和尚创办的综艺种智院。空海设立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没有学习场所的贫贱子弟创造一些学习条件，提供学习机会。他所传授的课程，不限于佛教，也包括儒学。
　　(2)" 和汉之学" 的兴起与教育的民族化
　　日本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前，所谓学问，仅指汉学而言。
　　虽然也有" 明法家" 研究日本的律令格式，但此外的人，差不多仅研究汉籍。
　　对于日本自己的历史，未有深切的研究。就是朝廷方面的国史研究，与汉学比较起来，也是微乎其微的。日本的两本重要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是仿照中国正史的体例及干支纪年写成的。但是，公元9 世纪后，日本在吸收、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日本民族文化，即所谓从唐式文化向国风文化转变。教育也随之民族化。
　　从唐式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在文学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公元9 世纪中叶以前，贵族社会还是把汉文文学知识的丰富程度看作是衡量才能的尺度。到公元9 世纪中叶，空海用单音节的草书体汉字制成" 平假名" ，吉备真备用楷体汉字编录制成" 片假名" ，终于创造出本民族的假名文字。当时，在公文乃至私人日记方面仍然使用汉字。以汉文为基础，用汉字书写文章还可以；如果写日本诗歌供人阅读，汉字就不如假名方便。平安贵族之间的交往，必不可少诗歌的应酬，于是假名文字就逐渐盛行，日本文体也逐渐发达起来。从公元9 世纪末到公元10世纪，和歌博得了贵族的普遍爱好，它胜过了汉诗和汉文。公元905 年纪贯之奉醍醐天皇之命选揖了《古今和歌集》。
　　在散文方面，日本文体也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出现了许多" 物语" 作品，以诗歌家在原业平的诗歌为核心，把诗歌中所描写的事件及故事情节加工整理而成的《伊势物语》和以民间故事为素材用传奇文学的体裁写成的《竹取物语》，乃是物语文学体裁的开端。除了文学以外，在美术、音乐、书法、宗教等方面，也都体现了民族特征。
　　随着文化的民族化，加上中日之间交通自公元9 世纪断绝，公元894 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中国方面的影响大大减少。而另一方面，日本自身的惯例和古典渐渐增多，对于此等惯例和古典也有明白的必要，于是研究日本的风气次第形成。公元954 年，大江朝纳为历博士贺茂保宪所作的上奏中说，" 亲父忠行，必究古今，学兼倭唐".这是" 和学" 一词的开始。到镰仓时代(1192-1333 年）时，在《宇治拾遗物语》、《愚管抄》、《续古事谈》等书籍中，" 和汉之才"之类的名词已是常见。学问的外延扩大开来。
　　学问内涵的变迁引起教育内容的变迁。平安时期，宫廷贵族养成一种特殊的文化风俗。能赋汉诗、能写和歌、能弹奏管弦乐器在当时被认为是高尚人的三项主要技能。因此，培养这三方面的才能就成为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
　　到了镰仓时代后，汉学的地位继续下降，习字和和歌成了贵族的主要学习内容。
　　学校制度也逐渐民族化。平安时期先后几次对《大宝律令》中有关学校的规定进行改革，增加了一些民族化的内容。比如，在奈良时代末期，在大学里增设文章博士，讲授文章道。这种官职和课程，在唐制中并没有，它是根据日本的需要独创出来的。奈良时代的文章博士，在大学里地位低于经学博士，但到平安时期，大学进行改革，大大提高文章道的地位，文章博士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超越于经学博士之上。
　　(3)学校的衰落与武士教育的兴起
　　从平安后期的延喜年间，即公元10世纪初开始，大学逐渐衰败下去。原因有三：一是汉文学的衰落。以传授汉学为主的学校也随之衰落；二是由于官吏世袭制的盛行。《大宝律令》规定，五位以上官吏的子孙，不论其学业如何，都可享受因袭官职的特权，因而他们志愿入大学者甚少。三是由于大学的劝学田荒废和被侵吞，学校的财源涸竭，难以维持。三善清行在天皇延喜14年上奏时说：年代渐久，事皆睽违。承和年中，将加贺郡劝学田归还伴善男。又勒令久世郡之田分为四分，以其三分归与典药、左右马等三寮，仅留一分为学生膳费。河内之两郡，为水所没，陷为大河。当今所遗者，仅" 大炊寮" 之饭米六斗与久世郡之遗田七町而已。以此区区之数，饷数百生徒，虽煮薄粥，犹感不足。于是后进者皆认大学为坎■之府，冻馁之乡，父母告诫其子，令其不齿学馆。南北讲堂，草深没膝。东西曹司，杳无人迹。且每至贡举之时，仅以虚名荐士，不问才之高下，人之劳逸。……先王庠序遂成丘墟。
　　国学的命运与大学一样。1177年，大学寮毁于一场大火，日本古代的学制也随之灭亡。到镰仓时代(1192-1333 年），官办的学校不再存在，家庭和寺院成了实施教育的主要场所。
　　日本学者常常把镰仓时代比之于欧洲中世纪，认为它是日本历史上的" 黑暗时代。" 那时学校废弛，社会混乱，强盗盛行。武士便成了社会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武士教育也就成了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的主体。
　　由于缺乏适当的教育机关，武士教育与寺院结合在一起，通常，武士在少年时期即入寺院为" 儿" ，和将来预备做僧侣的" 儿" 一同接受僧侣的教育。朝臣之子在寺院学习的也很多，平民之子为" 儿" 的也不少。" 儿" 也叫" 童子" 、" 少人" 、" 童体" 或" 垂发".凡不入佛道的，当加冠之时，即回到家中。
　　少年入寺院，叫做" 登山" 、" 住山" 、" 入室" 或" 师仕".大概10岁以前" 登山" ，13、14岁时，为僧者削发，不入佛者下山。寺院之儿无论预备为僧与否，都在学习佛典之前，先读简易的书籍，　并习书法。当时大多以信札为习字帖，这样既可练习信札写法，又可使书法纯熟。这种习字帖叫做" 往来".所谓"往来" ，就是信札往复的意思。把一些信札汇集起来就成了" 往来本"." 往来本" 也就成了传授书法的教本。除了习字以外，寺院也传授一些文化知识。毛利家之臣玉木吉保在其自传《身自镜》里记载了自己永禄年间在一个叫胜乐寺里学习的情况，很有典型的意义，兹录如下。
　　13岁——
　　习字：" 假名" 文字、汉字
　　读书：《心经》、《观音经》、《庭训往来》及其他往来，《贞永式目》、《童子教》、《实语教》。
　　14岁——
　　习字：继续去年
　　读书：《论语》、《朗咏诗》、《四书》、《五经》、《六韬》、《三略》等。
　　15岁——
　　习字：学毕汉字的草书行书，改习楷书。
　　读书：《古今集》、《万叶集》、《伊势物语》、《八代集》等和歌和联句、" 能乐" (日本古代的戏）。
　　武士除了入寺院接受基础教育以外，还要接受特定的教育，这就是养成武士道精神和学习武艺弓马之术。武士道精神要求武士忠于主君，信佛敬祖，崇尚武勇，重恩义轻生死，甘愿为主君和本家族的利益捐躯。公元1232年，镰仓幕府制定的《贞永式目》就是按照武家的" 道理" ，把武家的道德和习惯明文化和条理化。其中第一条规定，修缮神社，诚心祭祖；第二条规定，修缮寺塔，崇敬佛教；第三条以下规定封建领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身份、任务、权限等，其中心思想是忠孝贞节的精神。武艺与弓马之术是武士教育最主要的内容。在武士的家训以及各种" 教训书" 中都有传授武艺的记载。例如《北条五代记》中写道：" 武道弓马乃武家必备之本领也。" 在武家的家庭教育中，一般由父兄直接传授武艺，上层武士家庭，则请精通武艺的教师传授。
　　这一时期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金泽文库和足利学校，这是与武士教育有关的一种文化教育机构。
　　金泽文库由北条实时(1224-1276 年）所创建，文库建在金泽的称名寺内，它收集了许多手抄的古书和从中国宋朝输入的原本书，以及日本书籍。
　　文库所藏的图书在教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足利学校建于室町时代(1336-1573年），一般认为足利义兼所创建。该校以" 三注、四书、六经、列、庄、老、史记、文选" 为课本，禁止讲授其他书籍，从规定的教科书来看，足利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以汉学教育为主，学生结业后到各地担任教育行政长官或充当武家的顾问。当时的足利学校，成了全日本的文化中心。
　　3.朝鲜、越南中世纪的教育
　　(1)朝鲜
　　朝鲜半岛自中国于公元4 世纪初退出后，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的教育都深受中国的影响。据旧、新《唐书》记载：高句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也相矜勉。衢侧悉构大屋，号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五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受重之。公元372 年，高句丽设立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百济也在公元4 世纪70年代设立太学。据《周书》记载，百济的青年学子" 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 这表明百济的教育内容较广，但仍以中国经史为主。
　　新罗兴起较晚，公元682 年开始建立国学。公元8 世纪中叶，改国学为太学监，设置各州博士及助教，定必修科目为《论语》、《孝经》，选修科目为《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文选》。入学者为15至30岁的贵族子弟。修业年限为9 年。学生毕业后量才授官，可仕至大奈麻、奈麻。新罗统一全国后，又于公元788 年设立" 读书出身科。" 以《论语》、《孝经》、《礼记》、《曲礼》、《春秋左氏传》等为考试内容，根据学生对儒书的理解程度分为上、中、下三品出身。" 读《春秋左氏传》，读《礼记》、读《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 (朝鲜《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四年）
　　继新罗之后的高丽王朝，教育继续向前发展。
　　高丽国王特别重视儒学教育，一般都定期到国学去祭孔，以倡导对孔子的尊崇。上自国王，下至闾巷儿童，所受正式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如1119年8 月1 日，睿宗" 御清燕阁，命翰林学士朴升中讲《书.洪范》。" 十一月辛亥，又命朴升中讲《中庸》。1134年3 月，高丽国王仁宗命以《孝经》、《论语》等儒经分赐给闾巷儿童，以广教化。高丽时代，私学也极为盛行。
　　崔冲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被称为" 海东孔子".当时慕崔冲之名前来求学的人特别多，乃至" 填溢街巷" ，崔冲于是分设" 孔斋" 以容纳这些学生。学习内容为《周礼》等九经及《史记》等三史。除崔冲外，还有侍中郑倍杰等11人相继在其它11处进行私人讲学。当时称这12人门下的学生为" 十二徒".高丽时代，贡举也开始制度化，其考试科目为制述、明经二科及若干杂业之科。继高丽而起的李朝，首先设立成钧馆，继而成立五部学堂，讲授儒学。儒家学说、朱子学说支配朝鲜学术界500 多年，整个中世纪的教育也以儒学教育为主。
　　(2)越南
　　越南自秦汉至晚唐，一直为中国所控制。各种制度沿袭中国。据《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时代(公元1 世纪前半叶）锡光任交址太守时，曾" 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这可能是越南创设学校的开端。越南独立以后，历代王朝仍然沿袭中国制度，设立学校，开科取士，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到公元11世纪初，李朝建立，学校制度才初具规模。李朝之圣宗于1070年8 月曾" 建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圣像，四時享祀，皇太子监学焉。"1076 年，仁宗曾" 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国子监".可见，越南设有国子监，举行释奠之礼。其贡举之制，则始于1075年，据《太越史记本记》记载，" 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 据此，越南中世纪的教育也是模仿中国的，也以儒学教育为主。
　　七、印度中世纪文化教育
　　1.综述
　　与西方向中世纪过渡、中国发展到隋唐宋元王朝和阿拉伯　世界的崛起大体同时，印度奴隶社会开始解体，逐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印度上古灿烂的文化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中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既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全丧失古典文化、使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在继承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化发展到一个登峰造极的新高度，而是在连续不断的社会内部动荡和外敌入侵中历经磨难，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但其光彩已远不如上古时期的印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也很难与同期的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等相提并论。
　　印度文化史上的这种大转变一般认为是从笈多帝国的衰亡开始的。公元6 世纪中叶，建立于公元320 年的笈多帝国在笈哒人的不断入侵和内部王室纷争、地方封建割据等多重打击下，实力全失，渐渐解体，使印度北部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几乎与此同时，印度南部的伐卡塔卡王朝也逐渐衰亡。
　　笈多帝国解体后，北印度局势混乱，各国争战不休。比较重要的王国有四个，即摩揭陀的后期笈多、塔内萨尔的普什亚布蒂、曲女城的莫卡里和伐拉比的梅特拉卡。这些王国中，梅特拉卡王朝公元8 世纪中叶为信德的阿拉伯人所灭；后期笈多于公元8 世纪中叶前后消亡。而莫卡里和普什亚布蒂则通过婚姻关系而逐步联合起来。公元612 年，普什亚布蒂王朝的戒日王子迁都曲女城，并正式称王。此后30多年中，他四出征战，向各小王国发动进攻，终于建立起一个西起旁遮普东部、东至孟加拉西部、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达纳巴达河的戒日帝国。
　　戒日王对帝国的统治大致按照以往印度建立帝国的传统模式。他很注重外交、军事、宗教。他自掌军权，处理军机。他利用宗教扩大影响，维护统治，曾大力提倡大乘佛教，在各地建立寺院，积极组织宗教活动。他也举办慈善事业，大量向贫民施舍财物，包括药品等。戒日王尤其热心文化学术事业，积极赞助各种文化学术活动。他的宫廷里拥有写作《戒日王传》与《迦丹波利》的巴纳、摩由罗、提婆伽罗以及中国高僧玄奘等优秀学者。他的王田收入中专列一项开支，奖励硕学高才，又对当时佛教学术文化中心那烂陀寺给予厚赏，许多名流学者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戒日王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兼戏剧家，曾有《璎珞传》、《妙容传》及《龙喜记》等作品。
　　但是，戒日帝国的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公元646 年底，戒日王去世，其国家立即陷入了混乱和分裂，其首都曲女城也成为分裂的各王国，尤其是孟加拉的波罗王朝、西印度的波罗提诃罗王朝和德干的拉什特拉库塔王朝，即所谓" 三强" 极力争夺的对象。印度次大陆从此内战不断，一直持续到公元13世纪初。
　　印度内部的分裂和内争造成国力的浪费和空虚，外族乘机入侵。公元712 年，阿拉伯军队攻占信德，势力直抵木尔坦。由于曲女城与迦湿弥罗的印度国王的抵抗，也由于公元8 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内部产生分裂，阿拉伯人的攻势也有所减弱。
　　公元962 年，从阿拉伯帝国分裂出来的中亚萨曼王朝统治　者的一名突厥奴隶阿勒普蒂金在加兹尼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十分注意经营印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998 年即位的马茂德。从1001年到1026年的26年中，他先后入侵印度17次，每次都极尽烧杀、掠抢、破坏之能事。
　　1018年　　　底，马茂德攻占马土腊，那里许多富丽堂皇的庙宇被抢掠一空并放火烧毁。1019年，他的军队又洗劫了印度人心目中神圣的首　　　都曲女城，夺得银币300 万、奴隶5.5 万、大象350 头。1025年，他又率军洗劫了印度教月神庙所在寺的索姆那特城。那里的月神庙殿堂宏大，支撑屋顶的大柱达56根之多，并装饰有名贵的宝石。庙宇防卫坚固，庙内有2000多婆罗门巡礼念经，300 名歌手和500 名舞伎为神灵歌舞。庙内还有珍奇异宝及国王赏赐和信徒献纳的大批财物。马茂德经数度攻占，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及其月神庙，不仅在大庙周围地区屠杀5 万多印度人，而且还捣毁了巨大的神像，劫走了无数的珍宝。这一次次入侵不仅对印度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印度教势力大受打击，更使印度文化备受摧残。
　　公元12世纪末，加兹尼王朝灭亡，代之而起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突厥人建立的德里苏丹国(1206-1426 年）。这些突厥统治者内部成份复杂，派系倾轧频繁，且内有印度人民的不断反抗，外有蒙古军队的一次次冲击，所以，德里苏丹虽为中央政府首脑，但除短暂的统一之外，它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只是印度北部的一个最大的区域王国。公元14世纪末，西察合台苏丹、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木儿在征服了波斯、阿富汗、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后，又于1398年率大军攻入德里。帖木儿铁骑过后，德里居民几乎屠杀殆尽，财宝也被劫掠一空，德里成了一座废墟。德里苏丹国从此一蹶不振，名存实亡。
　　这一时期，尽管多灾多难，但印度人还是想方设法保存了印度文化的部分传统，并使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由于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突厥人的入侵，使印度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冲突中有所融汇，从而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文学方面，笈多以后的时期中，在戒日帝国王室及曲女城王的保护和资助下，先后出现了枟丁、巴纳及薄婆菩提等著名的梵文作家。枟丁著有《十公子传》，用散文反映了当时城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上层人物内部互相争斗的情形。巴纳撰写了《戒日王传》和《迦丹波利》，前者是记述戒日王朝早期事迹的历史小说，后者则是描写了女郎迦丹波利的爱情与友谊的传奇故事。薄婆菩提是公元8 世纪上半叶能够接触现实的剧作家。他留下了三个著名的剧本，即《茉莉和青春》，描写了茉莉小姐和青春公子在朋友帮助下共同反抗国王和幸臣的阻挠、最后终于喜结良缘的爱情故事；《大雄传》和《罗摩传后篇》则对已成为经典的史诗故事进行了改编，强调夫妇平等，反对封建道德。他们的作品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的印度文化都产生了相当影响。
　　史学方面，印度过去是没有历史著作的，只有往世书、系谱、传记等文学作品。但进入中世纪以后，在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印度开始出现了年代学等史学著作。到德里苏丹时期已有了不少用波斯文写的优秀的历史著作，如明哈杰.乌德.丁的《纳西尔通史》、巴兰尼的《菲罗兹王朝史》、阿菲夫的《菲罗兹王史记》等。
　　哲学方面，出现了三个显著的变化，即一是在不同的教派争鸣过程，印度的逻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公元10世纪前后达到极盛期，公元13世纪时甘格霞著《真理如意珠》，创立新正理论派，专门探究推理规则与争论方法；二是佛教哲学由盛转衰，到公元13世纪穆斯林入主印度时更在本土消亡，佛教中心逐渐转向中国等地；三是占统治地位的商羯罗的不二论唯心体系开始受到挑战，出现了罗摩奴迦(1017-1137 年）这样的哲学家，提出了有保留的一元论，认为除梵和个体灵魂外，还存在世界，世界不是虚幻的而是真实的，梵就是神毗湿奴，是有形的，世界和个体灵魂都是神创造的，为神的一部分，依存于神。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有神论和神秘论的吠檀多流派。
　　科学方面，公元7 世纪以后印度的数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成果有公元7 世纪梵藏所著的《梵明满手册》，公元9 世纪大雄的《算法精义》，公元12世纪作明轨范师的《顶上珠手册》，内容涉及正负数、求平方、立方根、有关整数、分数的记号与运算、排列与组合等，对零与无穷大的含义有了充分的理解，证明了3 ×\u65295X0 ＝∞，而不是从前数学家们所认定的×\u65292X还确定了无穷大无论怎样分割，始终仍是无穷大，即∞／X ＝∞。作明还用直接作正方形的方法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与欧几里德用演绎法论证不同。
　　建筑艺术方面，从公元7 世纪中叶起，伊斯兰教建筑艺术逐渐传入印度，其特点是广泛使用圆屋顶、拱门、尖塔，没有人物和动物的雕饰，而以几何图形、花叶、书法铭刻作装饰。到德里苏丹时期，伊斯兰艺术和本地艺术风格结合，形成了一些新的风格。由于穆斯林影响大小不同，各地风格也不完全相同，大致说来，受穆斯林直接控制且时间较长的地方，其影响也大，如德里的建筑基本上是伊斯兰教风格的，而受穆斯林控制时间短或根本没有受其控制过的地区，其影响就小，如南印地区，建筑风格主要是传统的，也有的地区介于两者之间，如孟加拉，表现出的是一种混合的风格，阿迪纳清真寺就是很好的例子。
　　综观这一时期印度文化的发展，不难看出，无论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还是在创造新文化方面，印度文化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对中世纪人类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种成就和贡献又都是有限的，连续的内乱和外敌入侵给印度中世纪文化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致使印度文化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无法得到大的发展，这实在是印度史和世界史上的一大遗憾。
　　2.梵语的继续发展和俗语方言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印度就有了一种用古代梵文写成的典籍叫《吠陀》，分为三集，分别是《赞歌集》、《教义集》和《奥义集》，记载了古代印度有关神的颂歌和祷文、宗教祭祀仪礼的说明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哲学著述等。由于《吠陀》是婆罗门教最古的经典，同时又具有高度的艺术表达技巧，它逐渐演变为印度人的" 圣经".印度古代的学问，诸如仪礼、天文、语音、语法、词源和诗律等大都由此发展而来。
　　这几门学科中最先分离出来的语法，因为在印度人看来，语法是一切知识、一切学问的基础，同时，由于印度人认为梵语是一种神的语言，其中连一个字母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不容读错音、理解错词义或任意改变其中词语，否则就会受到神的惩罚，这就促使他们在研究这种语言时不能不格外谨慎。他们在研究《吠陀》语法中主要使用的是分析法，把每一个词首先分成词根、后缀和词尾几部分，有的词虽没有后缀和词尾，他们也认为在理论上应该蕴涵着这两部分，并称之为" 人为成份".每个问题都是由动词词根构成的，叫做原始词根，由动词变成名词而构成的叫做派生词根。到公元前4 世纪时，语法学家波尼尼将历代语法研究的成果加以汇集、整理，编成了著名的《梵语语法》。此外，古代印度人对语音、词类等的研究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平，对后世欧洲及其它地区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进入中世纪后，由于国内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使得这一研究很难在印度本土结出硕果。
　　尽管如此，梵语在这一时期还是有一定进展。除上节所提到的用梵语写作的作家、诗人及其梵文作品外，梵文辞典的编纂和语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辞典编纂方面，公元8 世纪前后，一位叫阿马拉的佛教徒编写了《可马拉字典》。这是一部同义字典，共分为三部。字典问世后，几乎取代了以前所有的字典。同时，由于其影响巨大，吸引了许多学者为之作注，其中最有名的是生于1050年的波多克什罗斯婆明所作的注释。公元11世纪时，南印度人那陀婆普罗克沙编著《吠甲阳替》字典，所收文字先以音节数目多少排列，然后再按其属性排列，而各部分中又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所收词汇中有许多字为其它字典所未收，是当时印度篇幅最大的字典之一。除了这些巨著之外，公元12世纪前后影响较大的字典还有《名词精华录》、《歧义字典》、《墨迪尼字典》等。
　　语法研究方面，独创性的著作极少，大多数著作都是对波尼尼的《梵语语法》的补充和注释，公元7 世纪前后月宫所著的《月氏文法》、公元9 世纪中的沙迦达衍那所著的《沙氏文法》、公元12世纪中婆达曼那所著的《字群汇编》等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著作。
　　与梵文的缓慢发展相比，笈多帝国垮台后逐渐形成的王国　林立、互不统属、内乱不已、缺少中央政府及外敌不断入侵的局面却为各地方言俗语的大发展提供了机遇，使之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到公元10世纪前后，印地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泰卢固语等都先后有了各自的文学作品。其中，印地语发展较快，影响也较大，它分为东印地语和西印地语，东印地语发源于朱木那河和恒河流域，以德里为中心，并逐步向外扩展，成为印度境内最常用的语言之一，并被采纳为印度教教徒的传道语言。同时，一批印地语文学家和诗人迅速成长，出现了卡比尔、贾亚西、比尔巴尔等深受欢迎的著名诗人，留下了《莲花公主》等不朽的作品。孟加拉文学的发展则主要归功于毗湿奴派导师们，其中最重要的是抒情诗人钱迪廷斯，他写有《黑天颂》，歌颂毗湿奴神的化身即黑天，对后世影响极大。马拉提语言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纳马德瓦和埃格纳特的杰出诗歌作品的推动。而泰卢固语的兴起则是由于毗阇耶那伽罗王国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资助。国王克利希那德瓦拉亚写了泰卢固语诗集《阿姆克塔马利亚达》，在其宫廷中有号称" 诗坛八象" 的8 位泰卢固诗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曾写过《摩奴传》的贝登纳。
　　在印度本土方言俗语大发展的同时，外来的、但与印度语支同属印度.伊朗语族的波斯语逐渐盛行起来，并于德里苏丹时期成为德里苏丹国的官方语言，培养出了阿米尔.胡斯劳(1253-1325 年）这样在诗歌、散文、音乐诸方面均有极深造诣的桂冠诗人、著名的波斯语文学家。
　　3.印度中世纪的体育卫生
　　中世纪前期，印度基本上保持了古代的体育传统。各王国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并未因国家的分裂而停止体育娱乐活动，照旧在自己的辖区内举行大规模的宫廷舞会或游园活动以及外出进行狩猎活动，猎取狮、猪、野牛、鹿等动物；武干阶层盛行骑马、乘象、驾车、划船、射箭等活动，经常举行比赛；民间则流行赌博活动，尤其是掷、子赌博更为常见。
　　印度人非常注意卫生保健，婆罗门和刹帝利及吠舍阶层尤其如此。他们按照所受宗教教育的要求，每日举行水浴，为此，许多地方都建有大浴场或浴池。许多人采用按摩、涂油、太阳浴等保健方法，希望以此来延长寿命。
　　他们还十分注意环境卫生对人身健康的影响，不仅每天擦扫地板或屋地，还要用水冲洗，然后再用牛粪涂抹。垃圾要堆放在专门隔离出来的垃圾堆放处；大小便，必须在长满青草的地方，严禁在光秃的土地上；水源附近严禁吐痰；牛棚等都建在人居住处以外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印度人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
　　印度宗教中的瑜伽学派公元12世纪前后逐渐从印度本土上消亡，但该派成员修心养性的瑜伽术却一直流传下来。瑜伽术要求修行者盘膝静坐，双目微合，止息，恪守，制欲，遵行，在忘我中与瞑想中的神进行灵魂交流，达到" 静虑、内省、三分形现、七分神隐" 的境界，从而" 超脱尘世" ，实现精神上的" 解脱".这种由宗教教义和仪式中演化出来的锻炼方法具有较高的健身祛病、延年益寿的保健价值，不仅在印度广为流传，而且还传播到亚洲、欧洲等地，深受各地佛教徒及体育爱好者的欢迎。
　　与体育相比，印度的医疗体制和医学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一方面，医生受到教会和王室的高度重视，教会中专门有习医的僧人为教徒治病，宫廷中有御医专为皇室治病，有兽医为王室及军队的马和象治病。民间则有开业医生为民众看病治病，收取一定的现金或实物用作治疗费用。一些大城镇中的著名医生不仅自己开业，还要招收学生，传授医家医疗知识。学生经过7 年左右的学习和实习后，就可以离开自己的业师，自己到别的城镇去独立开业行医。
　　另一方面，医疗水平在继承古代印度医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外科医生们可熟练地进行外科手术，其中尤以眼科、鼻科、骨科等方面的手术见长。手术所用器具已多达一百数十种之多，且多以金属制成，不仅光洁、齐整，而且还十分锋利、实用。与此同时，医学研究水平也有相当的进展。印度古代三位最著名的医学家的著作《阇罗迦集》、《妙闻集》和《婆拜他集》被中世纪的医生们广泛研读并做出了一些新的注释和解释。其中，分别以医学通论和外科为主的《阇罗迦集》和《妙闻集》的注释留传下来的最早为公元11世纪前后的作品。而《婆拜他集》的注释留传下来的较为著名的是分别产生于公元7 世纪和公元9 世纪前后的《八科提要》和《八科精华》，两种注释集均署名为婆拜他，但行文不同。《提要》是用诗和散文混合写成，而《精华》则全部用韵文写成，而且两种注释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别，后世医学家为便于区别起见，以老婆拜他称呼前者，而以小婆拜他称呼后者。与小婆拜他同时代的摩陀婆尼旦那著成《尼旦那》一书。这是印度医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病理学著作，对一些最重要的疾病都有详细的论列，被后世医学家尊为权威著作。此外，1200年前后沙恩伽陀罗的《沙恩伽佗罗集》记述了药用鸦片及水银的炼制法，并详细论述了在诊病时如何检验脉搏，为印度前代医学家所不曾道及，开创了印度医学诊脉的先例。
　　中世纪前期印度医学最大的进展是炼金术及与之相应的金属药物。据1017-1030年间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大学者阿伯鲁尼记述，公元9-10世纪期间，印度医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们有一门类似于点金术的科学，极为独特，他们称之为炼金术……这一技术只用于某些手术、药物及化合物……
　　治好了身患绝症的病人，挽留住了人们萎缩的青春" (巴赫杜尔：《印度文明史》英文版，1979年版）。在炼金术的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将金属药物制剂引入了治疗过程。一些熟悉炼金术的医学家不仅大胆地将硫化的水银、铁、砷化物(即砒霜类药物）制成药剂，让病人内服，而且学作诗文赞美这些神奇的金属药剂的疗效，有的还花费巨大精力，搜集材料，著书立说，论述这门技术，如当时的佛教徒科学家那迦鲁那就曾专门著成一书，论述炼金术及金属药物治病原理，书中还罗列了当时有关该问题的全部文献资料，极为难得。他们的这种尝试对某些疾病的确有一定效果，但长期不为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医学界所理解，直到公元16世纪以后还有很多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医学家对金属药物能否治病表示怀疑。
　　4.印度中世纪的教育
　　印度中世纪的教育可分为3 个部分：婆罗门教育、佛教教育与伊斯兰教育。在公元8 世纪以前，佛教与婆罗门教为并立的宗教，因此，佛教教育与婆罗门教育并行发展。公元8 世纪以后，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并于公元12- 16世纪建立了伊斯兰国家，其教育又采取伊斯兰国家的制度。由于婆罗门教与佛教的衰落，伊斯兰教占据了统治地位，伊斯兰教育遂成为教育的主流。
　　(1)婆罗门教育
　　婆罗门是印度地位最高的种姓，掌握着宗教大权。婆罗门教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该教认为梵天是最高主神，一切现象都由梵天所生；梵天尽善尽美。而万事万物都不过是梵天的幻影；由梵天产生的人，必须识破尘世的虚幻而予以彻底地鄙弃，才能获得精神的解脱，以与梵天相接。该教以《吠陀》为经典，婆罗门祭司是《吠陀》的解释者。
　　婆罗门教育以传教吠陀经为主，以养成婆罗门为最高职责。最初，婆罗门的教育主要由家庭实施。婆罗门为保持种姓的世袭和善尽僧侣的作用，父亲必须在家指导子女记诵吠陀经，以便举行祭祀时熟练朗读冗长的诗句，能尽敬神的任务。《吠陀》共有四部，由梵文写出，全部学成须数十年。因为事实难以办到，普通都学成一部而已。这种学习从幼年开始，到成龄结束，然后取得僧侣资格。
　　公元前5 世纪，婆罗门教发展到《奥义书》时代。《奥义书》是婆罗门教的一部哲学教科书。注重经义的阐述。在过去仅仅注重记诵吠陀经的时代，父亲还可以在家中向子女传授吠陀经典；奥义书时代阐述经义的任务就不是一般家长能胜任的了。于是便产生了对于经义具有研究而专门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人" 古儒".古儒在家庭中设校，招收7 、8 岁的儿童入学。学生在校学习经典及有关知识，同时以行乞充饥来锻炼艰苦生活的习惯。学习年限一般为12年。
　　中世纪婆罗门的教育继承了古印度的这一学校传统，同时又扩大了教学内容。正如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学校以" 七艺" 为学科一样，婆罗门学校以语音学、韵律学、文法学、字源学、天文学和祭礼为" 六科".规定六科是学习呔陀经的基本训练。在学科学习的基础上，学生才会领会吠陀经典。教学方法上也有了改进，不再是机械的记诵和体罚，而是强调教师要用恰当的语言打动学生。古儒还常常利用年长儿童充当助手，由助手协助教师把知识传给一般儿童。这大概是导师制的起源。
　　中世纪教育中还出现一种高等学校。这种学校在公元5 世纪末的笈多王朝时较为发达。最初是一些学者讨论神学和哲学问题的场所，它吸引了一些受过基础教育的青年来倾听和学习，慢慢地就在某些城市形成了水平高深的学习中心。据史册记载，讨论会发达之后，须有21名学者才得组成讨论会。
　　学者除讨论呔陀经义之外，还传授法律学、文法学、天文学等高深学科。这类学校是私人的组织，不是政府设置的教育机构。它们有赖于私人捐献的产业来维持。
　　婆罗门教除由古儒设置的学校和高等学校外，还在各处设置简陋的学舍，称" 图洛司" ，收容少量学生，不收费用而且供应食宿；又在森林中设置学校，称森林学校，水平较优，约同于高等学校。另外，公元6 世纪以后还出现了文法学校、法律学校、天文学校、哲学学校，分授各科知识。这些学校都以婆罗门教为主导思想，但为数不多，势力远不及古儒学校及高等学校。
　　(2)佛教教育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 年）在公元前6 世纪创立的。
　　它以反婆罗门的姿态出现，却又基本上继承了婆罗门的教义。在教育上，两者都以该教教义为主，但佛教教育照顾较多的众生，不像婆罗门教育那样具有严格的阶级性而是凡愿为僧者都可以接受教育。
　　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包括在" 四谛" 与" 八正道" 中。" 四谛" 指" 苦谛"(凡人都要受苦）、" 集谛" (苦必有因）、" 灭谛" (苦必须解脱）、" 道谛" (为求解脱苦难，必须遵循八重正道）。" 八正道" 包括：正见(正确的见解和信仰）、正志(正确的思维）、正语(正确的语言）、正业(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不萌邪恶杂念）、正定(正确的精神统治）。佛教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因果轮回的苦海，为了摆脱此苦海必须断欲爱、求解脱，通过自我的修道进入涅境界(即不生、不灭、永远超脱的最高理想境界）。佛教教育即以教义为根本原则，劝告人们弃绝人间的享乐，蔑视现实的人生，通过修行，达到涅■的境界。
　　佛教教育的最初形式是由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优婆塞(善男）、优婆夷(信女）组成为传教团四处传教。佛典中即有圣者优婆崛多召集数十万人宣讲佛法的传说。传说优婆崛多在说法时，有恶魔在城里降下雨，当时不少人到城里去了，剩下的人仍在听法。第二天恶魔又降下衣服雨，又有许多人到城里去了。照这样，恶魔第三天降下银雨，第四天降下金雨，第五天降下金宝雨，使听法的人大大减少。到第六天，恶魔自己作天界舞蹈者的装束让其儿女妻子也变成天上舞者，似种种舞姿、种种奇幻景象以及悦耳的歌声乐曲来转移人们的心志，使得听法的人连一个也没有了。圣者优婆崛多此时不得不施展神力，将恶魔及其眷属都变得身体衰老丑恶，衣着褴褛，头上还系着腐烂的人尸，使人一见就要呕吐。于是那所有未离贪欲的人也厌恶、恐惧。这样，众人都对尘世生起厌心，对佛法则更加信仰。从降雨那天开始，优婆崛多对由于往昔善根所激发而从四面赶来的一切众人在第六个昼夜中整夜说法，因而在第七天即有一百八十万人见到真谛。传说是否可信姑且不论，但这种传教方式则是很普遍的。
　　佛教寺院是佛教教育的主要机构。佛教认为，只有出家进入寺院修行学习，才能得到完全的解脱。凡欲出家进入寺院者，不能有疾病，也不能是奴隶、债务人以及为国王服役的人。不足年龄者由家长申请入院。学习分为两期：第一期称帕伯伽，第二期称乌帕沙姆帕大。第一期入学年龄为8 岁，第二期为20岁。入学仪式极简单：剪去头发，着黄色宽袍、披其一肩，向大和尚行礼，口中并念："我受佛祖之保佑，我受大嘛之保佑，我受善之保佑。" (蒋建白：《印度教育概览》第8 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寺院里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佛教经典。此外也还学习其它科目、如字典编辑法、医药、因明、哲学、经书注释等。在最初阶段，教师口授，学生记诵；学到高深阶段，则采用争辩和议论方法。第一期儿童8 岁入寺院，学习12年，经考试合格者，称作比丘，即僧人。多数比丘离寺回家，少数人继续留寺，一般再学习10年。学习内容分为教义传授与生活监督两个方面，经过5 年后，如能熟读唯纳耶，则可与其师分住，但如往他处，仍要受到其师照顾，直到10年期满为止。
　　佛教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道德品格教育及言行举止训练。寺院对衣、食、住、行、学习，修行等方面订有种种清规戒律。僧人不得从事任何世俗性的职业，平时生活全凭乞化及在家信徒供养。洒扫寺院等杂务均由初学者担任，高级学生则致力默祷。僧徒对老师要毕恭毕敬，老师起身行走、睡觉以及日常小事、都由学生侍奉；教师则要全心教育学生，不仅要传授经义，而且要照顾学生衣食住行。
　　中世纪印度最大的佛教教育中心是位于北印度的那烂陀地。它当时也是世界性的佛教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那烂陀原是圣者舍利弗(即释迦牟尼）
　　诞生之地，后来也是舍利弗及八万阿罗汉眷属涅■的地方。那里有圣者舍利弗的一座塔，阿育王在此基础上建造了一座大佛堂。到后来，大乘最初的五百阿阇梨认为在圣者舍利弗的地方宣讲大乘教法，能使大乘众人对教法十分虔诚。于是由婆罗门阿阇梨兄弟修建了8 座庙宇，并将所有大乘经典收藏在那里。这样那烂陀寺成了佛教文化教育中心。《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额常有万人，并讲大乘兼18部，爱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寺内讲座日百余次，内容除佛教教义外，还涉及宗教以外的哲学、科学、艺术等世俗科目。据7世纪玄奘的记载，当时那烂陀有僧徒8500人、僧师1500人。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3)伊斯兰教育
　　印度西部自公元7 世纪起便受到回教徒阿拉伯人的入侵。公元8 世纪时占领了辛多。嗣后又有一批回教徒土耳其族入侵印度。公元10世纪后半叶，自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开始，西亚各地，土耳其人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活动加强，势力扩大到中亚与现在阿富汗一带。伽色尼王朝(公元962-1186年）
　　及其后的王朝(1152-1206 年）就是这类穆斯林阿富汗政权。他们以掠夺印度的财富为目的，屡次派军队入侵西北印度。1192年，廓尔王大败印度联军，建立了伊斯兰统治印度的基础。公元13世纪初，原为廓尔王朝总督、奴隶出身的突厥人库特布- 乌得一丁.艾巴克自立为苏丹(1206-1210 年），统治以德里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此后三百余年，王朝屡有更迭，历史上称为德里苏丹国(1206-1526年）。
　　德里诸王朝统治期间，伊斯兰教在印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狂热的征服者用强权来压迫印度人改宗，" 改宗，不然即死" ；而一些印度的贵族则改宗以图保持或扩大本身的权力。但是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印度的扩张，更主要的是伊斯兰教中的苏非主义的影响。所谓苏非阿拉伯语的意思是" 穿粗制羊毛衣服的人。" 该派主张人要克己，放弃一切现实欲望，通过虔修默祷，以求接近真主，达到" 人神合一" 的最高境界。该派的主张切合了下层阶级的需要，广大的农民和下级种姓的人，寄希望于伊斯兰教中的平等原则，摆脱种姓制度的桎梏。于是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育也就成了教育的主流。
　　德里苏丹的统治者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清真寺、图书馆、学校，推行伊斯兰教育。每一所清真寺都附设一所" 马克塔卜" ，即小学，附近地区的男女儿童皆可以在此接受教育。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古兰经》，其次旁及简单的读、写、算。教学方法注重死记硬背。此外还设有学院，教授文法、修辞、因明学、神学、玄学、文学、法律及其他自然科学。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是学校教学的主要语言。
　　八、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教育
　　1.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公元7 世纪30年代至公元13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在中东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结束了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以后中东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
　　公元610 年，穆罕默德利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和实现统一的愿望，在麦加接受天使的启示，创立伊斯兰教。开始时，穆罕默德的信徒极少，但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公元632 年他逝世时，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政教合一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
　　穆罕默德以后，阿拉伯国家的首脑称哈里发。最初的4 位哈里发是由穆斯林公社选举产生的。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平定了各部落的叛乱，恢复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第二任哈里发是欧麦尔(公元634-644 年在位），他利用拜占庭帝国和波斯长期战争后两败俱伤之机，发动" 圣战" ，先后征服拜占庭统治下的叙利亚(公元636 年）、巴勒斯坦(公元637 年）和埃及(公元641 年），并于公元642 年打败波斯军队，占领了从波斯湾到高加索、从伊拉克到波斯本土的广大地区，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三任哈里奥斯曼.伊本.阿凡(公元644-656 年在位）继续向外征战，东灭波斯萨珊王朝(公元651 年），西达北非昔兰尼加。奥斯曼被杀后，阿里继任，很快也被杀掉。
　　公元661 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即哈里发位，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了倭马亚王朝。8 世纪初，倭马亚王朝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后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在东线，他们征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信德及旁遮普部分地区，并达到中国唐朝边界。在西线，则在蔟占了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后，于公元711 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安达卢西亚。公元732 年，在入侵法兰克王国的普瓦提埃战役中遭到失败，退回西班牙，从此再未越过比利牛斯山。至公元8 世纪中叶倭马亚王朝后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西临大西洋，东至中亚河外地区，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
　　从四大哈里发时期到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所到之处一般都注意保护古代文物，并创造了象征浩瀚的沙漠和沙漠中帐篷的雄浑宏大的圆顶建筑以及象征沙漠中枣林的挺拔形象的高耸入云的清真寺尖塔——宣礼楼等，但这一段时间主要的力量都用在了军事征战上，文化方面的成就相对较少。
　　公元750 年，穆罕默德的伯父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推翻了倭马亚家族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随着阿拔斯王朝对外军事扩张的基本停止和帝国局势的日趋稳定，统治者得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经济和文化事业，尤其是文化事业，使阿拉伯文化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著名的" 百年翻译运动" ，产生了巴格达、开罗、科尔罗瓦等文化中心，一大批文化成果也应运而生。
　　首先是" 百年翻译运动" (公元750-850 年）。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已经开始，但多为零星的、无计划的个人的活动。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由于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出现了繁荣景象。阿拔斯统治者为了维系庞大的帝国内众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的和谐统一，迫切希望把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以满足帝国行政管理、宗教传播及文化自身发展等各方面的急需，遂有计划、有领导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国家投入巨资，建立机构，并从帝国各地延聘大批翻译家，专事翻译，国家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予优厚的待遇，使之能够专心翻译。
　　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们首先关注的是波斯古籍的翻译。由于阿拔斯王朝主要是借助于波斯人的力量才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的，因此，阿拔斯的统治者们对波斯人倍加重用，王朝初期近百年间的军政大权几乎完全操诸波斯人之手，学术文化也向着" 阿拉伯——波斯文化" 方向发展。波斯籍的文人学者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实际仕途需要双重动机驱使下，竞相学习阿拉伯语。
　　很多既精通波斯文、又精通阿拉伯文的学者陆续把其祖先创造的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介绍给哈里发和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这样，在阿拔斯王朝初期的近百年间，出现了伊本.穆加发等一大批著名的波斯典籍翻译家；波斯的主要典籍，如《波斯列王记》、《波斯诸王史》、《阿因纳迈》(一部介绍波斯制度.传统和习俗的长达数千页的巨著）、《王冠》、《马兹达克》、《卡里莱和迪木乃》、《希扎尔.埃夫萨乃》、《千篇故事》等大都译成了阿拉伯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汇畴篇＞导论》也由波斯文译成了阿拉伯文。这些典籍的翻译对阿拉伯帝国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学术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发展。
　　其次，阿拔斯王朝也十分关注希腊典籍的翻译。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希腊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在哲学、数学、天文学、历史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都有独到之处，都闪烁着希腊智慧的光芒。此外，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地，都曾经是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一部分，都曾受过希腊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阿拔斯王朝在其前期的近百年中，组织翻译了古希腊科学典籍中所有的重要著作和大部分次要的著作，如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中的逻辑学著作以及《物理学》、《论天》、《论生叉》、《气象学》、《动物志》、《论灵魂》、《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柏拉图的《政治家篇》、《法律篇》、《理想国》、《智者篇》、《辩解篇》、《蒂迈乌斯篇》等；格林的《解剖学》、《小技》等全部医学著作；托勒密的《天文大集》、《地理学》、《光学》等；阿波.罗尼罗斯的《圆锥曲线》、《比例截割》、《有限极数》等；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数据》、《现象》、《光学》、《论音乐》等；阿基米德的《论球和圆柱》、《圆的测定》、《论浮体》、《定律》等；获奥斯科里的《药物学》；获奥科里迪斯的《医典》等。参与翻译这些典籍的翻译家中，最著名的是侯奈因.本.易司哈格和萨比特.本.古赖。前者擅长翻译医学著作，格林的全部医学著作就是由他翻译的；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其译文以准确、精炼、理解深刻、术语独创、注释详尽而著称。后者以擅长译深奥难译之作而著称，主要译作有托勒密的《地理学》、阿基米德的《论球与圆柱》及阿波罗尼罗斯的《圆锥曲线》等。
　　上述希腊典籍的翻译，在哲学、自然科学、语言文学等方面对正在形成中的阿拉伯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丰富了阿拉伯人的知识，刺激了阿拉伯人的求知欲望，奠定了阿拉伯文化的许多学科的基础。
　　在此期间，阿拔斯王朝还组织翻译了部分印度典籍，如拜尔赫姆卡特的天文学著作《信德欣德》、印度两部重要的医学著作《苏色卢多》和《阇逻迦大集》等都被译成了阿拉伯语，对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场翻译运动到第七代哈里发买蒙时代达到高潮。在买蒙的大力倡导下，穆斯林学者及阿拔斯王朝治下的非穆斯林学者涌向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等地，搜求古籍。买蒙本人和拜占庭皇帝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他写信给拜占庭皇帝，要求允许巴格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去搜集古籍，并请求协助。他的这一要求得到允许，于是便派人前往。他还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的学术机构，称为智慧宫。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访求到的古籍被运到巴格达，收藏在智慧宫内。于是，巴格达成为汇集古典文化遗产的重镇。智慧宫中的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馆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前述侯奈因和撒比特等大翻译家就是在这座智慧宫中进行其翻译工作的。
　　总之，这场持续达百年之久的翻译运动，是阿拉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奠定了阿拉伯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且还推动并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除翻译运动外，阿拉伯人对《古兰经》、圣训等宗教学科以及语法学、修辞学、诗歌、散文、历史、地理等学科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哲学、自然科学等新从其它文化引进的学科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使阿拉伯文化迅速发展为中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之一。
　　阿拉伯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从阿拔斯王朝开始，逐渐形成了三大主要文化中心，即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巴格达是当时西方世界的国际文化中心。买蒙时代的智慧宫成为西方世界的学术和文化殿堂，帝国各地的学者云集于此，进行各方面的研究，使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稍晚于巴格达而于公元10-12 世纪埃及法蒂玛王朝时代发展起来的开罗中心，在其繁荣时期，与同时代的巴格达相比，也毫不逊色。公元10-13 世纪的开罗艾资哈尔大学堪与公元9-10世纪的巴格达智慧宫相比，是当时阿拉伯文化的" 卡尔白" (即圣地），是当时东西方穆斯林荟萃的中心，东西方大批的文人学者、教师学生汇集于此，教学与研究之风弥漫于开罗城中。公元10世纪时，艾资哈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珍本和善本书达上百万册。在这样的高等学府中，大批优秀的穆斯林学者脱颖而出，成为阿拉伯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个中心科尔多瓦，是当时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首都，兴盛于公元10-13 世纪，以" 世界之宝石" 的美称闻名于世。与开罗和巴格达中心相比，科尔多瓦中心的学术研究更开放，更自由，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科尔罗瓦大量罗致东西方学者，进行各种研究，其规模也更加宏大，成果更加丰硕，终于使科尔多瓦的文化成为西方世界取之不尽的学术宝藏。
　　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和犹太人纷纷从西欧来到科尔多瓦，先学习阿拉伯语，然后再学习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西欧各国君主和教会也不惜巨资，遣送学人到科尔多瓦学习。于是，这块" 世界之宝石" 很快成为誉满西欧的著名学都，并成为与巴格达和开罗鼎足而立的阿拉伯文化三大中心之一。
　　2.阿拉伯语的起源、发展和传播
　　阿拉伯文化中影响最深远、成就最大的是阿拉伯语的传播和普及。
　　阿拉伯语是闪含语系闪语族中的一个语支，古代巴比伦语、亚述训、希伯来语、腓尼基语、埃塞俄比亚语等都属这个语族。
　　伊斯兰教诞生以前，阿拉伯人原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及其周围地区，他们过着部落生活，使用着各自的方言。这些方言可分为南北两大支系，即南方也门地区的盖哈坦语和北方汉志地区的阿德南语。南北方言之间在语音、语调、词汇、词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古兰经》问世后，语言上的这种差别后果很快呈现出来：阿拉伯人以各自的语音语调颂读《古兰经》，以各自方言的词义去理解《古兰经》。
　　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尤其是半岛中部的居民，很少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伊斯兰教问世并开始向外扩张，对阿拉伯语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阿拉伯语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战活动而流传到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信德等被征服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渐开始使用阿拉伯语，最后阿拉伯语取代当地语，成为通用语言。这就使讲阿拉伯的人数数倍于阿拉伯半岛上操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另一方面，阿拉伯语也从其它语言中得到营养，吸收了一些原不为阿拉伯人所知的词汇，如动、植物名称等。这些词汇经过" 阿拉伯化" 以后，大大丰富了阿拉伯语的词汇。
　　但伊斯兰教对外扩张给阿拉伯语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即伊斯兰教的扩张和阿拉伯文化的进步使阿拉伯半岛成了外国人的云集之地，到首都麦地那办事或到圣地麦加朝觐的外国人蜂拥而至。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在对外战争中俘虏了大批奴隶，这些奴隶与主人同住汉志等地。故无论在家中、市场上，还是在教堂和清真寺里，都出现了外国人与阿拉伯人混杂的现象。外国人往往按讲本族语的习惯和方法讲阿拉伯语，因而发言不准，语病百出。同时，埃及的阿拉伯人同科普特人、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同叙利亚人、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同波斯人等都有种族混杂的情况，也开始出现语音和语法错误。
　　无论是阿拉伯人方言的差别还是新征服的外国人的语音语法错误，都是对伊斯兰教典籍特别是《古兰经》的准确一致理解和传播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一切都迫使穆斯林学者们制定出语音和语法规则，以使阿拉伯语日臻完善并保持纯洁。
　　为了确保正确阅读和理解《古兰经》的经文，语言学家艾布.艾斯沃德.杜艾里和奈斯尔.本.阿绥姆.莱易斯于公元7 世纪末公元8 世纪初分别创造了在词尾和字母上加点式符号(.）以表示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和读音并区别易混字母。在此之前，阿拉伯字母和词汇中是无点号的标记的，阅读时如何发音，只能凭阅读者的经验和学识去判断。
　　上述在词尾和字母上加点式符号的做法对解决单词读音、字母辨认，保证正确读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仍无法根本解决字母和单词发音易混淆的问题。为此，著名学者哈利勒.本.艾哈麦德于公元8 世纪中期发明并设置了阿拉伯语的发音符号，从而取代了点式符号。他发明的发音符号包括：8 个元音符(动符3 个，长音符3 个，软音符2 个）、3 个鼻音符、1 个静符、1 　　个叠音符，并将" 艾立夫" 、" 哇呜" 和" 雅乌" 三个柔弱字母定为半元音，以与动符一起组成长音符和软音符。这些符号沿用至今，为阿拉伯语的统一和发展及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语法和词法方面的研究是从收集语言开始的。阿拔斯王朝初期的语言学家们开始从多个来源收集阿拉伯语词汇并确定其含义，这些来源主要包括：《古兰经》中的标准河汇及其含义；蒙昧时代和伊斯兰教时代的诗歌；阿拉伯游牧人的谈话；图书、典籍。收集语言的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采博纳，见字词就收；第二阶段，分类整理，将收集到的字词分类集中在一起，并出现了一些专题著作；第三阶段，按照一定的体例，编篡一部包括所有阿拉伯词汇的辞典，供人们查找词义时参考。
　　在收集语言材料和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巴士拉和库法两大学派。巴士拉学派是最先注重语法和语言、最早记录语言并率先创立语法的学派，因其研究中心在巴士拉市而得名。库法学派的产生比巴士拉学派晚了一个世纪。
　　两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巴士拉派认为语法研究最重要的是为语言制定出一套普遍规则，并要认真、坚定地遵守这些规则，凡不符合这些规则的都是错误的；库法学派则主张尊重阿拉伯人讲的一切，允许人们使用阿拉伯人的用法，即使这些用法不符合语法规则也没关系。两派学者各持己见，长期争鸣，使阿拉伯语法体系日渐完善。至八世纪末，巴士拉学派的西伯威把他之前的学者们零散的言论收集起来，进行分类整理，并把他们引用的诗或他自己亲自听到的诗进行编辑整理，从而形成了著名的《西伯威语法》。这部语法长达1000多页，书中收有1050句阿拉伯人的诗和大量的阿拉伯谚语及从现实中收集的例句。
　　语法的问世，是阿拉伯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为阿拉伯语成为中世纪重要的学术语言和政治、经济语言奠定了基础。
　　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初，被征服地区使用着不同的方言：沙姆地区的官方语言为希腊语，日常生活用语是古叙利亚语；伊拉克和东部各省区的官方语言为古波斯语，日常生活用的阿拉米语；埃及的官方语言为希腊语和科普特语；马格里布地区使用希腊语、柏柏尔语和布匿语。这种状况直到公元7 世纪末、公元8 世纪初倭马亚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颁布命令，规定阿拉伯语为帝国的官方语言，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语法研究及语法著作的出现，使阿拉伯语成为有章可循，易学易用的大众语言，加速了阿拉伯语传播的进程。至公元9 世纪末、公元10世纪初，阿拉伯语已不仅仅是宗教语言、政治语言、学术和教育语言，而且在各被征服地区立稳了脚跟，成为伊拉克、叙利亚地区的日常生活用语。公元11世纪，阿拉伯语取代科普特语，成为埃及人的日常用语。公元12世纪以后，阿拉伯语取代马格里布地区的方言，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
　　3.阿拉伯国家图书事业的兴盛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图书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图书事业的兴衰，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国家或时代文化发展的大体情况。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图书事业的兴盛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发展的盛况。
　　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人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
　　伊斯兰教建立以后，寻求知识和学问成了最根本的教义之一。《古兰经》第一章第一句开门见山就提出：" 你以安拉的尊名诵读吧，你诵读吧，你最仁慈之主以血块造化人类，又教导以书写，教导以他们所不知道的".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到处充斥着鼓励人们求知的圣训，如" 求知求知，始自摇篮，止至坟墓" ，" 穆斯林人人求知，义不容辞" ，" 守财者死，有学者生" ，" 为求真知，不惜远游中国" 等比比皆是，很快使阿拉伯世界中形成了爱好图书、视书为宝的风气。帝国初期的统治者们和穆斯林的知识阶层先后从被征服地区搜集了一批希腊文、波斯文和古叙利亚文的有关历史、炼金术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并从阿拉伯人手中收集到一批宗教书籍。但由于当时阿拉伯人还没有掌握印刷术，主要的出版图书的方式是靠手抄，而抄书所用的材料主要是犊牛皮、骆驼或羊骨及纸草纸等，不仅数量少，而且价格高，性能差，不便书写、保存和使用，因此，图书数量有限。
　　公元8 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开始进入其强盛时期，其东部边境不断扩张，和中国唐朝的西部边境日益接近。唐天宝十年(公元751 年），两国军队在现在中亚细亚的塔什干附近塔拉斯发生冲突，爆发了一场战争。被阿拉伯人俘去的唐朝士兵中有些当过造纸工。阿拉伯人就利用这些俘虏开设了造纸场，专门生产中国纸张。第一座造纸厂设在撒马尔罕，不久，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也先后于公元793年和公元794 年建立了造纸厂。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公元786-809 年）下令人们只能用" 撒马尔罕纸" 写字。从此，用中国造纸术制造的这种既经济实惠，又便于书写和使用的纸张很快取代了原有的纸草纸、兽皮纸等书写材料，成为阿拉伯世界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遍布于各地的大批的专业或业余的抄写员一刻不停地抄写着从各地收集来的图书，经过装订工和装帧工的加工，一本又一本精美的手抄本书问世了。
　　手抄本书籍的大批问世使阿拉伯世界的图书总量迅速增加，而这又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除前面已提到过的智慧宫图书馆、开罗艾资哈尔大学图书馆之外，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大型图书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一地就有公共图书馆30多座。从布哈拉(今乌兹别克）到木鹿城(今土库曼），直至通往中国陆路所经过的中亚心脏地带，以及从巴士拉、大马士革、阿尔及利亚，直到摩洛哥和科尔多瓦，都设立了公共图书馆。木鹿城至少有10余座图书馆，且每座图书馆每次可允许借出200 册以上的书。科尔多瓦城一地的图书馆多达70多座，其中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达40多万册。
　　在大小清真寺内都设有图书馆或图书馆，藏书量一般也很可观。在的黎波里(在黎巴嫩西北部）的清真寺里有很大的图书馆，公元11世纪末它收藏的书籍中仅《古兰经》一项就有5 万册之多。
　　一些王公大臣、贵族和有钱的文人、学者也纷纷建立私人图书馆，且藏书量十分丰富。例如，巴格达一位学者搬家时要用400 头骆驼搬运其私人藏书，历史学家瓦基迪的藏书需用120 头骆驼驮运。公元10世纪时，巴格达的一位居民在遗嘱中将600 箱书籍留给了儿子。1258年，巴格达一位高级官员伊本拥有一所藏书万余册的私人图书馆。有人曾作过估计，1200年前后在穆斯林手中的私人藏书远远超过当时整个西欧的总藏书量。
　　引人注目的是图书馆藏书的多样化，除了《古兰经》的各种抄本、注释本、教义学、教法学等书籍外，各图书馆还收藏有世界各地的各种图书，从希腊的科学、哲学典籍、波斯的历史、印度的天文学、文学，到拜占庭的法典等，几乎无所不收。从学科范围上看，举凡宗教、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哲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炼金术、修辞学、语法学等，几乎无所不包，甚至有关簿记之类的书及各国货币兑换率的资料都可以找到。
　　与图书馆兴起的同时，阿拔斯王朝时期还出现了遍布帝国各地的书商和书店，专门从事图书的抄写、校对、装订和销售工作。据统计，公元9 世纪时，巴格达一地的书店就多达百余家。众多书商和书店的出现，为书籍的大规模流通和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世纪阿拉伯- 伊斯兰图书馆的建立和书店的产生，对于保存古代文献、增加图书流通、加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图书馆和书店，公元10至公元12世纪末期间穆罕默德.阿尔——纳丁多卷本的《科学索引》、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尔——塔巴里的150 卷本的世界史、埃及学者海桑的百科以上的科学著作以及阿维森纳医生影响深远的医学教科书等都是很难完成的。
　　不幸的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这些图书馆大多在公元11世纪后陆续遭到了灭顶之灾。开罗图书馆的图书一部分被政府卖掉去充军饷，接着，几个月之后，土耳其军队打败了哈里发的军队，并攻入了皇宫。珍贵的书皮被土耳其士兵拿去做靴料，使剩余的图书被破坏。公元11到公元13世纪的" 十字军远征" 疯狂地破坏了" 异教徒" 穆斯林的图书馆。公元13世纪蒙古人侵入阿拉伯地区，所到之处更无情地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更给了阿拉伯世界的图书事业以致命打击，使之一落千丈，从此不振。
　　4.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体育卫生
　　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为中世纪前期阿拉伯世界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之有了较大发展，但从阿拔斯王朝开始，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也开始侵蚀着体育活动。一方面，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们仍沿习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自古盛行的狩猎风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狩猎活动，猎取的对象一般为鹰隼、糜鹿、野犬等鸟兽。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都绞尽脑汁寻求娱乐。穆斯林上层有权有势，得天独厚。他们打破了过去穆斯林不得饮酒的禁例，经常举行酒会，乘着酒兴唱歌跳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都喜欢击球、赛马、赛鸽、斗鸡、玩狗，致使鸽子等的价钱越抬越高。而普通穆斯林迫于生计，无力问津上层社会的体育娱乐活动，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乐趣，玩弄猴子和羊羔以及掷骰子赌博等都是民间十分盛行的活动。
　　这一时期，穆斯林从印度学会的象棋，经过改造后，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最盛行的体育活动之一。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曾送给查理大帝一副象棋。有的人精于棋道，以下象棋出了名，连名字都加上了" 象棋" 字样，如苏里.射突兰吉、艾布.哈夫苏.谢突兰吉等人的姓名中都带有" 象棋" 一词的阿拉伯语译音" 谢突兰吉".作为象棋活动盛行的一种直接反映，出现了专门的" 象棋文学" 和一批著名的" 象棋文学家" ，如伊本.鲁米曾写诗描述棋大师艾布.卡赛姆.泰瓦齐，诗的大意是：
　　设棋坛力克众将，
　　挫群雄无人抵挡。
　　他人求和乐不尽，
　　君非全胜不收兵。
　　谈笑间巧布迷阵，
　　轻落子突出奇兵，
　　杀得对手难招架，
　　杀得棋盘战意浓。
　　君非下棋，
　　实乃嬉戏，
　　胸有成竹，
　　招招更奇。
　　视若无睹，
　　心明如镜。
　　观者如云，
　　叹为神奕。
　　(原诗参见朱凯等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二册，引用时有所改动）。
　　从这首诗中，不仅象棋大师的风采和高超的棋艺跃然纸上，就连围观者的神态也刻划得入木三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象棋盛行的景象。
　　穆斯林爱好清洁，讲究卫生。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穆斯林每日举行宗教仪式前，必须先洗手、洗脚、净面，称为" 小净" ，而夫妻合房和男子遗精后必须沐浴，称为" 大净" ，为此，各清真寺必须设有供" 小净" 和" 大净" 之用的洁身室，后期有的地方还在清真寺之外建起外观酷似清真寺、内部装修豪华的大澡堂，内设热水喷头，并可向洗澡者提供茶水及其它各种饮料。据赫推布《巴格达志》记载，公元10世纪时，巴格达居民不过150 万，而澡堂却有6 万座，平均25人就拥有一间澡堂。其它大城市情况大致相同，也是澡堂林立。穆斯林信徒在这些为数众多的澡堂中既可洁净心身，又可享受到生活的温馨，同时还可进行一些社交活动，对其身心健康和事业发展都有所裨益。
　　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上有王公大臣极力倡导，下有平民百姓的重视，使阿拉伯医学在较短的时期内得以摆脱蒙昧，并在充分吸收古希腊、波斯和印度医学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最普及的学问。
　　这一时期，医院和注册医师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据记载，阿拔斯王朝曾在各地广建医院，至公元10世纪中叶，帝国境内就已建起了34座医院。各医院分科很细，除内科、外科、骨科、眼科外，还设有神经科和妇科，一些大医院还设有急救中心。各医院均附设药房。阿拉伯医院重视综合保健和心理治疗，因此，医院一般建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之处，院内除医疗设施外，一般还设有娱乐室、浴室、图书室等。病人的饮食十分注意营养。医学教育一般都在医院中进行，学生们一边学习医学理论，一边在病房里临床实习，医院院长每天带领学生巡查病房，边治病，边给学生讲解。
　　在各地广建医院的同时，阿拉伯帝国从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买蒙起实行医师、药剂师考试办法，凡想开业行医者必须参加国家组织的资格考试，考试不合格者一律不得营业。公元931 年，在巴格达考核医师，有860 多人通过考试，获得行医执照，庸医均被淘汰。
　　与此相应，阿拉伯临床医疗到公元10世纪时已达到很高水平。看病的方法主要有问、验、切。问是问病史、病状、病因及遗传或传染因素，并记录在病历上；验主要是验尿，观察其颜色、浓淡、清浊及气味；切是切脉。经过这三个步骤之后再根据情况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治疗方面，阿拉伯医师首创了消毒技术，他们用酒精对伤口消毒，使过去经年累月不愈的伤口几天即可愈合。阿拉伯医师们还在手术中使用麻醉方法，他们将海绵放入鸦片和颠茄液中浸泡后放在阳光下晒干，手术前将海绵用水打湿，让病人去闻，待病人沉睡后再动手术，既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又给医师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伤寒、霍乱、瘟疫等传染病，阿拉伯人已有较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并制止其蔓延。对关节炎、脊椎结核等，阿拉伯医师已能作出准确诊断。产科方面，阿拉伯医师在借鉴印度产科器械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些新器械和新方法。外科手术已达较高水平，能够割痔、拔牙、切开气管，用猫肠线缝合伤口，并采用绑扎大动脉的方法进行止血。作大手术时，一般由数名医师合作，一人麻醉，一人观察脉搏，一人消毒并用器械夹住伤口，一人主刀。眼科疾病治疗方面，阿拉伯人有相当成就，侯奈因.本.易司哈格所著《眼科十论》是当时的代表性作品，对阿拉伯眼科病治疗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后传入欧洲，成为18世纪以后欧洲眼科医生的必读书。
　　医学的发展使一批著名的医生脱颖而出。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拉齐(公元865-925 年）。他曾担任巴格达大医院的院长，医道精湛，医德高尚，是阿拉伯医师中成就最大、著作最多的人物之一。其著作有100 多种，最著名的是《天花和麻疹》，及《医学集成》，曾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文学，成为欧洲医学家在长达四五百年时间内必不可缺的参考书。其次是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对人体生理和病理均有深入研究，医学理论和临床方面建树颇丰，是脑膜炎的发现者，也是脊柱炎、肺炎、肺气肿等疾病的最早描述者。其著作颇多，其中尤以长达百万字的《医典》影响最大，一出版就取代了其它医学著作，成为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在公元12世纪以后的600 年中被用作西方医学指南，一版再版，长盛不衰。此外，艾布.卡西姆.宰赫拉维(公元936-1013年）及其《医学宝鉴》、阿里.麦久西(公元994 年卒）及其《医学全书》、伊本.贝塔尔及其《药物学集成》和《医方汇编》等也都是当时阿拉伯世界中成就突出、影响巨大的医学家和医学著作。
　　5.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教育
　　阿拉伯国家的教育，在公元7 世纪以前，基本上无从查考。穆罕默德(约公元570-632 年）诞生后，创立伊斯兰教，教育才逐渐发展起来。由于独特的宗教信仰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系统。
　　(1)教育宗旨
　　阿拉伯人重视教育，尊重知识，这种优良的传统来自于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圣训，就是阿拉伯教育的宪章。《圣训》认为：①" 求学是信奉回教的每一个男子和每一个女子的天职。" ②" 你们应自摇篮学到墓穴。" ③"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④" 学者是历代圣先知的继承者。" ⑤" 学者的墨汁，其贵重不亚于殉道者的热血。" ⑥" 尊敬一位学者，等于尊敬七十位圣先知".⑦" 学者的品级，居于第三，学者以上，惟有上帝与天使。"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代的哈里发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阿拉伯人奉伊斯兰教为国家。但伊斯兰国家并不像欧洲基督教国家那样把信仰的教义提高到绝对的地位，不像基督教教会那样轻视知识、轻视科学。
　　因此，它们的教育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教育，而是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
　　反映到教育宗旨上，就是既有宗教的，也有社会的，既有唯智的，也有功利的。公元12世纪阿拉伯教育家就曾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求学，是因为学问能扶助他的宗教，能启迪他的智慧，能安慰他的寂寞，能裨益他的社交，能增进他的财产。可见，教育的目的是多方面的。
　　扶助人们的宗教信仰，这是阿拉伯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就这点而言，它与欧洲的基督教教育并无多大差别。这并不奇怪，因为阿拉伯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国家的元首哈里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同时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
　　而《古兰经》又是阿拉伯一切学术的源泉。因此，教育自然以宗教为中心，以获得上帝的喜悦和永生为宗旨。公元12世纪初期的教育家安萨里就阿拉伯教育的宗教目的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求学者，宜以敬事上帝为宗旨；不可以升官发财，或减税免役为目的，或存其他愿望；否则，必获可怕的回报"." 教学者，须动机纯洁，才有享受酬劳的资格；因为不以宗教为目标的教授，是无益的。教学者，不可以名望为目的，不可用种种手段去招揽多数的门徒；他应该希望来世的赏赐，不可贪图现世的酬劳。" 除了宗教的目的外，阿拉伯教育还有社会的、功利的目的。阿拉伯人常用" 英姿" ('izz）这个词来说明教育的社会目的。"英姿" 有" 威望" 、" 尊贵" 等意义，因为他们认为有真才实学的人，在社会上可以获得优越的地位。相传哈里发阿卜社.勒.买立克曾劝告他的儿子们说："儿子们，你们应当努力求学，因为你们富足时，学问可以增加你们的优雅；你们贫困时，学问可以维持你们的生活。" 奈迈里也明确地说：" 学问能增加你的财富".此外，学习还包括职业的目的，儿童学完《古兰经》并造就阿拉伯文的根底后，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集中于将来的职业，穆罕默德也曾说：" 学习不切于实用的学问，来世必受最严厉的惩罚".可见，阿拉伯的教育还包含了实用的性质。
　　(2)学校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也是伊斯兰教育发展的动因。" 古兰" 这个词，是由阿拉伯字根" 改赖埃" (诵读之意）演变而来。" 古兰" 这个词，它的含义就是" 读本".《古兰经》得到承认后，立即便产生一班人的称谓" 光拉"(意为读者）。后来的教育，就有此而引发。
　　公元7 世纪时，阿拉伯就可能存在学校了。这只能依赖于一些传说的推断。相传穆罕默德在世时，他允许战俘以教学赎身，每一个俘虏教会十个回教徒学会读书写字，便可得自由。" 战俘" 大概成了最早的教师来源。又传说穆罕默德非常谦逊，他见到所有的人都要致敬，甚至是当教员的，他也向他们致敬，可见，穆罕默德在世时，已经有许多教员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教师的地位，在当时是极为卑贱的。
　　伊斯兰教兴起后，清真寺变成了回教徒的集合场所及其宗教生活的中枢。于是，回教徒便以清真寺为学校，清真寺成为传授知识的教育场所。著名学者都在清真寺开设讲座，并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各派学者到会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而互相辩论。教育的大门向所有人都敞开。儿童们到清真寺去，在院子里，桑树下，围着教员席地而坐，教师由" 舍赫" 或其它宗教职员担任；教学内容主要是《古兰经》及经外传说，据说公元9 世纪时，巴格达城拥有清真寺3 万座，而且每座清真寺都是一个有势力的学校。
　　除了清真寺以外，私宅和商店也常常成为传授知识的教育场所。据说有一位" 舍赫" (长老）常以其私宅为学校，而著名的陶器诗人艾卜.阿塔希亚的商店里，则常常聚集一群儿童和文士，他对他们反复吟诵自己的诗词，他们则把那些诗词记录在陶器的碎片上。
　　公元9 世纪时，阿拉伯人在各地普遍设立" 昆它布" 作为教育的场所，以补充清真寺里的教育。这可以看作是阿拉伯最早的初级小学。学生入" 昆它布" 的年龄一般是7 岁，学习5 年。其间用3 年的时间熟读《古兰经》，能背诵《古兰经》就算完成了前3 年的任务。贫穷儿童学3 年能背诵《古兰经》后，便去从事各种职业，富家儿童则可继续学习以《古兰经》为中心的其他课程，如文法、诗、算术等。往往让学习成绩优异者骑马游街，道旁参观的群众用扁桃撒在他们头上以表示祝贺。富人家则往往采取家庭教育的方式，请教员来家教其子女。课程除《古兰经》外，由各位家长自己选定。有的人家以游泳、射箭、骑马作为学习《古兰经》的补充；有的人家则选定诗词、名人演说、大战记录、会话规则；有的还把历史列为必读科目。
　　除了" 昆它布" 这类初级小学外，公元9 世纪时最值得一提的是由第七代哈里发马蒙(公元786-833 年）在巴格达建立的" 智慧之屋".马蒙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特别爱好古希腊哲学。他几次派人到拜占廷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等地，搜集古籍，并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文，形成中世纪著名的" 翻译运动".后来，翻译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包括古希腊、罗马的著作，还包括印度、中国等地的名著。" 智慧之屋" 成为继被焚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之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它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翻译典籍，为后期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公元10世纪以前，阿拉伯的教育是纯粹的阿拉伯式的，教育事业多半是私人自由举办，国家很少提供经费，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哈里发和大臣们赠送。
　　国家既不设置，也不干预教学纲领。但是，自公元11世纪起，阿拉伯的教育开始受到非阿拉伯教徒的影响。学校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种新式的学校" 迈德赖赛" 迅速普及于阿拉伯世界。与此同时产生大学了。
　　最早设立" 迈德赖塞" 的是尼采姆。公元11世纪时，尼采姆任塞尔柱国大臣。他最初设立这种学校也是出于宗教动机。" 迈德赖赛" 是回教的一种新制度。这种新制度的产生，实由于一种神学的和政治的强有力倾向。因为学校有陶铸舆论的功能，尼采姆便设立" 迈德赖赛" ，用逊尼派(回教的正统派）的信仰来教育下一代子孙。所以" 迈德赖赛" 实际上是逊尼派攻击什叶派的武器。
　　随着非阿拉伯政治势力的扩大，一些非阿拉伯的王公和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博得民众的欢心，花费巨额款项建立" 迈德赖赛" ，从此以后，凡从事学术与教育者，都享有奖金、口粮及养老金，学校开始变为国家的机关，教育也变成了政府的职权。到公元13世纪，新式的学校" 迈德赖赛" 已普及于整个阿拉伯世界了。其中开罗74所，大马士革73所，耶路撒冷41所，巴格达40所。
　　迈德赖赛以培养政府的官吏和军事人才为其任务。学校以《古兰经》、《圣训》为主要课程，学生毕业后，应能够精通《古兰经》的意义，通晓阿拉伯文，能认识文法学和修辞学的法则，能背诵文学史上著名的长诗，能作精密的历算，能写婉秀的书法，能为自己学术上的主张辩护等。
　　除迈德赖赛外，阿拉伯还设立了许多大学。著名的有赫克迈大学、仪勒姆大学、爱资哈尔大学等。赫克迈大学的前身就是迈蒙在公元9 世纪时建立的" 智慧之屋" ，所以又称智慧大学。该校由数学家撒赖姆任校长，请数学家、天文学家花刺子模任图书馆馆长，由一些著名学者担任教师，讲授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哲学。可以说，该校是中世纪第一所大学。仪勒姆大学是法特迈王朝的哈克慕在公元11世纪初建立的。该校的课程有天文学、医学、文法、语言学等。学校设有图书馆，校外的人也可以到图书馆借书、看书，图书馆设有纸笔供使用。教授们还常被召到哈克慕宫中参加辨论会。法特迈王朝灭亡后，这所大学也就关闭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阿拉伯国家里，图书馆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阿拉伯国家的大都市，如巴格达、开罗等，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事实上，在阿拉伯的教育体系中，图书馆与大学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馆长一般多由学者担任。图书馆设有抄录、装订、修饰图书的房间，担负着出版书籍的任务。对外域的书籍，图书馆则组织学者们从事注释和译述的工作；学生到图书馆看书，还可得到馆长及其它学者的指导；图书馆俨然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大学。
　　(3)西班牙的伊斯兰文化与教育
　　公元771 年，阿拉伯人和摩尔人入侵西班牙，灭掉了西歌特王国，建立了隶属于阿拉伯哈里发的总督区。750 年，阿拉伯改朝换代，倭马亚王朝覆灭，阿拔斯王朝取而代之。倭马亚王朝王子阿布德.拉赫曼(公元731-788 年）幸免于难，逃往西班牙。756 年独立，929 年宣布为哈里发国家，建都科尔多瓦。
　　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统治稳固后，继续奉行保护学术的政策。他们在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图书馆。据说这些图书馆不下70座。每个清真寺都附有一所公学，穷人的孩子在这里学习读书、写字，接受古兰经的信条。家境较好的还可以进入学院。通常每个学院设有25到30间公寓，每间住4 人。
　　由清真寺教长管理学院。科尔多丽、格兰纳塔等地还设有大学，讲授算术、几何、三角、天文学、解剖学、化学、逻辑学、文学、哲学、法律等等。此外还设有一些专科学校，如医科学校、音乐学校等。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对异教采取极为宽容的政策。他们甚至把学校交给基督教徒去管理。伊斯兰人的信条是，人的真才实学比他具有的特定的宗教信仰更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伊斯兰人的坦荡与欧洲的偏狭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坦荡给他们带来了文化教育的繁荣。历届哈里发都大力提倡学术。有的哈里发自身就是学者。有一位哈里发写了一部50卷的文学作品，另一位哈里发写过一篇代数论文。许多学者也热心于学术活动。比如，西班牙的学者们编纂了许多字典，其中一部竟有60卷，而每一词义都以公众所公认的，阿拉伯作家的引语来解释和说明。他们还编写了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词典。
　　伊本.阿布塔拉甚至编写了《科学史词典》这样的百科全书。
　　公元12世纪末以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为神学所垄断，一度繁荣的学术也逐渐走向衰落。但是，伊斯兰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尤其是西班牙伊斯兰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却对西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引进原已失传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一些新的数学知识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支配了中世纪后期的思想。但是，他的著作的被发现，很多都得自于西班牙的穆斯林。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由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又译成拉丁文和纯粹的西班牙文。这些译本流传到欧洲，对文艺复兴的兴起有明显的影响。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认识希腊学术的，因此，没有阿拉伯文化，也无近代欧洲文化。
　　(4)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教育的特点
　　伊斯兰教教育与基督教教育一样，也是以宗教教义为主导的，在教权之下实施的教育。但是，伊斯兰教育在为神服务的同时，更注意世间的需要和满足人生的要求，具有强烈的世俗性。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伊斯兰教育以《古兰经》为王冠，正和基督教教育以《圣经》为王冠如出一辙。但是，《圣经》的权威压倒了科学成就，而《古兰经》的权威并未剥夺科学在课程中的重要地位。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迈蒙就曾否定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冲突，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枘凿。这种认识与基督教彻底排斥异教学术比较起来要开明得多。反映到课程设置上，就是科学知识成为伊斯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高级学校里，虽然也传授《古兰经》和" 圣训" ，但同时更教授诗学、音韵学、语法、历史、逻辑学、修辞学之类的人文科目作为辅助理解《古兰经》之用，而且科学知识同样受到尊重。在公元11世纪以前，各大食国的高等教育普遍传授自然科目。
　　公元11世纪以后，在塞尔柱帝国的思想统治下，东方的迈德赖赛以神学和法学为骨干，自然科学的传授遭到抑制，但在西班牙，对于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的传授，始终未改常态。反观同一时期西欧的基督教育，科学知识的传授就显得贫乏和肤浅得多。
　　其次，在办学方式上，伊斯兰国家的教育不像基督教教育那样，教育的主权完全由教会控制，而是私人也可参与教育事业。在伊斯兰国家中，最初的学校多半不是由政府举办的，而是由富贵之家捐款办理的，他们把大量的土地、金钱、商店、果园充当教育基金。学生不仅免收学费，而且供应膳食、宿舍、衣物、文具，对贫苦学生实行补助。一些学者设馆教学，虽收学费，但对贫苦青年也帮助解决经济困难。公元11世纪塞尔柱帝国的迈德赖赛，即实施免费教育。学生待遇更有改进。一般学生较基督教国家更易于取得深造的机会。
　　再次，在教师的聘任上，伊斯兰教教育不像基督教教育那样，以僧侣为教师。在伊斯兰学校的教师队伍中，虽然也以穆斯林为主体，但也允许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充任教师。在伊斯兰教里，没有僧侣阶级存在，自然无从和基督教笼罩下的欧洲一样以僧为师。如前所述，在伊斯兰国家初创时期，由于阿拉伯人绝少识字者，曾用被俘的奴隶任教，以此作为" 释放" 的条件。
　　史料中关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担任教师的记载也很多，只是规定异教徒不得传授《古兰经》。
　　最后，在学术风气上，伊斯兰教教育不像基督教教育那样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教条主义也不像基督教学校那样浓重。在伊斯兰学校中，教师常常鼓励学生自由辩论，师生之间也时常展开学术问题的争议。在天文学和医学方面，更注重直观和实际操作。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等城市的观象台是传授天文知识的场所，各地的医院就是学习医学、药学的场所。西班牙的高等学校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校外学者也可参加自由辩论。因此，在伊斯兰学校中，自由的学术论战的气氛胜过了神秘主义的气氛，绝不象基督教学校那样以信仰来扼杀理性的探索。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它以古希腊、罗马和东方文化为资借，竟以快速的步伐，超过了历史悠久的东西文化古国，为世界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基督教正在摧残科学、哲学的时候，伊斯兰的大食帝国却再次促成了东西文化的融汇；当欧洲的学校久已不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名和忘却希腊学术财富的时候，穆斯林学者从东罗马的手中承受了这份遗产。这一切都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了准备。
　　九、中世纪世界文化教育的交流与特点
　　1.中世纪世界文化教育的交流
　　所谓文化交流，就是文化互相渗透的过程。这边的东西到那边去，那边的东西到这边来，互相融合，互为促进。如前所述，中世纪时，世界存在多种文化形态：西方有欧洲基督教文化、拜占庭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东方有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各种文化一般都是独立的发生，不相闻问。但在中世　　纪，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普遍存在。
　　中世纪文化交流的途径主要有四。一是外交。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赠送各种礼品及书籍等。是文化交流的一条通常的渠道。比如，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就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二是贸易。商业往来直接把不同背景的文化带给对方。比如印度文化中许多东西都是通过贸易活动传到中国的。不过，在中世纪，世界性的商贸活动仍不普遍。因此，贸易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三是宗教。宗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但同时也成了文化传播的一种工具，宗教的传播者成了文化的使者。比如，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富于思辨性的哲学、逻辑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塑、舞蹈也随之传入中国。欧洲传教士东来传教，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算学、天文、地理等门学问和工艺技术传给东方。最后还有战争。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比如，公元11-13 世纪十字军东征促进了欧洲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公元13世纪，蒙古向西扩张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公元751 年，唐朝与大食交战的■逻私战役使中国的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并进而远播西方等等。以上四条途径都对中世纪世界文化教育的交流起了作用。下面将其中影响较大、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及其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分别作一介绍。
　　(1)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公元9 世纪时，欧洲处在教会的黑暗统治之下，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势力渐衰，土耳其人取而代之。1055年，塞尔柱土耳其人征服了阿拉伯帝国，随后又将矛头对准拜占庭帝国。1071年，土耳其人在亚美尼亚的曼西克特大败拜占庭军队，占领了拜占庭在小亚的大部分领土。1077年，又占领耶路撒冷，并预备进袭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不得不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援。罗马教廷早就觊觎东方的土地和财富，于是趁机挑起侵略战争。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声明，号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子民们从异教徒手中" 收回圣地耶路撒冷".他把东方描绘为" 乳蜜成河" 的土地，激起了许多天主教封建主和商人的宗教狂热，也唤起了一些农民对富裕东方的向往。1096年8 月，第一支十字军出发，此后直到1270年，近200 年间。
　　西方世界共组织了8 次十字军东征。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 十字架反对弯月" (即基督徒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旗号进行的，每个出征者胸前均佩戴十字徽章，以便与异教军士区别，故名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在军事上、政治上可以说完全失败了，但在文化上却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十字军自与东方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及鞑靼人接触后，发现世界上除了基督教文明外，还有其它更高级的文明。这样，历次十字军东征，就成了一种变相的留学。他们学会了异教徒的习惯，生活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武士们脱去了笨重的盔甲，换上了轻飘飘的绸子或棉布大衣。他们还从东方带回许多新的食品，如西瓜，波菜、甜桃及香料等进行培植。这一切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十字军东征，使拜占庭文化迅速传遍整个欧洲。拜占庭文化中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十字军东征把原本在欧洲已经失传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又重新引回欧洲，给欧洲的文化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前面已有阐述。
　　另一方面，阿拉伯的科学技术也经十字军东征后大量传入欧洲。欧洲人从阿拉伯那里学会了种植水稻、甘蔗和棉花，还利用阿拉伯的技术改革了纺织、制陶、冶铁、炼钢的工艺。甚至还从阿拉伯引进了中国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这一切都与十字军东征有关。
　　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紧密相关。三国时郑思远所著《真元妙道要略》一书记载，" 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 由此推断，火药的发明是由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控制火候引起的。火药发明后，即被用于军事。唐哀宗天祐初年(公元904 年），史料中即有飞火、飞箭、火炮、火箭等记载，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曾公亮、丁度等奉旨编撰的《武经总要》中正式出现" 火药" 一词。火药用于战争的正式记载，则在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攻打汴梁，北宋曾以火炮抵御。此后此类记载散见史籍。大约在公元13世纪蒙古西征的时候，火药的秘密被阿拉伯人掌握，尤其是1258年巴格达陷落后，各种火器也由元帝国传入阿拉伯国家。而欧洲有关火药的初步知识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的，使用火器也是从阿拉伯传入的。史载1290年的阿卡之役，马木鲁克人使用抛石机攻击阿卡城，抛石机不但抛投巨石，也发射火球、火瓶和火罐，终于使法兰克人不得不从这座亚洲大陆的最后堡垒撤走，宣告了十字军的彻底失败。这给欧洲人以极大的教训。1326年，火器的秘密被意大利人掌握了，之后迅速传遍西欧。文献记载欧洲各国使用火药的年代，法国为1338年，荷兰为1339年，英国为1340年，德国为1346年。
　　指南针也由中国发明，而后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中国在公元11世纪即有指南车、指南鱼用于军事的记载。北宋科学家沈括(1032-1096 年）
　　在《梦溪笔谈》中更有磁针指南但常偏东的论述。大约在公元11世纪末、公元12世纪初，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据宣和年间(1119-1125 年）的《萍洲可谈》记载："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指南针一经使用，便被阿拉伯航海家广泛采用。1281年，贝拉.基布吉奇在《商人宝鉴》中，记述了当时自亚历山大港至印度洋的水手，都以木片浮于水上，木片上旋转磁针以指南。这些办法首先为意大利商船采用，然后传到其它国家。
　　火药，指南针以及后来的印刷术传入西方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说："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2)蒙古西征与中西文化交流
　　公元12世纪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部落迅速崛起。1206年，索儿只斤氏族的铁木真(1162-1227 年）统一家古，被推为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完成了内地和邻近地区的征服以后，即着手准备进攻中亚。
　　1218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行了第一次西征。灭花剌子模国(里海东，锡尔河南），并进而讨伐钦察和俄罗斯。成吉思汗死后，术赤的次子钦察汗拔都和速不台率领25万大军，于1235年至1244年间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克钦察、平俄罗斯，破波兰，讨匈牙利，征服了欧洲的大片土地。
　　之后，1253年至1260年间，派拖雷第6 子旭烈兀率领大军进行了第三次西征，占领了里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完成了破木刺夷、灭巴格达、夺叙利亚的军事目标。从此，蒙古统治了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罗的海、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的广大地区。蒙古的西征，打通了东西之间的陆上通道，国际关系空前活跃，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和交往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吸收与交融。
　　蒙古西征使大量的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在这种文化传播中，商人和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 1324年）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于1275年来到中国，直到1292年才离开，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回国后他把在中国的见闻口述出来，并请人笔录成书，即日后驰名全欧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对当时中国的繁荣富庶与文化昌明进行了极力渲染。在说到北京(汗八里城）时，书中写道：" 城内以及十二个城门相对应的十二个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真非想像能知其梗概。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马可.波罗的游记震动了欧洲，也促使更多的欧洲人源源不断地向东方来，并最终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随着一系列的人员接触，中国的丝绸和工艺品被带往西方，茶和算盘也传到西方，而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雕版印刷术的西传。
　　中国在秦朝时已有石刻，在汉唐时则有石经，南朝时已发明拓碑方法。
　　王国维《观堂集林》有言，" 隋志之两种石经，确为拓本。" 拓本可视为印刷术之萌芽。唐朝时，佛教道教流行，于是又产生了木刻符印，即把文字或图像刻在木板上，然后涂上墨，再印到纸上。这与雕版印刷已没有什么区别了。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引《僧园逸录》说："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玄奘生于公元7 世纪，因此，中国发明印刷术也当在公元7 世纪中。中国早期的印刷品中除佛像之外，还有佛经。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书，要算公元868 年刻印的《金刚经》。之后，印刷术日益普及，唐末五代时期，四川已有印刷的纸币——" 交子".至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平民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
　　印刷术发明后，曾首先向东流传到日本、朝鲜以及西向越南等邻近地区。
　　公元11世纪以后经过回鹘人的媒介传入中亚和西亚。公元13世纪时，随着蒙古向西扩张，雕版印刷继续向西传播。蒙古控制下的伊利汗国曾仿照中国元朝印制纸钞，但纸币只流通了两个月，便停废了。之后，波斯人流行印制纸牌，这种游戏后来传入欧洲，同时也把雕版印刷术传入欧洲。至公元15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由于东西交通的打开而被一些传教士、旅行家传往欧洲。1436年，德国人古登堡模仿中国活字技术发明了金属活字，1454年，用活字印刷成第一部拉丁文的《圣经》。之后，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
　　除了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之外，也有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过，相对而言，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在学术文化与生产技术各方面均比较落后。真正给中国造成较大影响的就是一些宗教的传入。
　　首先是基督教和景教。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元代把两者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基督教大约在公元7 世纪左右传入中国，但公元9 世纪中叶以后景教在中国内地被禁，逐渐绝迹。蒙古西征以后，基督教才又逐渐抬头，并得到迅速传播。不过，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明清时期影响更大。其次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是，公元13世纪初，由于蒙古西征，导致了包括波斯人在内的中亚各民族中的大批穆斯林被迫东迁到中国。他们中不少人与中国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逐渐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回族。此外，还有袄教、摩尼教、犹太教传入中国，不过这些宗教势力较小，影响不大。
　　(3)遣唐使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文化交流在公元7 世纪至公元9 世纪的200 年间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的交流以日本全面移植中国大唐文化为特征。在把中国文化传到日本过程中，遣唐使起了关键的作用。
　　日本向中国派遣文化使者并非始于唐朝。隋朝时，日本即向中国派遣了尚学生和求法僧，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都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唐朝时，中国法制完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更加吸引了各国人士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向唐朝派遣不定期的外交使团，便成了日本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
　　公元630 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在随后的200 多年间共派遣19次。
　　公元894 年，正式决定停派。19次中有4 次或任命而未成行，或中途至百济而返，实际到达中国者共15次。15次中有两次为陪送唐使返国和一次为迎接遣唐使返国而派来，由于其使命特殊，可视为例外，因而实际来唐的正式遣唐使可以说共有12次。在这12次中，除了初期有几次是出于政治外交上的考虑(主要是围绕朝鲜问题）之外，自从公元701 年第6 次遣唐使起，时值盛唐，日本的大化新政府成立，锐意改革，完全以学习唐的文物制度为目的。遣唐使船队的规模日益扩大，体制完备，形成长期沿用的大规模的文化、外交使团。每次由初期的200多人扩大到550 人左右。使团成员中，除外交官员、翻译、船匠、工匠、水手外，还有十几名到二十名左右的留学生、学问僧。使团到唐后一般要朝见皇帝、进献贡物、参观文物名所及藏书情况、学习经典、延聘去日人才等。
　　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一般被安排在中央官学读书，也有少数人延聘私人为师，他们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和唐代制度。学问僧来唐的目的主要是为求佛法而来。入唐后主要活动是朝拜圣迹，寻师求法，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抄写或购买经卷、佛画、佛具等器，并把它们介绍到日本。他们同时也涉猎儒家经典。来华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学成期满后一般都要回国效力。比如吉备真备，他在唐学习17年，钻研了儒家五经、三史、律令、天文、历学、兵事、建筑等各种实用之学，回国后在太学教书，并且给孝廉天皇讲授礼记、汉书，官至右大臣。但也有一些因仰慕唐文化而终身仕唐的，如阿倍仲麻吕。
　　除了长期在唐的留学生、留僧外，到了中后期又有" 请益生" 、" 请益僧".他们大多是在某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的人，只要去唐停留一二年很短的时间，便可专就某些疑难问题索取解答。比如最澄、空海、圆仁等。
　　与大批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公元8 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险到了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创立律宗佛教，还把建筑、雕刻、美术、书法和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带到日本，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文化。
　　通过长达200 多年人员往来，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大量吸收　唐朝文化，大化革新就是全面模仿唐制的一次改革；教育制度乃至教育内容也完全是模仿唐朝的，在科技、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也普遍受到唐朝的影响，甚至是对唐朝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全面的学习与移植。可以说，整个中世纪，基本上是中国文化影响日本。
　　(4)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在中世纪，佛教既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又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纽带。
　　这种交流是通过佛师的相互往来实现的。
　　佛教是在汉代时传入中国的。南北朝时得到迅速的发展。隋唐以后，各种译经和取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史料记载，隋代，由印度及住在今天新疆一带的"小国" 的僧侣到中国译经的有7 人。其中阇那崛多(Jnanagupta）
　　最为著名。他于公元559 年经新疆抵长安。周明帝延入后园，共论佛法。崛多共译经37部，176 卷，理教圆通。以后每有传译，皆以崛多为主。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 年）死在长安。唐时，从印度及西域来的译经师，可考者有29人，其中印度达20人。他们把大量的佛教经典介绍到中国。
　　比译经更有意义、影响也更大的是取经活动。汉末以来一直不断有中国僧徒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到" 西天" (印度）取经。唐人匠玄奘、义净、宋代的继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玄奘(公元60O-664 年），俗姓陈，名祎，河南人，13岁随兄出家，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8 月冒死西出玉门关赴印度取经，到印度后遍访各地名师。曾求学于印度最著名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后成为该寺首席教授。
　　贞观19年回到长安。奉太宗之命于弘福寺译经，并创立法相宗。他从印度携回佛教经论657 部：
　　大乘经　　　　　　224 部
　　大乘论　　　　　　192 部
　　上座部经律论　　14部
　　大众部经律论　　15部
　　三弥底部经律论　　15部
　　弥沙塞部经律论　　22部
　　迦叶臂耶部经律论　　17部
　　法密部经律论　　42部
　　说一切有部经律论　　67部
　　因明论　　36部
　　声论　　13部
　　玄奘除了译经以外，对史地学的贡献也很大。他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成了研究印度及其周边国家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
　　义净(公元635-713 年），俗姓张、字文明。范阳人。因仰慕法显和玄奘的高风，志游印度。公元671 年，他离开广州从海路往印度，沿途遍历佛教圣迹，在印度那烂陀寺研究佛学10年，兼习印度医术。公元695 年，返回洛阳。共得梵本经论近400 部，金刚座佛像一座，舍利300 粒。回国后组织译经，共译佛典56部，230 卷。
　　北宋时有政府官费派遣沙门赴印留学，规模最大，但成绩最差。此次大规模赴印留学由继业带领。据范成大《吴船录》记载：" 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寺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理大略可考。" 佛教的东传和佛典的大批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影响。在语言文字方面，很多梵语词汇被吸收到汉语之中，有些是古代梵文的译音，如佛、菩萨、罗汉、刹那、塔、禅等；有些是意译，如世界、戒律、意识解脱、施主、报应等；还有些是从古代印度哲学著作中吸收进来的，如一尘不染、轮回、因果报应、有缘无缘等。现在这些词汇都已成为极普通的汉语。在雕塑艺术方面，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国北方各地陆续发展起了石窟艺术。
　　中国固有的碑碣制度同佛教内容相结合，发展起了盛极一时的造像碑和石刻经幢等艺术形式。在文学方面，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民间逐渐产生了一种以说唱、或以说带唱的文学艺术体裁。唐时称其为" 俗讲" ，宋时称其为" 话本"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一些颇具艺术价值的话本小说和戏曲。此外，印度的医学、天文历算等传入中国。《隋书.经籍志》中所载的许多医学、天文典籍都与印度有关。同时，中国的丝、茶、白糖、花生、药材等物品也传入印度，甚至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加入了新的成分，又倒流回印度。《佛祖历代通载》卷13记载："永嘉玄觉禅师著《证道歌》一篇，" 梵僧传归天竺，彼皆钦仰，目为东土大乘经。" 可见，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5)逻私战役与中国造纸术西传
　　公元751 年7 月，刚刚建国的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卜.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镇节度使高仙芝在■罗和(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一带展开激战，高仙芝大败。关于此次战役的原因与经过，《旧唐书》卷109 写道：" 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同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 高仙芝战败，大批汉兵被俘往阿拉伯地区，其中有不少技术工匠。当时参加过战斗被俘后又放归回国的杜环著《经行记》，曾记载当时所俘中国士兵情况。另据阿拉伯文献记载，被俘者之中有造纸工匠，他们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西方。公元9 世纪上半期，有一位阿拉伯作家塔米姆.本.巴赫尔留下了一篇回鹘行记，其中记述了公元821 年前后的情况。行记引述了一位阿拉伯作家的话说：" 穆斯林卤获甚丰，掳来的一些人的孩子们就是现在在撒马尔罕制造上好纸张、各种武器、各种工具的人".据英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考证，所谓" 掳来的一些人的孩子们" 就是公元751 年与大食交战的唐军俘虏们的子弟。又1030年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公元973-1049年）在《印度志》中有类似说法，" 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的实际需要。" 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后，迅速取代原来阿拉伯世界使用的羊皮纸。除了撒马尔罕以外，在蒂哈玛、大马士革等地设立规模宏大的造纸厂。公元795 年以后，阿拉伯世界不仅有了大量纸坊，而且还有了以抄书为业的书坊。公元10世纪后，摩洛哥的首府非斯成了造纸业的中心，造纸术由此传入西班牙，并进而传遍欧洲各国。法国在1189年，意大利在1276年分别掌握了造纸术。
　　纸的应用，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2.东西方文化教育的比较
　　世界文化的类型，大体可归纳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其次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主，兼及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当中国、印度、阿拉伯、拜占庭等地文化已相当发达时，西欧和非洲、美洲等地的许多地方还处于原始文化状态。不同类型的文化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这里，我们将中世纪东方的中国文化与西方的欧洲文化作一对比。
　　从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看：中国文化是一元的，欧洲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自唐虞以来便自成体系，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汉唐以后，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始终未能影响中华文化的核心。欧洲文化则有三个源头，一是古希腊文化，二是古罗马文化，三是希伯来文化。
　　从宗教方面来看：中国文化中只有" 敬天" 、" 尊祖" 的观念，没有发展成宗教。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也被融合而变质，由小乘而变为大乘。基督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西方文化则是因缘于基督教的文化，文化的发展受制于基督教，文化的内容充满了宗教的精神，每一方面的文化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中国有它独创的一贯的语言文字，且语言与文字密切结合，一字一音，一字一形。欧洲的语言文字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欧洲统一语言消亡了，各民族都发展了自己的语言。
　　从教育方面来看：中国是官学与私学并行，以官学为主，而且几乎没有宗教色彩。而欧洲的教育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以说，欧洲的教育，从教堂中分出，那时的修道院、礼拜堂场发挥学校的功能。另外，欧洲的教育多由私人创办，不依附于政府，也不依附于社会任何一部门，因而具有自由传统。
　　总之，不同类型的文化有不同的特点，有各自的优点长处。不同特点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才能互相促进。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是中世纪所有发达文化的共同特征。中国在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并消化了印度佛教文化，形成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 新" 文化；印度部分吸纳了中国文化、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与印度传统相融汇，形成了印度中世纪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均广泛吸收了印度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欧洲文化的复兴也是在吸收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历史表明，兼容并包才能气势恢宏，这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