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092卷世界当代经济史
内容提要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和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约半个世纪世界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主要特点。本书把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既分析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点，又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此同时，与战前相比较，分析了战后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和新特点。本书以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为主线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本书强调，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战后出现长达约半个世纪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发生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全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而社会生产力空前的迅速发展，又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同时也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战前相比，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其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由于战后出现长达约半个世纪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发生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全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整个世界经济的面貌也随之改观。而社会生产力空前的迅速发展，又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当然，由于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变化，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平衡和直线的。这突出反映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战后初期至50年代初的经济恢复与调整阶段；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经济低速增长阶段；80年代初以来经济缓慢而不稳定的增长阶段。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后，社会主义制度越出一国的范围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世界性的经济制度并存的局面；同时，民族独立国家经济的兴起，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而，两种制度、三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
1.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
(1)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轮廓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在其他国家经济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同时，美国经济却从战争中获得大发展，大战后初期，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仅参战国所花费的直接战费就达到11490 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费支出的2083亿美元高出4 倍，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更高达4 万亿美元以上。战争还造成了5000多万人的死亡。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实力由于战争而受到了很大的削弱。1938-1948 年，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2.5％下降到10.2％，法国从6.7 ％下降到4.6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是战败国，其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德国(西德）和日本的工业生产战后初期比战前分别下降了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0.5％下降到3.6 ％，日本从4.6 ％下降到1.2 ％。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也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
然而，美国的经济情况却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美国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没有象其他国家那样遭受到战争的破坏。
而美国在战争过程中长期持" 中立" 的态度，与交战双方进行军火交易，从战争中大发横财。因而，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迅速发展，显著地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战争高潮的1943- 1944年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竟比战前增长了两倍以上。在1940-1945 年期间，美国公司的税前利润比战前的6 年期间增加了3.4 倍，总计达1168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美国就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经济大国，战后初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更占压倒的优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主。战前1937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2％，出口贸易占14.2％，黄金储备占50.5％。而在战后的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上升到占53.4％，出口贸易占32.4％(1947年），黄金储备占74.5％。
其次，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相继摆脱了资本主义体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的范围，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先是在东欧，包括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以及稍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8 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亚洲，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也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它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新中国的诞生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对比。据统计，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重，1917年仅占3 ％，1950年提高到20％，198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40％以上。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反映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性。然而，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由社会主义社会代替的进程是曲折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本身的发展更不会是一帆风顺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形势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同时，我们也看到，自6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的自我完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为社会主义事业展现了新的前景。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亚、非、拉美一系列殖民地附属国取得政治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采用诸如" 赊账" 、征用、霸占等手段对殖民地附属国的重要物资进行贪婪的掠夺，再加上战火对经济的破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深重的压迫和苦难教育了这些国家的人民，使他们进一步觉醒。在中国等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展开，许多国家终于获得了政治独立。1945-1980 年期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共出现了近90个新独立的国家。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为数众多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宣告瓦解。这对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给予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重大的影响。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更大范围内得到发展和壮大，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世界性的经济制度并存的局面；同时，民族独立国家经济兴起，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世界经济的总格局，可以说是两种制度、三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必然占着明显的优势。战争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美国上升到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
②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40年代末开始，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兴起了一次影响极其深远的科学技术革命，即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次科学技术革命发源于当时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美国，随后又扩展到西欧、日本和其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工业国家。
与前两次科学技术革命相比，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在规模、深度、扩展的范围及其影响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变化。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下半叶，其主要标志是机器代替手工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使用机器进行大生产的阶段。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其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运用和内燃机的发明，人类从此开始进入电气化的阶段。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则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发展和运用，人类从此又进入了利用原子和电子的新阶段。前两次科学技术革命主要发生在个别部门(动力部门和加工部门），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则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部门和领域，包括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办公、服务，乃至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前两次科学技术革命只限于少数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展开，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则突破这一范围，扩展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科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并决定其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而前两次科学技术革命时出现的工业都不是在严格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许多技术发明都是能工巧匠创造的，情况多半是发明创造在先，理论说明在后。
由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具有不同于前两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更为深刻。
首先，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显著地改变世界经济的面貌。其突出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生产的发展。由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原子和电子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运用，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诸生产力要素均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革命就可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战后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如1947-1979 年，美国私人企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战后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生产大发展时期。如在战后的20多年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超过过去200 多年生产的产品的总和。1950-1970 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9 ％，比1870年到1913年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2.6 ％和1913年到1950年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1.9 ％都高得多。与此同时，战后科学技术革命还有力地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范围内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的比重由上升到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扩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意味着象农业、工业这样的物质生产经济部门的比重越来越低，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服务经济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上述的过程是由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其他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如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其条件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其他活动；农业商品率大幅度提高，可保证日益增多的非农业人口必要的需求；有发达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有发达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以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过程和工艺。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也是物质生产部门发展和效率提高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结构的" 非农化" 和" 工业化" 过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仍在上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约为三分之一左右。战后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的比重均占50％以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为60％ 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左右，低收入国家为35％左右。战后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大加快，这是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结果，而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状况，特别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水平。
第二，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它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战后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集中的发展和垄断的加强。由于大垄断组织更有条件采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设备，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改善企业的管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垄断组织能获得为数可观的超额垄断利润，从而扩大了垄断组织的资本积累，为兼并更多的企业提供了可能，这就导致资本和生产集中的进一步发展。战后生产集中的发展和垄断的加强，不仅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国之内，而且表现在超越一国的范围，具有世界性的特点，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战后科学技术革命也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由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其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以及出现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这就迫使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承担起更多的经济职能，加强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参与和调节。随着国家对再生产过程调节的加强及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就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但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中，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完成了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确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其次，科学技术革命也对世界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的时间中，国际上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两极的格局也宣告结束。其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苏联经济和科技发展大大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果。在逐步形成的多极格局中，已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较量，而是综合国力的竞赛。在综合国力的竞赛中，经济实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经济发展的快慢、经济实力的强弱和科技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世界的政治格局。
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但其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50年代之后。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社会财富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这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趋尖锐化。这种情况迫使垄断资本不得不借助国家去干预经济生活，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垄断资本同国家的结合成为客观的必要，而且由于少数垄断组织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也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国家，以致垄断资本同国家的结合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之后，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高度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更高速度向前发展。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科学技术革命要求对科技研究和文化教育巨大的资金投入，这往往超出个别垄断资本家所能承受的能力，只能由国家去承担；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些新兴工业部门，改造传统的工业部门，相应建设现代化生产基础设施、公共生活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其中不少建设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垄断资本家一般不愿意投资或者无力投资，其任务又落在国家身上；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使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有限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使市场问题更加尖锐，经济危机频繁，这就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组织；战后科学技术革命进一步推动生产与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商品与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加强，与此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面对国际上激烈的竞争，单个私人垄断资本光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取胜，还必须依靠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垄断企业的扩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垄断企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加以建立：一是通过政府实行国有化的途径，二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投资进行新建。在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成分的比重是：1981年法国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职工占就业人口的21.5％，国家投资占工业投资的50％。1979年意大利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7％，职工占就业人口的25.4％，国家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47.1％；联邦德国分别为12％、10.5％和12.7％。
在奥地利的国有成分中，就业人数占全部工人和职员人数的将近30％，生产的工业品约占1 ／3.但在美国，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如1982年，除邮电、公路全部属于国有外，铁路和电力的国有部分仅占25％，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5 ％。第二，国家财政预算不断扩大。战后由资产阶级国家控制的财政资本迅速增长，并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到1989年，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其他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7.3％，其中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0.54 ％，联邦德国为29.23 ％，法国达40.87％，意大利达38.16 ％，英国为35.75 ％(1988年数字）。第三，国家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本。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把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并建立了各种专门信贷机构，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货币信贷体系，从而把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神经中枢的银行体系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
国家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联邦德国高达1 ／2 至4 ／5 以上。第四，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规模和程度显著超过了战前。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这些手段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金融、行政和法律等。如国家通过财政预算，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约为10％左右，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该组织24个成员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69年的31.7％提高到1988年的39.8％。国家支出可以分为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两部分。70年代中期，国家投资在各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英国为43％，意大利为36％，日本为30％，法国为25％，联邦德国为17％。国家投资包括用于国营企业和生产基础设施、社会福利设施的投资。国家投资表明政府是以大投资者的身份干预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国家消费，这是政府用于军事订货和购买各项政府活动所需要的货物和劳务的支出。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购支出一般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在这里，政府是以大消费者的身份干预商品的流通过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经济还带有某种暂时和局部的性质；而在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则已成为经常化和稳定化。
总的说来，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缓解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与此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
70年代中期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存在的" 滞胀" 现象，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反映。
④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又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和资本主义集中发展到更高的程度。随着生产社会化超越国界向国际范围加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也急剧加强。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贸易迅速发展和资本输出特别是私人直接投资的规模空前扩大。战后随着各国生产的发展及其国际化，世界贸易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无论从贸易量的绝对规模，还是相对生产增长的速度方面，都显著地超过了战前。1950年到1990年，世界出口额从579 亿美元增加到33320 亿美元，40年中增加了57.6倍，年平均增长10.7％。战后时期国际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在五六十年代，其出口总额约每年增长一倍。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战前大大加快。从1960年到198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585 亿美元增加到4702亿美元，增长了8 倍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是空前的。进入80年代之后，全世界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快，大大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从1980年到1989年，国际贸易总额由19966 亿美元增加到30165 亿美元，增长了51.1％，而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额由481 亿美元增加到1903亿美元，增长了3 倍。1985-1989 年，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1.6％。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国际化加速发展的进程。
第二，跨国公司取代了国际卡特尔而在世界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新型国际垄断组织的跨国公司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步取代了国际卡特尔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国际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国际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卡特尔一直在国际垄断中占据主要地位。国际卡特尔是各国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其成员都是该国某种商品或某个部门的主要生产者。为了限制竞争和保证通过对流通领域的调节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彼此通过缔结包括分配销售市场、规定价格、规定生产和销售定额等协议来瓜分世界市场。
跨国公司是托拉斯和康采恩式的国际垄断组织。所有参加国际托拉斯的企业，它的所有者都成了托拉斯的股东。在托拉斯体系内的生产、销售和利润分配等方面均由股东选举的董事会全权决定和处理。战前已存在了国际托拉斯和康采恩，战后出现的跨国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卡特尔调节的范围主要是流通领域，其成员彼此间的主要联系纽带是市场和价格协定，而国际托拉斯和国际康采恩的调节范围则扩大到生产和流通等所有领域，它们在某种度上更适应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战后以来，跨国公司通过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及跨国经营，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和实力。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调查，1968-1969 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有7276家，国外分公司和子公司达27300 家，其净产值大约为2000亿美元。1980年子公司增加到8900家，净产值增加到8000亿美元以上，大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8％。到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数目已达2 万家左右，国外分公司和子公司超过10万家。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1992年的资料，全世界跨国公司已发展到3.5 万家，下属分公司和子公司为15万家。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它成为当代国际垄断的主要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约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其海外产值超过国际贸易总额。对外投资累计额已突破1 万亿美元，国外销售额达4 万多亿美元。控制和掌握50％的国际贸易额，90％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80％以上新技术、新工艺的专利。
上述情况表明，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的主要操纵力量。
战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是推动跨国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展开，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趋势。一些大垄断组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建立了分公司和子公司，使自己成为规模巨大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某一方面占有垄断地位的国际托拉斯和康采恩。而电子计算机、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的广泛采用，也为垄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它们的调节中心有可能集中灵活地管理和指导在国外的分公司、子公司的业务活动。其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私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过程，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如资产阶级国家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财政、信贷和技术等手段，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私人垄断资本对外扩张，并为促使本国的垄断组织发展成为具有很强竞争能力的国际垄断组织创造必要的条件。再次，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竞争的加剧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加强了资本的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⑤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和新概念。8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并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
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实现的。战后在高度发展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国家出面组成一体化的经济集团，实行经济联合，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领域发展的高级形式。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组成不同形式的一体化集团，实行区域性经济联合，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企图借助于经济上的联合，为发展本国经济和共同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创造有利的条件。因而，这两种经济一体化在性质上有所区别。经济一体化可分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两个层次。
地区经济一体化在组织上一般表现为地区性经济集团。其组织形式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经济联盟等。自由贸易区主要是涉及到商品交换领域，成员国的商品在集团内免除关税和限额，而在各成员国在对外和对内的经济政策方面保持独立，共同机构是协商性的机构。关税同盟除彼此免除关税和限额外，还规定了共同的关税率和外贸政策，因而在经济调节方面已具有超国家因素。经济联盟除了包括关税同盟的全部职能外，还要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制订和执行某些共同政策。经济联盟内的国际经济调节不仅包括商品交换领域，而且也包括生产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经济联盟最终要发展成为一个在共同政策调节下使其内部商品、劳务、劳动力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经济实体。经济联盟通过其共同机构对成员国经济进行某些超国家调节。上述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经济联盟等地区经济一体化形式，在五六十年代逐步形成，到80年代以后，成为一种全球趋势，遍布欧洲、北美、拉美、非洲、大洋洲和亚洲，至今已有20多个，包括约120 个国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0％以上。
世界经济一体化，其主要含义是，随着经济高度的国际化和各国经济联系的日趋密切，各国共同遵守世界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规范、国际组织所制订的规章、各国共同所签订的协议，以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发展。如1945年12月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1947年10月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分别活动于国际货币、国际信贷和国际贸易领域，成为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机构。从1975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对世界经济进行干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期
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①经济恢复与调整阶段(战后初期至50年代初）。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欧亚非几个大陆的国家在战后普遍面临经济恢复的繁重任务。战场所在的参战国，特别是战败的帝国主义大国经济恢复的任务更为艰巨。有些国家难以光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经济恢复的任务。
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恢复的任务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的。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援助主要是通过" 马歇尔计划" 进行的。当时西欧有16个国家接受了" 马歇尔计划".到50年代头三年，即1950-1952 年间，西欧国家的工业生产先后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美国对日本也实行了援助和扶植政策。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工矿业和农林水产业生产在1951年(其中农业生产是在1952年）、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在1954年均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美国经济虽然没有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没有经济恢复的任务，但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年中(1938-1944 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近两倍，这主要是军工生产的增长。因而，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的调整任务。经济的调整曾导致1945年和1946年工业生产的下降，直到1950年才恢复到战时的最高水平。
战后，发展中国家也为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而努力。到50年代中期，多数已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已恢复或超过战前的水平。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战后恢复经济的任务也极其艰巨，其中苏联还有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的调整问题。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已先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由于10多年战争的破坏，农业生产大约下降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30％，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70％。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国民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有较大的发展，从而为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物质条件。
②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战后初期各国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
在经过了战后经济恢复和调整阶段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了一个持续约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在1951-1970 年的20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为5.3 ％，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平均的增长率仅为2.3 ％。1953-1973 年，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高达9.8 ％和5.9 ％。工业增长速度方面更为突出，1956-1973 年，日本工业生产增长了8.6 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6％。同期联邦德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也高达8 ％以上。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有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这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战后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估计，在五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有80％是依靠劳动生产率取得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依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取得的。其次，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一段时间中能获得较快的发展，与其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一定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普遍而迅速的发展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最重要变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宏观调节，为经济的较快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再次，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了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和生效等，使国际经济领域结束了战前的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推动了贸易的自由化和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一段时间里获得迅速发展，还与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石油和原料有关。在五六十年代，每桶石油的价格只有1-3 美元。
60年代初至1973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50年代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5 ％，1960年至1973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3 ％。发展中国家经济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获得较快的发展，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劳务要求大量增加，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内和国际条件的变化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50-60 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获得高速的增长，其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50年代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60年代为7.2 ％。1950-1960 年，苏联东欧9 国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9 ％，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五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成为战后最快的时期，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粗放经营的因素实现的，而这些粗放经营的因素当时在苏东国家中仍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还能发挥较为有效的作用，有助于动员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一定的目标上；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加强苏联东欧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 一五" 计划时期和1963-1965 年期间，国民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 一五" 计划(1953-1957 年）时期，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9 ％和11.3％，1963-1965 年期间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14.7％和15. 5 ％。" 一五" 计划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能坚持实事求是，计划指标比较切实可行；在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此外，在经济建设方面，有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得到苏联的帮助。至于1963-1965 年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服多年来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 左" 倾错误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结果。
③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经济低速发展的阶段。进入7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宣告结束，开始处于经济增长缓慢与严重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 滞胀" 状态之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其中包括：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终于瓦解；发展中国家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廉价而稳定的能源与原料来源难以保证；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膨胀性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73-1975 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6个月，下降幅度为15.1％。日本的工业生产也下降了16个月，下降幅度为19.3％。在西欧国家中，英国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最长，长达27个月，工业生产降幅为9.8 ％。在此次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缓慢，而且通货膨胀更为严重。根据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1965-1973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7 ％，1973-1982 年则下降为2. 4 ％。在五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物价上涨率每年平均约为1-3 ％，进入70年代后，消费物价急剧上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7 国平均的消费物价年上涨率从1973年的7.6 ％，提高到1980年的12.3％。
在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 滞胀" 困境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在增长。1973-1980 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5.5 ％，在这一阶段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仍然发展较快，原因在于进入70年代后，属于石油输出国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收入剧增，这些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诸如石油化工、金属等资本密集工业部门，从而推动工业较快发展；属于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因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而导致石油费用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出口也随之急剧减少，使国际收支情况迅速恶化。当时由于国际资金充裕，利率较低，属于石油进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从国际商业银行借款以及扩大出口等办法，维持了经济的增长。
进入70年代后，苏联东欧各国也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的阶段。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在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为10.25 ％和7.2 ％，而70年代仅为5 ％。东欧各国在50年代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9 ％，在70年代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1971-1975 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6.3 ％，1976 -1980年仅为4.1 ％。苏联东欧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在70年代后呈现下降的趋势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增长是通过粗放经营的方式实现的，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些国家粗放经营的因素已逐渐枯竭；与这种粗放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更为明显，已从过去促进生产的发展变为阻碍生产的发展，当时所进行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这种经济体制。
与" 一五" 计划时期和1963-1965 年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相比，7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较大的下降。1971-1975 年，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5％，1976-1980 年为6 ％。上述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与1963 -1965年的14.7％相比下降了一半。70年代上半期，中国仍处在" 文化大革命" 之中，" 文化大革命" 本身及其" 左" 倾的指导思想对经济建设的干扰和冲击是巨大的，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70年代下半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这是因为，1976年10月，中国粉碎了" 四人帮" ，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 ，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的中心任务，国民经济逐步转向正常发展的轨道。
④80年代初以来经济缓慢而不稳定的增长阶段。从1982年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摆脱在1979-1982 年期间所发生的经济危机，经济开始回升。1983-1991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2 ％，与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5.3 ％相比，还是缓慢的。股市的急剧涨落、汇率的频繁波动以及利率的忽高忽低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的进一步加剧。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不稳定的特点是由其战后经济发展过程积累的矛盾所决定的。一方面，是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调整，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严重不平衡，这反映在：美国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赤字长期居高不下，两大赤字使美国从1985年年中开始就从净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为解双赤字问题所采取的措施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外贸关系严重失衡，贸易摩擦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减慢，也影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8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趋于缓慢。其增长速度在70年代后半期已下降到年平均增长5.5 ％，1981-1985 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8 ％。
发展中国家在1979-1982 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减缓、初级产品价格下降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困难很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在偿还国际债务本息方面发生了危机。
因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但是亚洲的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和香港，在这个时期的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8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虽有下降，也仍达到6. 3 ％。
在80年代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为缓慢。1981-1985 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仅为3.2 ％和3.3 ％，1986-1990年又进一步分别下降为1.3 ％和1.8 ％。1981-1985 年，东欧各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1 ％。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已丧失了以往的优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形势的剧变，其国民经济均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增长缓慢到经济大幅度的绝对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造成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那些主客观因素之外，其主要原因是苏联东欧剧变前原有的执政党实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社会动乱；苏联东欧剧变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80年代后整个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增长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却仍然持续高速增长。1980-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 ％，是80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 倍。1992年和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2.8％和13.4％。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高速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的结果。
2.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1)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概况
①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先是形成两极格局，其后是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化。
与战前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导致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首先，战争使社会主义越出一国的范围，在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次，战争使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综合国力，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这就形成了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194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华沙条约组织，该两大军事集团的尖锐对立与抗衡，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重要表现。1945年2 月，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对战后各国的疆界和大国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这就是所谓的" 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 在形成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它基本上确定了战后东西方对峙的政治疆界。
在50年代中期后，世界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也逐步在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苏联推行了霸权主义路线和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世界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已逐渐转变为苏联与美国激烈争夺和尖锐对抗的格局。第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导致美国战后初期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地位日趋下降。到6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领域中，已逐步形成了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的多极化已开始形成，而在政治上美国的独霸局面基本未变，因而美国要维护自己的霸权而与其盟国发生诸多矛盾与冲突。第三，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73年10月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为了反对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展了震动世界的石油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除了限制石油生产量、对一些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之外，石油输出国还夺回了石油定价权，从而打破了国际石油卡特尔对石油产销和价格的垄断。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分别组织政治、军事集团，激烈争夺势力范围和军事优势。在两极格局下，世界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斗争和对抗。美苏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对抗以及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战后国际形势紧张、动荡的主要根源。美苏两国的这种对抗和争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然而，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华约集团的解体，两极格局宣告结束，多极格局开始出现。多极格局从开始出现到最后形成，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无疑仍然是世界政治中最强大的一极，但它在冷战中元气大伤，综合实力地位下降，难以建立由它主导的单极世界。实力强大的西欧迅速崛起，欧共体不仅经济上更加强大，而且政治上也可能成为独立的一极。在欧共体中，德国的发展值得注意，德国统一后地位上升，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它明显地加快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日本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它正在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谋求为世界政治的一极。作为前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虽国力衰弱，但从幅员、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潜力，特别是从军事实力看，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和健康地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之间的关系趋向于进一步复杂和多样。在两极格局中，美苏集团双方互为对手和敌人，对主要威胁来自何处，都十分明确。
在两极格局结束后，原来是简单明了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即美与日及英、法、德、意这些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之间作为盟友的内聚力锐减，而作为竞争对手的一面更为突出，相互矛盾在上升和深化。在政治上，美、欧和美、日争夺欧洲和亚太地区主导权以至争夺世界事务的主导权日趋激烈。
在美苏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各国的内外政策都在进行调整和发生变化，出于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的考虑进一步增强。在两极格局中，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其他各种矛盾都被这个主要矛盾掩盖着。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世界向多极格局过渡，过去被掩盖的多种矛盾也就明显突出起来。原来被忽视、压制、掩盖的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情绪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大大上升并酿成局部冲突。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波黑危机就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②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世界政治处于两极格局之中，而世界经济则呈现多极格局的趋势。战后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种类型国家经济关系，即所谓世界经济关系大三极。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从一极向三极过渡。
战后初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居于霸主地位。50年代初，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高达45％，出口占1 ／3 ；美国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唯一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美元是当时唯一一种受欢迎而又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美国当时几乎是世界唯一的对外资金供应国，进行了大量的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建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支柱的世界经济秩序。然而，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不断减弱，而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则迅速增长。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欧各国，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联邦德国位居第三。与此同时，美国的地位在下降：到70年代初，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比重下降到25％左右，出口额所占的比重下降到16％，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减少，到1971年终于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尚不到22亿美元，但一年之后就增加到68.2亿美元。从此后，除个别年份外，美国的贸易都有逆差。1971年，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各国相继实行浮动汇率，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霸主地位发生了动摇，美、日、德在经济上三足鼎立之势已日趋明显。在70年代初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继续相对削弱。日本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继续快于美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8.6 ％提高到1989年的15％。美国在这方面的比重一般稳定在22-25 ％左右。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主要反映在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上。这种现象在80年代表现得更为突出。美国1 ／3 以上的对外贸易逆差是对日本的逆差。美国通过吸收更多的外资来弥补这一逆差。到80年代中期，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与此同时，日本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尽管美国的经济实力仍是最强的，但它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削弱，美国与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1990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经济衰退。到1994年春季，这次衰退才告结束。一些事实表明，美、日、德以往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得到了扭转。如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走出了衰退；美就业增加和失业率下降，反映其经济活力的增强；1990年以来的三年内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5 ％，高于其他国家；1985年以来在出口方面年均增长近9 ％，高于日本(6.6 ％）和德国(4.2％），出口额在世界上所占比重已从10年前的10％回升到目前的大约14％，超过了德国而重居首位；许多重要产品特别是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反映了美国经济优势的加强；对外投资迅速增长，1993年投资额达1300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1 倍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作为资金供应大国地位的恢复。尽管美国的经济力量重新有所加强，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美、日、欧三极格局的趋势难以改变。
战后，随着社会主义越出一国的范围，在世界上诞生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苏联的统计，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曾占世界工业的40％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的统计，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为四分之一左右。然而，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剧变后，实行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轨，并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经历数年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有的国家的经济已下滑到谷底并开始回升，有的国家仍未走出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等国家则正在探索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道路。中国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本世纪末将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的第二步，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到下个世纪中叶再实现第三步，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末中国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及面临不同的社会和自然条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态势。亚洲出现了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即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省和香港，从60年代初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60年代其增长率为9 ％，70年代为9.1 ％，80年代为6.3 ％。现在，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或达到了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基础较好，发展较快的国家。然而，进入80年代后，由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利用亚洲"四小" 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使经济获得高速的增长；另一种情况是，许多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拉美国家经济在战后获得一定的发展，但80年代爆发的债务危机，使其经济停滞、衰退持续10年之久。最不发达国家，约有2 ／3 集中在非洲，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一般以农业为主，主要出口农矿初级产品，是发展中国家里属于最贫困的国家。1970-1980 年，最不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仅为3.4 ％(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5.6 ％），1980 -1989年又降为2. 5 ％。
在战后40多年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是：1963年为14.5％，1973年为15.9％，1980年提高到18.6％。在世界工业品出口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所占的份额从1970年的仅占3 ％跃升到1993年的22％。整个说来，战后至8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又进一步扩大。
(2)基本的发展特征
①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战后，随着世界范围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国际化获得飞速的发展，国际分工达到了新的水平。由于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加深，各国和地区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趋加强。与此同时，在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由于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经济上也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摩擦。
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首先表现在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上。
1950-1990 年，世界出口额从579 亿美元增加到33320 亿美元，40年中增长了57.6倍，年平均增长10.7％。整个战后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如1950-1973 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世界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2％，同期世界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5.4 ％。在国际贸易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1950-198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额从363.7 亿美元增加到12394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2.5％，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后，其年平均增长率为7.2 ％，远高于战前的增长率(1900 -1937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9 ％）。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快于生产的增长，进出口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这里既反映了对外贸易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又反映了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1960-198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9.1 ％上升到16.5％。1950-1990年，联邦德国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8.5 ％增加到36.4％，进口额的比重从11.6％增加到30％，说明了其再生产过程中，在流通方面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是很高的。
其次，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长，也反映了战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随着生产的日趋国际化，资本必然要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向国际发展。战后，资本输出的发展迅速，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资本输出总额仅为510 亿美元，到1961年增加到1400亿美元，1970年达到3000多亿美元，1985年仅对外直接投资就高达6446亿美元。1960-197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增长率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70％，1971-1980 年则高出一倍。1989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约占世界总投资的99％，其中89.8％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强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并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再次，战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还反映在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其作用上。随着跨国公司的普遍发展，世界各国的生产也日趋面向世界市场，由原来主要满足本国市场需要的生产结构正在向主要满足世界市场的生产结构转变。
最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也反映在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建立和发展上。战后世界经济中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是在生产与资本国际化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区域性集团的建立，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同时，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依赖也相当密切。从而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
各国经济在相互依赖加深的同时，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加剧。
世界贸易在发展过程中就充满着矛盾和磨擦。60年代至7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西欧，日本之间的贸易矛盾开始激化，在80年代之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如欧美之间的农产品战、欧日之间的汽车战等则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随着投资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已从原来的两国资本对第三国投资市场的竞争，发展为资本的对流，相互争夺对方的国内投资市场。
②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共中央提出，" 和 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同志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 这里所讲的经济问题，指的就是发展问题。这是对时代基本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近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发生了两次大战和一次大危机(1929-1933 年），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使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与前半世纪不同，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主流就是和平与发展。战后虽然各种局部战争接连不断，但在长达近半个世纪中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国际政治环境基本上是稳定的。这就为世界经济相对稳定和较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战后，世界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其规模、速度和效率说来，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规模方面，有人计算，光是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就相当于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头20多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过去200 多年产品的总和。
在增长速度方面，1950-1980 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4.7 ％，而1913- 1938年，年平均增长则不到2 ％。在生产效率方面，战后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不仅高速发展，而且效率和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据统计，战后40年科技知识的积累，已占人类有史以来积累的全部科技知识的90％以上。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发展主要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80-90 ％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取得的。
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中，世界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上，而且也反映在各国对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所进行的改革和调整上。
战后，改革是一个世界性潮流。世界 上的国家都希望通过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其经济体制，以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并进一步增强其综合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曾进行过多次经济体制变革，如从单个资本到集体或社会资本(股份公司），再到私人垄断组织产生的演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展，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大大加强，使资本主义提高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后，虽然还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但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却要超过以往的数百年。这就为其经济较快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波动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
在当今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居于少数，但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却使它们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并扮演主要角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本章就其战后经济发展的基本进程、发展的主要内容及其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和叙述。
1.大战结束至50年代初的经济复兴
战后最初的几年，是西方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战争造成的的巨大破坏和混乱之后，普遍进行了经济的恢复和调整。
经过努力，遭受战争破坏的各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实现了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转轨。与此同时，美国以其战争"繁荣" 为后盾，通过对外" 援助" 等手段建立起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这一时期是西方各国迈向战后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道历史门坎。
(1)参战各国在战后共同面临的严重困难与危机
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和打击最重的是战场所在的参战国，特别是战败的帝国主义大国。战败国日本近1 ／4 的工厂建筑物和1 ／3 的生产设备毁于战火，由于战争而损失的民用物质财富达653 亿日元。战争结束时工农业生产极度萎缩，1945年的农业生产指数下降到战前(1933-1935 年平均为100)
的58％，同年8 月的工矿业生产指数甚至剧减到战前(1935-1937 年平均为100)的8.7 ％。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布交易盛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战败国德国的境况更糟。战后由美、苏、英、法四国分别对其实行军事占领和管制。战争的破坏，加上一部分工厂生产设备被占领国拆除，其生产下降幅度在欧洲国家中最为剧烈。1946年德国的煤产量、钢产量只分别相当于1939年的31％和11％。1947年德国在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从1938年的10.3％下降到了0.5％。同样，当时意大利毁于战火的固定资产也至少为战前的8 ％，因此在战争结束的第三年1948年，它的工业生产仍低于战前的水平。法国和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也未能幸免于战争的破坏。
作为二次大战的战场，加上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在战争中的经济损失高达48930亿旧法郎，战争期间的工业生产下降了50％以上。英国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不仅其国内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而且在国外的投资减少，外债增加，许多重要的市场易手于他国，元气大伤。战争结束的1945年，英、法两国的工业生产只有1937年的39％。④因此战后初期，在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不论是德、意、日战败国，还是英、法战胜国，都同时面临着尽快摆脱困境、迅速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但是，这一时期，物资匮乏、交通阻断和资金的严重不足，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各国在短期内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解决的，因而成为其经济复兴的一道难题。
(2)美国等国的经济转轨
与日本和西欧等参战国不同，没有遭受战争破坏的美国，以及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些中立国家，这一时期面临着经济的调整，即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转轨的任务。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参战国，美国不仅未受战争的破坏，而且生产能力在战时有巨大增长。1940-1945 年间其私人投资累计达642 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 倍以上，其增长额为1122亿美元，形成战争景气。在战争景气高峰的1943年，其工业生产指数(以1935-1939 年为100)
高达239.1944年农业生产为1938年的1.36倍，出口达到创纪录的1566亿美元。当然，这一时期的增长多是军用生产的增长，如美国政府用于军事采购的支出，从1940年的22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735 亿美元，累计开支达3060亿美元，占政府预算总支出的85％以上。民用消费增长远远落后，国民经济进入战争轨道。战后经济运行的调整和转轨是必然的。
为顺利实现经济转轨，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早在战争结束前政府就意识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为避免战争景气过后经济陷于萧条，1943年底美国就开始削减军事采购，允许企业恢复民用生产。因而有近50％的企业较早开始由军工生产向民用生产过渡，从而使战后的转轨有秩序地进行。为避免军队大批人员退伍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1944年美国通过了《现役军人调整法》，对退伍人员的住房、就业进行妥善安置，并且为其提供教育津贴，使上百万退伍军人得以完成学校教育，成为经济发展急需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在战后的经济调整过程中，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战时投资建立的国营企业、国有资产出售给私人经营。战后不久，政府即向私人企业低价出售大批战时建造的运输船舶、车辆和大批国营工厂。使私人垄断资本有能力取代政府对经济进行大量投资。1944年至1948年，美国私人生产性投资增长了3倍半以上。使战时设备未获得更新的民用生产部门实现了大规模更新，从而刺激了经济发展。尽管在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波动，工业生产在1945、1946两年出现了下降，但由于战后政府取消了战时消费品配给制，战时压抑的购买力迸发。私人消费支出由1945年的1197亿美元急剧增至1948年的1736亿美元，因而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增长。1948年工业生产比1946年增长了16％，出现了经济转轨之后的相对繁荣。与此同时，北美、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迅速地完成了经济的转轨和调整，并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如以193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0 ，1948年荷兰、挪威、比利时和丹麦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14 、122 、115 和811.(3)美国的援助与西欧、日本的经济复兴
①美国的对外援助及其霸主地位的建立。遭受战争重创的西欧各国和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任务十分艰巨。各种困难中最难克服的是缺少恢复经济所必需的资金，恢复生产所用的原料和人民生活所需食品，都需资金购买。
严重的经济困境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高涨。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美国承担起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恢复经济的任务。1947年，美国提出" 欧洲复兴方案" (马歇尔计划）" 援助" 西欧。9 月，英、法等16国联合向美国提出4 年内提供224 亿美元援助的要求。受援国以减少限制、开放市场方面的让步为条件，分别与美国签订了" 援助" 协定。计划执行的4 年(1948-1951 年）中，美国对西欧各国援助的总额共达210 亿美元。美国对其占领下的日本也实施了" 援助" 和扶植的政策。在其" 占领地区救济基金" 和" 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 的名义下，为日本提供了23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这些" 援助" 成为西欧各国和日本加快经济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美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1947年美国的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额的32.5％，翌年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56.4％，对外投资也已明显超过英国。强大的经济优势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仰仗其经济实力美国从1943年开始筹划，在40年代后半期先后成立了由其操纵、控制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
②西欧经济的快速复兴。战争结束的1945年至1946年，是西欧经济的最困难时期。对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仅 战前一流大国的地位丧失，而且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46年整个西欧的工业生产仅为1938年的70％，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运转。但西欧各国利用其在战时进行巨额投资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克服了战后初期的困难和混乱局面。伴随美国在"冷战" 时期的政策转变，1947年开始至1948年在美援的推动下，西欧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克服阻碍经济复兴的通货膨胀，弥补外汇短缺，着手经济的重建工作。各国普遍增加对食品(包括农业）、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同时大力促进住房建设，并且重点恢复和发展能源工业。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各国积极利用战时的许多新发明、新技术，使用现代化手段对本国经济实行根本改造，为以后的经济跃进奠定了基础。
在1948年多数国家经济已经恢复甚至超过战前(1938年）水平的基础上，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整个西欧经济进入迅速恢复阶段，到50年代头三年，即1950-1952年，西欧国家的工业生产先后恢复到战前水平，经济重新出现了生机。如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开始超过战前1938年的最高纪录。西欧经济在战争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打击，而在短短时间里又恢复得如此迅速，在欧洲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③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再建。日本经济复兴所用时间较之 西欧各国要长，从战争结束开始到1955年最后完成。在此期间日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首先迅速恢复经济，稳定人民生活；进而实行经济体制的改组和重建，以克服经济发展的后进性，追赶欧美国家。作为战败国，日本的经济复兴是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进行的。战争结束的1945年，美国制定了《日本投降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和经济民主化政策。
经济民主化的内容包括：从1945年至1950年前后进行的" 解散财阀" 、" 农地改革" 和" 劳动立法".尽管美国的根本目的在于削弱曾在亚太地区与之争霸的竞争对手日本的力量，但改革在客观上顺应了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比较彻底地铲除了其经济中的前资本主义因素，为生产力的发展疏通了道路。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40年代末开始，美国转而扶植日本重建战后型的垄断资本新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经济恢复虽经周折，但仍在不断推进。为稳定生活、恢复经济，1947年开始日本实行以煤和钢铁为重点的" 倾斜生产方式" ，使煤炭、钢铁和电力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工矿业生产的恢复，1947年度的工矿业生产比上一年度增长22.7％，1948年度进一步增长33.3％。1949年开始，日本实行" 道奇路线" ，紧缩财政预算，缓和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国际收支扭亏为盈。而实行" 道奇路线" 导致的生产停滞和失业增加问题，是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对日物资和劳务需求剧增而解决的。" 特需繁荣" 加快了日本经济恢复的步伐。
1951年，日本的制造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增长率分别为40％和37％，均超过了战前(1934-1936 年）的平均水平， 1952年农业生产也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战争结束后，日本为实现经济自立，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实行合理化投资，1953年开始出现民间设备投资高潮。对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推动了1955年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并为此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2.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
50年代开始，完成了经济恢复和转轨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先后步入了一个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这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20年中，由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各种因素的推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高速增长。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因战争而削弱的国家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接连创造了经济" 奇迹" ，结果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但在经济普遍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矛盾也在不断产生和积累，孕育着危机。
(1)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增长
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达2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阶段，其年均增长率高达5.5 ％，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的年均增长率(2.3 ％）。
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有普遍性。
其表现是：首先，经济高速增长几乎遍及西方世界的所有国家。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涵盖了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各个地区、各种类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在加速发展。这一时期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其次，经济的高速增长遍及工业、农业、商业、金融和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还快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易等各个领域。例如，1948-1973 年，世界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创历史最高纪录，为5.6 ％，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达到相当高的程度。1958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200亿美元，到1973年则增加到32546 亿美元，15年间生产规模扩大了近4 倍，若与经济刚刚恢复的50年代初相比，经济扩展规模更快。同期贸易规模扩大了近5 倍，若与1953年相比，其贸易扩展规模则为6.4 倍。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表现在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上。在战前各国已基本完成产业结构的" 非农化" 和" 工业化"基础上，50年代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为前提，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较快，仍然是支柱产业的工业所占比重稍有上升，而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最快。同时，各产业内部直接从事生产或从事传统生产的部门所占比重减少，从事技术开发、服务以及高技术产业的部门所占比重增加。
推动发达国家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战后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飞跃。其次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全面调节。
再次是美国所拥有的霸主地位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环境，以及来源于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国际市场上廉价能源、原料对其经济繁荣的支持。此外，在战后特定时期各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和战后被释放出的消费品需求热潮，也是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不可忽视的因素。
(2)普遍高涨中的经济跃进和经济" 奇迹"
在各发达国家经济普遍获得高速增长过程中，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最为突出。
①通过高速、稳定增长实现跃进的西欧经济。50年代开始，恢复了元气的西欧各国，为弥补由于战争给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和打击，加速发展经济。1950-1973年，西欧经济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期间，整个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745亿美元增加到12250 亿美元，增加了3.5 倍；对外贸易总额从444 亿美元增加到5240亿美元，增加了10.8倍；黄金外汇储备则从102 亿美元增加到980 亿美元，增加了8.6 倍。同时，这一时期的西欧经济发展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未曾出现30年代大危机时期那样的剧烈下降，而且还表现为失业率大为降低和消费物价上涨缓慢。如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各国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2.9 ％和1.5 ％，消费物价的平均上涨率也只在4 ％以下。西欧经济取得如此巨大发展的原因，除了战后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个巨大推动力之外，还与西欧各国对西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有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发育成为一种经常的稳定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垄断资本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大大加强，而且国家开始通过不同途径直接或间接参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并且国家还通过制订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立法以及形式不同的经济计划，实现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调节。正是在经济的这种高速稳定增长中，伴随一个又一个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西欧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整个西欧实现了经济跃进。如西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提高。1951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6 个成员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是20.8％，到了1970年该比重上升到28.6％；西欧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迅速提高。1957年欧共体6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为22.7％，1970年提高到39.7％。在西欧经济的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组织，是1958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是战后西欧国家为克服自身地位的下降谋求生存和发展，在经过了1945-1957 年的准备阶段之后，而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
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是1958年1 月1 日生效的《罗马条约》。其中心内容是建立关税同盟和农业共同市场，逐步协调经济和社会政策，实现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通等。到1973年为止，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方面进展较为顺利。1969年12月共同体国家首脑会议正式提出把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因其内容复杂和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而暂停。由于共同体的建立，1958-1969 年其对外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11.5％。70年代初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中，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所占比例已达3 ／4.农业产值也有很大增长。欧共体的发展促进了自身经济跃进，同时也增强了抗衡超级大国的能力。
②创造高速增长" 奇迹" 的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超过西欧、为各国之首的国家是日本。自50年代中期实现经济复兴后，日本充分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日本以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目标。1955-1968 年和1969-1973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10.1 ％和9.4 ％，超过各西方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1 倍，因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西欧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其次，日本以大大超越自身以往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的转变。在1890 -1935年的45年里，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02％，而1955-1973 年的18年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则高达9.8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远远超过前期。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日本经济的增长和起飞是以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为标志的。工矿业的发展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1955-1973 年，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增长9倍。而工矿业的发展是以重化工业为先导展开的。 5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重点发展钢铁、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部门，随后逐步转入汽车、集成电路设备及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1955-1973 年日本的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从44.8％上升到62％。以重化工业产品为主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同期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由38％提高到72.9％。重化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机械和高质量的农用化学产品，以及充足的电力供应。日本实现了以机械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第一产业占国民净产值的比重从1955年的22.7％迅速下降到1973年的6.8 ％，实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国民经济面貌根本改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
推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利用当时世界性的科技进步高潮，以自己优质的劳动力为基础，通过高效的引进和开发改造旧有的产业基础，发展新产业、新部门，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日本以其独特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有力的通商产业政策相结合，不断引导和协调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3)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
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差距的缩小。首先是经济规模、经济水平的逐渐趋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贸易、金融等方面在西方世界中所占比重反映了这一点。以人口分别为2.1 亿、3.4 亿和1.08亿的美国、西欧和日本为例，1973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依次为12949 亿美元、12250 亿美元和3665亿美元；占西方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是40.2％、31.4％和9.3 ％，对外贸易所占比重为13.5％、50.9％和7. 3 ％；相应的黄金外汇所占比重是7.8 ％、64.7％和6.6 ％。其次是产业结构、经济部门结构都朝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例如1970年农业部门中劳动力所占比重，意大利为17％、日本13％、法国12％、西德7 ％、美国4 ％、英国3 ％，而50年代初这一比例还分别为41％、49％、33％、25％、12％和5 ％。虽然美国在各方面仍保持巨大优势，但战后初期美国独占鳌头的局面已发生明显变化。这是由于发展速度不同而引起的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的趋近。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虽然也在增长，并出现相对繁荣，但其增长速度远远不及西欧和日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仅高于英国。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在这20年中美国工资成本高而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同时，美国在这一时期大力发展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增长迅速，1950-1970年美国的对外投资从117.9 亿美元迅速增长到781.8 亿美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增长。此外，美国充当西方世界的保卫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霸权，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军事工业和海外驻军，并且从事局部战争，从而大量地消耗了其经济力量。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格局开始出现变化。
3.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伴随前一时期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各发达国家经济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增长。进入70年代后，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这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即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为普遍的滞胀所取代。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突出，彼此间的摩擦冲突加深。
(1)滞胀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特点
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约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以1973-1975 年危机为开端，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折。1973年10月、11月，危机首先在英、美、日相继爆发，而后蔓延到其他国家，到1975年第1 季度后经济开始回升。这次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危机期间生产的下降幅度大，危机过后生产回升缓慢，几乎接近停滞；同时，危机期间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危机过后通货膨胀持续发展，从而形成了经济增长缓慢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次经济危机标志着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和滞胀阶段的开始。
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是以滞胀为主要特点的。这是经济停滞、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 滞胀" 时期。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3-1983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4 ％，而1965-1973 年则为4.7 ％。在所统计的19个国家中，生产增长率与前一时期相比无一例外都显著下降。在几乎相同的时期里(1974-1981 年），所有发达国家的消费物价年均上涨率却高达9.9 ％，比1951-1973 年增长了近2 倍。可见，滞胀不是一个短时现象，这种局面在西方世界持续了近10年的时间，给西方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在滞胀的条件下，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幅降低，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1973-1983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8 ％。在生产停滞的情况下出口增长大大减慢，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大量失业则成为各国经济生活中的经常性现象。经合组织全体成员国的失业人数，1975年为1560万人，1983年达3000万人，增加近一倍；1975年失业率为5.4 ％，1983年达到8.8％。
这些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遇到严重困难，滞胀局面迟迟难以改变。这一时期，各国经济普遍陷入滞胀状态。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首当其冲。据《美国统计摘要》的资料，1971- 198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率和失业率分别为2.9 ％、7.4 ％和4.3％。经历了高速稳定增长之后的西欧，滞胀现象更为突出。
德、法、英、意四国1970-1982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还低于美国，而失业率却位于各发达国家之首。在1973-1982 年发达国家新增加的失业人数中，西欧就占55％的比例。即使是始终保持高增长速度的日本，也同样处于滞胀的旋涡之中。同50、60年代相比，它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从5.2 ％上升到9.1 ％。以往那种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亦如此，只不过滞胀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别。例如，西方7 国中的加拿大以及北欧的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从1965-1973 年的5.2％和4.2 ％下降到1973-1983 年的2.3 ％和0. 7 ％，而消费物价年均上涨率分别从1951-1973 年的2.8 ％和3.0 ％上升到1974-1981 年的9.7 ％和4.3 ％。这表明滞胀遍及资本主义世界各个角落。
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滞胀局面的因素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就外部因素而言，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剧烈冲击，各发达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日趋恶化。其中主要的是70年代初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混乱；由于对国外市场争夺的加剧，国际贸易领域里的保护主义盛行；在发展中国家维护资源主权、开展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斗争的条件下，一向稳定而廉价的能源、原料来源遭到阻塞等，大大加剧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从内部因素来看，这是发达国家长期推行各种国家垄断资本政策措施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防止经济危机爆发，普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即所谓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政策，因而形成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在1946-1983 年的38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赤字年份，美国是30年，日本是31年，法国和英国均为34年，意大利则是连年赤字。1978年美国债务己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为弥补赤字又不得不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经常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流通所需的货币量。结果，通货膨胀就成为不可避免并不断加剧。如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70年代都达到了两位数，英、意分别为12.4％和12％。物价的猛烈上涨极大地缩减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发展缓慢。滞胀的出现又使各国的经济政策调节处于两难的境地，长期不能自拔。
(2)滞胀过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的地位下降，其他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经济格局也由美国独霸转为美、日和西欧三足鼎立，相互竞争。进入滞胀阶段后，随着矛盾的加深，各国经济发生滞胀的程度不同，发展不平衡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各国经济陷入滞胀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受滞胀的影响也不相同。如美国的滞胀就早于日本和西德等国家，在1969年侵越战争中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其经济就开始向滞胀阶段转变。日本等国虽然在进入70年代后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但滞胀局面还是在70年代前半期的危机过后才真正出现。其次这一时期各国经济滞胀的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发展遭受的打击程度也不相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前一时期发展迅速的西欧国家，这时的滞胀程度甚于美国。除了高失业和高物价之外，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和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已不及美国。并且在对外贸易领域，最畅销的几类工业品出口所占的世界市场份额都呈下降趋势。这期间，欧共体于1973年和1981年两度扩大成员国数量，并在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共同体的努力虽然起了一些作用，但滞胀困境并未有实质性改变。而与西欧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虽然同是进入滞胀局面，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却依然明显高于西欧和其他国家，在整个70年代保持了近5 ％的年均增长速度。70年代上半期的危机过后，失业率虽有所上升，但一直在3 ％以下，1973-1982 年间的平均失业率为2 ％。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198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828 亿美元，是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6 倍至3.7 倍。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在西方7 国中跃居第2 位。同时，日本的汽车产量、机床产值上升为世界之首，对外投资急剧增加。显然，经过滞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以出口贸易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为例，1982年，美国、日本和欧共体9 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从1970年的13.6％、6.2 ％和35.9％变为11.9％、7. 8 ％和28.8％。在美国地位继续呈现下降趋势的同时，西欧经济呈现相对衰落，日本的地位则进一步上升。伴随这种不平衡发展而来的，自然是美国、西欧等国家与日本经济、贸易摩擦的加深。
(3)经济危机对滞胀时期西方经济的影响
滞胀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70年代滞胀局面的出现，正是直接由经济危机引发而来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经济危机来传导，并借助危机加以显现。显然，经济危机对西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70年代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周期性危机频繁，结构性危机加剧，两者相互促进、交织作用，对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
①70年代两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进程及其特点。1973-1975 年经济危机，是在各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尾声之后爆发的，是战后继1957- 1958年危机之后的又一次较为深刻的危机。这次危机持续时间达15个月左右，危机期间各国的工业生产下降幅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项经济指标的恶化程度，均超过以往历次危机。特别是以这次危机期间物价的急剧上涨和危机之后生产停滞为开端，拉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的序幕。随后的1979-1982 年危机，是在西方各国经济处于滞胀困境的条件下爆发的。是生产能力的有限增长与萎缩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尖锐矛盾的反映。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这次经济危机程度加深。经济危机首先于1979年4 月在美国爆发，随后英国和日本相继陷入了经济危机。在1980年前后多数欧洲国家也发生了经济危机。直到1982年11月美国先行走出危机谷底，才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先后回升。整个危机持续约3 年之久。这次危机不论在持续的时间上，还是企业、银行的倒闭数量和失业人数上都是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未曾出现的。并且危机期间国际贸易量持续下降，下降幅度超过70年代初的危机。危机的打击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加恶化。
尽管上述两次经济危机是战后至今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对经济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强，但是作为战后有代表性的经济危机，与战前时期的经济危机相比，不仅出现了滞胀的新特点，而且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减弱，经济周期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等因素所决定的。当然，经济周期的收缩机制和扩张机制所受到的这种干扰，也使经济危机作为一种恢复经济平衡的强制性调节手段的作用减弱，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②70年代结构性危机的深化及其原因。除了周期性危机以外，70年代还有深刻的结构性危机。这是由各部门、各领域、各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所引起的危机，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现象。与周期性危机不同，结构性危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长期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方面、多层次性。70年代以来，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大批传统工业部门衰落，生产停滞，大量失业，就是一种由产业结构失衡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在各国普遍存在的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也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它们分别是由于货币供应量与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之间的失衡以及信用规模与社会再生产规模比例失调所引起的。世界经济领域由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导致了美元危机乃至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和贸易战日趋升级等等，都是结构性危机深化的表现。总之，这些由非周期性因素影响所产生的危机，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它们发生在诸多层次和领域中，阻碍着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正常运行，构成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结构性危机与周期性危机交织作用，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性。
如在结构性危机作用的情况下，周期性危机拖延的时间较长，危机过后生产回升乏力。两者相互作用是资本主义世界滞胀局面长达10年之久的重要因素。同时，结构性危机本身也隐含着摆脱危机的因素。由于这种危机是由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通过适当的政策手段加以干预和协调，创造新的平衡条件，结构性危机不是不可以消除的。结构性危机是得到扼制，还是继续深化，通常取决于各国所采取的干预政策以及各部门的结构变化和各国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
4.80年代以来缓慢而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及其调整
经历了70年代的滞胀和危机的打击之后，1982年底，西方国家开始相继走出危机，走向经济回升。持续性的通货膨胀这时也开始得到抑制。但这一时期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快，且不稳定。为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克服在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障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进行经济政策调整。
(1)80年代以来经济缓慢而不稳定的增长
1982年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走出危机，经济开始回升，翌年美国经济比危机低点增长了3.6 ％，日本情况基本如此。而在西欧，西德、法国和意大利这时经济才刚刚停止下降，只有英国的情况好些，所以西欧国家总的增长率仅在1 ％左右。从1984年开始，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回升势头普遍增强。并且这次经济回升持续的时间也是战后历次经济周期中最长的。美国经济增长持续了8 年，日本、德国则为10年，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先后进入新的经济衰退。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1985年以后各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升有降，1983-1991 年，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3.2 ％。比滞胀时期(1973-1982 年）2.4 ％的增长率不高过1 个百分点，并且这一期间，各国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高涨。因此，只能说是低速增长。进入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后进入新的经济危机，虽然危机打击较轻，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直呈现不景气状态，未能脱离这种低速增长状态。而伴随经济回升，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出现了下降趋势。1983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首先下降到了3.8 ％，西欧的通货膨胀率虽然还较高，但也从1982年的8.7 ％下降到了6.2％。
随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继续下降。1985年，美国、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和欧共体10国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5 ％、2.1 ％和5.2 ％。后者中西德最低为2.5 ％，最高的意大利也从长期的两位数字降到了8.6 ％。
西方世界的这种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一直持续到今日。1993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不足3 ％，日本仅在1 ％左右，西欧国家平均在5 ％以下。
1983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这集中表现在发达国家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上面。首先是利率的时高时低。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同时在美国的高利率下为阻止资金外流，普遍实行通货紧缩和提高利率。而为刺激经济，摆脱低速增长状态，各国又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和降低贴现率。从而使利率忽高忽低、摇摆不定。其次是汇率频繁而剧烈的波动。80年代中期以前，先是美元的不断升值，到1985年9月的5 国金融首脑会议，决定对美元汇价实行联合干预，美元对西方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开始连续大幅度下跌。1987年2 月西方5 国财长再度举行会议，商议共同采取行动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但美元汇率只是在短时的相对稳定之后又重新下跌。再次是股市的暴涨暴跌。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同时，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行市不断上升，如1982年8 月以后纽约股市出现了异常的繁荣，到1987年8 月25日，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指数比1982年8 月11日最低点上升了2.5 倍。
随后出现波动，在10月份的前两周不断下降，到10月19日(星期一）一天内就下跌了22. 6 ％，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暴跌纪录。随后迅速波及世界各地金融市场，酿成一股巨大的股市暴跌风潮。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极大地影响各国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反映着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2)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
首先，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出现缓慢而不稳局面的原因，在于各国内部结构性问题日益严重。在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状态，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在各国经济内部，最严重的结构性困难是巨额财政赤字所形成的债务经济日趋发展。财政赤字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结果。80年代以来财政赤字继续扩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统计》的资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7 国的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87年平均达到2.5 ％。这一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增长超过战后以往各个时期。1982年其财政赤字突破1000亿美元，1985年突破2000亿美元，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逼近3000亿美元大关。从而严重地制约着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日本同美国一样虽然采取了削减财政赤字的措施，但累积公债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是逐年增加的。西欧一些国家政府积欠的国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更远在美、日之上，例如意大利这一比重许多年份都在11％以上。在西欧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德国，在实现统一后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以致不得不实行高利率政策。这种结构性困难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不稳定的原因，是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变化对其经济发展不利。这些因素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收支失衡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前者明显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日本、德国等的巨额顺差。198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80年的253 亿美元增加到1700亿美元，直到1993年这一逆差还高达1360亿美元。日本以出口增长带动的贸易收支盈余则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在80年代的前5 年内顺差就扩大了4 倍。使日美贸易摩擦激化。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长速度减慢，市场问题尖锐，也直接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增长。80年代，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困境，债务危机、粮食危机接连爆发，它们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例如，1980-1990 年，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从39.5倍扩大到54.6倍。作为发达国家能源、原材料的主要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以及重要的投资场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此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也有不利影响。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苏超级大国争霸的两极格局已逐步被多极格局所取代。这种情况对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工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与军事工业有关的企业和地区失业率的增长。对这些企业的调整和转产尚需时日。并且西欧各国的失业率原来就一直居高不下，1993年的平均失业率已高达11％，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更增加了它的困难。
(3)经济调整与调整时期各国经济的主要特点
70年代的滞胀和80年代内外部所面临的各种结构性问题，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求克服困难，并借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的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朝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向发展的。其调整大体上沿两条途径进行。一条途径是投入资金和人力，迅速加快高技术产业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
这一时期，高技术产业在西方7 国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平均已在1 ／3 以上，其中最高的美国已达40％，最低的加拿大也达到了23％。另一途径是将一些传统产业，相对衰落的部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使许多发达国家甩掉了产业结构落后的沉重包袱，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接受转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其调整的基本内容都是试图转换经济理论，改变国家经济干预的内容和侧重点。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结构性失衡和结构性障碍，使不少国家转向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普遍实行减税，减少货币供应量，减少政府干预和实行私有化等。在金融政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是以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为目标，实行紧缩银根的做法，收到一定成效。在财政政策方面，各国政府实行紧缩财政开支，以减少甚至消灭财政赤字，但在这方面收效甚微。
调整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各有特点。仍然是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这一时期实行里根经济政策，通过货币紧缩和高汇率、高利率控制了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6年的1.1 ％，随后虽有回升，但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如1983-1988 年的消费物价上涨率年平均为3.5 ％。同时，美国政府依然靠扩大财政赤字和实行信用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发展，从而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回升，并实现了年平均3.9 ％的经济增长(1983-1988 年）。美国因而摆脱了滞胀困境。但是，里根政策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的严重后果。据统计，里根两届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为16673 亿美元，是前历届总统累计预算赤字的1.8 倍。外贸赤字1988年为1373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9 ％。巨大的双赤字酿成严重的债务经济，不仅使美国在1985年由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而且时至今日始终是影响美国经济摆脱低速而不稳定局面的主要因素。
日本在这一时期里经济波动较大。1982年以来，日本经济先是继续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伴随长期资本输出的急剧扩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日本确立起资产大国和债权大国的地位。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如1982 -1987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 ％。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在西方7 国中的排列，由1980年的第6 位跃升为首位。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进一步加强，使日本工业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工业产品出口额的比重，在1985年超过了西德和美国，跃居世界首位。随着贸易收支顺差的扩大，1983年起日本成为长期资本输出国，1984年日本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额已居世界6 大对外直接投资国首位。1987年底和1988年底，日本的国民资产和对外净资产额已居世界第1 位。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股票和房地产热不断升温，价格高腾远超过经济的实际水平，加之银行业的介入，信用过度膨胀，从而形成了严重的" 泡沫经济".随着90年代以来股票房地产的价格下跌，显示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遭到极为沉重的打击，加上严重的对外摩擦，1993年日本经济陷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西欧在新的经济时期中仍然发展缓慢。80年代初的危机过后，欧共体国家经历了很长的萧条复苏期，经济高涨开始迟缓，势头弱。在新一轮的科技进步，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进展也相对迟缓。虽然这一时期经济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增长上都相对缓慢。1980-1987 年，欧共体国家上述两种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6 ％和0.8 ％。当然，各国的发展速度不同，这一时期增长较快的英国达到了3.5 ％，在英、德、法、意四大国中，发展最慢的法国，还不足2 ％。不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经济调整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它们通过财政整顿和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明显的成绩是大大压低了通货膨胀率。同时，为提高竞争能力它们改善经济结构，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且实施多项措施改善企业经营条件，甚至大规模实行了企业私有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还是欧共体各国加强了协调与合作，1985年其发展出现了新势头，即提出1992年建成统一的欧洲大市场的目标，以及计划在本世纪末以前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和欧洲中央银行。1993年欧洲大市场如期成立，反映后者目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尽管实现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路程还长。但这反映了西欧国家期望通过联合的途径增强实力，克服困境的努力。
5.不平衡发展中摩擦和冲突的加深
战后40多年里，发达国家经济虽有起伏，但仍然呈现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总量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趋势日趋加强。不过，明显的事实是，伴随这种发展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依赖的加深和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彼此间的摩擦和冲突已成为西方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经常性现象。
(1)经常性摩擦冲突的原因
发达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来源于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所产生的矛盾。而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最突出地反映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经济实力的彼此消长上。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包括日本和西欧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与美国相差悬殊。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并且它还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起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在美国继续发展的同时，完成了经济复兴和获得了再生性增长的日本、西欧等国家，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实现了经济的跃进性增长。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同，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实力的对比逐步发生了变化。到70年代初，在经济格局方面，原先为美国一方独霸的局面，开始为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所取代。经过70年代滞胀和80年代的结构性困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更加明显。作为经济力量中心之一的美国，虽然仍具有各种经济优势，但其经济实力进一步削弱，随之而来的是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遭受到强烈冲击；后起的日本经济实力仍在继续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西欧各国在新一轮竞争中虽然相对落后，但它们加快经济一体化建设，以联合的力量与美、日两个中心抗衡，谋求生存和发展。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的大小即代表着经济利益的多寡，而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则意味着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被打破，从而不能不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尖锐矛盾，而且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还来源于各国经济对外依赖的加深。在生产国际化趋势推动下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于实现了经济国际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制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际环境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与制约。
例如美国为缓解其巨大的债务经济的压力，解决长期以来的双赤字问题，不得不依赖于对外资的大量输入。而对于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来说，国际市场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经济增长是直接同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经济得以顺利发展，必然加强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注视，加紧对国际市场的争夺，而在争夺中加深原有矛盾和引起新的矛盾。从而形成经常性的摩擦和冲突。
(2)发达国家间摩擦和冲突不断加深的表现
由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摩擦和冲突，最初发生在国际贸易领域，美、日、西欧间的贸易战接连不断。随着彼此间矛盾的加深，这种摩擦和冲突逐步扩展到金融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科学技术领域，表现为复杂的多重性的竞争关系。同时，冲突内容也不断升级。
六七十年代，伴随西方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平衡发展趋势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表现，集中在各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地位和状况的变化上。例如，1948-1970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从23.3％下降到15.3％，相反日本从0.5 ％上升到6.9 ％，联邦德国更是从1.4 ％上升到12.3％。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外贸收支状况的恶化，在1971年首次出现逆差，日本和联邦德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则有所改善。而且，这一期间美国对日、德两国的贸易先后转入逆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在外贸扩张方面的相互争夺。加上70年代以后，在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时期，日本加紧推行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政策，对外出口迅速扩大，因此导致贸易摩擦的加剧。从而引发了日美、日本与西欧之间连绵不断的贸易战。美国强烈要求日本缩减出口、缩减对美贸易顺差和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发展的日本不肯轻易放弃它的即得利益。因此遭致美国对其实行多次的报复和制裁。西欧是除美国和东南亚以外的日本最大商品出口市场。60年代初开始日本在这一市场长期保持着贸易盈余。但由于当时西欧经济的高速增长，矛盾并不尖锐。但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以来，日本对西欧的贸易收支顺差先后达到两位数和突破100 亿美元大关，日本的汽车、机床和彩电等耐用消费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给长期处于萧条状态的西欧经济带来强烈的冲击。欧共体国家对日本的商品进口开始采取严格的限制和保护措施，并对日本提出了开放商品和金融市场，扩大内需、减少出口的强硬要求。对外贸易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各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扩张和争夺从未停止，并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变化，争夺更为激烈。而且随着摩擦的加深，冲突的内容也不断升级。例如，60年代到80年代初，日美之间经过了三个回合的贸易战。第一回合发生在60年代，是以纤维贸易冲突为主要内容的轻工业战。
当时纤维作为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8.7％。第二回合的交锋出现在70年代，是围绕彩电、汽车、钢铁等产品出口展开的重工业战。第三回合则是80年代以后，以电子产品等的出口摩擦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战。1975-1983 年，日本此项产品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7.4％。其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7.1 ％升至18.7％。给美国产品今后的发展和竞争造成直接的威胁。从而使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达到白热化程度。此后，随着美日贸易矛盾的积累，90年代初，以美要求日本缩减贸易盈余、开放国内市场为内容，日美贸易再度爆发新的冲突。
随着经济生活国际化、货币关系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日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摩擦冲突的重要场所。各经济力量中心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摩擦冲突，也是以其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为背景的。二次大战结束前的1944年，美国在其实力基础上建立了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被置于中心货币的地位。但在经历了50年代美元地位的全盛时期之后，随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60年代美元危机频繁，导致美元地位的不稳。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发生在1960年，是由美国国际收支连年逆差，对外短期债务剧增，其债务总额超过国内黄金储备引起的。到1971年，美国对外短期债务的增长已使黄金储备不足以抵偿债务的1 ／4 ，美元汇价暴跌，西方世界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国货币的风潮。8 月，美国被迫宣布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12月，在各国货币汇率调整中，美国被迫同意将美元正式贬值7.89％。1973年初美元再度贬值10％。在美元危机仍未停止的情况下，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元完全丧失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许多国家的货币仍是与美元挂钩实行浮动的。80年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仍表现出以美元汇率剧烈变化等为主要现象的动荡不定。各国围绕汇率变动所产生的矛盾和争斗，主要集中在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几种最重要的货币上，也就是说集中在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上。伴随美元地位的相对下降，是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趋势的出现。美元危机爆发后，在欧共体成员国的努力下，1979年3 月正式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内容包括设立" 欧洲货币单位" ；调整联合的浮动汇率制；建立" 欧洲货币基金".各国虽有矛盾，但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从而在欧洲逐步建立起一个货币稳定区。
并且在80年代后半期提出目标开始，向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和中央银行的方向迈进。日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作用，是随70年代日本垄断银行在国际领域里的广泛活动，以及80年代资本输出的迅速增长得到加强的。
由于近年来的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上涨，作为多样化的国际储备资产，日元的份量在逐步加重。因此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倾向加强的因素之一。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趋势的出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矛盾、斗争和抗衡的必然结果。
发达国家间在国际生产领域的摩擦和冲突，是通过资本的相互渗透，以及相互间的对外投资增长表现出来的，这主要是通过各国的跨国公司活动进行的。而生产领域的激烈争夺，实质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生产的增长、经济实力的提高，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水平。为在未来的竞争与较量中取胜，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投入大量资金，全力推进本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而围绕科技发展方面的竞争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方向是，把已有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另一个方向是，把握未来将有重大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集中力量组织科研，以求尽早取得成果。美国是西方国家中较早意识到科技竞争重要性的国家。战后政府始终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实施积极的扶植开发政策，加上大批外国科学家的流入，使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在战后新的科技革命中，美国率先建成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宇航、激光、高分子材料等新兴工业部门。其基础理论和尖端科研项目往往由政府出面进行组织和投资。战后，美国整个科研投资始终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1990年其投资额为联邦德国的5.5 倍，日本的2.5 倍。发展科技的努力，使美国在这一领域保持了总体领先的地位。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在科技竞争方面后来居上的国家。就工业技术而言，战后初期日本比欧美国家落后近20年，新兴产业几乎完全是空白。日本以技术引进入手，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开发，经过50年代引进，60年代消化吸收和70年代的自主性开发，大大缩短了与欧美国家的差距。80年代日本提出了" 科技立国" 的主张，并加强对科研的投资，其投资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80年代中期开始超过了美国和联邦德国。目前在电子、工业机器人等技术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欧国家为克服其在战后新技术革命中进步相对缓慢的不利因素，通过联合的手段进行科技竞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一些国家多次合作，联合开发太空、试制和发射大功率的" 阿丽亚娜" 火箭，法、德、英、意、比等国达成协议，共同制造和利用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欧国家提出的" 尤里卡计划" ，它包括欧洲的计算机计划、生物工程计划、新材料计划、自动装置计划和通讯联络计划及其计划实施的具体步骤。
计划由法国总统密特朗倡导，得到17个西欧国家的响应，以此反映出西欧国家在科技竞争方面的基本态势。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这种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争夺和较量将长期继续，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斗争将更趋激烈。
6.战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新发展
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运行和发展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战后才有的，但战后以来的宏观调控却具有与战前明显不同的时代特点，具有新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1)当代西方经济的历史特征
①战后西方经济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时期。当代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后50年代开始的这一资本主义发展新时期，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过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某种形式的国家垄断即已产生。它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对垄断组织的国家干预。到20世纪20年代末，国家垄断已有初步发展，国家开始通过经济立法等制度干预经济生活，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军事国家垄断经济。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使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以罗斯福新政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但这时的国家干预和调节还只是为对付危机和适应战争需要而进行的，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手段。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情况出现了变化。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对着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新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同时，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使私人垄断形式远远适应不了，只有国家出面对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进行大量投资，国家对内部再生产环节和外部国际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才能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垄断和国家调节普遍地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期。
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家调节。如前所述，国家垄断是在私人垄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私人垄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经济的一种调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都是通过市场竞争加以调整和实现的。正如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详尽研究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的，" 竞争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发生无意识的协调作用".自由竞争推动着那一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激化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导致了经济的混乱和危机。私人垄断组织就是在19世纪连绵不断的经济危机过后出现的。虽然垄断资本就其本性来说是要通过对市场的争夺攫取垄断利润，但它们在从事垄断活动时，都程度不同地对内部的企业生产过程和外部的市场竞争进行了干预和调节。例如前者表现为垄断组织对参加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以及销售市场作出规定；后者则是在市场上商品过剩、价格下跌时，垄断组织为继续获取垄断利润，往往压缩生产，减少供应，以维持或平抑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
由于垄断组织在客观上对经济所起的促进作用，20世纪后它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但是，私人垄断的这种调节，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它只是由个别垄断组织在其各自内部进行的调节，是一种分散的局部性的调节。并且由于垄断组织之间的协调是以各个垄断资本的利益为转移的，它们之间经常性的矛盾和冲突，往往使协调过程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以至破坏性。显然，私人垄断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的要求，不能担当对更高水平上的经济活动和竞争的调节，而必然被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国家调节所取代。由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从稳定经济，促进生产，缓解矛盾的全局目标出发，对社会再生产的各领域、各环节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干预调节，以克服私人垄断调节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确保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国家调节就没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家调节。
(2)战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新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基本特征，是通过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进一步体现出来的。然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与战前相比有了重大发展，这种发展构成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内容。
①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新发展的表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所具有的经济实力。与战前相比，战后国家垄断资本实力迅速扩展，资产阶级国家已成为当代最大的资本所有者。它通过直接投资建立国有企业，握有一定量的产业资本；通过财政收入的途径把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转换为财政资本；并通过对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控制，以及建立国家金融机构握有大量的金融资本。例如，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80年代末，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7.3％。战后国家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使其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即深度和广度，都是战前时期所不能相比的。
与战前国家调节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经常性。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不再仅仅是反周期调节和应急性调节，则是贯穿于经济周期的各阶段和经济发展各时期的经常性调节。这种经济调控的经常性表现为：(1)国家资本数量的不断增长，国家调节活动已成为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在形成相应的国家干预经济制度的同时，建立起一套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调节机构；(3)国家实行经济调控的形式，也由短期调节普遍扩展到中长期计划调节。这些经常性的干预和调节，充分表明战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
与战前不同，战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发展，还表现在其调控作用程度的深刻性上。战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制定经济政策和法令，对社会财务进行管理，以及参与对铁路、银行等特殊部门、企业的经营和监督等，基本是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产生影响。战后，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已不再局限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国家作为最大的资本所有者和最高层次的经济调控者，进入了实际的生产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一方面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另一方面支配和组织大量的社会资本流动，使国家调节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宏观调控与市场竞争机制一样，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
与战前不同，战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是一种全面的调控。它包括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也包括调节过程中国家所使用的调控手段、调控体系的完整性。战后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高度社会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矛盾的复杂化，使国家调节由过去的对某个经济领域和某个再生产环节进行单向调节，发展成为对整个再生产各环节和各个经济领域进行全方位的调节；使国家干预由过去的只对国内经济过程进行干预，发展为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经常性干预和协调。伴随战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新发展，国家所使用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调控手段也不断完备，以至形成一套完整的调整体系。战后以来西方各国所普遍使用的调控手段包括：(1)建立国有企业，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和导向作用；(2)实行财政调节。力求迅速实现国家的各种经济政策目标；(3)运用货币金融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4)实施计划化调节，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性目标。除了上述经济政策手段之外，国家还在必要时继续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对经济实行直接干预。
上述手段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只不过各国的情况不同，所使用的调控手段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②各国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由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宏观调控手段的侧重点不同，其国家调节的特点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国内研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专著曾对有代表性的宏观调控模式作了简要的概括。一般来说，主要的宏观调控模式有以下几种：以短期调节为主的美国宏观调控模式，其特点是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运用不同的政策措施组合，对周期不同阶段的经济状况进行调节。日本对经济实行的宏观调控，是通过" 民间企业和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政府紧密合作" 的途径实现的，因此被视为是以官民结合为特征的经济调控模式。在前联邦德国的国家调节中，实施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以市场竞争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国家的适当干预限制垄断，保护竞争。法国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调节模式，国家在扩展国有经济的基础上，连续地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调节，以期与市场调节紧密结合。国家参与制模式是意大利国家调节的基本特征。这一体制是由国家、各级控股公司和直接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企业组成，采取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形式。英国的国家调节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有制的变化上，战后40多年里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运动是交替进行的。瑞典等北欧国家始终是以" 福利国家" 的模式，对经济发展实行干预和调节的。长期以来瑞典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用于公共和私人消费。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并对民间企业实行各种财政支持。
③宏观调控手段的变化，以及调控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各国的宏观调控模式反映了各国国家调节方面的许多不同做法，但相同的经济结构、经济进程，以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使其在变化了的经济情况下对调控手段和政策所做的调整与变化方向是一致的。这一点在7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表现的十分明显。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灵之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将财政政策由扩张转向紧缩，同时英美等国家将货币政策调节手段提到重要位置，以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付恶性通货膨胀。进入80年代之后，法国等推行计划调节政策的国家，在政策实施中以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为前提，经济计划更加松动和灵活，并出现了更加重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趋势。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新发展，在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历史进步。由于它适应了战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宏观调控的目标由单纯追逐垄断利润，扩展到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重要成效，各国经济呈现出空前增长的局面，内部矛盾得到缓和；建立在经济国际化基础上的各国间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彼此间的摩擦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经济实践表明，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成为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但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除了受客观的市场条件和财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各垄断集团间利益关系的矛盾影响，并且调节活动不能脱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子。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结构性困难，以及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都反映出了这种局限性。
三、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群体，是二次大战后登上世界经济舞台的。约占世界人口3 ／4 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改变了原有的世界发展格局，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它们努力改变旧面貌，发展民族经济的实践，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挫折，以及对问题的解决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对未来的世界经济趋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1.战后的民族独立和建设新经济的历史实践
这里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是指那些已经取得民族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但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仍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国家和地区。这类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有150 多个，它们绝大多数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正处在由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的历史转变中。
(1)与经济发展历史相联系的经济发展特征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构成的变化，即由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组成的体系转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体系，这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最重大变化之一。20世纪下半期，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登上世界经济的发展舞台，但以往的历史在它的经济发展上留下的印迹却是极为深刻的。这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历史上的殖民入侵中断了这些国家正常的经济发展进程，使其经济不得不按照宗主国的需要发展，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依附性。殖民体系的瓦解结束了这种外来的强制性发展要求，但改造单一经济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旧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使这些国家未能根本改变经济发展上的对外依赖性。内部发展战略的失误往往加深这种依赖关系。第二，是经济发展的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成熟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经济结构的落后性上。长期殖民统治形成的二元性结构严重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从单一经济向多样化经济过渡，由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历史任务。第三，是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各自的资源条件、发展基础不同，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进程以及是否施行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和相互间的发展不平衡性。
(2)发展中国家在当代经济发展方面所处的历史条件
上述基本特征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变革过程，完成变革的途径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那么，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与过去的历史时期相比，伴随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当代垄断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干预和渗透能力更为强大。从而把在技术、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一步纳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使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展。结果，发展中国家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阻力，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这不仅是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使过去的宗主国再不能象过去那样赤裸裸地进行剥削，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当代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使发达国家不能完全脱离开发展中国家而发展，后者的发展困境给前者发展带来的阻力是发达国家不能不顾及的。同时，发达国家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将技术、资金和对现代化生产的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给发展中国家。使后者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从而有可能大大加快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否取得发展，不仅有国际环境的影响，更重要地要看其如何制定恰当的发展战略，以趋利避害，谋求发展。
(3)发展中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的基本进程
自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其经济发展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尽管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这一时期极为短暂，但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战后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经历了几多成功与挫折，其经济发展呈现出异彩分呈、纷繁复杂的变化局面。虽然同处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它的经济发展历程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
①从战争结束到50年代中期，民族经济发展的准备时期。
民族独立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次大战使多数殖民地国家饱受创伤，但也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战后第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从战争结束到50年代中期，除个别国家之外亚洲和北非地区已基本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与战前就已独立的拉美国家一道着手于发展民族经济的准备。它们首先通过接收或赎买的办法收回国家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如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独立后都从殖民当局手中接管了铁路、港口、海关和银行等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同时许多国家还将外国垄断资本依靠殖民势力建立的重要企业通过不同形式收归国有。中东的石油国家开展了收回石油主权的斗争。如1951年伊朗政府通过建立国家石油公司，接管了垄断其石油资源的英资伊朗石油公司。其次，开始土地改革，对农村前资本主义关系进行不同程度地改造。封建土地关系在亚非拉地区农村占据统治地位，严重地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此，50年代初亚洲的印度，拉美的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50年代中期印度在1 ／3 的土地上取消了大地主包税特权。危地马拉政府在1954年没收了被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长期霸占达几十万公顷的土地。同时，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开始从事经济恢复和推进工业化的准备。到50年代中期，多数已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亚洲新独立的国家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继续进行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同时比较普遍地制定和实施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经过努力，亚洲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发展较快的泰国、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6-2.5倍，南亚和东南亚的主要产品产量也远超过战前水平。早已独立、并未遭受战火破坏的拉美国家，这一时期进一步推进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实行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巴西在1948-1956 年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4 ％，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8 ％。非洲的绝大多数地区这一时期还未独立，仍处在殖民主义的控制、剥削中。总的说，这一时期各国的生产发展起点较低，经济还未进行深刻改造，但摧毁旧制度的斗争与经济的初步恢复和发展，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②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起步和起飞时期。
这10年里在以撤哈拉以南非洲的30几个国家获得独立为标志的民族独立新浪潮推动下，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解放，由此导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继续对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和进行土地改革，仍然是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巴拿马和埃及两国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和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斗争的胜利，鼓舞着斗争中的各国。60年代国有化浪潮达到高潮。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为改造旧的经济结构，开始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国营企业。60年代拉美有16个国家比较集中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亚洲国家的土地改革也在继续。但上述国家的改革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无地少地的状况仍然未能改变。
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步和起飞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由于各国对原有经济结构的初步调整，以及开始实行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10年中发展中国家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以至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各国的发展基础不同，实施不同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战略等各种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趋势开始显露。不仅各地区的发展速度不一，而且从国家来看，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刚刚起步。前者吸收现代技术的能力有显著提高，其工业制造业开始迅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与发达国家的距离逐渐缩小，这类国家的典型是亚洲" 四小" 及较早开始推进工业化的拉美大国。后者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受原有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如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即属此类。
由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在资金、技术引进上常常被迫接受苛刻条件，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初步实践使发展中国家深切感到区域合作和实行联合斗争的重要。50年代后半期南南合作开始起步。1958年4 月召开的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是非洲国家合作的起点。1963年5 月，31国非洲元首和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亚洲的合作组织主要是1964年5 月成立的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和翌年1 月建立的阿拉伯共同市场。作为重要的原料生产国、出口国组织，1960年9 月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拉美国家为保护其工业市场于1960年12月建立了以贸易合作为内容的中美洲共同市场。以1955年4 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为开端，这一时期国际经济领域内联合斗争初步展开，以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内南北对话局面的形成为标志，60年代这一斗争逐步从分散走向联合。1964年第一届贸发会议结束时成立的"77 国集团" ，使斗争进入到有组织阶段。
③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经济的高速增长到不稳定增长时期。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民族经济起步和起飞后经济进一步保持持续增长时期。但以1973年为转折点，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状态有明显的不同。在1966-1973 年这段时期里，发展中国家利用西方世界经济持续繁荣的有利条件，积极推进自身的发展。它们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在努力提高传统农矿产品产量的同时，普遍重视制造业的发展。由此步入了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在工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1966-1970 年，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6 ％，1971-1975年进一步上升为6.6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28.8％下降到1973年的18.9％，除采掘业之外的工业所占比重则从26.2％上升到35.6％。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1965-1973 年，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8.2％，仅低于发达国家同一指标0.6 个百分点。总之，这一时期增长和发展是普遍的。1973年以后，随着西方世界经济繁荣结束" 滞胀" 开始的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内部矛盾的积累，发展中国家经济进入了一种不稳定增长状态。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7.4 ％至1.8 ％之间波动。
外部环境产生了不同影响使不同类型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呈现明显差异：石油出口国因出口收入剧增而迅速致富；坚持外向型发展的新兴工业国迅速崛起；其他初级产品生产出口国则经济发展缓慢，贸易条件趋于恶化。持续的经济增长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奠定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但发展中的问题也在逐步暴露。如人口增长过快与粮食生产落后的矛盾；通货膨胀的发展和外债负担开始加重；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较为突出。
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的非殖民化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过程。60年代中期以后，未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获得独立的国家进一步对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南北矛盾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和联合斗争进入了高潮。
作为对外国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的措施，也作为在国际市场上与垄断资本的剥削掠夺进行的针锋相对斗争，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两次提高石油价格，石油斗争给垄断资本以沉重打击。在斗争胜利鼓舞下，以1975年4 月联合国第6 届特别大会和1975年9 月联大第7 届特别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发展中国家全面开展了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斗争内容涉及维护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改善贸易条件，在货币金融领域里要求改善资金借贷条件和增加发展援助等，以及制订限制和约束发达国家损害其利益行为的国际法规。
④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及其调整改革。在1980-1982 年的西方世界危机中，发达国家实行严厉的货币金融紧缩和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以此为契机经济发展趋势发生了逆转，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据报道，与70年代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5.6 ％相比，80年代的经济增长只有1.5 ％。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从28％下降到20％。国内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如中南美和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10年中分别下降了10％和25％。
致使这一时期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难和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和转稼危机的做法给发展中国家以深刻的影响，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却并未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有所减轻。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国家和地区虽然受到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经济增长曾出现波动，但并未陷入经济困境反而取得快速增长。而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最不发达国，石油出口国，以及曾取得较快发展的拉美工业国等多数国家，经济停滞，困难重重。这些困难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结构性危机的主要表现，首先是1982年爆发的严重的债务危机。危机是普遍的，几乎波及各个地区和各种类型国家，并且形成了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中心的重债国和非洲等穷债国。超重负债，生产萎缩，造成经济的恶性循环。1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额增长了1 倍还多，到1989年债务总额达13000 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其次，是尖锐的粮食危机。由于发展政策的失误，忽视农业生产，许多国家和地区由原来的粮食自给变成严重依赖进口，以至发展到生存危机。第三，是恶性的通货膨胀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8年的国际金融统计，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从1981年的27.6％上升到1988年的58.3％，其中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远远高于这一平均数，有4 个年头在3位数以上。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发展成果被大量吞食，社会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困境进一步加深。
为了摆脱困境、重新发展，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就总结经验教训，对经济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改革。调整和改革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财政、金融、货币、外贸等领域的改革，还包括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还对发展战略重新进行审视。尽管各国和各地区面临的问题不同，调整改革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改革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首先实行经济政策调整。调整分为两个阶段，即80年代前半期先由扩张性政策转向紧缩性政策，虽然国际收支状况有所缓解，但更多国家出现了经济萎缩。因此80年代后半期开始，许多国家探索实施以推进经济的适度增长为基础，改善财政金融状况和平衡国际收支，这一协调发展政策。其次，实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状况而进行的调整。内容包括采取积极措施扶植农业发展；改造单一结构，推进生产多样化；以及为改变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再次，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经济，其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仍未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为使本国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许多国家开始重视调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形式。改革是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的，即鼓励私人投资、扶植私人企业的发展和采取不同途径改造国营企业，力求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后者包括改革国营部门的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参股制企业和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目前改革仍在进行中。由于改革对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所以这一调整改革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对结构性失衡的调整不是短期所能奏效的，而且许多国家的改革道路还在探索中。
2.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
拉美国家资源丰富，地域广大，在第三世界中较早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曾一路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发展战略方面的某些问题，形成许多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难，以至在80年代外部环境变化条件下陷入了经济困境，难以自拔。随后进入了一个战略调整与改革时期。
(1)拉美经济发展的独特历史环境
拉美主要国家地矿资源丰富，拥有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原料和多种动力资源。同时，气候温和，自然环境多样，适宜农、林、渔业等农业的综合发展。由于拉美天然具有的这些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从而成为历史上殖民者最早剥削和掠夺的主要地区之一。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殖民者入侵拉美，到19世纪上半期这一地区主要国家宣告独立为止的300 多年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先是掠夺这里的贵金属和矿产资源，继而通过建立封建庄园，发展出口作物，掠夺拉美丰富的农业资源。这对拉美经济的早期发展造成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但大规模的殖民开发活动也在客观上对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殖民者对经济资源的开发，促进城市的兴起和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其次，殖民地贸易和出口经济作物的发展，推动了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的形成及开始了拉美对外贸易的发展历史。
拉美国家是欧洲殖民体系中最早宣布独立的国家，早在19世纪前半期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七国就先后宣布独立，比亚非国家更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拉美民族经济的真正起步和发展还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特别是两次大战中发展较快。受殖民主义的严重束缚，拉美独立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虽然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那不是以其内部的发展为动力的。独立后，在其原有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西方世界不断加紧对拉美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势力，英、美资本不断向这一地区渗透。
虽然拉美的民族工业19世纪末开始萌芽，但外国资本使拉美国家依然是其单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国和工业设备的进口国。甚至到本世纪30年代初还将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操纵手中。两次大战使拉美的民族经济发展有了转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拉美的控制和减少了对拉美的商品输出，使拉美的民族工业得以较快的发展。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值比1938年增长了1 ／3 至1 ／2.整个拉美地区的对外贸易出口额也从1937年的26亿美元增加到1947年的63.9亿美元。同时，由于拉美地区远离欧亚战场，得以免于战争的破坏，而在战后直接进入普遍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因此相比之下，拉美国家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处在一个较高的经济发展起点上。独立之后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曲折经历，为当代拉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基础。
(2)以长期的内向型发展为主的拉美经济
战后以来40年，拉美各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以内向型经济发展为主。
而这一基本特点的形成有它的客观必然性。
①踏上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内外条件。首先，独立后拉美的主要经济部门长期为外国垄断资本把握，严重的单一经济结构造成其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性。1929-1933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国际市场对拉美的农、矿产品需求急剧减少，导致拉美国家年平均出口额从50亿美元骤减为15亿美元。同时，世界经济的萧条也使拉美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产品进口受到限制。外部冲击使这一地区的国内生产陷入严重的混乱和破产局面。因此为应付危机、恢复生产的需要，使这些处于民族经济起步阶段的拉美国家不得不对已有的资源重新进行配置，集中力量逐步生产那些依赖进口的产品，并逐渐把产品的销售转向国内市场。其次，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迟迟不能独立，且经济结构畸型落后的惨痛经历，使拉美国家下决心通过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实现经济自立。再次，拉美主要国家普遍具有的资源和内部市场条件，也为这一地区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加之在40年代末开始逐步形成的拉美" 发展主义" 思潮的理论影响，拉美国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②内向型经济发展进程及其主要内容。拉美国家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是在国家对经济发挥更多干预作用条件下，以推进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为主，同时涉及农业、能源以及对外关系发展的经济综合发展过程。
拉美国家内向型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积极推行进口替代工业战略，加速实现工业化。到70年代末期为止这方面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其发展程度不断深化。第一，本世纪30-40 年代，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进口替代工业的起步时期。在国家的经济计划及税收、贷款和外资管理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引导下，这一时期拉美主要国家广泛建立起皮革、成衣、制鞋等轻工企业。发展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以取代原有商品的进口。各国经济发展较快，如据联合国的资料，阿根廷的工业消费品自给率在1945年已达97.4％。同时，各国开始创办少量的钢铁、石油工业。第二，50年代起自60年代中期，拉美各国普遍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时期。国家利用日臻完备的政策手段对进口替代工业实施贸易保护，同时为加速工业化的实现将迅速积累的资金集中投入重点发展部门，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垄断重要部门的生产经营。结果1960年，拉美工业总产值达到305 亿美元，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31.7％。尤其是制造业成为迅速发展的部门，它在拉美全地区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19％上升到1969年的20.7％。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基本完成了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但各个国家进口替代工业的步伐并不一致。先行发展的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国在完成消费品进口替代后首先进入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哥伦比亚等中等规模的国家是在60年代末进入这一发展过程的，其他中美国家时间更晚。这一时期，由于各国对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的农业采取了促进和推动政策，与进口替代工业相应的出口农业得到了发展，全地区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5 ％。第三，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战略的局部调整和进口替代工业进一步发展时期。随着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消费品进口虽然减少，但机器设备等的进口却在增长，由于后者价格上涨导致拉美国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连续逆差。同时，在贸易保护措施下发展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其产品成本较高，难于打入国际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工业部门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而难于扩大就业。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调整措施，主要是在实行进口替代的同时，采取促进出口和实施出口多样化政策。例如，巴西开始注意选择在国内外都有广阔市场的汽车、电子、电器和飞机制造作为新的重点发展部门。墨西哥等国开始注意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哥伦比亚等国的非传统产品出口开始超过传统产品。拉美国家经济进一步高速发展。到70年代中期一般机器设备已能基本自给。
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迅速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极大地增强了拉美国家的民族经济实力。如1980年拉美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占物质部门生产总值的56％，制造业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伴随工业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发展，食品加工、纺织等轻工业和钢铁、化工等重工业部门先后得到不同程度地发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已基本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化的进展加强了拉美国家的经济自主程度。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出口能力迅速增加。1959-1980年，巴西的国内商品零售额增加了6 倍。70年代中期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已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电机、电子通讯设备等重要制造业产品。进口替代工业化推动这些国家跨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使拉美成为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3)发展的困境与问题，调整中的探索
持续的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拉美经济发展上的许多弱点。如在过度保护条件下成长的工业企业缺乏自立和竞争意识，长期地实行保护政策使拉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封闭状态。并且由于许多国家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片面强调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基础，造成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失调，粮食进口增加。这些弱点及其引发的问题在70年代后半期逐步暴露，在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进一步深化。由此使拉美国家从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跌落下来，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突出地表现为严重的债务危机的困扰。拉美国家为追求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在低利率的诱惑下大量借贷。同时由于资金的使用不当投资效益低下。这样，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上升，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剧增。自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拉美国家成了重债务国。1988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大债务国的负债额达2751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负债总额的27％。资金外流加剧了80年代以来的经济停滞和衰退。与此同时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普遍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89年上半年拉美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08.5 ％，居于发展中国家各地区之首。这使拉美陷入了空前的经济负增长状态。
为了摆脱危机和困境，拉美国家进行了重大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按照调整措施的性质，调整与改革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80年代前期采取紧缩政策来缓和债务危机和抑制通货膨胀。如压缩进口，压缩国内生产投资，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用行政手段抑制物价上涨等。但这种消极的调整办法引起了经济增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拉美国家开始探索把反危机与发展和长期的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的做法。经济发展的失误和改革的实践，使拉美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集中精力着手解决由于失误所造成的各种结构性障碍。广泛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内容包括：首先，调整对外经济关系，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如墨西哥等国对外贸体制、外资政策的调整。其次，减少国家行政干预，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如阿根廷通过决议，取消国营企业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垄断，将一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再次，各国为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普遍对产业结构实行调整，加强薄弱环节的发展，建设高科技产业。如巴西从80年代中期起实行农业发展规划，着重发展粮食生产。同时，近年来为增强现代经济的竞争能力，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仅80年代上半期计算机设备的生产就增长2 倍多。
拉美各国对发展战略的反思和结构性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拉美经济已趋稳定和逐步恢复，外债问题趋于缓解，通货膨胀指数开始下降。甚至在某些领域如粗钢生产、汽车生产和销售等出现了增长迹象，1993年拉美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3.6 ％。
3.以亚洲" 四小" 和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是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幅员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别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战后选择了灵活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各自的经济面貌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并且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和正在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短。特别是80年代以来，虽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因外部环境变化遇到各种困难，但它们通过采取有效的经济调整战略，较快地克服了困难，进入了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
(1)通过外向型发展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 四小"
亚洲" 四小" 是指东亚地区的韩国、新加坡、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较早、发展较快。正是由于这种快速发展使它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由落后的殖民地跃升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而被人们誉为经济奇迹。其基本内容就是实现了外向型的经济增长。
①经济发展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起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 四小" 发展的自然条件较差，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特别是新加坡和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而且战前它们分别是遭受帝国主义长期统治和奴役的殖民地和殖民者在远东的商品转运站。经济结构十分落后，50年代初，以农业为主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45％和36％，社会总劳动力的60％以上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足20％，且主要是些轻纺工业。而长期被充当殖民掠夺基地的新加坡和香港，转口贸易发达而工业基础薄弱。直到50年代末，转口贸易一直是新加坡和香港几乎唯一的财政收入来源。
为了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和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发展障碍，减少低价出口初级产品和高价进口工业制成品造成的损失，节省经济发展短缺的资金，" 四小" 在经济起步时期选择了适合当时状况的进口替代战略。台湾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首先在1953年开始发展面向内部市场的消费品工业。
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纺织、食品以及金属和塑料制品工业得到较快发展，1962年主要工业消费品实现基本自给。韩国和其他" 两小" 在稍后的时间里进口替代工业也开始起步。
②抓住时机、发挥优势，不断对经济战略及其经济结构进行适时调整。
60年代初开始，" 四小" 踏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进入经济起飞时期。
30年中工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经历了3 个阶段。
第一，60年代，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建立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在进口替代工业发展中" 四小" 很快遇到内销市场饱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所需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发挥自己人力资源和地理条件的优势，克服发展中的不利条件，60年代初台湾和韩国率先实行货币贬值，逐步在该地区建立了以出口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体制，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它们抓住美、日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的机会，利用已有的基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把鞋类、衣物和食品等打入国际市场。出口导向型的轻工业发展，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也带动了整个经济发展。1960-1970 年，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8.6 ％、8.8 ％、9.6 ％和10％。
第二，70年代，产业结构升级和面向出口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建立。进入70年代，" 四小" 遇到新的挑战：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轻纺产品，给" 四小" 的传统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 四小" 出口的加工产品是用外部进口的原料、设备生产的，生产越发展对外依赖越加深。为摆脱这种局面，" 四小" 开始转向发展重化工业。它们利用美、日产业结构调整，把部分重化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机，促进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更高级的出口加工业。1973年韩国发表" 重化工业宣言" ，把钢铁、造船、机械、化学、有色金属和电子产业作为战略产业，用优惠的金融、税收等措施鼓励大企业向这些部门投资。同时，台湾也开始依靠资金雄厚的国营企业，建立钢铁、造船、石化、核能等重化工业部门。
新加坡和香港的重工业则分别为：造船、石化工业和电子、化工、机械制造业。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 四小" 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大大加强。如汽车等产品已成为韩国出口的拳头产品。
第三，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业结构的再升级和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出口。这一时期" 四小"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内部发展方面存在重化工业的发展与相关基础工业的发展不配套，原材料仍需进口等问题。在外部因80年代初的西方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形成的猛烈冲击，造成" 四小" 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它们采取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对策推进市场竞争。新加坡和台湾在70年代末就分别提出" 第二次工业革命" 和" 新科技升级" 的目标，韩国则在80年代初提出" 技术立国".它们有选择地发展尖端技术，从家用电器产品转向半导体、电讯设备和电脑生产，把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投向国际市场。电子工业在新加坡制造业中的产值已仅次于石化工业，在香港已成为第二大产业。电脑终端机、电脑显示器已成为台湾在国际市场的新拳头产品。韩国更是进入了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的行列，1987年它的出口额就达116 亿美元。在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条件下，" 四小"大量引进外资和适用技术，发展新部门、新产品，及时扩大对美、日及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带来经济的新高涨。1988年" 四小" 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1-12.1％之间。
自1989年1 月美国取消对" 四小" 的贸易普惠制后，" 四小" 开始扩大对日本、欧洲的贸易，确立了市场的分散化、多元化目标。
③外向型经济发展使" 四小" 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今后发展的课题。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 四小"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展速度长期处于世界前列。在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中，" 四小" 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经济进一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70年代初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1000美元，80年代初又先后跨入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行列。1985年，它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64年的1.16％上升到6.4 ％。其中尤以制成品出口增长迅速。其制成品出口占发展中国家全部制成品出口总额的60％。同样，外向型经济发展带给" 四小" 的今后课题也是严峻的。由于外向型经济与国际市场的密切联系，在其发展过程中极易受世界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加上" 四小" 本身的弱点，在其经济发展上并未摆脱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的对外依赖。因此，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是今后" 四小" 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活力的关键和保障。
(2)新的增长机制推动下稳步发展的东盟经济
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文莱六国。这是经济状况不同于亚洲" 四小" ，但在六七十年代继" 四小"之后，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类国家。尤其是在80年代世界各国经济普遍的不景气和面临困境之中，东盟经济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活力，以至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大有赶上亚洲" 四小" 的势头，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又一支迅速崛起的新力量。
①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恢复传统的初级产品和原料的生产与出口为中心，实现经济复兴。与" 四小" 不同，东盟国家(新加坡、文莱除外）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农、林、渔业和各种矿产品加工业的优越条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它与" 四小" 同样有着遭受殖民奴役的惨痛经历。
由于主要经济部门均为外国垄断资本把持，东盟各国的民族工业极其落后，所需工业品的绝大部分依赖进口。长期的殖民掠夺造成其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主要国家都是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落后农业国。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独立初期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经济生活基本靠几种初级产品的生产出口来维持，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落后地区。为解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自立，东盟各国的主要经济任务是，迅速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矿业两大最重要的传统经济部门的生产；恢复或重建遭受破坏的对外贸易，以传统出口商品的输出换回国内奇缺的工业消费品。同时，减少或改变外国垄断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局面。经过各国的艰苦努力，到5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快，经济恢复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不仅农业、矿业以及基础工业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一些国家的主要产品，如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印尼和文莱的石油及其制品，菲律宾和泰国的电力、水泥等的生产，已远远超过战前的水平。从而为这一地区今后的工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②通过对传统经济部门的投资、改造，促进制造业的发展，现代经济开始起步。经过前一阶段的经济恢复，从50年代后半期到整个60年代，东盟各国步入了现代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为了改变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摆脱对外依赖，这一时期东盟各国提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建立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消费品制造工业的目标。为保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在实现经济目标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东盟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是与改造和发展传统经济部门同时开始的。就后者而言，一方面它们为改变传统部门的落后生产条件增加发展投资，在提高传统产品产量的同时，努力提高传统产品的加工深度，出口创汇；另一方面它们着手解决农作物种植结构单一的状况，努力实现粮、麻、糖等重要农产品的基本自给。这些努力为替代进口的消费品工业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不仅传统产品的扩大出口为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生产设备的进口提供了资金，而且许多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就是在对传统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泰国的木材加工和菲律宾的制糖业等。这一时期纺织品等许多工业品的产量有了大幅增长。到60年代末国产消费品已占领了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制造业的蓬勃兴起，使这一时期各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4 ％，东盟国家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地区之一。
③适应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更新和经济的大发展。促使东盟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战略更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为实现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大举向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转移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放松了对一些工业品的进口限制，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提供了机会，同时它们又扩大了对接受转移企业的发展中国家的机器设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为后者的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前一时期东盟国家进口替代工业虽发展顺利，但依靠这种战略发展起来的工业是一种低质量、低效率，且毫无竞争力的工业。要打破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迅速增加企业数量，增加就业，增强工业实力，则必须引进资金、技术和引进高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与国际的有利环境，使东盟国家把视野从相对狭窄的国内市场转向容量巨大的国际市场。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来西亚和泰国首先开始重视发展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印尼和菲律宾是在70年代中期实现这一经济战略转变的。这一时期东盟国家仍以农业发展为基石，大力发展面向出口的农产品加工业；它们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提供完备的设施，吸引外资到东南亚地区办厂，充实和完善自身的工业体系；为改变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运用税收、信贷优惠鼓励推动工业品出口。同时利用条件积极发展以旅游、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新的增长机制推动下，东盟国家的农业多样化得到发展，形成了高商品率、高出口率的局面。工业生产和贸易结构也有明显改观。
整个70年代，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制造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菲律宾这一指标也高达7.2 ％。东南亚地区由原料产地变为原料和工业品生产基地，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商品交换市场。进入80年代，面对外部市场环境的恶化，东盟国家开始发展面向出口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印尼重点发展石油提炼、机械制造，马来西亚则发展钢铁、石化工业等。随着制造业产值的进一步提高，这些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正逐步取代初级产品的出口。1986年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2％、61％、22％和36％。
由于东盟国家坚持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并在工业发展中实行恰当的发展战略，如工业化依靠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起步，靠发展出口加工业得到扩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量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从而经过短短20几年的发展就已基本改变其落后面貌，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中等或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并成为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对手。虽然近年来因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给其经济发展造成种种困难，如受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外贸出口收入和国际储备减少，外债负担加重和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等，但东盟国家依靠已有的发展基础和增强了的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依然保持较高增长，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勃勃生机。
4.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经济发展
这是以石油开采和炼制为主要生产部门，以石油及其产品出口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发展中国家，是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在目前生产的出口石油的30几个发展中国家中，这类国家有20多个。除中东、北非的国家外，有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文莱，非洲的尼日利亚、加蓬，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发展石油生产为动力带动经济发展。战后，经过70年代的联合斗争，油价上涨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大量收入。它们利用这些资金改善国民生活，从事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单一的落后状态。因而在8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市场油价下跌的打击下，经济状况恶化，增长速度放慢。
(1)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与落后的经济结构
这些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所在地区的石油蕴藏量极为丰富。以西亚北非地区为例，1973年该地区石油探明储量469.4 亿吨，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75.7％。其中沙特阿拉伯一国的石油储量就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0％，居世界第一位。科威特居第二位。伊朗、伊拉克两国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石油资源的生产与开发。本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了以石油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的局面。到70年代初这一地区的原油产量已占世界原油产量的62％，石油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60.8％。石油是财富，石油也是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的热点。独立前至独立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许多国家的石油产品市场和石油资源主权为外国垄断资本所控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一些国家除石油生产外再无其他工业，只有从事简单生产的农牧业。并且已有的部门也是基础设施不足，生产技术水平低，产品加工能力差。内部市场狭小，同西方发达国进行贸易的条件日趋恶化。与其他初级产品生产国同样，其经济发展处在较低的水平上和一种十分不利的环境中。
(2)通过石油斗争实现国家的经济自立
战后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维护本国资源主权的斗争，包括石油资源的逐步国有化和70年代以石油为武器进行的保卫经济权益的斗争。
廉价石油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它们所用石油的75％是从发展中国家以最便宜的价格买进的。7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生产，包括运输、出售全部为国际石油垄断资本所控制，为掠夺产油国资源，它们一直有意压低油价，致使石油成为本世纪初以来唯一一种价格很少变动的商品。到1970年初，中东地区的一桶石油标价仅为2 美元左右。为与石油垄断资本进行联合斗争，石油国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1960年9 月，伊拉克政府邀请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和委内瑞拉四国在巴格达举行会议，协商采取集体行动与石油垄断资本企图再次降低油价的行为进行谈判和斗争。会上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随着卡塔尔、印尼、利比亚、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加蓬和厄瓜多尔先后加入，发展成13个成员国。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不断与外国石油公司进行提高石油标价、增收石油所得税的谈判和斗争。1973年中东战争开始后和70年代末，石油国家团结一致，采取果敢的行动，两度大幅度地提高石油价格，夺回了石油标价权和生产自主权，给石油垄断资本以沉重打击。对高度依赖其石油资源的发达国家造成了所谓" 石油冲击".同时，为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从60年代起普遍开展了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它们通过直接接管或参股的形式，将外资石油公司全部或大部股权收归国有。如科威特于1960年1O月成立了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国家握有公司的大部份股权。两年后，政府将从外国石油公司手中收回的部分租借地交给公司经营。伊朗是最早为保护石油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开展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的国家之一，1973年5 月，它把西方石油公司在伊朗的资产全部收归国有，把对本国的石油勘探、开采和支配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到1977年，海湾和地中海地区的大多数石油国家，以及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产油国都已完成了石油资源国有化过程，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其经济命脉长期由外国资本垄断的局面，确立了经济自立的基础。
(3)展开以石油开采和利用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石油资源主权的收回和油价的大幅度提高，使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出口收入急剧增加。1972-1980 年，仅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出口收入，就从143.7亿美元猛增至2750亿美元。1980年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为1140亿美元，在国外的净资产累计达到3431亿美元。其中的一些国家成为高收入的石油生产国，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而跃居世界前列。如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这一指标分别为29900 美元和24360 美元，成为世界巨富。
石油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为产油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改变经济发展的落后面貌，许多国家开始利用这些充裕的资金，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西亚的沙特阿拉伯和非洲的尼日利亚，7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五年计划投资额，分别比上一个计划的投资额增加8 倍和10倍。投资的重点，首先是在继续提高原油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石油加工业。
为了摆脱初级产品生产国的不利地位，许多产油国开始注重对石油产品进行深度加工，以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1977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炼油能力比1973年提高了0.46亿吨，达到2.38亿吨，1985年进一步提高到3.5 亿吨。伊拉克、利比亚、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都有石油加工厂的新建项目。它们兴建了一系列面向出口的石油化工企业，大量生产甲醇、乙烯、聚乙烯等产品。
为加强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产油国投入巨额资金兴建基础设施，发展基础工业。例如，经过努力，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发电量比1975年增加了5 倍。在交通运输和通讯的现代化方面也普遍得到发展。面积仅为1.1 万平方公里的半岛国家卡塔尔，高速公路已把全国主要城市连接成网。
科威特到80年代初已拥有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能容纳22万吨巨轮的深水港。同时，一些国家还根据本国资源情况，发展了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等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此外，建材工业也是这些国家发展的重点部门，70年代海湾6 国的水泥生产能力增加了10倍。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注意追求实现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多样化。石油是非再生性资源的现实，使有识之士认识到，单纯依靠石油生产发展经济的脆弱性。他们呼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许多国家迈出了实际步伐。如70年代以来，委内瑞拉政府拨出大笔资金从事垦荒和兴修水利，从而使1970 -1980年的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8 ％。沙特阿拉伯尽管地处沙漠，发展种植业的条件十分不利，国家仍大力投资修建排灌工程，发放低利贷款，开展技术普及工作，以推动农业发展，结果小麦生产和蛋、奶制品都已能满足国内需要。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产油国以纺织、食品和制革为中心的制造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沙特阿拉伯为改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70年代以来在东西沿海开辟了两个新工业区，在全国建成了以石化和制造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同时服务业也得到了发展。另外，产油国用于发展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它们利用资金引进劳务，发展对外援助和进行海外投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方面的成绩，也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提高。总之，由于各部门生产投资的迅速增加，产油国的经济在80年代之前增长很快，如1970-198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7 ％，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4)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存在的问题
纵观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60年代中期以后至80年代之前的发展，基本是在石油生产和出口带动下的经济增长。除个别国家(如墨西哥等国）外，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均为石油，且主要是原油开采。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高达43-55 ％。尚在发展中的制造业也多是以石油精炼和石化工业为主。在这些国家对外贸易中占压倒地位的出口商品是石油。1988年，在海湾国家(阿联酋除外）出口商品中石油所占比重均在90％以上(阿联酋为79％）。这种以石油生产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弱点。首先，这些国家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巨额的国民收入，主要是由石油的生产和输出带来的，而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则远远低于这种水平，就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单一经济的束缚，经济发展上存在着极大的对外依赖性。其次，一些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脱离本国实际，一味追求规模盲目引进，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而使新建项目不能发挥作用。此外，科技落后、人力资源缺乏等问题，也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有钱不等于发展。因此，在8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际市场油价下跌，销售疲软，导致产油国的收入急剧下降，财政、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据统计，产油国贸易盈余从1980年的1711亿美元降至1986年的124 亿美元。80年代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为此，它们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一些建设规模过大，引进和借债过多的国家，则背上难以解脱的包袱。90年代产油国家同样面临着艰苦的经济调整重任。
5.印度的经济发展
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经济资源丰富，在经济规模、市场潜力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发展优势。战后，在结束了英国殖民者近两个世纪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干预下，其民族市场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进展使其原有的落后的经济结构得到很大程度的改造。80年代展开、90年代进一步深入的经济调整和改革，正推动印度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势头。因此，不论是发展中大国的特征，还是战后的发展实践，都使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1)殖民掠夺的恶果与殖民统治的历史" 遗产"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一批遭受殖民者商业掠夺和殖民入侵的国家。从1757年英国发动普拉西战争武力占领孟加拉，到1947年印度独立，长达190 年的殖民统治给印度整个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对其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一方面，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造成了印度经济的畸形发展。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是伴随着它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及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整个历史过程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遭到空前破坏，发达的民族手工业被宗主国的机器生产打败，多样化的生产为单一的经济作物种植所取代。一个富庶的文明古国变成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这里的扩散，则加速了印度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殖民活动摧毁了印度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村社自然经济，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清除了一大障碍，伴随殖民扩张建立的各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银行金融系统，为印度民族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加紧经济侵略而不断增加的资本输出和工业投资，也在客观上为印度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19世纪前半期，印度纺织工业中出现了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同时，钢铁、黄麻、造纸等民族工业企业也有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糖、水泥和钢铁工业分别兴起和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印度的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1934-1939 年，民族工业企业从9240家增加到11114 家，投资额相应地从27.6亿卢比增加到29亿卢比。印度成为当时殖民地附属国中工业生产发展较快、资本集中程度较高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印度垄断财团。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在印度已有发展。这是英国在印度长期推行其殖民统治的客观结果，也是战后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2)国家计划干预下的商品经济发展
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足或不完善，许多国家借助计划对经济发展实施政策干预。在发展中国家里印度是以计划推进经济发展比较典型的国家，独立至今，其经济发展始终是在国家的计划干预下进行的。只不过对印度这样一个国营经济占的比重较大，而经济运行的主体仍然是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国家，计划对不同经济成分的影响和起作用途径是不相同的。战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
①从独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6)结束，经济的恢复和起步时期。由于殖民统治造成的经济畸形化和二次大战的破坏，独立时的印度处于国弱民贫的境地。印度政府制定了" 工农业均衡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平均分配收入的迅速发展经济的纲领" ，相应地" 一五" 计划把发展农业作为重点，目标是解决粮食、原料和生活用品缺乏问题，以恢复经济和稳定人民生活。在工业发展方面提出在充分利用黄麻、木材、棉纺、制糖等原有轻工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扩大钢铁、水泥、化肥、机床等重工业的规模，兴建机车、药品等工业企业。为保证经济顺利发展，国家把铁路、矿山、港口等经济要害部门收归国有，并颁布了工业政策决议，划定公营与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这一时期工农业发展比较协调。农业生产增长了22％，粮食产量达6700万吨。工业生产也有较快增长，" 一五" 计划期间增长了38％。国民收入亦超过了计划指标，达1995亿卢比，增长幅度为18.4％。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以后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②1956-1966 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力推进工业化时期。为了加快发展，印度提出了在自力更生和公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实行重工业投资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依据这一战略制定的计划发展模式，即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快工业化进程，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迅速增长，集中反映了前领导人尼赫鲁的思想，因此被视作" 尼赫鲁发展模式"." 二五" 、" 三五" 计划的重心开始转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力求将以消费资料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成以生产资料为主的工业结构，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五" 计划大幅度地增加了对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把钢铁、重型化工、重型机器和其他机械产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首位。政府出资兴建了年产百万吨的国营钢厂，并与外资合建国营重型机械公司。" 三五" 计划期间继续扩大对这些部门的投资，提出要努力掌握技术和设计能力，减少对外依赖以达到经济独立。因此，计划鼓励企业出口和实行进口替代，要求它与迅速发展的工业化齐头并进。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实际工业投资都超出了原计划指标。10年间重工业产量迅速上升，工业生产总值增长近1 倍，到60年代上半期生产资料工业的年增长率高达17％。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印度建立起包括电力、采矿、冶金、石化、机器制造在内的一系列基础工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偏重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投资，使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部门之间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开始暴露。在" 三五" 计划后期，工业、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陷入迟滞状态。
③1966-1979 年，在坚持原有发展战略基础上的经济政策调整时期。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消费品供不应求和农业歉收所引致的粮食危机，政府不得不对某些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基本做法是：首先，在1966-1969 年间以年度计划取代五年计划。在压缩工业投资的同时在农业中开展" 绿色革命" ，集中解决粮食问题，结果农业状况有所改善。由于这一时期对农机和有出口潜力的轻工业发展放宽了限制，予以鼓励，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中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得以扼制。其次，在1970年开始恢复执行" 四五" 计划(1969- 1974），为防止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而妨碍工业化，加强了对私人垄断资本的限制。先后颁布了《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和银行国有化法令。但此项政策措施遭到垄断财团的抵制和反对。农业投资有所增加，但由于1972年开始连续两年的旱灾，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在工业生产方面，由于并未实际改变以往的投资结构，部门间发展不协调的状态没能得以改变。再次，在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为应付财政和外贸条件恶化的局面，在" 五五" 计划(1974-1978)中鼓励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和生产短线产品，采取多种政策鼓励和刺激私人投资。由于气候条件较好，以及" 绿色革命" 的推进，这一时期农业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4.7 ％，其中粮食的年均增长率达7 ％，从而使印度停止了粮食进口，并建立起一定的粮食储备。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有提高，但消费品工业及原材料、能源等工业部门，仍然是经济发展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
④80年代以来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时期。进入80年代，以英.甘地政府制定和实施" 六五" 计划(1980-85)为开端，拉开了印度经济改革的序幕。
随着印度经济本身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印度从" 二五" 计划时期形成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挑战，问题日趋暴露。例如，工业部门的发展不平衡，农业发展落后，国营企业效益差，长期进口替代的半封闭式发展造成的竞争能力差等问题，日益阻碍经济发展。英.甘地政府不得不对经济发展方向进行调整。" 六五" 计划把对能源和农业的投资放在主要地位。在政策上放松对私营部门的限制，赋予其一定的经营自主权。80年代后半期继任的拉.甘地政府进一步加快了经济调整步伐，推行以" 对内放开，对外放宽" 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计划，即大力整顿国营企业，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对外开放，放宽对引进外国资金和高技术的限制。相应的" 七五" 计划以强调工业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为目标，规定：发展重点转向消费品工业、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出口创汇工业和计算机等尖端工业；为保证工农业发展，需要大力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重视科研和技术转让，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由于改革措施开始初步实施，计划的执行过程较为顺利。
" 六五" 计划期间粮食产量曾创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5.5 ％和3.1 ％。调整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未突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加上拉.甘地的改革未能很好结合本国国情，造成发展失衡。这一时期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财政严重赤字和沉重的外债负担成为突出问题，以致酿成1991年的严重危机。于1991年6 月上台的拉奥政府开始了经济的根本性改革，给印度的经济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推动。
(3)印度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改革现状
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区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使印度有必要实行经济的计划调控。同时，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不发达状态的愿望，也使他们借助于计划调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实践表明，经过独立以来40多年的努力，印度国家计划干预下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计划对资源配置的调节，印度集中力量改进和建设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为工农业再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计划指导下，印度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稳定，经济总量有显著增长。如从" 一五" 计划开始到" 五五" 计划结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9 ％，国民收入增加3 倍。
到1987年，按当时价格和汇率计算，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400亿美元。
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印度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改变了独立初期以轻工业为主的畸形结构，而且产业结构也逐步向高级化方向发展。1987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间的比例，由1957年的58∶16∶26转变为30∶30∶40. 基础雄厚、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使印度的经济结构性质发生了变化，90年代被国际组织列入十大工业国行列。在计划目标指导下，印度加强了基础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同时发展科学技术，建立起新部门和新技术产业。80年代末印度机械工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1 ／3 ，其产品出口值为总出口值的1 ／10还多。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印度已成为软件出口大国，1986年出口额为4200万美元，主要出口到欧洲、美国和中东。基础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扭转了印度对外依赖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在计划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也明显暴露，加上80年代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失误，90年代初印度经济形势严重恶化。1990／91年度财政赤字1148.6亿卢比，由外贸逆差引起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772.7 亿卢比。到1991年5 月外汇储备几近枯竭。
经济困境与周边国家改革取得的成效，使新上台的拉奥政府决意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改造。由于应付眼前危机和实施全面改革计划均需大量资金，作为借款条件印度政府不得不接受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关于改革的若干具体要求，规模空前地深入改革开始起步。改革的基本措施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则是强化市场机制，并使印度走向全面开放，尽早溶入世界经济体系。拉奥政府上台伊始，在财政金融、对外关系和工业农业等广泛的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包括财政金融紧缩、外贸调整、外资引进、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农业改革等方面。以强化市场机制为主题的深入改革，也同样集中地反映在1992年4 月开始执行的第八个五年计划中。" 八五" 计划的主要特点是：(1)突出指示性计划对经济的间接干预，减少经济调控中的指令性计划和直接干预成分。计划的指令性部分已从以往的整个公营部门缩小到仅仅限于公营部门中的若干重要领域。(2)在坚持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必要干预的前提下，注重切实发挥私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计划提高了私营部门在公私营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对私营企业开放重要的生产领域。(3)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具体地制定了吸引外资的各种优惠措施及吸引外资的领域，后者包括国家的基础工业部门。此外，计划注意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和国民参与计划的主动性，共同谋求发展。改革使印度顺利渡过了经济困境。近年来财政赤字下降，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外贸收支状况有所好转，外汇储备增加。国内市场吸引力增强，外资不断涌入，经济发展出现活力。尽管改革还存在许多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作为一个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大国印度，今后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6.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除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约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1 ／3.它们主要分布在非洲和南亚地区。虽然这些国家数量较多，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但基本上都是以农、矿业生产为主的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是发展中国家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本节以非洲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代表，分析和叙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经济发展。
(1)非洲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非洲是世界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极为丰富的地区。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非洲历史上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并且在西非和东非沿海地区有着较为发达的商业贸易活动。但是迄今为止，就总体而言它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农业是提供就业、食物和各种工业原料、市场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
其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不仅是世界上最低的，而且在世界各发展中地区也是最低的。198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36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中，有26个在撤哈拉以南非洲。
非洲是世界各大洲中取得民族独立最晚的大陆。战后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围的缩小，帝国主义加紧对非洲地区的争夺，老的殖民势力尚未清除，新的殖民势力又步步渗入。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不仅造成非洲国家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经济上的二元结构，而且使前宗主国的经济势力和影响至今还对各国经济发生作用，从而形成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前宗主国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同时，殖民统治的渗透又使这些国家较早地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其经济运行被直接纳入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中，因而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较大。
尽管存在着上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非洲各国独立后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建设，其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
(2)60-70 年代，非洲独立后经济较快发展时期
由于民族独立时间较短，非洲国家整体上的民族经济发展起步较迟。除北非的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是在60年代独立后，经过经济调整开始经济建设的。但是独立后的20年里，由于民族独立解放了长期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束缚的生产力，在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下，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民族经济增长较快。据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1960年为172.3 亿美元，1980年为2392亿美元，20年中增长了12.9倍。其中6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8 ％，70年代为3 ％。
独立后为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这一地区的各国都曾制定了农业发展战略。战略包括对旧有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不同形式的改造，以及政府对农业实行干预和控制等内容。同时多数国家提出把粮食生产放在重要地位。还有一些国家的目标是，在大力发展传统经济作物的基础上，争取实现农业生产的多样化。由于各国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做法不同，结果不尽相同。总的来说，60年代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还大体上与人口的增长率相等，70年代农业增长率从60年代的2.3 ％，下降到1.3 ％，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许多国家的粮食产量没有增加，进口则不断增加。只有喀麦隆、肯尼亚和科特迪瓦等少数国家，在发展经济作物的同时实现了粮食自给。这一时期农业虽然发展缓慢，但一些供出口的农产品生产增长较快。如60年代茶叶、糖、咖啡等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5 ％、9.2 ％和5.2 ％。这些产品的出口，为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
这一时期以采矿业、制造业发展为中心的工业化开始起步。独立时非洲国家仅有少数设备落后、规模不大的农产品加工工业。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发展民族经济，多数国家都实行以工业化为中心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但由于非洲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原料生产国，它们的工业发展不得不从发展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入手。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就业创造条件。
通过实现出口多样化，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因此，采矿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60年代采矿部门新增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6％，它在工业部门新增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从60年代初的20％上升到70年代初的40％。同时，以石油为主的能源部门发展也很快，其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在60年代为10％。
利比亚、尼日利亚、加蓬等成为大的石油生产国。这一时期制造业也开始在非洲大陆逐步兴起。到70年代初，制造业就业人数已达182.4 万人，制造业产值亦比60年代初增加了1.35倍，其中轻重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62％和38％。主要的部门按产值排列依次为：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石化与塑料、金属铸件与机械、钢铁及其他金属与非金属矿石冶炼、木材加工、造纸与印刷等。然而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发展制造业的途径也不同。一种是发展本国原料为主的加工业和日用品生产的途径，这是非洲国家的大多数。它们靠生产几种农矿加工品出口，赚取外汇。如1963年至1975年期间，在出口的加工产品中精炼铜的出口值占2 ／3.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较差，出口收入很不稳定。第二种是以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为基础，集中发展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途径。例如尼日利亚在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以后，利用大量增加的石油收入发展钢铁、石油化工和汽车装配工业，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速度达到10％。发展制造业的第三种途径，是在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和面向出口的工业部门。这以肯尼亚和科特迪瓦为代表。它们都以农业的发展为动力推动初级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从多样化的初级产品出口中取得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70年代以后它们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对工业的投资，除发展原有的食品、纺织、木材加工外，大力发展化工、建材、运输器材和汽车工业，并提出工业的发展要面向出口的目标。20年里这些国家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体系。工业增长速度在非洲是比较快的。如科特迪瓦70年代的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0.5％。在发展工业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把殖民者控制的工矿企业、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收归国有，并新建了大批国营企业以推动工业增长。1978年整个非洲大陆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24.7％。伴随农业和工矿业的发展，在各国积极实行经济、贸易多样化政策的影响下，非洲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贸易量的增长。
1958-198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从63亿美元增加到878.6 亿美元，22年里增加13倍。其次是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多，这类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同时，非洲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从出口农矿原料为主转变为以矿物燃料为主。在非洲国家的商品出口总额中，农矿原料、矿物燃料和食品所占比重达95％。其中石油出口的比重在1980年达到2 ／4.由于石油等矿物燃料的出口仍然是一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表明，非洲独立后20年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经济结构尚未改变。
(3)80年代以来的经济严重衰退和各国的调整改革
①80年代的发展危机。进入8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加上80年代初期以来连续不断的旱灾，非洲经济陷入停滞和倒退状态，甚至出现负增长。如1983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03％，1984年则为负的0.1 ％。由于人口的过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整个80年代均为负数。到80年代末，人均收入仅为70年代初的水平，几乎倒退了20年。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非洲的对外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5.9 ％降到1988年的1.9 ％，10年里，非洲国家的对外负债激增，1980年外债总额为480亿美元，1990年则增加到2719亿美元。严重抑制着非洲经济的发展，使其陷入经济灾难。在物质部门生产呈现下降趋势中，农业的形势尤为严峻。作为农业国，独立初期非洲地区的粮食自给率达98％，但由于许多国家长期重工轻农、忽视农业生产，60年代粮食转为进口。随着粮食产量的下降和连续旱灾，80年代粮食供应状况急剧恶化。尽管有大量粮食进口，仍然有上百万人处于挨饿和营养不良状态，濒于死亡的边缘，从而酿成严重的粮食危机。
显然造成非洲国家80年代经济困境和危机的原因，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就外部环境而言，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农矿产品价格暴跌和西方国家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使非洲国家的生产、贸易遭受双重打击。因此1980 -1987年间，非洲国家出口收入减少897 亿美元，进口多支出453 亿美元。
就内部来看，尽管非洲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水平仍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地区，其整个经济的脆弱性和对外依附程度比其他发展中地区更为严重。因此很难承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冲击。同时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针和战略的制定上，受外来各种思潮的影响较大而脱离实际，也是导致80年代出现发展危机的内在因素。
②经济调整与改革。80年代以来遇到的重重困难和危机，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其3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进行思考和总结，力图通过调整和改革来摆脱经济困境，进而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求得经济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为克服经济困难和危机，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30几个国家先后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结构调整协议。所采取的调整改革措施对于克服困难和缓解危机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许多国家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动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改革。如近年来这些国家普遍开始重视农业，对农业投入增加，一般农业投资占发展计划投资的20％以上，因此农业的发展状况有所好转。非洲国家还注意调整工业发展方向，放弃以往一味追求发展大工业的做法，扶植和发展中小型工业，开发国内市场。同时着手整顿和改造国营企业，对亏损严重的企业采取关闭、出赁或私营的方法，鼓励和发展民族私营经济。在调整改革过程中，非洲国家还探索通过加强区域合作的途径，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和危机的办法。1980年非洲国家通过《拉各斯行动计划》提出首先恢复农业生产，实现粮食自给，加快其他各领域的合作和建立区域性的共同市场。1991年第27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又签署了《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当然条约规定目标的实现取决于非洲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目前，有的国家的调整改革已初见成效，如肯尼亚、加纳和多哥等国，但整体上各国情况相差很大。非洲国家今后的改革和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如要排除外来思潮的影响，真正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易事。建立和健全市场机制，实现由不发达商品经济向发达商品经济过渡，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还缺少经验和实践。同时，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不可能马上消除，而且非洲大陆存在的社会动荡和战乱也严重影响着非洲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非洲国家要彻底摆脱经济困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曲折发展
战后，除了苏联之外，在东欧又诞生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然后以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各自的经济，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长期以来，苏联东欧国家错过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没能及时转变粗放经营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调整产业结构。同时，也没有通过有效的改革，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原有的经济体制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当代以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决定的综合国力为主要内容的两种社会制度的竞赛中，苏联和东欧国家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后，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轨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1.战后前苏东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1)战后经济恢复时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东欧国家的国民经济普遍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都面临恢复经济的繁重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直接的物质损失为6780亿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大体相当于苏联头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总和。如果再加上苏联用于战争的支出以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区工农业生产停顿给苏联经济造成的损失，苏联经济损失数额就高达25960 亿卢布。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完全或部分地破坏和烧毁了1710座城市和70000 多个大小村庄，使大约2500万人无家可归。毁坏了31850 家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原来曾容纳近400 万从业人员。占领者破坏了65000 公里铁路、4100座火车站，炸毁13000 座桥梁，洗劫并完全破坏了98000 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人。
为了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将苏联国民经济转入和平时期的轨道。为此，实行压缩军费开支并增加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投资；企业转入生产和平时期的产品；重新分配劳动力和原材料；企业恢复8 小时工作制，取消义务加班；管辖军工生产和国家机关改组为和平时期产品生产的领导机关。按和平时期的需要改造国民经济的工作大体上在1946年完成。其次，是实施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 年）。
规定该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恢复战争破坏的地区，使工业和农业达到战前的发展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战前的水平。为此，首先是加强、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大幅度扩大消费品生产，保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进步。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超过了战前所有五年计划期间投资的总和。1950年，苏联有90％的工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苏联人民高度的劳动热情，加快了" 四五" 计划的完成。" 四五" 计划执行的结果，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是工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0年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73％，超过原计划的规定。在此期间，苏联建成了6000多家工业企业，工业的职工人数比战前增加了300 多万人。一些重工业部门恢复和发展更为迅速，如195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超过1940年的1.3 倍，化学工业超过战前水平的80％。但是，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恢复比重工业慢得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
二是运输业的恢复与发展。到五年计划末，运输业首先是铁路运输，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1948年，铁路货运量超过了战前水平。三是在农业方面，" 四五" 计划期间，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得到了加强，基本上消除了战争使农业蒙受的损失。然而，" 四五" 计划给农业方面所规定的任务未能全面完成。粮食产量未达到战前水平。谷物的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均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牲畜总头数增长缓慢，到" 四五" 计划时期末，奶牛和猪的总头数仍少于战前。造成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集中力量优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有所忽视；另一方面是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不利于农业企业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东欧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波兰的经济损失为880 亿兹罗提，相当于战前5 年的国民收入，有一半以上的工厂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力损失50％；罗马尼亚经济损失为700 亿列伊，相当于战前12年的国家预算收入；在德国法西斯占领的6 年多时间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损失达5000亿战前克朗(不包括因战争引起的损失），解放前夕，工业生产约比战前减少一半；南斯拉夫经济损失共达469 亿美元(1938年价格），1 ／3 以上的工业遭摧毁；匈牙利的工农业生产损失约为3000亿福林，相当于当时5 年的国民收入；保加利亚工农业生产损失一半以上；阿尔巴尼亚损失约为2.431 亿金法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有600 万人丧生，占波兰全国人口的20％；南斯拉夫有170 万人丧生，占南斯拉夫人口的11.7％。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东欧8 国，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下，于1944-1949 年间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与苏联一样，都面临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东欧各国与苏联不同，还要完成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任务。
战后初期，东欧各国普遍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国有化，以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实行国有化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类：对那些战争罪犯、叛国
投敌者所有的企业实行无偿没收的办法；对那些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小企业则实行有偿赎买的办法。也有的国家，不管是属于何种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一律实行无偿没收的办法。在东欧国家中，最早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是南斯拉夫。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就对一些投敌分子的工业企业实行没收，到1944 -1945年期间，国内的主要大工业企业已基本实现国有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已掌握了约80％的工业企业和银行。1946年12月6 日通过了《私人工业企业和经济企业国有化法》，该法又规定：凡具有全国和共和国意义的工业企业一律实行国有化。1946年1 月，波兰颁布了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规定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大中型企业、交通运输、邮电、银行等实行国有化。凡是在同一工作时间内能容纳50名或50名以上工人进行劳动的工厂或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无偿地没收了德国资本家、波兰叛国投敌者的所有工矿企业，而对其他企业主则采用赎买的政策。相对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有化进程较为缓慢。1947年通过了有关国有化的法律，对战犯和垄断资本家的厂矿企业实行没收，并把银行、交通运输和邮电企业收归国有。到1948年，没收的工业企业仅占工业总值的40％。后来进一步放慢国有化的进程，对小企业和手工业采取逐步过渡和合作化的形式。
东欧各国在城市进行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一般是在1944-1948 年期间完成。在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后，把土地无偿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如1944-1945 年波兰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100 多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600 多万公顷的土地。1945年在匈牙利人民政权成立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并在一个半月之内基本完成。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东欧各国先后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这些国家的合作化大体上开始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而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基本完成。如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均于1949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先后于1960年和1962年基本实现。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和波兰先后于50年代初和50年代中期调整了农业政策，强调农民入社的自愿原则，解散了一部分或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致个体经济仍在农业中占据优势。
随着城乡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在东欧各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东欧各国普遍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或建成了社会主义。
由于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以及部分实行农业合作化，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就为东欧各国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东欧各国在战后初期普遍实施了2 -3年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1950年左右基本上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达到或超过战前的经济水平。阿尔巴尼亚执行了1949-1950 年的两年计划，与1938年相比，195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 倍，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0％。
波兰在1947-1949 年实施了三年经济恢复计划，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与1938年相比，1949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8％，工业产值增加了48％，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产值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95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业产值比战前的1936年增长11％，农业生产也基本上达到战前的水平。
(2)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苏联东欧各国在战后初期基本上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起东欧各国开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为核心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50年代末，一般都实行并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分别从1951年和1956年起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和第六个五年计划，后一个五年计划于1958年完成。
从1950年至1970年，特别是50年代中，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经济增长速度看，这是战后恢复时期结束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代。如苏联1950-1960 年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0.25 ％和11.6％，保加利亚分别为11.05 ％和14.9％，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为10.1％和11.25 ％，罗马尼亚分别为10.35 ％和13％。1950-1960 年期间，苏联东欧9 国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9 ％，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在这一时期中，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1960 年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除了日本(8.8 ％）和联邦德国(7.95％）较高外，美国仅为3.25％，英国仅为2.75％，法国为4.55％，意大利为5.4 ％。
苏联东欧各国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成为战后最快的时期，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的，这些粗放经营的因素在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在苏联中，当时尚处于有利的地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一定的目标方面，还发挥较为有效的作用；尽管当时苏联东欧各国遭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经济封锁，但成立于1949年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进行经贸合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和发展。
(3)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危机时期
苏联东欧各国的国民经济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高速增长之后，从7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进入9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经济都陷入危机之中。
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50年代年平均的10.25 ％下降到60年代的7.2 ％之后，70年代又下降至5 ％，在80年代后经济发展更为缓慢，使苏联经济从停滞、危机前的状态进一步演变成危机。从50年代以来几个五年计划年平均增长速度看，1951-1955 年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4％、10.8％和13.1％；1956-1960 年三者分别
为9.1 ％、9.1 ％和10.4％；1961-1965 年三者分别为6.5 ％、6.5 ％和8.6％；1966-1970 年三者分别为7.8 ％、7.4 ％和8.5 ％；1971-1975 年三者分别为5.7 ％、6.3 ％和7.4 ％；1976-1980 年三者分别为4.3 ％、4.2 ％和4.4 ％；1981-1985 年三者分别为3.2 ％、3.3 ％和3.6 ％；1986-1990 年三者分别为1.3 ％、1.8 ％和2.5 ％。1990年苏联经济出现自战后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4 ％、－2 ％和－1.2 ％。到1991年，即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年，经济负增长的幅度更大，三项指标分别为－15％、－17％和－7.8 ％……
与苏联一样，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60年代后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50年代，东欧各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8-9 ％，1960-1980 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5-6 ％，1985年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3 ％，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均为负增长。从几个五年计划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看，1971-1975年东欧各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3 ％，1976- 1980年为4.1 ％，1981-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3.1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东欧形势急剧的变化，东欧各国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1990年，波兰的国民收入下降13％，工业生产下降23％；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6 ％，工业生产下降8.5 ％，农业生产下降6.4％；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2 ％，国民收入下降3.1 ％；罗马尼亚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0.2％，工业产值下降19.8％，农业产值下降3 ％；保加利亚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0.7％，工业产值下降13％；南斯拉夫社会产值下降7.6 ％，其中工业产值下降10.9％，农业产值下降7 ％。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曾居于优势地位，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下降并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苏联东欧各国的速度优势在80年代之后也就不再存在，其增长速度甚至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苏美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较，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苏联东欧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下降并最终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这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苏联东欧国家都是通过粗放的经营方式，即通过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投入，扩大生产场所实现经济增长的。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也是按照这种要求建立起来的。这种粗放经营方式以及体现其特点的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在60年代末之后，苏联东欧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因素逐渐枯竭。这表现在诸如劳动力紧张、资金短缺，自然资源开采条件恶化或原材料及能源严重不足等方面。尽管苏联东欧各国在70年代后先后提出要变粗放经营为集约化经营，但成效不大，难以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再加上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政治斗争和动乱对经济的严重冲击，这些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2.苏东国家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调整
在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东欧各国均实行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除了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之外，就是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是导致苏东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
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苏联30年代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经济建设是在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过程与经济发展采取了与一般工业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不是从轻工业开始，而是突出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这样做无疑是必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高速发展，这就为苏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苏联在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相反却忽视以至牺牲农业和轻工业。长期以来，苏联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是建筑在损害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一方面，通过高征购、低价格等办法从农业和农民手中拿走的太多，远远超过了农业部门所能提供的积累，以致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重工业部门并没有面向农业，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还规定不允许集体农庄购买和拥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基本生产资料，而只能购买和拥有大镰刀、小镰刀以及小发动机之类的小农具，企图通过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去控制集体农庄。与此同时，为了保证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挤掉了轻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轻工业每年的投资仅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5 ％。重工业部门也没有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装备，而主要是为本部门的" 自我服务".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特别落后，也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苏联把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视为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规律，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在战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仍然坚持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更是没有根据的。战后社会主义已突破一国的范围，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而改变了受资本主义包围的局面。而苏联本身经过长期的经济建设，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重工业有了较雄厚的基础，农业和轻工业却明显落后。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应及时调整自己原先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苏联并没有这样做，它仍然片面强调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更加失调。1953年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增长了20.43 倍，其中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45.46 倍，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仅增长了7.8 倍，而农业生产仅增长了40％。直到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尚低于1913年。农业和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既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东欧各国也普遍照搬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使东欧各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部门。与此同时，也给东欧各国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通过损害农民利益的办法来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严重落后；在工业中，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的比例失调，乙类工业处于落后状态；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是在压缩人民消费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这一时期东欧各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如波兰，从1950年开始执行" 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 的六年计划，该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期间的17.2％提高到30％左右，1953年高达38.2％。计划实施的结果，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原计划工资提高40％，实际仅提高3-4 ％，加之物价上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比三年计划时期反而下降了。在生产方面，除重工业外，其他计划指标都未能完成。匈牙利在战前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矿产资源也缺乏。当时的领导人拉科西等人却不顾匈牙利的国情，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提出要把匈牙利建成一个"钢铁和机器之国".为此，匈牙利大大压缩了农业投资，其比重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30％下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0-1954 年）
的13％；工业投资比重则从26％提高到46％，其中90％以上用于重工业。
为了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1950年实行带有强制性的义务交售制后，在全国120 万农户中竟有80万农户缺粮。由于完不成交售任务，在1948-1954 年期间，有40万农民受到制裁，其中有20万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民被迫逃离农村，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1956年同战前1938年相比，工业提高了2 倍，农业仅增长2 ％，粮食不能自给，其中30％要靠进口。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匈牙利消费品短缺，物价上涨，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酿成1956年暴乱事件的原因之一。
鉴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产生的问题和后果，苏联东欧各国在50年代特别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先后对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在不同程度上重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一般说来，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使农业和轻工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属于此类型的国家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
早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其调整的重点是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1953年9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为加快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措施，包括改变过去那种按产量征购的办法，实行按耕地面积规定固定交售任务的办法；决定降低具有税收性质的义务交售的定额，增加价格较高的国家收购在农产品采购中的比重；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采取扶植和鼓励庄员和职工的个人副业的政策。与此同时，苏联开展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动员全国力量在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下游大面积开荒。从1954年决定垦荒起，到1960年一共开垦了4180万公顷(合6 亿多亩）土地(其谷物产量约占苏联谷物总产量的40％）。
上述为改变农业落后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对苏联农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1953-1958 年期间，苏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0％，其中谷物增长了63％，甜菜增长了1.34倍，向日葵增长了80％，肉增长了33％，奶增长了61％，蛋增长了43％。这期间农业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的局面。
然而，在1958年之后，苏联农业生产又一次停滞不前。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采取了脱离实际、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如强制废除草田轮作制和夏季休闲；不顾苏联积温低、雨量少的自然条件，盲目推广种植玉米；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并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个人副业方面，把扶植和鼓励的政策改为限制的政策。结果，在1959-1965 年的七年中，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 ％），谷物只增长1 ％，肉增长12％，奶增长16％，蛋增长13％。特别是到1963 -1964年，农业生产连年歉收，产量下降，农产品供应紧张。这是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为发展苏联农业投入更大的功夫和更多的本钱。
196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批判了赫鲁晓夫在农业政策方面的唯意志论的错误，揭露了农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其农业政策措施的特点是：首先，大大增加农业的投资。在6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农业投资显著增加。50年代苏联农业生产性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约占10％，1966-1970 年提高到17.2％，1971-1975 年为19.8％，1976-1980 年为20％。如果加上农业中的非生产性投资，农业全部投资则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其次，利用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能获得赢利；改变农产品收购的办法，实行固定收购计划(一定五年不变），超计划交售给予50％加价奖励的制度；改进银行对农业的信贷工作，实行对集体农庄的银行直接贷款制，对国营农场发放用于基本建设的长期贷款。再次，积极扶持庄员和职工的个人副业。宣布取消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对个人副业的" 无根据限制" ，重申限制前的关于宅旁园地面积和自养牲畜头数的规定，并明确规定对个人副业实行扶植和鼓励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农业方面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结果，苏联农业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1973年苏联谷物产量首次超过2 亿吨，1976-1980 年年平均产量也超过2 亿吨。1976-1980 年五年平均农产值与1961-1965 年平均农产值相比，在15年中农产值提高了5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7 ％。无论是与1953年前的农业情况比，还是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1958年后农业情况比，这一时期的苏联农业是有较大进步的。
苏联在进一步补救和加强农业的同时，也调整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在50年代之后，尽管苏联还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但是在关于如何处理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的关系问题上，在认识和实践上均已有所变化。50年代初，在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苏联提出" 加速发展轻工业" 的方针，主张压缩某些军事生产，取消或暂缓一些规模过大的重工业建设项目，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生产消费品，以活跃市场，减轻消费品不足的压力。在这期间，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有所接近，甚至1953年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还稍高于甲类工业。
这一年的乙类工业增长了12.4％，甲类工业增长了11.8％。1954年乙类工业和甲类工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比较接近，前者为12.9％，后者为13.5％。
加速发展轻工业的方针和主张，尽管获得人们的支持和拥护，然而，当时由于掺杂了政治上的复杂因素，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增长速度接近的趋势未能继续下去，加速发展轻工业的主张被赫鲁晓夫斥之为"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本来已经缩小了差距的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又进一步扩大了。1951-1953年甲类工业增长速度比乙类工业增长速度高17％，1956-1960 年高33％，1961-1965年高48％。60年代初期，苏联又提出轻工业和重工业可以按同样速度发展。然而由于农业的严重减产以及突出军事工业的发展等，轻工业并没有获得迅速发展。在6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在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增长速度问题的提法上有所突破，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乙类工业的发展速度比甲类工业更快。" 八五" 计划(1966-1970年）执行的结果，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6 ％和8.4 ％，比" 七五" 计划(1961-1965 年）期间的9.6 ％和6.3 ％接近了一步。到了80年代实施的" 十一五" 计划(1981-1985 年）和" 十二五" 计划(1986-1990 年），乙类工业增长速度均超过了甲类工业。
南斯拉夫是苏东国家中第一个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方针的国家。在50年代中期以前，南斯拉夫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其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上，而对农业和消费品生产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50年代中期起，南斯拉夫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首先，调整了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快农业的发展。为此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农业投资的比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从1947-1955 年的59.1％下降到1956-1964 年的50.2％，农业投资的比重相应从6.6 ％提高到14.6％；1952年取消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制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差价。如1952-1965 年，工业品价格年平均增长1.2 ％，而农产品价格则年平均增长10％。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的结果，农业生产发展明显加快，突出反映在50年代农业生产的增长上。1953-1960年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1948-1980 年的年平均速度(3 ％），其中1953-1956年为7 ％，1957-1960 年为10.8％，为战后以来的最高纪录。其次，调整了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在50年代特别是1956年后，南斯拉夫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1952-1972 年期间，消费品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2％，既快于整个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0.4％），也快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0.6％）。但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又忽视了原料、动力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以致许多原料和能源不能不依赖进口。
匈牙利是继南斯拉夫之后成为苏东国家中第二个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方针的国家。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匈牙利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 没有必要机械地模仿苏联的经验" ，不再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提法，加快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经济结构较为合理。为了调整农、轻、重的不合理结构，匈牙利在投资结构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变。显著增加农业投资的比重，其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8.3 ％提高到1960年的14.7％，1970年又提高到21.7％；适当降低工业投资的比重，从" 一五" 计划(1950-1954 年）时期的46％下降到1960年的41.3％，1965年降到39.1％，1978年又降到36.9％；在工业内部降低了重工业投资的比重并提高了轻工业投资的比重，轻工业投资从1950年的9.1％提高到1975年的25％。除此之外，还采取了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特别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等办法，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如1966年肉类和小麦价格提高了9％，农机价格则下降了20％。在经济结构调整后，匈牙利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现象得到根本改变。首先，扭转了农业落后的局面。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农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从调整前的1950-1956 年期间的0.4 ％提高到1961-1965年的1.2 ％，1966-1970 年和1971-1975 年又进一步分别提高到2.8 ％和4.9 ％。谷物生产自给有余，变进口为出口。1981-1983 年，农产品生产比60年代上半期增长77％，其中谷物、水果和肉类生产增长一倍，蛋类生产增长一倍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谷物和肉类产量居经互会欧洲国家首位，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其次，工业内部的甲类工业和乙类工业的结构调整后更为合理。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比较接近，在70年代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还略高于重工业。再次，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快，与职工的收入接近。1983年匈牙利人均实际收入相当于1950年的3.5 倍。
苏联东欧各国在50年代中期后着重调整了农、轻、重的结构，却忽视了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以电子化、信息化为标志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给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本身也构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苏联东欧各国中，除南斯拉夫之外，官方并不承认" 第三产业" 的概念，更没有对三大产业做出明确的划分。按照统计分类方法，只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两大类。这种分类方法否定了第三产业的重要作用，往往造成实际工作中片面追求工农业产值而忽视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利倾向。这是苏东国家第三产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西方发达国家都利用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及时调整了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朝着高层次、高级化方向发展，使第三产业无论在劳力还是在产值方面占据一半以上。而苏东国家却错过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没有使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这是苏东国家第三产业落后的又一重要原因。1947-1987 年，南斯拉夫第一产业在社会产值中的比重从44.6％降到15.1％，第二产业从37.6％升到54.5％，第三产业从17.8％升到30.4％。在苏联解体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把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分为工业、农业、建筑业和服务领域。如果用三大产业进行划分，大体上可把农业列入第一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列入第二产业，而把服务领域列入第三产业，其结果是：1989年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18％，第二产业为42％，第三产业为40％。无论是苏联，还是南斯拉夫，其第三产业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约为35％）。
3.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于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在40年代末，东欧各国也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以产品经济观为指导，以国家为核心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其共同的特点是：第一，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在所有制方面，几乎全部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国家作为全民的代表，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并成为管理的主体。苏东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以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二，企业与国家关系行政化。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方法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直接管理国家行政组织同企业的关系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国家依靠各级行政组织直接领导和管理企业，企业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第三，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的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企业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资由国家调拨；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以及生产多少，由国家计划规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包销，价格由国家规定；各行各业、各部门的工资等级和标准以及每个企业的工资基金都由国家规定；基本建设项目由国家决定，建设资金由国家拨给，建成后无偿地交给经营单位使用。第四，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的实物化。在产品经济观指导下形成的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用集中计划和直接分配取代市场关系和商品流通，行政方法占据统治地位而排斥经济方法，实行指令性的国家统一计划，基本上排除了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能按照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而是按照国家计划组织自己的生产。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上述特点就不能不使其经济体制具有严重弊端。其严重弊端之一是重速度和数量，而轻效益和质量。由于这些国家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商品经济的基本要素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残余而加以排斥，重实物产量、轻价值核算就成为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这种体制下，产量或产值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制定国民经济的基础。由于这种经济体制重速度轻效益的弊病和排除竞争，就难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生产出符合消费者需要的高质量产品。这是苏东国家经济高消耗、低效益的主要原因之一。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再一个严重弊端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发展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方面重行政和思想驱动而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的结果。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行政机关威信和权威不断下降，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削弱，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也不断减退。苏东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苏东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病日趋突出，从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的积极作用逐步转化为对生产的束缚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战后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达到了更高的水平，特别是在经济效益方面把苏东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也使苏东国家对原有经济体制的调整更为迫切。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各国先后对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和调整。
(1)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1950年以前，南斯拉夫实行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照抄苏联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南斯拉解放初期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南斯拉夫认为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存在许多弊病，它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广大劳动者仍处于无权地位，他们与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雇佣关系，而国家机关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方法的管理，还容易产生官僚主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就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50年，南斯拉夫决定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全国国营工矿企业中普遍建立工人委员会，把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实行" 工人自治".1950年6 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及更高级的联合组织的法令》。法令规定：" 劳动集体通过企业工人委员会以及联合几个经济单位的高级联合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些企业。" 这标志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正式开始。
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63）：这是" 工人自治" 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实行权力下放。在工厂建立工人管理机构(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经理组成），把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企业工人直接管理。大力精简国家机构，取消联邦各工业部，把权力下放给各共和国，联邦成立若干部际委员会，以协调各部门的活动，同时成立社会性的各部门经济联合会，以协调本部门内企业的经营活动。第二，改革计划制度和价格制度，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南斯拉夫认为，由于社会主义企业是商品生产者，企业的产品只有通过市场出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而把计划管理权集中在中央手里，用行政的方法管理经济会产生不少的弊端。随着自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南斯拉夫于1952年把国家集中计划制度改变为社会计划制度。取消了指令性计划，社会计划只规定基本比例，如最低设备利用率，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工资基金总额和积累率等。
在价格方面，改革统一价格制度，实行行政价格与经济价格相结合的双重价格制度。企业30％的产品价格按供求关系自由形成，70％的产品价格在国家监督下形成。第三，逐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企业财权。从1953年起实行以税代利，国家除征收固定资产税、流通税、收入税、土地税、矿产资源税等以外，企业利润不再纳入国家的预算(最初几年利润要在企业与所在地区之间分配）。同时建立联邦、共和国和区的社会投资基金，作为扩大再生产资金的主要来源。1958年实行" 收入制度" ，取消工资、利润等概念。
企业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成本、流通税和其他法定缴款后，即为企业收入，再缴纳累进收入税后为企业纯收入。纯收入按国家规定比例用于职工个人收入和积累。1961年取消累进税制，改为按15％缴纳收入税。企业从纯收入中向共和国和区支付社会投资基金捐款、共和国储备基金捐款和超额收入税后，剩余部分自行支配。国家取消统一工资制，只规定最低个人保证收入。
企业对纯收入的分配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
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解决企业在简单再生产和收入分配方面的自主权，而在扩大再生产、外资、外汇和价格等方面基本上仍由国家进行控制。
第二阶段(1963-1971 年）：这是" 社会自治" 阶段。自治越出了工厂范围，国家机关、社会事业单位也实行自治，通常称为" 社会自治".在这一阶段进行了较重大的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有：第一，进一步下放财权和扩大企业的权限。取消社会投资基金，其全部资金转入银行，由银行发放贷款；各共和国社会事业所需经费(包括文教、卫生、科研及国家行政开支等）
由各共和国自己负担，联邦只对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给予补贴。因而，企业向社会基金支付的上缴金和收入税也随之取消。基本建设投资基金原来由联邦统一分配，现在由企业从自己的积累中提取，从而使企业拥有扩大再生产的权限。第二，改革外贸和外汇管理制度。宣布第纳尔贬值，统一汇率，减少关税保护和出口补贴，实行一定程度的外贸自由化。自1967年起，允许外国资本在南斯拉夫投资，开办合资企业，同时允许国内企业和业务银行直接同国外企业和银行建立信贷关系。第三，在价格方面，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标准，调整国内价格比例关系，减少各种价格补贴，进一步扩大自由定价范围。
这一阶段的改革，对实行集约化经营、革新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对外贸易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国家将扩大再生产职能下放后，企业未能成为真正投资的主体，而是被银行和大型贸易公司所操纵。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忽视国家必要的宏观调控，出现一定的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
第三阶段(1971年开始）：这是实行" 联合劳动" 阶段。1969年，南共联盟九大提出了" 联合劳动" 原则。1971年，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要求经济部门在工人自治的基础上按联合劳动原则进行改组。
1974年颁布的联邦新宪法，正式确认了联合劳动原则。1976年通过了《联合劳动法》。1971年后，各经济组织开始按联合劳动原则进行改组。经济部门一般建立三种组织形式：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联合劳动组织和联合劳动复合组织。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这是生产的基层单位，也是自治的基层单位，是独立地决定产、供、销等重大问题和独立地在市场上进行活动的基本核算单位。工人在其中共同管理、共同劳动，共同决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联合劳动组织：它是由若干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联合组成的。它的任务是确认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决定以及它们之间所达成的各种协议，并推动执行这些决定和协议，改进和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劳动联合组织无权直接干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联合劳动复合组织：它由若干个联合劳动组织联合组成，其任务是协调联合在本组织范围内的各生产组织的生产、投资、销售、扩大再生产等活动。上述三种组织的特点在于：它们是自愿结合而成，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各自独立活动，相互没有行政隶属关系；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其他组织无权直接干预其活动。社会事业部门还同经济部门进行联合，它们采取" 自由交换劳动"(即前者提供劳务，后者提供资金）的方式，通过签订自治协议，自由联合成"自治利益共同体".在其他方面进行的改革是：南斯拉夫实行自治社会计划制度，这是由各级联合劳动组织的自治计划和各级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社会计划组成，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在计划制度中起重要的协调作用；简化了税制，先后取消了固定资产税，流动资金税、矿产资源税、超额收入税等，业务银行改由联合劳动组织联合而成，银行的赢利大部分要返回联合劳动组织。
南斯拉夫是东欧国家中最早突破苏联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然而，由于其经济体制过于分散，宏观调控失灵，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如通货膨胀持续急剧增长，零售物价上涨率1981 -1985年平均每年为48.6％，1986-1989 年分别为88％、118 ％、199 ％和1255％；失业严重，失业人数超过100 万，失业率为16％。
(2)苏联经济体制的改革
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开始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从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看，大致可以分为50年代中期后的改革、60年代中期后的改革和80年代中期后的改革。
①50年代中期后经济体制的改革。50年代中期，苏联国民经济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国民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有了提高，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认为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 不能适应具体而有效地领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日益增长的要求" ，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赫鲁晓夫认为，部门管理体制存在种种弊端。主要表现在：机构庞杂，环节过多，管理和科技人员集中在上级管理机关，远离生产实际，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生产问题；部门壁垒，不利于跨部门的协作，使地区经济难以综合发展，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部门专权，不利于调动地方党、政、工会组织动员职工挖掘生产潜力和管理经济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因而有必要改组工业建筑业管理体制。
1957年2 月13-14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决议，决定改革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组织体系。其基本精神是：改工业、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力，把工业、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从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取消部门管理、实行地区管理体制的改组。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下列几个方面：撤消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绝大多数部，把其管理权移交给105 个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原来中央各部管辖的绝大多数企业转交各加盟共和国和经济行政区管理，而把各加盟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则转交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管理；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减少国家下达的控制数字和计划指标。改组后，由区域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地方机构管辖的工业企业占全苏联工业总产值95％以上，而由中央各部直接管辖的部分不到5 ％。这样一来，苏联自工业化以来形成的部门管理体制就被地区管理体制所代替，也就是由原来的" 部——管理总局——企业" 的管理体制改变为" 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局——企业" 的管理体制。
苏联这次工业、建筑业管理体制改革原打算解决部门割据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问题，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次改革既没有触及企业的改革，更没有触及所有制关系以及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由于过分削弱了中央的集中管理，改革后出现了" 地方主义" 等不良倾向，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导致工业增长率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为了克服改组带来的新矛盾，后来采取了一些加强集中的措施。如合并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建立一些集中管理和协调的机构，收回一些下放的权力等。与此同时，从1962年9 月开始，开展以利别尔曼建议(该建议以利润刺激为核心内容）为中心的经济讨论，开始摸索经济管理方面的新形式。
②60年代中期后经济体制的改革。1964年10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面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经济改组所造成的混乱局面。针对这种情况，1965年9 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进行经济改革，实行" 计划工作与经济刺激新体制" ，即所谓新经济体制。在全部工业企业中推行新经济体制于1972年完成，而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则于1975年才完成改行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工业管理的组织结构：撤消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按部门原则建立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各专业部。
第二，改进计划工作：加强长期计划的作用，将过去以年度计划为主改为以五年计划为主；调整指标体系，把原来以总产值和成本为核心的体系改为以销售额、利润额和赢利率为核心的体系；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从1965年前下达给企业的30多个计划指标减少为9 个，后来又增加到12个。
第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生产方面，企业有权根据下达的计划指标自行编制年度计划。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接受计划以外的加工定货任务，可以用自己的材料和废料生产计划以外的产品；在供销方面，企业可以直接同产品的使用单位签订供货合同，可以自行销售按调拨渠道销售不了的产品，有权对" 一次定货" 确定" 一次性批发价格" ；在劳动工资方面，企业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劳动法，有权招收和解雇职工，并确定职工的附加工资和奖金；在财产物资方面，企业可以出卖、出租多余的或暂时不用的生产资料。
第四，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在企业中建立生产发展基金，实行基金付费制，提高银行贷款的作用，使企业简单再生产和部分的扩大再生产建立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的基础上，减少企业对国家的依赖，并通过利润提成等办法，实行一定程度的" 资金自筹".第五，加强经济刺激作用：企业的经济刺激基金来自企业的利润提成，它除了包括生产发展基金之外，还包括物质鼓励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建立经济刺激基金，有助于把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成果结合起来。
第六，改变物资技术供应办法：为了提高物资技术管理的灵活性和提高企业的责任心，在保证国家对主要物资计划分配的前提下，发展各种形式的" 批发贸易" ，建立供求企业之间的" 直接、固定联系" ，提高经济合同的作用。
第七，调整工业品的批发价格：改革前的工业品批发价格是在1955年核定的，从1967年起全面调整工业品批发价格。调整的原则要求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必要劳动量，新价格必须使每个正常工作的企业除补偿生产费用外，能有足够的利润上缴生产基金付费和建立经济刺激基金。
勃列日涅夫等人在1965年执行的新经济体制涉及到了企业的管理体制，力图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新经济体制只涉及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而没有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不过是对企业" 让利放权".让利放权的办法没有打破传统经济体制的旧格局，没有使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得到根本调整，企业吃国家" 大锅饭" 、职工吃企业" 大锅饭" 的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1973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在工业中普遍建立联合公司，使联合公司成为部门管理的基本环节。由于联合公司的建立，苏联各部的管理层次从四、五级改为二级或三级管理体制：即部——生产联合公司或企业，部——全苏工业联合公司——生产联合公司或企业。1979年苏联又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上述两个决议并没有突破新经济体制的范围，其采取的措施带有修补的性质。
(3)80年代中期后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于1986年初召开了苏共二十七大，这次代表大会反映出要深入进行改革的意向。1987年6 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同年6 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上述文件规定了企业实行" 三自一全" 的有关经济改革方案。
企业实行" 自我补偿" 、" 自筹资金" 、" 自我管理" 和" 完全的经济核算" ，其基本内容是调整企业与国家的利润(或收入）分配关系，其实质是要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方案规定，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及劳动报酬，都依靠劳动集体所挣得的资金来实现。除了新建企业和已有企业重大的、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改建、扩建外，国家就不再为现有企业无偿拨款。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可以向银行或其他企业贷款，同时由企业自己负责还本付息。实行上述办法后，企业与国家的财政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企业与国家财政关系的变化：在传统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的财政关系是，企业所需的资金由国家无偿拨给，企业的利润除了少量以奖励提成的形式留归企业外，余下的不管多少都完全上缴国家和上级，企业的亏损相应也由国家补贴。这种办法被称为" 利润余额上缴制" 或" 全民核算制".在实行" 三自一全" 后，企业与国家的财政关系由原来的利润余额上缴制改为" 定额上缴制".定额上缴制有两种途径：一是按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上缴利润提成；二是按企业占用的国家生产基金数额一定的比例上缴" 基金付费".这两项上缴款也可合并为一项，即规定单一的利润(或收入）上缴定额。实行此办法后，国家不再向企业无偿拨款，同时不管企业年终利润多少，上缴的数量不变，这就有助于企业改进经营管理。
第二，企业收入分配方式和劳动报酬制度的变化：按规定，企业的收入可以采用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 建立在利润定额分配基础上的".企业的销售收入扣除全部消耗(成本）后为企业的利润；企业的利润首先按规定的定额完成向国家预算和上级机关的缴款任务，支付贷款利息，余下形成" 剩余利润" 归企业支配；企业的剩余利润按上级规定的定额建立" 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 社会发展基金" 、" 物质鼓励基金" 或其他类似用途的基金。按照这种分配方式，企业的工资含量可以按净产值或产量的其他计算单位的定额形成(即净产值的工资含量）。集体的经济核算收入是由工资基金和剩余利润组成的。第二种分配方式是实行" 企业收入定额分配" 办法。
这种办法与前一种办法的重大区别是企业的劳动报酬基金的形成方式不同。实行前一种办法的企业用于职工个人分配的劳动报酬基金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据产量计算的基本工资；二是由剩余利润提取的物质鼓励基金，即附加工资或奖金。在这种情况下，职工的劳动报酬只是部分地(主要是物质鼓励基金）与企业的最终经营成果挂钩，而主要部分(基本工资）与企业的利润还没有直接联系。而第二种办法则不同，工资基金和物质鼓励基金合并为一项" 统一的劳动报酬基金" ，这一基金还必须是在完成了各种上缴任务以及提取了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社会发展基金之后才能确定，也就是说，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的数量是企业收入的最终剩余。因而，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可与企业的最终经营成果联系起来。
在进行企业改革的同时，也要求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综合改革，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在计划体制方面，基本上取消指令性的计划制度，国家和上级给企业下达" 控制数字" 、" 长期经济定额" 、" 限额" 和" 国家订货".在价格体制方面，要调整价格结构，消除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不合理的盈利率差距；调整价格形成原则，使价格不仅反映生产企业的消耗，而且反映产品的社会效益和市场供求关系；调整价格制定和管理的权限，实行多种形式的价格体系。
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的" 三自一全" 的经济改革方案，比以前" 让利放权"式的改革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涉及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而且涉及到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然而，该改革方案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突出表现在：把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局限于财政关系即利润分配关系，而未触及产权关系。事实表明，企业没有独立的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
尽管1987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同过去的改革方案相比是一次深化的改革，然而，由于遇到重重的困难和阻力，该改革方案难以付诸实施。在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把经济改革进行到底，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继而进一步发展到否定社会主义。首先，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揭露苏联现存经济体制的弊病时，却把苏联的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等同起来，把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病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病，从而得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其次，把推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从而否定并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4)匈牙利经济体制的改革
1968年匈牙利推行的经济改革，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它的基本特点是把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集中管理同运用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匈牙利对经济体制主要进行如下几方面的改革：①计划体制改革：匈牙利认为，它的经济是建立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下达指令性指标，不能把计划经济同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等同起来，认为对所有企业和所有产品都采取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办法，会限制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妨碍经济的发展。国家组织各项经济活动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因而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方面，两者不是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有机的统一体。匈牙利还认为，发展经济管理体制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其任务是促进更坚决地体现中央的意愿和同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促进计划和市场的统一。基于上述认识，匈牙利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取消了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由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只规定经济发展方向和各部门经济的主要比例。国民经济计划只对政府和经济管理机关具有约束力，并不下达给企业，而主要是通过加强经济调节手段，配合直接的行政干预来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贯彻。从1985年起，匈牙利的计划制度强调民主性、灵活性和加强计划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能力。
②扩大了企业经营的自主权：企业有权决定计划、生产方法、所用原料和设备，有权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有权决定产品的销售以及决定部分产品的价格；有权增减职工人数，根据合同招收和解雇工人；有权支配留归企业的利润和折旧费；国家只规定工资增长的最低幅度和最高幅度，具体的工资水平则由企业自己决定，年终分红和奖金也由企业自行规定。
③价格体制改革：在1968年价格改革中，把单一的计划价格制度改变为混合价格制度。这种混合价格制度实行官定价格和非官定价格(自由价格）并存，它包括固定价格、最高限价、受官方限制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等四种价格形式。同年，自由价格在各类产品价格中所占的比重是：原料和半成品的生产者价格为28％，加工工业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为78％，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为12％，消费品和劳务的消费者价格为23％。在1980年实行的新价格体制中，匈牙利又把国内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有机地联系起来，其突出表现是采用竞争价格的定价原则。实行该定价原则，就是根据其产品和劳务是否可以成为外贸的对象以及是否有形成竞争能力的可能，把生产部门划分为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在竞争部门的定价原则是：燃料和原材料的国内价格按世界市场(非卢布区）的进口价格制定，制成品的国内价格按向世界市场(非卢布区）的出口价格制定。在非竞争部门仍采用成本定价法，并在条件具备时采用比较价格定价法。
④物资供应体制改革：取消了在物资供应方面的统一调拨和统一分配的制度，允许生产资料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销售都要通过相互间的供销合同或市场上的买卖去实现。
⑤加强各种经济调节制度的作用：如为了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国家除了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一些重要物资进行统一调拨或强制性供货之外，主要是采取灵活的价格制度进行调节；为了控制投资的规模并提高其效益，在投资方面取消了由国家预算无偿拨款的办法，并规定在10年内还清；为了防止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与职工之间在收入方面差别过于悬殊，不仅规定了六种工资调节制度和各种奖励制度，而且实行了各种累进税收制度。
60年代中期后，匈牙利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如何保证国家宏观控制和微观经济的灵活性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曾经显著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80年代中期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条件的变化，匈牙利现行的经济体制不能有效地推动生产结构的改造、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以及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以致匈牙利的国民经济面临不少困难。
4.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
(1)苏东国家的对外贸易关系
苏东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先后对进出口的发展速度、商品结构、地区结构等进行了调整。
首先，控制进口速度和加快出口速度。苏东各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较快，1984年与1950年相比，经互会(苏联东欧国家在其中居于优势地位）成员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35倍。苏东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
对外贸易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如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单纯强调互通有无，替代进口，而在60年代之后则强调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认为发展对外贸易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一定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节约本国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价值。50年代末首先在经互会范围内提出国际分工原则，后来到60年代中期，又将国际分工原则扩大到世界范围。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就比过去更为迅速。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在6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进出口额的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增长，因为当时国际市场上价格的变化影响不大。而在7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价格急剧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贸发展也明显地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在进口方面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比出口方面更为明显。70年代经互会欧洲成员国除苏联和保加利亚之外，大多数国家按实际价格计算的贸易平衡方面均出现逆差。尽管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出口值超过了进口值，但由于价格的变化，按实际价格计算的出口尚不能抵偿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东欧各国一方面力求保持实际商品出口的高速度，即大力贯彻支持出口政策；另一方面，鉴于增加出口不足以扭转这种国家外部经济条件恶化情况，采取措施加强对进口速度的控制。这种做法的结果，使进口速度减缓。
其次，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机器、设备、运输工具以及燃料、矿砂和金属等商品在苏联东欧各国的外贸总额及其增长额方面占的比重最大。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在进出口中的比重均占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再加上燃料、矿砂和金属，那么，其进出口的比重则要占一半以上。如再加上原料和半成品(非食品），其所占的比重则更大。苏联进出口商品结构基本上处于工业化前期国家那种落后状态，即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多是机器设备和高质量的轻工业品，出口的商品多是原料、燃料等初级产品和半成品。自1955年以来，在苏联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一直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在出口总额中，燃料和电力、矿石、木材等一直占很大比重并呈上升趋势。如1955年占32.3％，1983年占64％。东欧国家所需的燃料和原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苏联的供应，因而在东欧国家的进口中，燃料和原料的进口占了颇大的比重。如1950年在罗马尼亚的进口总额中，燃料、矿物原料和金属的进口占23.5％，1985年则高达51％。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燃料、原料的比重很大，出口机器、设备的比重也很大。捷克斯洛伐克在进口商品中，燃料、原材料所占比重最大，1984年占54.2％，而在外贸出口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机器、设备和工具，其占出口总额的56％以上。198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的燃料、原材料占整个进口的42.8％；在出口商品中，机械、设备、车辆占整个出口的46.6％。在70年代之后，由于国际市场上石油等燃料、原材料价格的急剧增长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苏东国家在外贸总额中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燃料、原材料的比重增长较快。1970-1980 年，经互会欧洲成员国在出口总额中，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的比重由33％下降到30％，在进口总额中，其比重财由35％下降到33％；燃料和原材料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则由43％上升到49％，其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则由45％提高到50％。
最后，外贸的地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对西方国家经济开放政策的实行，苏联东欧国家外贸地区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经互会欧洲成员国之间相互贸易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同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则呈现上升的趋势。
①与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关系。在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经互会欧洲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中，与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占据主要地位。经互会内部贸易可满足其成员国所需机械设备的67.8％，煤炭的99.2％，石油的69％，天然气的93％，铁砂的76.7％，粗铁的96％，黑金属产品的66.3％，木材的70％，工业消费品的60.7％。经互会欧洲成员之间的贸易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占一半以上，如1970年为61％，1976年和1980年分别为56％和54％。经互会欧洲成员国之间贸易比重的下降，在颇大程度上是与其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贸易有关。在8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苏东国家在政策上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却每况愈下，产品的质量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又缺乏必要的外汇，从而影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经互会欧洲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比重反而又有所提高。如苏联同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比重：1970年为55.7％，1980年为48.6％，1985年为55％，1988年达到59.7％。
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经互会欧洲成员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在整个外贸总额中的比重：1970年为24％，1976年和1980年又分别提高到30％和31％。苏联对外贸易的重点国家虽然是经互会国家，但在80年代中期之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50年为15.2％，1970年为21.3％，1980年则高达33.6％。在80年代中期之后，该比重又有所下降，1985年为26.7％，1988年为23.4％。在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联邦德国，其次是芬兰，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等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在1948年之后，由于苏联等国的封锁，南斯拉夫开始寻求同西方国家建立经贸联系。南斯拉夫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贸额在南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在苏东国家中也是最高的，70年代中期以前达到50％，后来降到40-45 ％，1987年又超过了50％。南斯拉夫与欧共体国家的贸易额约占南与西方发达国家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匈牙利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匈牙利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联邦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英国、美国和日本。
③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苏联东欧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一般占苏东国家贸易总额的10％左右。经互会欧洲成员国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1970年为9 ％，1976年和1980年分别为10％和11％。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苏联外贸总额中的比重，1950年仅占3.9 ％，1970年上升到13.5％，1980年降到12.7％，1988年为11.3％。发展中国家在匈牙利外贸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呈现发展的趋势，70年代初仅占6 -7％，到后来提高到11-13 ％。发展中国家在罗马尼亚外贸总额中所占经重较高，约占五分之一。
(2)苏东国家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
①通过贷款的形式获得外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了经济封锁的政策，苏东国家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就处于停滞的状态，它们之间除了少量短期商业贷款之外，没有其他信贷关系。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东西方经济关系有所好转，苏东国家开始接受西方国家的贷款。60年代后半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苏东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苏东国家同西方国家的信贷关系也发展较快。1970年以前，苏联从西方获得长期贷款为38亿美元，东欧六国(不含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获得西方国家贷款46亿美元；到1977年，苏联的贷款累计额增加到280 亿美元，东欧国家的贷款额增加到314 亿美元。1971-1981年，苏联东欧国家对西方的净债务额，从60亿美元增加到814 亿美元，增长了11倍多。1991年在苏联解体时，苏联欠下西方国家的债务为800 多亿美元。贷款是苏联东欧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也是这些国家获得外资的主要来源。通过贷款形式获得的外资，苏联一般用于大型的建设项目，包括用于开发东部地区的资源，用于那些决定科学技术进步的部门以及用来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改建和技术改装等。如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加快了苏联东部地区资源的开发，解决了一些开发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从加拿大引进了" 煤气运送" 处理法的设备，使用这种设备可以把在开采石油时产生的煤气重新打入出油的地层，使油尽可能全部挤压出来。
苏联采用了日本和美国的一种化学剂，防止了地下采油设备出现沉积物。与苏联把贷款大量用于大型项目的建设不同，东欧国家把很大一部分外资用于与发展出口有关的部门。这是因为，东欧国家对能源和原料的进口依赖程度很大，需要通过增加工业产品的出口来支付进口费用，有必要利用外资来加强与出口有关的部门。
②实行补偿贸易。这是苏联东欧国家利用外资的又一重要形式。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合作形式，它不同于传统的贸易形式，与通常的贷款协定又有区别。补偿贸易协定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把使用外国贷款同生产和产品销售结合起来。一个补偿协定往往包括提供贷款协定、用贷款购买技术设备的协定，用产品偿还贷款协定等。补偿贸易是60年代末苏联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中首先采用的，70年代中期得到广泛的应用。1968-1977 年，苏联东欧国家同西方国家的补偿协定额达到270 亿美元，其中苏联占80％，波兰占10％。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补偿贸易协定主要集中在下列两类：一类是用天然气换取钢管和设备。与苏联签订协定的国家有奥地利、芬兰、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另一类是用化工产品换取化工设备，到1977年底，苏联已进口了40多套化工装置，价值50多亿美元。80年代初，苏联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60多项大型的补偿贸易协定，补偿贸易贷款总额达130 亿美元。东欧国家的补偿贸易项目主要集中在制成品上：波兰向西方国家提供的补偿产品是煤、金属、运输和机电设备；匈牙利和民主德国主要提供化工产品、机器设备和消费品；保加利亚主要提供化工产品、运输设备、食品和烟草制品；罗马尼亚主要提供化工产品、木材、轻工业品、食品以及少量的设备和工业品；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提供机器设备和消费品。
③实行合资经营。这是通过吸收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实现的，这是苏联东欧国家利用外资的又一重要形式。南斯拉夫是最早吸收外国企业在本国直接投资的国家。1967年颁布了外国投资法，允许外国资本在南斯拉夫投资，创办合营企业。1978年又颁布了新的外资法。1967-1977 年，南斯拉夫同外国共签订160 多项合资合同，外商的投资额达57亿第纳尔(合3 亿多美元），占合资企业投资总额的22％。进入70年代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先后颁布了外资法或有关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在这些 国家开办合资企业。保加利亚的国家法虽然允许引进外资，但没有制订具体的外资法。在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法律不允许外国厂商在本国境内投资，而在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这些国家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除民主德国之外，都突破了原来不允许外国厂商在本国境内投资的禁区。
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经济实践
自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40多年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而改革开放并向市场经济转轨，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从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大致可把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6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和发展；②1957-1966 年：开始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曲折前进；③1966-1976 年：" 文化大革命" 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仍取得进展；④1977年至今：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稳步、迅速而健康发展。在这一章里，基本上按照上述分期，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分成三节展开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列入第一节，经济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时期列入第二节，经济发展的第四个时期列入第三节。
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 一五" 计划的完成
(1)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
早在1949年3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中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必须接管帝国主义在华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成分。
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上的首要任务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接管其在中国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在全国各大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过去长期为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并实行外汇统一管理。在日本投降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资产已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接管，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人民政府将其作为官僚资本先后没收。到全国解放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还剩下1000多家，这些企业主要是属于英、美垄断资本集团的。在解放初期，中国政府对上述企业进行了监督和管理。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于1950年12月16日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于同年12月28日命令管制清查美国政府、企业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并冻结其存款。在美国政府宣布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政府于1951年4 月30日发布命令征用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产。对于美国等国家在中国的财产，一般不采取无偿没收办法，而是采取包括征用、代管、征购、管制等多种形式分别加以处理。这些被我国政府管制、征用和征购的企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由于官僚资本是代表旧中国的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实行了没收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66％，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没收和接管的工矿企业有：国民党政府原资源委员会、兵工系统、军事后勤系统、交通部、粮食部所属的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民党的党营企业等，共计2858个，职工129 万人。其中发电厂138 个，采油采煤企业120 个，铁矿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05 个，化学加工厂107 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 个，食品企业844 个。在交通运输方面有：铁路2 万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4000辆，货车4.7 万辆，船舶20余万吨，舟车修造厂30个。在金融方面，接管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金库及其地方银行系统共计为2400多家。在商业方面包括原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中国进出口、长江中美实业等10几个垄断贸易公司。人民政府在没收全部官僚资本后，在这些企业内部又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因而原属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最主要部分。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41.3％；国营经济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政、电信以及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业。
此外，在革命根据地中产生的公营经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来源之一。早在1927年，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就有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
这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一些军用工业，如兵器、弹药、被服、炼铁等，也有一些民用工业，如煤炭、盐、纺织、造纸、皮革等。根据地中的公营经济还包括商业和银行等单位。
国营工业大多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在国营企业中主人翁意识强，生活稳定，享有各种权利，劳动热情高涨，因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当时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提高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在全国批发商业营业额中占60％。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它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2)土地制度的改革
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80 ％。他们凭借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而约占农村人口总数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地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加以废除。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老解放区就在有1.2 亿农业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27％）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1950年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并将这项决议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讨论通过。
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农民协会组织条例》等文件，并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实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有步骤有分别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与此同时，还规定下列政策：对占农村人口5 ％的富农阶级，由过去征收多余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对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如不超过当地平均每人占地的一倍，不予没收；对地主，除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乡村房屋外，其他财产及兼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并分给一份土地；对少数民族、华侨等特殊土地问题，规定了更灵活的政策。到1952年8 月，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这样，全国大约又有3 亿多农民分得了约4600万公顷土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6.5％）和大批生产资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约3500万吨粮食的地租和其他一些繁重的劳役。土地改革的完成，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3)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国在今后三年左右时间内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当时在提出这一中心任务时，全国除西藏、台湾尚待解放以外，战争已经结束。这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向了经济。
要完成这一个中心任务，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在经济上面临着诸多严重困难。第一，由于战争的破坏，生产呈现萎缩状态。1949年比过去最好年份，工业总产值下降50％，农业总产值下降20％，原煤下降48％，原油下降62％，钢下降83％，电力下降28％，棉布下降32％，粮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8％。第二，财政严重困难。1949年底，政府需供养的人员为900 万人(包括" 包下来" 的数百万国民党原军政人员），全国当年受水灾面积达1.2 亿亩，重灾区有700 万灾民急待救济，城市失业人员为400 万人，再加上其他必要的支出，全年财政支出达2880万吨小米，而财政收入仅为1515万吨小米。第三，物价暴涨。投机资本趁国家困难之机，在1949年先后掀起4 次涨价风，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 ，1949年则达到5376. 1950年2 月又发生了一次涨价风，物价比1949年又上涨了1 倍多。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也影响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的完成。一方面，由于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和国防建设，这就不能不影响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另一方面，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美国货物和船只进入中国，并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实行国际性的、全面的封锁禁运，这无疑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①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尽管稳定物价的大量工作是在1950年以前做的，但是直至1950年3 月全国物价才开始趋于稳定，而在抗美援朝战争发生的情况下，党中央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稳定物价作为重要方针之一，因而稳定物价也成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内容。
在建国之初，针对一部分私人投机资本进行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并大肆进行金银、外币的倒卖活动，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同投机资本进行坚决的斗争。首先，政府于1949年先后颁发了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禁止黄金、银元和外币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逮捕法办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并加强对私营金融业的管理和市场管理。其次，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一面紧缩通货，一面调集粮食、棉花、棉布和煤炭等主要物资，对投机活动进行一次打击。在1949年11月25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部署，统一行动，敞开抛售，一连10天，结果导致物价下降了30-40 ％。从1950年起物价开始下跌并趋于稳定，1950年3 月批发物价指数为100 ，12月为85.4 ，1951年为92.4，1952年为92.6. 为了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还必须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为此，就必须改变战时遗留下来的各地方分散经营的财经工作，统一由中央管理。1950年3 月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收外，所有农业税(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仓库物资统由政务院财政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外汇牌价、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在全国实行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管理和领导后，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善。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仅超过收入4.4 ％，1951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1952年财政节余(为7.7 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2 ％。
②调整私营工商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1950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1％，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85％。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人民政府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扶持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也注意限制其消极的作用。
1950年初在物价稳定以后，由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私营工商业发生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停业、职工失业人数增加等问题。1950年6 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以帮助其解决上述问题。
对私营工业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并在原料分配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通过大量收购农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组织工业产品出口等办法，扩大私营工业产品的销路；银行对私营工厂实行贷款，以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适当减轻私营企业的税收负担。除此之外，还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等。对私营商业的调整，一方面对其投机活动实行限制，另一方面又在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营业范围方面给以活动的余地。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工作到1950年秋完成。到1950年底，私营工商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11.9％，零售总额增加36.6％。 1951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
③农业、交通和工业的恢复。农业的恢复是一切国民经济部门恢复的基础。由于实行了土改，农民摆脱了封建枷锁，生产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在发挥个体农民积极性的同时，政府又引导个体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走互助合作的路。到1952年，全国的农业劳动互助组达到800 多万个，初级农业合作社4000个。政府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些措施包括减轻农民的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等，动员群众并拨出大量资金进行兴修水利方面的成效更为突出。在1950年至1952年的三年中，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为2000万人，完成的土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23条苏伊士运河。如此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是史无前例的。三年中属于基本重点项目的水利工程投资7 亿元，如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引黄灌溉工程，以及北京官厅水库等。
在恢复时期结束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已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份。1949年农业总产值为326 亿元，1952年达到461 亿元，高于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408亿元）；1949年粮食产量为11318 万吨，1952年达到16392 万吨，也高于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15000 万吨）。
交通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把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恢复放在优先的地位。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铁路交通中断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在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属于基本重点建设项目的交通运输工程共投资17.7亿元，新修了来(宾）睦(南关）、成渝、天(水）兰(州）三条新铁路，共长1263公里。
在工业方面，由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主要依靠国营经济，其恢复和发展较快。在重点建设方面，除首先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外，还兴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钢的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棉纺厂以及哈尔滨亚麻厂等。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140 亿元，1952年达到349 亿元，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281亿元）；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也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如棉布，1949年为18.9亿米，1952年达到38.3亿米，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27.9亿米），1949年的发电量为43亿度，1952年达到73亿度，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41年(60亿度）。
总的说来，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已经统一，全国物价已经稳定，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部恢复。1952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在三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21.1％。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70％，农民收入增长了30％以上。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了发展，其中国营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含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34.7％，1952年提高到56％。工业(含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7％上升为26.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4％提高到1952年的35.5％。
(4)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53年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这也为中国转向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
1952年底，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该总路线载入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而由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成为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1951年春开始进行。到1954年9 月基本定案。1955年3 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于同年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实际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编制过程中已开始执行。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中国的国民经济仍然十分落后。1952年现代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中国机械工业基本上只能从事修配，有一些工业门类，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还属于空白。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 公斤(为1950年数字，下同），美国为538.3 公斤；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因此，为了改变中国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极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也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与此相适应，在投资方面也突出了重工业。计划规定，五年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是427.4 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为248.5 亿元，占58.2％，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又占88.8％。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运输邮电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等事业。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占7.6 ％，运输邮电部门的投资占19.2％，银行贸易部门的投资占3 ％，文化教育部门的投资为7.2 ％。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等重要经济指标。计划规定，五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6 ％，其中工业为14.7％，重工业为17.8％，农业为4.3 ％；五年内职工平均工资增长33％，农村购买力提高1 倍。
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而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从而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首先，基本建设投资超额完成，大大增强中国的生产能力。在五年中，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493 亿元，超过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投资总额达到588.47亿元。
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1 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 个，比计划规定的项目数增加227 个，有595 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生产。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要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 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新增固定资产492 亿元，相当于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 倍。在这期间，中国有了第一个飞机制造厂并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有了第一个年产3 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厂，有了第一个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
其次，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8％，农业增长4.5 ％；轻工业增长12.9％，重工业增长25.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获得大幅度的增长，如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 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 ％，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 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 ％，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 倍。" 一五" 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 年。
再次，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以1952年为100 ，1957年为142.8 ，达到每人每年637 元。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达到102 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 元，提高了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了27.4％。
(5)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然而，当时占农户总数60-70 ％的贫农、下中农，平均每户只有11.7亩耕地，每两户才有一头耕畜，每3 户才有一个犁，每17户才有一架水车。这种情况使他们难以摆脱贫困的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农村中已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有些贫苦农民缺乏生产资料、劳动力，或者因为遇到疾病、灾害，他们的经济地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为了摆脱贫困和改善生活，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
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一个决议是1953年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再一个决议是1953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就是在上述两个决议的指导下进行的。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前期，在上述两个决议指导下，中国农村积极和稳步地发展了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1953年，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9.5％，其中参加互助组的为39.3％，参加合作社的仅为0.2％(全国有15，000 个初级社，15个高级社）。1954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较大发展，参加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比重增加到60.3％，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8.3％(全国有互助组993.1 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2 ％(全国有合作社11.4万个，其中高级社为200 个）。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整顿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整顿的结果，全国合作社缩减了两万个，初步巩固了65万个。
1955年7 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农村中合作化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 右倾保守思想" 和" 右倾机会主义" 进行猛烈的批判。由于批判" 右倾机会主义" 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就以空前的高速度向前推进。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实现，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然而在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化等缺点，以致后来较长时期内遗留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②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在中国工业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据1954年的统计，中国个体手工业的从业人数约2 ，000 万人(产值为93亿元，约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0％），其中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约800 万人(产值为68亿元），农业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约1 ，200 万人(产值为25亿元）。
对手工业的合作化，在前期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一般经过了手工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在步骤上是从供销入手，从小到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发展到98万人，占全国手工业全体从业人员的12％，人均产值达到1970元，比个体户高85％。后来，手工业合作化也出现类似农业合作化过急、过快的情况。1955年底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其实，到1956年底，手工业合作化已基本完成，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其产值达到93％。由于手工业合作化后期出现集中、合并过多等问题，手工业中不少具有特色的产品(如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子以及景泰蓝等）受到了削弱。
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对官僚资本实行没收的政策，而对民族资本则实行赎买的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实行" 利用、限制、改造" ，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和平改造。改造的步骤是：先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是：从加工、订货、统购(包括收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向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过渡。
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中主要包括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
1953年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家扩大了加工定货的范围，1952年加工定货产值在全国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6％，1955年提高到81.7％。在商业中，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主要是批购、经销、代销等。据1955年8 月的普查材料，全国私营零售商业和公私合营商业共计295.4 万户，其中实行批购、经销、代销的形式为70.1万户，占总户数的23.7％，占职工总数的44.9％，占资本总数的35.9％。从1954年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其重点是转向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公私合营，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企业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变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无论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利润都实行"四马分肥" ，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约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
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高速发展的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也掀起了高潮。1956年1 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 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先后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转变为公私合营或合作社。据统计，1956年工业总产值中(不含手工业）国营企业所占比重为67.5％，公私合营工业为32.5％。在批发商业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比重达到99.9％，私营只占0.1 ％；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占95.8％，私营的仅占4.2 ％。据当时的估算，全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核定为34亿人民币，其中工业为25亿元，商业为8 亿元，交通运输及其他1 亿元。定息年息为5 ％，从1956年1 月1 日起计算，国家为全年定息支付的资金为1.65亿元。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也存在由于过急过粗而遗留下一些问题，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没有适当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对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4 月25日，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国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该报告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探索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该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今后应根据形势和经验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二是已开始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并指出："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1956年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还提出三个主体与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上述提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是一个突破。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中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该建议要求到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
实践表明，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当时主要是涉及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究竟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还是不顾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国民经济过大的规模和过高的速度。从1957年至1976年长达20年之久的时间中，中国在对待上述两个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导致严重的后果。
(2)"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兴起及其后果
1958至1960年是中国" 大跃进" 时期。" 大跃进" 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力图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然而，实践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
1958年5 月，中央召开了八大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如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如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从此后，第二个五年计划转入了" 大跃进" 的轨道。
" 大跃进" 的口号最先是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认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 大的跃进".在1958年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 大跃进" 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其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大跃进突出反映在全民大办钢铁方面。1958年8 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以纲铁翻番为中心，"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的口号。在能源、交通、设备、材料供应等方面优先满足钢铁生产的需要。在1958年开工的大中型钢铁项目达到1587个，钢铁投资高达35.7亿元。实行大跃进的结果，虽然钢产量经过突击达到了，也为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然而却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和燃料消耗增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三年" 大跃进" 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影响以后两年经济的发展。1958-1962 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0.4 ％，农业净产值年平均下降5.9％，轻工业年均下降2 ％，国民收入年均下降3.1 ％，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4.7 ％，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降3.1863 ％，在此期间只有重工业年均增长3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明显失调。1960年同1957年相比，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由24.9％提高到39.6％，直接减少了当年的消费基金；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 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2.7％，粮食产量减少了1031亿斤，降到1951年的水平，工业和农业产值的比例由5.7 ∶4.3 变为7.8 ∶2.2.1958-1960 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55％下降到33.4％；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三年的财政赤字达到169.4 亿元，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2％。在三年" 大跃进" 期间，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难以保证基本需要。1957-1960 年，全国人均消费的粮食由406 斤降到327 斤，猪肉由10.2斤降到3.1 斤。
和" 大跃进" 一样，人民公社也是在" 左" 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产物。人民公社化最早是从1958年3 月成都会议提出把小合作社并成大合作社开始的，各地试办了一些1000户以至数千户的大社。如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在1958年4 月把27个小社合并成拥有9369家农户的大社。7 、8 月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不久，河南新乡七里营社就办了一个人民公社。8 月份毛泽东视察了这个社，指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认为人民公社是" 一大二公" ，可为农村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8 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 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过去全国75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2 亿多农户）合并为2.7 万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 一大二公".其" 大" 表现在：原来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农户为160户，而人民公社则扩大到4600户左右。其" 公" 表现在：在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从而导致原来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等收归社有，与此相适应，还取消了集市贸易；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俱；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进行工农业生产。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纠正" 共产风" ，中共中央先后于同年12月和1959年3 月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 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的错误思想，并针对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强调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该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
和存款，在公社化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同时规定：" 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规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是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并规定了三级各自的职权范围。当时毛泽东概括为十四句话："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上述措施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 左" 的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1959年秋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 左" 的东西又复活起来，导致1959 -1960年粮食的大减产。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3000万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少了2650万吨。
(3)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
由于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以及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日趋加剧，特别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轻工业生产也因此而招致急剧下降。中国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1960年秋，苏联政府又突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全部撤走在华专家1000余人，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更加陷于困难之中。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秋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同年9 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1961年1 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指方针的重要转变，" 大跃进" 和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宣告停止，中国民经济从此进入了调整时期。
"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放在调整上。为调整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加强农业。为了发展农业产，除了采取诸如增加农业第一线劳动力、减少粮食征购量、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措施外，还采取如下若干重要措施：一，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规模大体相当于过的初级社）。1962年9 月，在党的八届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条》）
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集体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的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并决定这种制度至少30年变。上述规定能较好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利于保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调动员的生产积极性。第二，与过去相比，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灵活样。《六十条》规定，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的形式，个别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第三，破除供给制，实行按分配。《六十条》规定：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生产队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按定额记分；无定额的工作，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分配办法的改变，实际上废除了过去所实行的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取消了" 公共食堂" ，从而有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第四，恢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曾被取消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六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包括饲料地、开荒地合在一起，可以占生产队耕地的5 ％到10％，最多不超过15％。规定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归社员所有，由社员自行支配。在完成国家定购合同以后，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为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了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设资金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的权限。规定大中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或国家计委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要经过批准，才能列入年度计划，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实以后，才能动工。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 亿元减少到67.60 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 ／3 以上。
③缩短工业战线。对那些缺乏原材料、肖耗高、质量低、经济效果差的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与1960年相比，1962年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2.1％降为32.3％。与此同时，精简职工并动员回农村。到1963年6 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压缩了2600万人。
经过全国人民不到两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扭转了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2 ％，粮食增产250 亿斤，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工业生产形势也开始好转，特别是轻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33.4％提高到1962年的47.2％。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 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减少了15％。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改善。1962年同1960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 斤。从1963年起，又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5年，经济调整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63-1965 年，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7％和15.5％。
(4)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1966年，正当中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 发生了。历时10年的" 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经济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性破坏和损失。
①在经济建设中" 左倾" 指导思想的泛滥。"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一直贯穿" 文化大革命" 的始终，这个口号一方面严重冲击甚至代替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作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工作的纲领。通过所谓的" 革命大批判" 否定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理论观点，造成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一是批判和否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把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批判为" 刮单干风" 、" 复辟资本主义" ，并鼓吹搞所有制的穷过渡；把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 腐蚀工人阶级" ，是" 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 ；把国家必要的宏观控制批判为" 条条专政".二是批判和否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订了许多较合理的规章制度，然而在" 文化大革命" 中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如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该条例提出有关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实践中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被批判和否定了。三是批判和否定有关正确的经济理论观点。如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坚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然而在" 文化大革命" 中，由于" 左" 倾错误的发展以及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观点和设想的束缚，把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必须限制的" 资产阶级权利" 而加以否定。
②经济组织体系陷入严重瘫痪的状态。1966年下半年，当时的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然而，在1966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特别是在" 全面夺权" 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控。如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受政治动乱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机构就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67年和1968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1968年12月成立了一个仅十几个人组成的业务班子，并规定原国家计委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所谓" 斗、批、改". 1970 年6 月，又决定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员会、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中央安置办公室等9 个单位合并，成立"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全部编制为610 人，仅占原有编制的11.6％。
③动乱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 的长期动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10年动乱中，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一，中国经济曾几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1967和1968年的经济倒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 ％，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4.2 ％。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了27％。第二次是1974年的所谓" 批林批孔" 运动，" 四人帮" 把矛头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导致这一年经济停滞不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1973年仅增长1.4 ％和1.1 ％，而财政收入下降8.4 ％。第三次是1975年底开展所谓" 批邓、反右倾翻案风" 运动，使1976年经济又呈现混乱状态。1976年同197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 ％，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则分别下降2.7 ％和8.5 ％。
第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1971-1975 年）规定了各项高指标，1970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力可能的倾向，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69年的23.2％急剧上升到1970年的32.9％，1971年再上升到34.1％，以后一直维持在31％以上，1970-1976年年均积累率为32.6％。高积累是靠压缩人民的消费达到的。其次是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的比重，" 三五" 计划为54.5％，" 四五" 计划为52.1％，比" 一五" 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时期尚分别高15.8％和13.4％。此外，在处理内地、沿海工业和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战备和内地建设，使" 三五" 、" 四五" 计划中内地建设投资比例分别高达66.8％和53.5％，并强调" 靠山、分散、隐蔽" ，从而浪费了大量资金。
第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国民收入总额在10年中有一定增加，但主要是靠外延生产方式达到的。从经济效益看，不是提高，而是下降。1976年，全国约有1 ／3 以上的企业亏损。国家财政1967-1976 年连年发生赤字，财政赤字累计达65.1亿元。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5-1975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6 ％。10年中，人民吃穿的消费水平踏步不前，甚至下降。1976年同1966年相比，粮食从每人消费190.5 公斤提高到191.5 公斤，仅提高0.5 ％，低于1952年的水平；食用植物油从1.75公斤降到1.6 公斤，下降8.6 ％；猪肉从7.05公斤提高到7.25公斤，仅上升2.8 ％。在居民住房方面，据1978年对182 个城市统计，人均为3.6平方米，比1949年的人均4.5 平方米还少。
在" 文化大革命" 中，1971-1973 年和1975年曾经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同" 左" 倾错误和" 四人帮" 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整顿，但由于" 四人帮" 在中央占据重要地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 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改革在农村的突破
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农业管理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都比较缓慢，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民公社实行" 政社合一" ，难以保证生产队的自主权；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粉碎" 四人帮" 以后，安徽、四川两省的农村最先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初一般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而突破了人民公社原有的经营管理制度。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早在1956年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曾被不同地区的一些社队所采用，后来在1959年、1961年、1964年和1970年在全国一些地方又实行了包产到户，然而均先后被批判、" 纠正" 和禁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和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1979年9 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 ，" 不要包产到户".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包产到户这种形式的存在。1980年9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强调，" 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产品"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既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等弊病，又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等缺点，从而解决了我国农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在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到1980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1 ％上升到14.9％，至1982年6 月为86.7％，1983年初又进一步提高到93％。到1987年，全国有1.8 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践表明，这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农民的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983年4 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当前农业经济政策若干问题》文件指出，这种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 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 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并指出，联产承包制" 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②撤销了原来" 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村政权机构。由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机构，实际上具有直接支配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权力，生产队的自主权更难得到保障。同时，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由于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一级管理机构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往往容易忽视经济手段的作用，难以消除命令主义、瞎指挥等不正之风。为了克服这些弊病，必须对" 政社合一" 的制度进行改革。1980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进行政社分开的改革试点，然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 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因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不再存在。
③调整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和收购政策。1979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 剪刀差".1985年放开了除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以外的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1988年又把肉、蛋、蔬菜、糖4 种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放开。1985年还取消了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农产品，农民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卖给国家。农业税也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因而就基本上改变了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在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2)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及其全面展开
80年代初，在党的十二大(1982年9 月）之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全国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开了步伐。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次重要探索。该《决定》在理论上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了社会主义企业只能由国家直接管理，不能自主经营的观点，明确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突破了政企职责不能分开的传统观念，明确政企职责分开，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将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为主。
在《决定》有关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自1985年起全面展开，并较快取得了进展。
首先，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多种经济成分获得较快的发展。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经济由22.4％提高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三资" 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成分由几乎为零提高到5.6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6％下降到38.7％，集体商业由43.3％下降为35.7％，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2.1 ％上升到25.6％。
其次，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调动了企业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到1987年底，全国已有91％的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56.1％的国营小企业改为集体经营租赁或个人承包及其他经营方式。企业在计划、购销、定价、资金使用、劳动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如在资金使用方面，企业留利的比例逐年提高，1979年为3.7 ％，1987年达到40％以上(扣除各种税费，实际留利约20％）。
再次，对计划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突出反映在生产、流通领域指令性计划范围的缩小上。1979-1987 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20 种减少到60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17％；国家统配物资品种由256 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 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拨款的由76.6％下降到31.2％，由银行贷款的由23.4％提高到68.8％。因而改进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除了计划体制改革之外，对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也进行了改革。
在进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1985年3 月和5 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取得明显的进展。早在1979年7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同时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3年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并于1988年4 月建立海南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4年4 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 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中国就形成了包括"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 内地" 在内的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到1987年，全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10350 项，累计协议金额625.0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257.73亿美元。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技术改造项目5000项，成交额达34.5亿美元。
(3)" 分三步走" 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实施
1982年9 月1 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其重要内容之一是确定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5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曾几次大起大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近期目标定得过高，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根据邓小平1979年以来的倡议，党的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中，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 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针对中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把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过去实现现代化的提法改为实现小康。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建设目标是实事求是的和符合我国的国情特点的。这就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党的十二大还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战略部署。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又把十二大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十三大规定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这次十三大，共9 年时间。在这9 年时间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10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所以，在十三大召开时，战略部署第一步的任务已基本实现。
(4)" 六五" 计划和" 七五" 计划的完成
" 六五" 计划和" 七五" 计划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这两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 六五" 计划(1981-1985 年）由于制订切合实际，经过前几年的经济调整，有较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到1985年底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与" 五五" 计划相比，" 六五" 计划执行的结果有如下几个特点：①经济高速增长。1985年同1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7707亿元增加到13335 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加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 ％的速度，也超了" 一五" 计划至" 五五" 计划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2 ％、2.1 ％、6.9 ％、5.7 ％和6.5 ％），但低于1963-1965年年平均增长速度(15.1％）。
②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中国除" 一五" 计划期间和1963-1965 年的调整时期效益指标较好外，" 大跃进" 时期和1967-1978 年间经济效益都很低。" 六五"计划期间经济效益指标比" 五五" 计划又有所进步。如国家财政收入由" 五五"计划末期连续下降转为逐年上升，1985年财政收入达到1854亿元，比1980年的1085亿元增长70.9％，平均每年增长11.3％，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
③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5 年合计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300亿美元，比" 五五" 计划时期增长了一倍，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明显提高。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④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1985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80年的227 元提高到406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年到1980年28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 ％的幅度。由于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 六五" 计划时期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特别是1984年第4 季度以后，由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多，国家外汇储备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虽然经过1985年的工作，有些方面得到了控制和缓解，但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
" 七五" 计划(1986-1990 年）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于1990年底胜利实现，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七五" 计划执行的结果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较快，高于计划要求。" 七五" 计划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 ％，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 ％，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均超过" 七五" 计划的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 ％，比"六五计划" 低2.2 个百分点，但高于" 三五" 、" 四五" 、" 五五" 计划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同时也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增长规模看，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7400 亿元，比1985年增加884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768亿元，增长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各个时期。这标志着" 七五" 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长。
第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粮食、油料、糖料生产创新的历史纪录。199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62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5年增长87.8％，平均每年增长13.4％。" 七五" 计划后期粮食生产连续两年丰收，199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3500 万吨，比1985年增加5590万吨，扭转了粮食生产多年的徘徊局面。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业发展迅速。" 七五" 计划时期非农业产值增长1.6 倍，年均增长20.9％，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0年的54.6％。1990年乡镇企业的出口创汇额已达到130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21.7％。
第三，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有所好转。从三大产业看，" 七五" 计划时期第二、第三产业相对发展较快，第一产业发展较慢。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 ％、9.5 ％和8.7 ％。该时期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的比重，第一产业为27.5％，第二产业为46.1％，第三产业为26.4％，与" 六五" 计划时期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4.9 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提高了0.4 和4.5 个百分点。
第四，对外开放迈开新的步伐。" 七五" 计划时期，以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构成的沿海开放区进一步发展，1990年中央又作出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内地对外开放也逐步展开，特别是边境地带的双边往来有新的突破。1990年海关进出口总额达1154.1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65.8％，年均增长10.6％。其中，出口总额达620.6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533.5 亿美元，年均增长分别为17.8％和4.8 ％。中国已与世界上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1985年的第16位上升到1990年的第14位，出口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4％上升到74.5％。利用外资增长也较快，" 七五" 计划时期全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462.8 亿美元，比1979-1985 年7 年间累计增长1.1 倍。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387元，比1985年增长1 倍，平均每年增长15.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4.1 ％；农民人均收入630 元，平均每年增长9.6 ％，扣除商品性支出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4.2 ％。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平均每年提高3.4 ％。人民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平均寿命等生活质量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 七五" 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协调。突出的问题是：1.经济发展起伏较大，呈现不稳定状态。初期经济发展处于一种过热状态，后期进行治理整顿，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5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最大落差分别为7 、7.7 和31.5个百分点。2.经济效益滑坡较大。社会产品物耗率上升，从1985年的57.7％上升到1990年的61.9％；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从1985年的23.8％下降到1989年的16.8％；财政赤字由" 六五" 计划时期年均25亿元上升到" 七五" 计划时期年均94.4亿元。3.信贷、货币投放一度失控，出现了较明显的通货膨胀。
5 年中信贷资金运用增加10686 亿元，货币投放量达1657亿元，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计划，而且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全社会零售物价水平大幅度增长，年均涨幅达10.1％，比" 六五" 计划时期平均涨幅高2 倍。其中1988和1989年曾分别高达18.5％和17.8％。4.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居民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58.7％上升到1989年的62.9％。在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57.6％下降到1989年的45.2％。中央掌握的外汇由60％下降到40％。
从改革开放后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1990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4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8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03倍；科技、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国防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第一步战略目标已提前实现，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城乡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立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要求人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同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同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总结14年来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并规定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系统地完整地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的同时，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4日召开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目标模式问题，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强调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中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八届人大把这一目标载入了宪法。
其次，《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总体上设计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解决了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根据《决定》的规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既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又能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主要环节组成的。《决定》规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决定》还要求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邓小平1992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1989-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三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 ％多一些，而1992年和1993年则分别高达12.8％和13.4％；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1993年中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近10万个，协议外资金额1100亿美元，实际投资达到258 亿美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多的一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9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城乡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9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上年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更大的步伐。1993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企业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实施了与国际接轨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进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达到近4000家；价格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以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初步形成。全国90％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油销售价格，钢铁产品和部分统配煤炭的价格也先后放开，对部分原油价格进行了调整。目前国家定价的比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只占5 ％，在农产品总额中只占10％，在工业生产资料总额中已降到15％；宏观调控措施取得积极成效，在工业产值中，国家指令性计划已降到5 ％左右。为了使中国的进口管理体制更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中国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从1992年12月31日起，降低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占海关进出口税则税目总数的53％，使中国关税总水平下降7.3 ％，是建国以来调整关税涉及商品范围最广泛的一次。
六、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越出一国的范围，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取得民族独立；以战争为转机，资本主义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又促使其形成新的经济力量中心；科技革命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也步入了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深刻影响下，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前面第一章已涉及，本章从略）；在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区域性经济集团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活动主体；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新趋势；南北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的斗争，也随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的变化。发展是主流，而矛盾依然存在。本章将对包括上述内容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
1.战后发生的科技革命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
当代世界经济有了巨大的增长和发展，其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决定性因素是战后所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不断的科技进步。正是战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革命性变革，使当代的社会生产力出现了质的飞跃。
(1)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与科技革命的展开
①新的科技革命在战后发生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人类历史上已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每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并以此为基础大大改变了社会经济面貌。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纺织机发明和蒸汽动力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曾带来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又使社会生产力进入一个新的迅速发展时期。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开发利用为标志的革命。这次科技革命无论在其规模和深度上，还是在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的某些突破在40年代就已产生，而在战后才作为整个一次革命得到迅猛发展。这除了与科技革命本身的酝酿成熟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与战后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因素。战争期间各帝国主义参战国为夺取战争胜利，在军事科技和新式武器的研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全力以赴展开激烈的竞争。战后，许多新技术被大量转用民用工业，开辟了许多新产业、新部门。同时，战争期间被压抑或推迟的消费需求的爆发，也极大地刺激了新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的研制生产。其次，是激烈的垄断竞争的推动。战后垄断资本间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掌握最新技术成为其在竞争中取胜的法宝，为此各垄断企业争相建立科研机构，迅速加快产品更新的步伐。例如与50年代相比，80年代美国企业科研经费增长了22倍，而前联邦德国企业经费的增长幅度竟高达83倍。第三，是在国家垄断资本的宏观调控下，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条件更为完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福利政策、收入政策使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为科技产品创造了广泛的市场需求；国家对科技事业的财政支持和资金保证是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这种支持和保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把重点项目委托给企业或大学进行，对其提供资助；其二是国家通过对各类教育事业的投资，培育科学家和造就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者队伍。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措施对科技的进步及其向生产力的转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新的科技革命在战后的蓬勃展开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②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这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首先从美国开始的，而后逐步扩展到西欧、日本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60年代科技革命进入高潮，70年代之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以及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科技革命的进程一度受阻。到了80年代，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走出危机，科技革命又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次科技革命虽然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也同时波及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这次新的科技革命的基本内容，通常认为由五大新兴技术群的出现所反映。这些新兴技术群是：(1)信息技术。主要包括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等基础和关键部分。其中电子技术在各种新兴科技中发展最快、应用最广，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电子计算机的迅速更新换代是其主要的科技成果。由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与结合，造就了多种类型的现代通讯手段，为扩大人类对各种信息的利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2)生物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正在研究开发的生物工程技术主要有基因重组技术(又称遗传工程）、细胞融合技术、细胞培养技术、生物反应技术和发酵技术(又称微生物工程）等。虽然它是5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新兴学科，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中的某些技术如生物反应技术(又称酶工程）已开始运用于农业、水产、医疗和食品等各领域。在发达国家已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部门，有专业公司近千家。(3)新材料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证明，每一项重大的新技术的发现，往往都有赖于新材料的发展。如半导体材料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电子工业的发展。当前发展最快，最有前途的是信息材料、复合材料和新能源材料等。新材料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经济生活有可能摆脱天然资源的限制。目前发展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新能源材料。已取得研究进展的有非晶硅、超导和精密陶瓷等。超导材料的研制在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已取得重大突破。精密陶瓷则是最接近实用化的一种材料，一些国家已在研制以此为材料的汽车发动机。(4)海洋技术。它包括海洋能源、海洋采矿、海洋养殖和海水淡化等许多专门领域。就海底采矿而言，在石油、天然气、锰结核和热液矿床四大海底矿源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已较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部门。目前，海洋石油产量已达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 ／5.其他矿藏资源虽然极为丰富，但由于技术难度较大，真正的商业性开采还有待时日。(5)
空间技术。包括人造卫星、载人飞船、火箭发射等各种宇宙飞行器的研制，及其它们在气象、资源等领域的利用。作为一门综合技术它反映着一国科技水平的先进程度。从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开始，空间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集中发展运载火箭、制导系统及其他有关装置，为实现空间飞行创造必要的条件；60年代后期，则进一步向应用方向发展，进行各种应用卫星的发射和进行以各种试验为目的的载人空间飞行。空间技术对国民经济已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较之以往，战后这次新的科技革命与技术进步有其突出的特点。第一，是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即理论突破与技术创造紧密结合，科技成果迅速应用于生产，加快改变着社会生产力的面貌。战前，理论突破与技术创造之间的关系并不象现在这样紧密、这样直接，且常常是发明创造之后才有理论说明的。战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任何新的发明创造都是在各学科理论的指导下完成和实现的。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生物工程学等大量科学理论的突破及新兴学科的建立，每年有成千上万种技术专利问世。这种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例如原子能从发现到实用只花了40年的时间，以原子能技术为基础，原子能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在电子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微机的4 次更新换代只用了十几年时间。第二，是这次科技革命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综合了一切科学部门的重大发现，几乎使科学技术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影响着生产力的各个方面。与以往科技革命仅仅是发生在动力部门和加工部门不同，这次科技革命涉及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和其他服务行业，以及生态和能源等经济活动的一切主要方面。并且在以五大新兴技术群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产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主要有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和高分子合成工业等等。新产业群的出现又促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
(2)科技革命使现代社会生产力具有新的特征
战后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的上述新特点，决定了这次科技革命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比以往大得多。而它对经济的影响首先是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体现出来的。
首先，科技革命和现代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地完善了现代机器生产体系，随着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控制系统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普遍进入了自动化阶段。它使生产由原来的" 用机器制造机器" 进入到" 用机器操纵机器" 的时代。这一生产工具的变革，不仅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而且使人们从一部分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战后，生产自动化的最突出成果是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广泛使用。目前，日本在机器人的生产和使用上居于领先地位，1990年它所使用的机器人已近27万台，远远超过美国和联邦德国。
其次，科技进步使劳动力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到来，体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脑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从一些发达国家" 白领工人" 数量超过" 蓝领工人" 得到了印证。同时，伴随科技进步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减少，而从事为直接生产过程服务的劳动者就业人数在增加。美、德、英、法、日5 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50年代中期只有美国一国超过了半数，而到1983年这5 国均已在半数以上，美国已近70％。。
第三，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分工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新发展。伴随科技革命条件下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战后的社会分工，在深度上向部门内部的各零部件和各工序之间的分工方向发展；在广度上则表现为由一国范围内的生产分工向国际范围内的多方面、多层次分工方向发展。例如，波音747 飞机的试制和生产就是由6 个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15000 家中小企业，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第四，科技进步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类生产和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主要表现在战后对原子能、太阳能等自然界能源的逐步开发和利用，以及新的化学、合成材料的出现和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70年代初，仅石油化工产品就多达几万种。由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合种合成材料，已在逐步取代金属、木材、棉花、皮革、羊毛等天然材料，成为生产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各要素全面综合所形成的强大社会生产力，直接推动了战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使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前面第一章已经谈到。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科技进步不仅推动一国内部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而且还极大地推进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科技革命使生产的社会分工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科技进步则把各国的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日益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促使国际经济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包括：由于现代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类型国家经济交往的普遍加深；国际分工所推进的生产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发展，及其结构和构成上的深刻变化。这些内容将在以后各节详细展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科技进步对南北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减少，以及发达国家使用合成材料和替代能源对进口依赖的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逐步减弱以至丧失。这使本来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就已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条件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合理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改造自己现有的企业和经济部门，并积极发展本国的教育和有基础的科技产业，进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就是例证。
2.战后作为世界经济运行协调机构的国际组织及其作用
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也开始以新的方式运行。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国际组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其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管理与协调作用大大加强。由于当今世界发展是主流，而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因此国际组织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成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1)对世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主要国际组织
自19世纪初第一个国际性组织的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多世纪里，国际组织虽然相继出现，但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战后。现代国际组织的种类很多，其组织者不同，组织形式、组织层次及作用的影响范围也不同。战后，由政府参与的对经济发展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国际组织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以及联合国系统下的一系列其他组织。此外，近年来逐步形成的有关国家多边国际协商制度，如大国首脑会议，对各国间经济关系的调节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联合国是战后建立的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机构。其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
它是由联合国机构本身和通过特别协定与联合国建立联系的专门国际机构所组成。前者包括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下属等机构，日常工作则由各特别委员会和大会所设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机构进行；后者是联合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15个机构组成，其中包括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1945年12月正式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以战后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中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它由会员国出资组成，其主要目标是维持汇率体系的稳定，并对国际货币流通进行一定的管理和干预。同期建立的世界银行，其主要任务则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援助。它所提供的资金是由会员国认缴股金、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借款和银行本身的经营收入所组成。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所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私人企业。而作为对世界银行职能作重要补充的国际开发协会，其援助对象主要是穷国。
1948年1 月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一项临时性的政府间多边国际条约。它由1947年4 月在日内瓦讨论建立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的23国代表签署的《临时适用议定书》，与同时签订的123 项双边减让关税协定合并组成。其主要目标是减让关税，消除贸易歧视，以及反对利用进口限额或其他措施来保护本国工业。虽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名义上只是一项临时性协定，但在实际上起着国际组织实体的作用。其主要活动是主持多边贸易谈判，以及实施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各种协议。它的组织机构成为主持多边贸易谈判和解决贸易及关税问题重大争端的重要场所。
(2)战后国际组织的广泛发展
战后，各种类型国际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展，是以当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中相互依赖的加深为基础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协调对各国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经常性的国际协调机构的要求，国家垄断调节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也为国际协调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各种国际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战后，为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而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建立起正常的秩序，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国际协调机构。这一时期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组织的建立为标志，国际组织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拓展和经济生活国际化趋势的发展，60年代以后国际组织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到70年代中期，政府间的国际机构就达300 多个。其中尤以专门化的国际机构发展迅速，它们主要是通过从现有国际组织中独立出来，以及通过国际会议或政府的倡议和协商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的发展也表现在它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参加国际组织的国家越来越多上。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原来怀有戒心，保持距离的做法，争取进入到国际组织中去，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对参加各种国际组织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国际组织的发展还表现在它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经常化上。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问题交由相应的国际组织协调和处理，同时，国际组织的活动已越来越深地嵌入到各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过程中。事实说明，战后国际组织的发展，扩大以及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增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战后国际组织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是这些组织本身的性质、内部结构，以及组织形式的发展、变化。仍以主要的国际组织为例。例如联合国，是在第二次大战反法西斯同盟胜利的基础上，由主权国家自愿联合组成的国际组织。但在它最初成立时，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凭借实力，将其变成自己的霸权工具和发号施令的场所。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批又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其内部坚持遵循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目标，维持和平与安全，发展平等、自决为基础的友好与合作的力量不断增强，从而使联合国在推进各国的经济与社会进步、维持和平与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至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初主要是按照美国的意志拟定和设立的。美国由此建立起体现自己霸权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它们存在着弊端和局限性是必然的。
但是随着日本和西欧经济力量的上升，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斗争，这种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同时三大机构也有了自身的发展或变化。例如60年代中期以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活动目标，由侧重于发达国家间的关税减让，发展到非关税限制，以及增加了稳定商品价格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等内容，其贸易协调对象和协调内容有所扩大。而其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却常常是迟迟未决，最近的乌拉圭回合竟拖延7 年之久。这除表明作为主要缔约国的发达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同时也暴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解决争端机制方面的缺陷。于是，经过乌拉圭回合的谈判，117 个参加方在1993年11月达成了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草案，将要诞生的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将明显扩大其在国际贸易领域里的管理与协调范围，完善已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和建立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并且决定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联系，共同发挥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管理与协调作用。同时，新的组织作为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机构，对其所有成员国都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虽然是战后初期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物，在较长一段时期里起着维护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及固定汇率制的作用。而作为经济生活国际化条件下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协调机构，两者也在运行中不断得到发展。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并未使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管理和协调作用减弱。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的职能，由原来的仅仅着眼于稳定汇率体系，逐步发展到对其会员国的货币、财政乃至经济政策进行监督和指导。特别是1982年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担当国际协调、安排债务资本化及其减免的核心机构。从60年代美元危机开始的国际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动荡，以及70年代以来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正说明了在这一领域实行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只是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的。
(3)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运行的管理与协调
对国际经济关系乃至世界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进行管理与协调，是现代国际组织的主要职能。这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协商和制定国际间经济交往的行为准则和监督原则；通过各种形式对国与国之间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行广泛的协调；寻求建立世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常性协调机制。
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体现出来的。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运行的管理与协调亦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进行的。30年代振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过后，西方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转稼危机，曾使国际贸易急剧缩减，战后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多保持高额关税和继续战时的商品进口限制，因而不利于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是在各缔约国为克服这一障碍而做的努力这一背景下建立的。由于这和美国实行对外经济扩张一拍即合，所以建立国际贸易组织，削减关税、放宽贸易限制是由美国首先提议的。
尽管由于各种矛盾与复杂原因贸易组织未能成立，但以协调国际贸易为出发点的" 总协定" 的签订，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总协定通过多边的关税减让谈判，为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创造了条件。如1947年的首次日内瓦谈判即达成123 项产品协议，使美国的进口关税降低18.9％，经过从6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的几轮重要谈判，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工业品关税率降到4 ％。其次，通过缔约国大会对重大问题的讨论，逐步确立了从事国际贸易的秩序原则，总协定所规定的原则协定是参加国须遵守的行动准则。贸易秩序的恢复促进了50年代的经济复兴和60年代国际贸易大发展局面的出现。第三，总协定建立的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调解贸易争端的机制，推动了缔约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合作。这是一种约束或制约机制，它缓解了矛盾双方摩擦和冲突的激烈程度。即将诞生的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由于突破了总协定的局限性，协调的方面和在协调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大。此外，在这一领域从事协调活动的还有次一级国际组织国际商品协定，它的主要作用是协调价格和协调市场份额。
对于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来说，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这首先是30年代大危机的教训所提示的，正是国际货币领域的混乱与冲突引发的危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从而表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正常的金融秩序的重要性。同时战前就已存在的各种外汇管制和以大国为中心划分势力的各种货币集团的存在，亦是阻碍经济交往与发展，加剧摩擦与冲突的重要因素。因此，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诞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国际货币合作，促进汇率稳定，消除外汇限制，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支付体系。在70年代初以前的固定汇率制下，这一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监督其成员国执行固定汇率制的有关规定，同时对各成员国不同时期的国际收支状况及其相关政策进行制度性检查，以此实现管理。它还负责提供流动资金，为成员国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以稳定货币汇率。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的监督和管理，相对保持了各国货币统一的定值标准。基金组织还要求成员国清除各色管制对贸易和金融实务的干预。进而逐步消除了阻碍货币资本国际流动的外汇管制。并且暂时以固定汇率制抑制了汇率的剧烈波动，为当时日本、西欧等国的经济恢复和随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金融环境。随着经济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调活动进一步深入。例如各成员国在共同遵守基金组织制定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交流政策观点，沟通金融信息，通过彼此的协调与合作，使金融资源得以进一步的充分利用。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实行活动汇率制以后，多变的汇率关系和由债务经济所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及经济发展上的波动，更需要加强金融领域里的国际协调，以缓和摩擦，维持稳定。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汇率问题进行调节的同时，开始着眼于对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乃至具体政策进行干预和协调。通过磋商、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以至施加压力等途径进行。而它在这方面的干预和协调所起的作用是依对象国而异的，对资本主义大国作用甚微，与发展中国家的摩擦也是有的。因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断调整和改革，正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种管理与协调机制，使之向公正、合理以及富于成效的方向发展。此外，许多区域性金融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也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它们分别由联合国提供资助或者由区域性合作所组成。
战后的发展主流以及发展过程中南北国家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事实，尤其是由于南北国家间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所造成的一系问题，使南北关系及南方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焦点，亦成为国际组织从事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例如，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立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20多年里它在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等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60年代中后期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农组织等多个国际机构，都把更多的努力放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困境，特别是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上。其中国际货币基金在缓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方面所进行的安排和努力尤为突出。当然，南北不平衡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战后国际组织的作用就在于，在各国经济间相互依赖加深的条件下，把原来分散、无序的活动逐步推向有序的轨道。当代世界经济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变化，与国际组织的这一协调作用是分不开的。
3.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纽带。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际贸易的深入展开和迅速发展。这一发展丰富多彩，表现在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发展特征的则是国际贸易的新特点。
(1)战后国际贸易的新发展
国际贸易开始的历史很早，它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形成发展，曾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世初，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国际贸易体系即已基本形成，后直到20世纪初是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时期，有更多的国家参或被卷入到国际商品交换中来。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危机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国际贸易的继续扩大和发展。第二次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6年1948年相比，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增长了36倍和38倍，同国际贸易额已逾20000 亿美元。尽管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产生波动，但国际贸易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始终是其发展的总趋势，它具体表现在国际贸易量的空增长和国际贸易结构的深刻变化上。
①国际贸易始终以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虽有较快发展，但通常其发展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例如，1870 -1900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分别为3.2 ％和3.7 ％，1900- 1913年两项指标分别为3.8 ％和4.2 ％，1913-1929 年分别为1.8 ％和2.7 ％。战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比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2.2 、1.5 和7.8 个百分点。进入80年代后贸易增长速度大大放慢，但其增长速度仍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尽管国际贸易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也有波动，例如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1948-1973年是其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时期，此后由于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有升有降，从总体上说开始放慢，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但对外贸易的发展仍然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其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许多关于世界经济的著作都谈到战后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的原因，战后世界工业生产的加速增长是贸易发展的基础，而生产国际化的深入展开是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它包括深层次的国际分工形式的形成，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战略所带动的国际商品流量的增加。科技革命带来的大量新产品开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干预，国际组织的协调活动和区域性共同市场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
②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商品交往活动，对外贸易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际贸易主体的增多，是战后国际贸易向广度扩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表现在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普遍化和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上。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发达国家经过60、70年代对外贸易的普遍发展，在贸易格局上打破了一国高度垄断的局面。例如美国在发达国家出口中所占比重，由战后初期的1 ／3 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不足1 ／5 ，前联邦德国和日本则作为贸易大国迅速崛起，前者在80年代后期的出口额超过了美国；后者在发达国家出口中所占比重已接近15％。此外，主要贸易大国在国际贸易中份额的降低，也反映了贸易主体数量的不断增多。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对外贸易性质的转变和为发展民族经济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努力，其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快增长，1950-1986 年贸易进出口额分别增长了近25倍和23倍，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在战后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但积极参与国际商品交换已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各国对国际贸易活动的积极参与，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已占较大比重的发达国家战后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例如英、法、德、意等大国到80年代初贸易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1 ／5-1 ／4 ，而比利时、荷兰等小国已达5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如拉美、东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其对外贸易都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如韩国、巴西和泰国进出口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由1970年的16.4％、5.7 ％和15.4％上升到1985年的29％、11.4％和21％。
③国际贸易的部门结构和商品结构不断向专业化、高级化方向发展。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更深刻地反映在其结构的变化上。首先，是商品结构的变化，战前到战后初期，在国际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的始终是初级产品，从1954年开始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超过了初级产品，此后这一比重不断增长，到80年代中期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60％。其中机器设备和化工产品增长最快，例如1958-1979年，机器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出口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由19.9％和5.5 ％增加到27％和7.9 ％。而同期在初级产品中原料的比重降幅最大，其次是食品，它们分别由14.8％和19.9％下降到7.2 ％和10.4％。国际交换中商品结构向高级化趋势的这种转变，显然是由战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趋势所导致的。在发达国家中，制造业始终是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并随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得到改造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已实现了工业结构的转变。这一切都为工业制成品的国际流动提供了条件。当然在这种商品结构变化趋势中，不同商品的发展趋势是不平衡的。其次，是国际贸易部门结构的变化。即商品交换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同类产品的国际交换日益扩大。据统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同类产品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1959年为36％，1967年就上升到48％。这种变化是国际范围内的生产部门内部专业化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最终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把同类产品中不同型号的产品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日益集中到不同国家生产，同时中间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又把同类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不同生产工序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通过同类产品的国际交换实现生产过程的合理组织。这一过程通常是由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的。
④在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中，贸易的对象结构日益呈现多方面的变化。
首先，伴随国际贸易的普遍发展，一国对外贸易的对象国不断增多，出现贸易对象多边化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在国际贸易领域受制于人的不利地位，更是把实现贸易对象多边化作为一种积极手段。其次，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日益为中间产品的贸易交换所占据，以同类产品的多层次加工和最终产品组装为内容的回转型贸易发展迅速。再次，技术贸易蓬勃兴起，目前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最活跃的部分。它是通过商业渠道进行的技术转让，包括转让专利、商标等各种形式的工业产权，提供专有技术和工程设计、设备安装等技术服务，以及安排工业和技术合作等内容。技术贸易在战前就已出现，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迅速，以致成为国际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1964-1970 年世界技术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达16.5％，高于商品贸易年均增长率5.9 个百分点。7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仍高达12％。1964年世界技术贸易总额为27亿美元，1974年增加到110 亿美元，1979年，仅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前联邦德国5 国的贸易总额就达150 亿美元左右。这是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科技领域国际分工的加强和各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结果。目前，技术贸易仍然主要在发达国家间进行，其比重约占技术贸易总额的80％。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约为10％，前苏联东欧国家亦占10％。
(2)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影响
国际贸易在战后的新发展，有力地加强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使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这种联系，对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即国际贸易本身日益成为加深国际分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①国际贸易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向和其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是作为一种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力量发生作用的，并且对经济发展起的是一种导向作用。例如战后初期进口的增长，特别是能源和原料的进口，对于处在困境中的日本和西欧等国家的经济恢复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同样，通过先进的技术设备引进的途径，突破原有的技术设备的限制，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的关键性步骤。出口结构的变动亦是促进整个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落后的经济结构的变革，都是在其产品出口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向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因为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直接促进了出口部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并带动非出口部门中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可以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环节。战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实行" 出口导向型" 战略，取得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以出口的增长带动相关部门的发展，并且使出口的增长成为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动力，以此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②国际贸易作为一种重要的传递媒介，本身具有把经济发展中的变动外向传递的功能。只不过在不同条件下这种传递功能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首先，外部需求和外部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是为战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日本是典型的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类型，由于国内资源缺乏和市场狭小，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靠外部需求推动的，例如198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4.3 ％，其中外部需求推动的比率就占3.4 ％，可见外部需求的增减对其经济兴衰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发展，并且其产品获得了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机会，这是外部生产结构变化产生影响的例子。其次，外部经济要素和增长变动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影响，就发生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例如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增长通过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展，为作为其重要贸易对象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使其经济获得了相应的发展。而在70年代滞胀和80年代结构性危机情况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慢通过贸易规模缩减的途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使其进出口贸易被迫放慢，由此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反之，80年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困境和发展危机，也不能不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牵制作用。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各国间经济联系的链条，进而在贸易对象国之间逐步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机制。任何一国经济内部的重大变化，必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递到他国，而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又都离不开他国的影响。而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对外贸易在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4.直接投资扩大和资本流向变化
作为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资本的国际流动在战后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这一发展较之国际贸易在更深层次上把各国经济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战后资本国际流动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战后的资本国际流动包括许多内容，如按资本形态分类，有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流动；若按资本流动的方式分类，有证券投资、生产投资、长短期资本存放和官方发展援助等内容。而在当代国际资本流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大和资本流动趋势的变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跨国公司的发展。
(1)以直接投资迅速扩大为主要内容的资本国际流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传统的资本国际流动形式是证券投资。这种形式的投资占主要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比重的70％。战后证券投资继续发展，并且在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加快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在资本国际流动中的地位还是被发展更为迅速的直接投资所取代。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体或主要形式，这是资本国际流动在战后的新变化。国际直接投资是指在投资企业中拥有一定份额股权的国际资本投资。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直接投资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60年代至80年代初，国际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1％，而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国际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则高达21.6％。这一增长速度超过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主要经济活动指标的增长，这样高速持续的增长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
战后国际直接投资的这种迅速增长，首先是从美国私人公司率先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开始的。战争中积聚起大量财富的美国私人垄断资本积极向外扩展，美国政府为保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鼓励和支持私人对外投资。
因此战后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空前迅速的增长。1950年其投资额为118 亿美元，1970年累计额为755 亿美元，1990年达到4215亿美元。并且70年代以前，私人直接投资在全部对外投资中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而且50年代到7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其工业生产的2 至3 倍还多。此后这一速度虽有所减慢，但总额仍在继续增长，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始终高居各国之首。60年代中期以后，随西欧和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以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迅速增长，并且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例如1967-1983 年，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增长6 倍多。其中欧洲共同体增长迅速，自60年代开始加紧对外直接投资，进入80年代之后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者，其投资额已占世界投资总额的40％以上。在欧共体内部，传统的投资国英国仍占有最大份额，在1988年投资额为1837亿美元，但其增长速度已不及前联邦德国等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晚，1951-1970 年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只有36亿美元。进入70年代之后，在政府政策提供的有利环境中，投资规模急剧扩大。80年代更实现了跳跃式增长。1980-1985 年，其投资额在世界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从5 ％上升到23.2％。80年代后半期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1985-1988 年对外投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8.8％。1988年度投资额超过美国，跃居各国之首。到1990年3 月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已达2539亿美元，为1980年365 亿美元投资额的近7 倍。此外，在战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成为资本国际流动主要形式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较大增长。如1960-1983年，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7 亿美元增加到176 亿美元，它们从历来只是作为单纯的吸收投资的国家，变成了同时也是投资者。这种现象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越来越普遍，它日益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必要的和经常性的活动。
(2)资本流动的双向性
战前资本国际流动的趋向基本是单向的。首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地位是基本固定的。即早期发展起来的英国、法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宗主国的主要投资场所，是资本输入国。当时的资本流动主要是从先进的工业国家流向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战后，伴随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逐步深入展开，更多的国家进入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行列，资本的双向流动取代其单向流动成为战后资本国际流动的新趋势。
战后，资本的双向流动是以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相互渗透为中心展开的。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有近3 ／4 的直接投资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此后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例如，1989年国际总投资的99％是发达国家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其中的89.9％又是投在发达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既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同时也成为吸收国际投资的主要国家。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资本双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些国家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大体一致，通过相互投资彼此可以提供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各部门、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相对过剩资本积累的不平衡，为资本的双向流动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战后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它首先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其对外直接投资含概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地区。但在投资的地区分布上却呈现出向发达国家地区转移的趋势。例如美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在1950年、1970年和1990年分别为48.3％、68.7％和74.1％，投资比重是直线上升的，其增长速度也高于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也逐步变成了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1970年、1980年和1990年，外国在美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分别为133 亿美元、830 亿美元和4037亿美元，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对外投资。目前在美国的这些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最高，1990年为2565亿美元。日本次之，其投资累计额为835 亿美元。在6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中，同样绝大多数是投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其中又以西欧各国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增长最快，60年代后期这部分投资占西欧各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近3 ／4 ，此后随着对美国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加快，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一直保持在1 ／3 以上。同时，作为西欧投资对象国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西欧也都有大量投资。西欧作为世界最大的投资者，也吸收了相当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相比之下，后起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日本，由于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严重依赖，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重高些，但发展趋向仍是把投资重点转向发达国家。例如在1983-1987 年度，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从38.8亿美元增加到233.5 亿美元，增长5 倍，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从42.6亿美元增加到100.2 亿美元，仅增长1.4 倍。同期，对发达国家投资占其全部投资的比率从48％上升到70％，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所占比重，相应地从52％下降到30％。但日本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吸收外部直接投资较为缓慢，外国对日直接投资远不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由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在国际投资格局中逐步形成了一国向多国投资而同时多国又对一国投资的局面。
尽管战后资本双向流动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势也有发展。包括发展中国家相互投资以及向发达国家投资。目前约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已有相当规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6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投资额最大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尤其是中东国家。
其次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1970-1980 年，巴西和菲律宾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11亿美元和4.2 亿美元。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快进行对外投资，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或彼此间直接投资的这种增长，是这些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将自身的经济逐步纳入世界经济运行轨道的结果。也是它们对付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里的不平等交换的一种斗争形式。同时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所提供的技术，更适合吸收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条件，而受到后者的欢迎。为加快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同时以各种形式对外投资和吸收外来投资，以促进发展。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都不大，但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3)现代跨国公司的发展
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推动者是跨国公司，战后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活动进行的。因此跨国公司在战后的资本国际流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的公司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活动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存在，但是它作为资本国际流动的载体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普遍发展还是在战后。战争结束到60年代初是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迅速膨胀和其国际分工结构逐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已远远超过二次大战前跨国公司投资的总和。并且在其投资增长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国际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当然这是以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仅美国最大187 家制造业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就由600 多家增加到1800家。美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取得广泛发展，投资增长大大加快。这主要表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字，以及除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得到普遍发展上。此后，跨国公司在调整过程中进一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到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数目已达2 万家左右，海外分公司和子公司超过10万家。90年代初公司的数目发展到3.5 万家，其分公司和子公司增加到15万家。199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为2250亿美元，其投资累计额已突破1 万亿美元。目前它控制着9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总值的50％，成为影响资本国际流动的决定性力量。
就生产组织结构而言，跨国公司是一种建立在生产的专业化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跨国生产组织，这是一种面向世界市场的开放性生产组织，更是一种以世界市场为依托、以跨国生产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组织。因此，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在生产组织、科技开发、资金调拨和产品销售方面的巨大优势，依据其长期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尽可能使不同地域的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结合，同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把同一产品不同的生产过程以及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分散到多个国家完成，以实现劳动成本的节约和产品的高度竞争力。由于这种生产组织结构从不同的角度适应了现代科技和生产发展的要求，因而它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当代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深入展开，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例如即使是在跨国公司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各公司的对外投资和经营也是以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展开的，通过直接和间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建立联系，参加到生产的专业化国际分工体系中，通过其经济优势的发挥带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此外，跨国公司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表现在通过其在投资和经营方面的国际分工体系，把一国经济与外部经济、与东道国经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使各国经济在发展上的相互依赖和制约，不再是经济运转过程的外在联系，而是变成经济运转过程的一种内在联系。或者说由外部贸易联系深入到内部生产过程。当然，跨国公司主要是由私人垄断公司发展而形成的，作为战后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它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全球经营活动，也促使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稳定因素增加，并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
5.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向
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战后的事情，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种趋势伴随战后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深入而展开，并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而出现。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实践，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它不是为缓和矛盾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也不只是某些国家寻求竞争与发展的一种对策，而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1)经济生活国际化为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
战后，科技革命的开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再生产的国际依赖性明显加强，从而大大促进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战后，经济生活国际化，为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培植了适宜的土壤，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生产社会化越出国界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就会产生。因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首先，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了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经济结构上趋近的各种经济体系的形成。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的各种经济杠杆，主要是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科技的开发应用和传播。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战后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如1965-1985年间，发达国家间的出口贸易一直在其出口贸易总额的70％以上，因此，贸易上的经常联系最早从外部把发达国家经济联结在一起。国际直接投资向发达国家的倾斜比国际贸易发展更快。1989年，在占世界总投资99％的发达国家投资中，有89.8％投向发达国家，进而使这类国家不仅是从事对外投资的主体，同时也成为吸收对外投资的主体。直接投资从生产过程内部把发达国家经济更进一步地联结起来。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传播更是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3年出版的《科学与技术统计》提供的资料，1970和1980年在世界科学家、工程师总数以及研究开发总费用中，发达国家(此项统计包括了前苏联）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2.1％和89.4％，97.7％和94％。由于科技代表着一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实力，科技在发达国家的集中和传播，使发达国家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保持强大的发展优势。因此，科学技术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现实与未来的发展方面把发达国家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此外，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由于经济上自主发展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各自也都逐步形成了在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上大体相近的经济体系。只不过由于其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发展程度不同，各经济体系内部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赖关系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上，因而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水平不同。
(2)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和发展。
①区域集团化形成的现实背景。区域经济集团之所以在战后形成一种发展趋势，除了具备上述有利的宏观环境以外，还有一系列促进这一趋势形成的具体原因。主要包括：(1)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竞争加剧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在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西欧、日本经济的崛起，所形成的三个经济力量中心的较量，把彼此间的竞争推向白热化的程度。它们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加快自身的经济增长，以及缓和与稳定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都把建立区域经济集团作为实现各自目的的有效途径，作为与他国竞争和抗衡的有力手段。(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及宏观调控的加强。伴随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日益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从而使国家经济集团逐步成长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调控作用。(3)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生产社会化已越出国界，它的发展要求市场的扩大，要求各生产要素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自由流动。而且，这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必要的条件，需要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区域经济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尽管区域集团的类型和发展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②区域集团的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集团是指那些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经济利益或经济互补性的相邻国家，由政府出面协商并签订正式协定或条约而形成的区域性的集团组织。其活动内容是以推进各国在贸易、金融、技术、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乃至主要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进而实现经济一体化为中心展开的。战后，区域经济集团经历了50、60年代的陆续建立，70年代的逐步发展扩大和8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一成长过程。目前，存在于西欧、北美、亚太、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区的区域经济集团有几十个。它们在经济集团的组织规模、协调内容，以及集团内部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依赖程度方面尚有较大的差别。就组织形式而言，一般采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经济联盟等几种主要形式。在众多的区域经济集团中，发展较早或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是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欧洲共同体是战后成立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经济组织。如前面有关章节所述，自从1957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卢森堡、比利时6 国签订《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1967年两组织又与6 国在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合并组成欧洲共同体以来，其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在经历了比较顺利的发展时期之后，1973年由于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加入，共同体成员国增加到9 国。80年代初随着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后加入，1986年其成员国又进一步发展到12国。目前共同体的人口为3.2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4％。 1993年欧共体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的奥地利、瑞典、挪威、芬兰4 国就其加入共同体的问题进行谈判，1995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将扩大到16国。与其规模扩大相比，欧共体经济一体化的水平提高更快。在其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及其财政体系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其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最初的一体化目标是建立初级形式的关税同盟，实现成员国间的商品、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后向着建立经济联盟的目标迈进，不断加强对成员国的货币、财政等经济政策的协调，乃至建立欧洲货币体系。8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进一步推动欧共体加快其经济一体化的步伐。1986年欧共体签署了《欧洲一体化文件》，提出1992年底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并采取了各种相应的行动。1993年初欧共体宣布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成立。11月，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付诸实施。虽然在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过程中尚充满各种矛盾和斗争，但它毕竟把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欧共体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还加强了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区域集团的合作，逐步取消相互间的工业品关税和数量限制，并着手建立" 欧洲经济区".这是个包括17国、3.8 亿人口和6.8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统一大市场，其经济实力相当于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
正在建设中的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是拥有2132.1万平方公里国土，3.7 亿人口和6.5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强大区域经济集团。鉴于美、加两国历史上的密切经济往来，80年代初以摆脱共同的经济危机为契机，两国为扩大经济往来、促进自由贸易，积极进行谈判和磋商，于1988年1 月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其内容除关于商品、劳务方面的自由往来，还包括放松金融管制和实现投资自由化等。1989年1 月协定正式生效。这一协定奠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坚实基础。此后，协定范围扩展到墨西哥，1992年8 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 国经过谈判，达成了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计划在15年内实现商品在3 国间的自由流动。
协议经过3 国议会的分别批准于94年1 月正式生效。中美和南美的一些国家表示希望加入这一自由贸易区，美国也有意将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到整个美洲。在经济国际化趋势的推动下，这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将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亚太经济合作也在蓬勃展开。近20年来，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源于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据报导，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到本世纪末，仅日本、亚洲" 四小" 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将能达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是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同时以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代表的世界其他地区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也在客观上促使亚太地区为增强自身实力和竞争力，而加强各国间的协调与合作。但与西欧和北美相比，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较大差别，形成一个制度性的经济实体困难较大。不过，这一地区目前已有的一些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进而为整个地区的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各国政府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构想，充分显示了合作的诚意。在此基础上，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开始步入官方协调阶段。
1993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及这一组织成员首脑的非正式会议，分别通过了" 贸易投资框架宣言" 和《经济展望声明》，为今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确定了方向，因此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趋势的出现，以及不同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实践来看，集团化本身就是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首先，集团化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其次，集团化是以经济一体化为其活动内容和目标的。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标志，是其成员国为共同利益而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并由参加者共同行使这部分主权，以实行国际经济调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区经济一体化是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必要步骤。当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国之间，各种类型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一体化还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除了上述诸方面之外，这里还要强调，南北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的斗争，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首先，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随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两者之间已由过去时代的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附庸关系，变为主权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在资金、技术、市场和生产原料、投资场所等方面互为需要，相互依赖。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发达，以及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及其国际经济领域中居于领先和垄断地位，南北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种不平等、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它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地位，继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剥削、掠夺和控制，只不过所采取的形式和手段不同以往罢了。因而摩擦和冲突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也在发生变化。战前是围绕推翻殖民统治与巩固殖民统治的斗争。战后的矛盾和斗争最初集中在生产领域的经济主权问题上。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联系的加深，矛盾和斗争转向国际流通领域。发展中国家为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60年代成立各种原料生产国组织，70年代团结一致进行石油斗争，迫使发达国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但是由于80年代初爆发的西方世界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后者的斗争转入低潮，以债务为中心的金融问题，成为南北关系中的焦点问题。进入90年代，伴随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加紧进行控制和利用，对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改善经济地位的斗争设置了障碍。但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公正的待遇，摆脱大国控制的斗争并未停止，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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