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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二八年出生在萨拉托夫一个牧师家庭。一八四二年进入萨拉托夫正教中学。一八四六年五月，考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在大学期间，接近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并逐步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八五一年，回到萨拉托夫，在中学任语文教员。一八五三年，重返彼得堡，开始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后又应涅克拉索夫的邀请到《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在《现代人》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如《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等。他还积极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一八六一年撰写了革命传单《告领地农民书》，并指导过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为俄罗斯公认的革命领袖和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反动派的敌视和仇恨。一八六二年六月，《现代人》杂志被勒令停刊八个月。七月七日，反动当局捏造罪证，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将近两年。在狱中，他以惊人的勇敢和顽强的毅力继续着革命的写作活动。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开始，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怎么办？》。 一八六四年二月，沙皇政府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矿场服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他在监禁、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了整整二十一个年头，始终保持着崇高的气节，坚守着革命的阵地。在流放期间，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序幕》等。一八八九年他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居住。长期的苦役和流放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他与世长辞。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是矗立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如前所述，它是作者在被幽囚于彼得保罗要塞期间写成的。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作者用了一百零十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文学巨著。他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去创作的。小说的思想和形象使他激动不已，以致有时他不得不去演算一些微分学的习题，心情才能平静下来。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这位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艺术升华。小说最初发表在一八六三年第三期到第五期的《现代人》杂志上。不久被沙皇政府查禁。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当时俄国的进步青年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且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的文学批评家N·H·特卡乔夫在小说《怎么办？》一八八○年法文译本的序言中指出：“当时在青年小组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办的问题。要把国家从卑劣的政治和经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从这种制度使之陷入的崩溃的绝境中解救出来该怎么办？要把铭刻在青年心中的道德和社会主义理想贯彻到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去该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中谈到了这一切问题……。”著名的民主主义批评家D·N·皮沙列夫指出：“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创造性的纲领，因此它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旗帜……。”著名画家列宾亲切地回忆道：“在文学作品中有两个主人公作为供人仿效的楷模在大学生中占了优势，即拉赫美托夫和巴扎洛夫。《怎么办？》这本书使人入迷，不仅仅是那些被读烂了的破旧不堪的书籍一册册在人们中间流传，还有手抄本……。”普列汉诺夫认为，“在每一个出色的俄国革命家身上，都有过许多拉赫美托夫气质。”实际上，这部作品不仅被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青年奉为“生活的教科书”，而且被后世誉为“代代相传的书”，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都曾从这部小说中吸取过“精神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杰出的保加利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季米特洛夫就说过：“我应该说，在过去和后来一直都没有另一部文艺作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这样使我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革命导师列宁也十分喜爱这部作品。他热情赞扬“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在它的影响下，成百成千的人变成了革命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怎么办？》一书的时候，正是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期（一八六--一八九五），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了社会斗争的前台。 《怎么办？》的副标题就是“新人的故事”，它所描写的正是六十年代的正面典型--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当时，这种典型才诞生不久，但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象征”，他们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起来。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俄国。在这个时期，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及其残余作斗争。围绕着对待农奴制的态度，俄国出现了两种历史力量和两种历史倾向，即贵族自由派和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斗争。贵族自由派不能容忍农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他们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一八六一年的“农奴制改革”实质上是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是对农民的一次残酷的掠夺。广大农民用“骚动”来回答沙皇所恩赐的“改革”。平民知识分子青年则用层出不穷的“学潮”来响应农民的骚动。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思想领袖很快就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他除了利用《现代人》杂志这个合法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外，还亲自撰写了《告领地农民书》的秘密传单，揭露“二月十九日法令”给农民带来的惨痛后果，号召各地农民积蓄力量，准备革命。沙皇政府用残酷的镇压手段来对付群众的革命要求。一八六二年下半年，俄国形势急转直下。“光明时期”转瞬即逝。沙皇政府向革命发动了进攻。在反革命恐怖统治的高压下，农民骚动暂时趋向消沉，反动派重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自由派日益公开地表示拥护沙皇，而不坚定分子则纷纷离开斗争。“怎么办？”这就是当时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问题。 其实，一些优秀的俄国贵族作家也早已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前夜》及其中篇小说《阿霞》的主人公在一生的紧要关头都曾提出过“怎么办？”的问题，作者又都没有找到答案。《谁之罪？》中的女主人公柳鲍芙·克鲁齐费尔斯卡娅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克鲁波夫医生问别尔托夫：“那该怎么办呢？”别尔托夫的回答是“不知道”。充满着对新生活憧憬的娜塔丽雅·拉松斯卡娅询问罗亭：“您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罗亭回答：“向命运屈服”。在长篇小说《前夜》中叶连娜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她不知道在俄国该怎么办，所以她不能回俄国。当人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刻，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自已作品《怎么办？》回答了人们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从阴暗的牢狱中，他向人们发出了革命的召唤。 《怎么办？》的基本情节很简单。从表面看，它似乎是欧洲的一个传统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只是它给予了这种故事以一个新的结局而已。作者本人就说过，在这里，“不会有极为夸张的冲突，事情结束时没有暴风雨，也没有雷鸣和电闪”。这个故事的梗概如下：房产管理人的女儿韦拉在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的帮助下拒绝了父母包办婚姻的企图，脱离家庭，与原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结合并创办了一所实行社会主义原则的缝纫工场。两年后，韦拉与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相爱，洛普霍夫感到韦拉与基尔萨诺夫性情相投，他们在一起生活会更幸福，于是毅然出走，假装自杀，使他们能够结合。以后，洛普霍夫受职业革命家拉赫梅托夫的委托，出国进行革命活动，数年后由美国回到彼得堡，与波洛佐娃结婚，并同基尔萨诺夫和韦拉重新会面，两对夫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共同进行着他们所热爱的事业。 作者认为，这是些“善良、坚强、诚实、能干的人们”。他向他们敞开心扉，说：“你们刚刚在我们中间出现，但人数却已不少，并且还在迅速增加”。由于“读者还不是都像你们那样，因此我还需要写作，也有可能来写作。”对此，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曾经这样指出过：“被反动派幽囚而与世隔绝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在利用这个形象从阴森的监狱中对我们说：‘这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需要的真正的人。效法他吧，如果能做到，就走他的路吧，这是引导我们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唯一道路。’”普列汉诺夫说:“《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因为这本小说对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生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 作为“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韦拉、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所具有的一种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改造俄国社会的决。心。他们都出身于小市民、小官吏。如基尔萨诺夫的父亲就是一个县级法院的文书。他们在贫困中长大，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没有门子，没有熟人，凭着个人的奋斗给自己开拓了未来的道路。”他们饱尝生活的艰辛，对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满腔憎恨，对于人民群众的痛苦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改造俄国社会的要求。他们在当时的俄国“眼睛看到的尽是些不愉快现象”，看到的是“只有那些又不诚实又恶毒的人才能过好日子”。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环境造成的。正如洛普霍夫对玛丽娅所说的那样：“现在您在干坏事，因为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一个环境，您也会乐于做个无害甚至有益的人。”因为在精良的泥土上，有真实生命的泥土上“产生出的新的东西也全部是健康的，因为基本元素都是健康的”。而在腐朽的泥土、不实用的泥土上“植物不可能长得好”，因为这块泥土的“元素本身不健康”，所以产生出来的其他东西“全部都必定是不健康的、劣质的”。这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社会上的那些“不愉快的现象”，就必须要把腐朽的、不实用的泥土改造为有真实生命的泥土，即把恶劣的社会环境改造为良好的环境。他们用“未婚妻”来隐喻革命。洛普霍夫对韦拉说：“愿世界上不再有穷人”，“这正是我的未婚妻致力于做的。”他们对革命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洛普霍夫说，他的“未婚妻”“很有力量，她的力量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人。”“但愿不再有穷人，这个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因为我们迟早总会安排好生活……。”无疑地，在当时，作者不可能从正面来描写革命。但是，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革命的信息。比如第章第二十二节所描写的郊游，实际上就是当时革命青年的一个秘密的政治集会。集会的中心人物是“穿丧服的太太”，她的丈夫已被捕了。人们议论着恶劣的政治形势，并且断言说，形势越坏就越好，“否极泰来”，因为形势越恶劣，革命也就越临近了。他们盼望着拉赫梅托夫回国，认为“现在是他回国的时候了”，因为伟大的斗争正需要他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将是残酷的：“我是荒野绿林中的一个居民；我的生活充满着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样一条斗争的道路。在庄严的气氛中，“穿丧服的太太”借用一个苏格兰民歌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决心：“月亮升起了，宁静又安详；一个年轻的战士，即将赴战场，骑手将子弹上了膛，姑娘对他讲：‘听天由命吧，再勇敢些，我的情郎！’”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夫妇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们感到，她的选择也正是他们应当作出的选择。他们坚信，尽管斗争是艰苦的，但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光明、温暖和芳香，迅速地驱赶开黑暗和寒冷；腐朽的气息愈来愈弱，玫瑰的芬芳愈来愈浓……”。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在给这个美好的未来作准备”；他们认为，能够去从事这种准备工作，是一种幸福。 “新人”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具有言行一致的实干精神。作者写道：“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不动摇，不退缩，能够承担工作，只要承担下来就会紧紧抓住它。这是他们的特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诚实得无懈可击。”他们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作为平民知识分子，比之贵族革命家，他们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也开始密切起来了，从人民群众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成了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与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无所作为的“多余人”不能同日而语。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不仅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医学科学的研究，而且还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组织了启蒙活动的小组。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批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很尊敬洛普霍夫，把他当做彼得堡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们认为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谈谈话于自己有益。”他们创办星期日夜校，与年轻人交朋友，还组织朗诵活动，郊游活动……通过一点一滴的工作，在不懈地向群众灌输着革命思想。无论个人生活中经历了多大的不幸，事业上遭遇了多大的挫折，他们都没有退缩过。比如洛普霍夫在失去韦拉的爱情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俄国到美洲去，而他一到美国，就立即成为了废奴主义拥护者，因为他认为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和俄国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是遥相呼应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确实具有崇高的思想，而且还“拥有使它圆满实现的足够力量”。 “新人”的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行动都遵循着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并把献身于崇高的事业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他们认为“人的行动总是服从于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们信奉“利益计算的理论”。洛普霍夫在与韦拉最初所进行的谈话中，就向她宣传了这种理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每个人考虑最多的是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他看来，高尚的人与卑下的人的界限就不存在了。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于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利己主义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也不一样。韦拉的母亲玛丽娅，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她的最大的快乐是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的私利，为此，她可以不惜损害他人，她“想出的办法是卑劣的，对别人有害的”。新人们则认为，“假定有谁能使别人快乐，自己又没有什么不愉快……他从自身的利益要求出发，能使别人快乐，因为他自己也将从中得到快乐。”他们所想出的办法“是合理的、对别人有益的”。正是从为了获得“内在的快乐”、即“崇高的快乐”以及为了“使他们所尊敬的人把他们当做高尚的人”这些“利己主义”的考虑出发，在必要时，他们可以自觉地舍弃个人利益，可以自愿地为别人和事业去作出极其崇高的行动。比如为了帮助韦拉获得自由，洛普霍夫决定中途辍学，与她结合，而当他发现韦拉已经不自觉地爱上了基尔萨诺夫以后，他又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动退出舞台，以假装自杀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坦然地、合法地结合。这个行为在人们看来，无疑是高尚的，但洛普霍夫却说：“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所做出的举动，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举动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这举动的动力却是我自己天性中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欲望。”这也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们不是背负着沉重义务感的苦行者，对于他们来说，服从于周围人的利益和集体事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心灵上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即使他们为别人、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也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合理的利己主义者来行事的，因为我看得很崇高的利益驱使我为了伟大的整体而恰恰采取了这种战斗的行动方式，对整体的爱成了我的人格的主要本质。”这种“合理利已主义”的道德观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按照人本主义的思想，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征，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对于利益的追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左右人们行动的动机时，就可以知道，原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的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贱的、英勇的和胆怯的事情都来自一个源泉：怎样做更愉快，人就怎样做……。”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仁义道德和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虚伪说教确实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按照这个理论，被压迫阶级对于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国家有责任满足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把这一理论引申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用革命的手段去争取它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了。但是，历史地分析，这种道德观仍然是以历史唯心论为指导的，因为它把“合理利己主义”看作是从抽象的人性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永恒的道德，而没有看到道德本身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种理论，从所谓同一人性出发，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原则界限也抹煞了。这样，就发生了一种极其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从人关于自己的想法永远离不开‘自我’的意识这一点，还决不能做出结论说，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利己主义的。” 总的来说，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言行一致的作风和遵守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特征。 除了这种“平常的正派人”以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塑造了“新人”中的“特别的人”拉赫梅托夫的形象。就觉悟程度和活动范围而论，他都高出于“平常的正派人”。如果说前者是一处简单的普通的房子，那么后者就是一座宫殿。而小说中落笔不多的关于拉赫梅托夫的描写，则恰似画面上出现的官殿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拉赫梅托夫是一位职业革命家。这种典型“已经跟共同的事业融为一体，共同的事业是贯穿在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它甚至代替了他们的个人生活。” 拉赫梅托夫出身贵族，到彼得堡时，他只是一个平常、正直而善良的贵族青年。不久，他结识了基尔萨诺夫，并在基尔萨诺夫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当他掌握了革命的理论体系和实质以后，他就立刻着手去实践。为了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走出了学校，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他种过庄稼，做过木匠，摆渡的船夫以及各种对健康有益的行业中的工人；有一回他甚至作为一名纤夫走遍了伏尔加河流域。”拉赫梅托夫用卖掉田产的钱来供七个大学生念书。他自已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虽然他是精美食品喂养大的，口味很高”，但他吃得很坏，目的是为了至少能稍稍体会一下贫苦人民的生活。他甚至睡在扎有几百枚小钉的毡毯上，弄得浑身是血，为的是锻炼自己的意志，以便一旦被捕时能经受得住严刑的考验。除了运动、锻炼体力的劳动和读书之外，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工作。“他都在于别人的事，或者干那不是专属任何人的事。”他一个月难得用一刻钟浪费在娱乐上。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阴沉沉的怪物”，其实，他是一个“又可爱又愉快的人”。他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但是，他为了事业决心牺牲个人的爱情。他向自己所爱的女人说道：“我应该抑制住我。心中的爱情，对您的爱会拴住我的双手，就是不恋爱，我的手也不能很快地松开，已经给拴住了。但是我一定要松开。我不应该恋爱。”在拉赫梅托夫身上，概括了那个时代的革命战士和领袖的优秀品质：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改造世界观的高度自觉性。作者把这样的人称作“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 作者认为，无论是“平常的正派人”，还是“特别的人”他们都是祖国的希望所寄托的人。作者确信，这种正派人将与日俱增。如果人们都来效法他们，“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也会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好。” 不待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确实是具有与“多余人”迥然不同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全新的典型。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莫夫这样一些“多余人”的形象。他们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改变现实，既不愿与贵族统治集团同流合污，却又不能与贵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彻底决裂，更无法挣脱贵族阶级的种种偏见的束缚，于是陷入矛盾、痛苦之中。这种“多余人”属于那个已经逝去的贵族革命时代。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斗争舞台，俄罗斯文学中也开始出现了他们的形象。比如波缅洛夫斯基的小说《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中的主人公莫洛托夫，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等。但是，由于受到世界观的局限，作家们并没有描绘出这些人物的准确的肖像。比如屠格涅夫笔下的“新人”巴扎洛夫，一方面他是贵族制度的坚定的不妥协的否定者，与贵族知识分子相比，他在精神上的优势和性格上的雄健坚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有社会理想、不关心群众痛痒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对农民的处境是否将得到改善，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他曾说：“唔，就算他（指农民）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从我的身上（指自已的墓地）长出牛蒡来--以后又怎么样呢？”一次情场失意的经历竟然使他对生活感到“厌倦跟愤怒”，工作热情迅速消退，甚至真理是否存在也成为值得怀疑的了。由于作者属于自由主义营垒，他的思想感情是旧的，他还是既不能充分了解“新人”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勇气去支持他们的社会理想。因而他也就没有能力确切地把这类“新人”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他所描绘的这种人物性格也就不能不缺乏应有的明确性和一贯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则不同。他不仅同“新人”们血肉相连，熟悉他们的生活，赞成他们的观点和愿望，而且他本身就属于“新人”的营垒，又是这种“新人”的精神领袖。因此，他也就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把“新人”的典型确切地描绘出来了。卢那察尔斯基在比较了巴扎洛夫和拉赫梅托夫这两个形象之后评论说：“……巴扎洛夫是更生动的人物，可是拉赫梅托夫却以无比的感情力量和明确的目的性吸引了我们。这些特点终于使他成为六十年代所创造的最高典型。”这是一个极为中肯的评价。 但是，对于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在当时进步营垒的作家和后来苏联的评论家中，也有人持否定的意见。例如当时著名作家列斯科夫在肯定小说的思想意义的同时却说什么从艺术方面看，小说“值不得评论”，“它简直可笑”。赫尔岑也对其艺术性表示过非议。苏维埃时代的评论家斯卡夫提夫竟认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中，一切都是以抽象的逻辑表达出来的。”因此，“不能把它和严格意义下的文艺作品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评论”。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曾一度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不属于文学之列”。这些看法都不免失之于偏颇。小说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小说之所以有着巨大的鼓舞教育作用，“新人”形象所具有的高尚思想和无瑕品德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新人”形象的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者自己说过：“这部小说的全部优点在于真实。”在创作中，他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首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孤立地描写人物性格，而是十分注意揭示性格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对于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来介绍“新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崇高的思想和言行一致的实于作风，都是同他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 但是，他也没有机械地把性格本身完全归结于人物所生长的环境。这明显地反映在对拉赫梅托夫这个形象的描写上。事实上，拉赫梅托夫的性格不仅与其社会出身、生活环境完全相悖，而且导致了他与自已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传统、精神传统的彻底决裂。作者科学地解释了拉赫梅托夫性格形成的原因。他强调除掌握革命理论外，还需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在群众中自觉地进行改造和锻炼。因此，他把“平常的正派人”仅只放在自已人的环境中，即平民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来描写，而却把“特别的人”放在更广阔的人民的生活的背景上来表现。 虽然作为一个具有启蒙主义观点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拉赫梅托夫所以变成“特别的人”“主要的当然还是天性”。他却并没有用纯启蒙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的天性问题。他认为，虽然“根据天性来说，人总是倾向于真、善的”，但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人性善的倾向在现实中也仍然不能在一切人的身上表现出来；而人的天性中的优点要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也有赖于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若不是五十年代中期形成的俄国历史条件，“新人”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塑造“新人”典型时，总是十分注意“新人”典型的个性化描写。“新人”的共性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并不是从一个模式中刻制出来的。例如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这两个曾长期共同生活的挚友，都属于当时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基尔萨诺夫崇尚科学活动，属于学者型。当时俄国出现了一批进步的唯物主义学者，例如生物学家皮罗果夫、谢切诺夫和化学家门德烈耶夫。而洛普霍夫则倾向于社会教育和政治活动，属于那种直接参加解放斗争的革命的启蒙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等人的行列。作者还通过多方面的描写来表现其迥异的性格。比如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基尔萨诺夫是缠绵细致，洛普霍夫却更富有理性。总起来说，洛普霍夫性情平和、内向，喜欢离群索居，严肃有余，而基尔萨诺夫的气质却热情奔放，喜好社交活动，更为开朗，富有生活情趣。 车尔尼雪夫斯基细腻的心理分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是“新人”形象真实感人的重要原因。他运用了“心灵辩证法”描写出了人物“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申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甚至连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也没有遗漏。例如在韦拉身上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感情上的转移，但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她只想到：“我又得整晚整晚地独坐家中了。可是这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随后她又问自己：“为什么我丈夫不常常陪我去玩呢？”这表明，她的潜意识中已经产生了对他的不满，但她马上又为他解释：“我的亲爱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我的亲爱的是在为我工作啊。” 作者不仅注意表现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他尤其注意抓住现代人心理思维的特点，强调了在心理活动中思想作用的提高。他特别重视思想的力量，在他的“心灵辩证法”中总是强调理智是不可战胜的。在韦拉的第三个梦中就可以看到他对韦拉感情变化所作的严密的逻辑推理。 她在日记上写着：“我多么爱他（指洛普霍夫），他把我从地下室救出来了。”“我爱他难道就为的是他把我救出地下室吗？”然后她又想否定自己的怀疑：“每个妇女都会爱上他这样的人。他多聪明，多高贵，多善良！”但她还是不能否定这种怀疑：“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是我的救星。但高尚只能使人产生敬重、信赖、友情、合作的心愿，对于救星只能回报以感激和忠诚。……我需要恬静缠绵的爱情，需要在温柔的感情中甜甜地入梦乡。”接着她的疑问以更明确的形式被提出来了。“他知道我的需要吗？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需要都一致吗？”“他是不是心里总想着我？我是不是一心挂念着他？”最后她终于得出了结论：“不，我对他的感情不……”在这里，作者不是在自发的辩证发展中来展现人的心理活动，而是在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理性分析的过程中展现人物的这种心理活动的本质的。 除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丰富性和生动性之外，政论性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主要艺术特点。小说的结构安排得非常巧妙。在故事情节之外，作者的插叙占了大量的篇幅。作者通过这些插叙对所描写的生活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如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赞》一书中作者着重阐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品质和性格起决定性影响的规律。又如在“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波洛佐娃的信”一节中，作者用数字和统计材料来总结缝纫工场的发展情况，论证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劳动的优越性。她写道：“你知道她们为什么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她们干活靠的是自己出的本钱，她们自身就是老板，她们得到了本来该留给老板的那份利润。可是还不止于此，她们用自己的本钱为自己的利益干活时，原料和时间都节省得多：干得更快，花得却更少。”在小说中作者还采取了和主人公，广大读者谈话的形式，讲述了许多深刻的哲理。在这种谈话中，既有庄严的号召，又有亲切的教诲；既有尖锐的批评，又有诚恳的交心。话题广泛多样：有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作者鼓励广大的读者：“你们完全能够跟我描写得极为充分的那三个人达到同样水平”），有对于真正的爱情的理解（他指出：“你必须拥有一颗纯洁的心和一个诚实的灵魂，具有人权的现代的观念，能够尊重那个与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有关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的看法等等；作者与“敏感的男读者”的对话，驳斥了贵族自由派的谬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这部作品是在囚禁中创作的，作者不能不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思想不为敌人所察觉，因此，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暗示和比喻。例如作者通过女主人公韦拉的梦境宣传革命思想。第一个梦表现了韦拉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以及对个人解放与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和理解。第二个梦谴责了寄生阶级，揭示了他们腐朽堕落的原因，指出了改造社会的必要性以及通过劳动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去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第四个梦寓意很深，不仅展示了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地位，还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灿烂的远景，指明这才是人类的永恒的欢乐。作者热情的召唤人们：“那对于所有的人都永远是春天和夏天，永远欢乐无穷。”“未来是光明美好的。爱它吧，向着它奔去，为它工作，使它尽快到来，使未来成为现实吧！” 无疑地，《怎么办？》首先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可以用来充实读者的那些新思想”。但是，《怎么办？》本身的艺术性也是不容抹煞的。事情很明显，如果它只是革命思想的图解，而不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又怎么可能被千千万万的先进读者当作是“自己的福音书”，激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先进青年的心，推动他们思考，奋起，走上斗争的道路呢？ 《怎么办？》的这一个译本，是根据苏联真理报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的版本以及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经过校勘考订后的新版本翻译的。 早在五十年代，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就曾阅读过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蒋路同志翻译的《怎么办？》，并由此激起了对研究本书的浓厚兴趣。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九四年，蒋路同志又先后出了《怎么办？》的两个新译本。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工作时，这两个译本我也都认真地阅读了。 蒋路同志是俄国文学翻译界的前辈。他对《怎么办？》有着深刻的理解，译笔准确、流畅。我在重译本书的过程中，曾经从蒋路同志的几个译本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蒋路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还要对译林出版社的负责同志章祖德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深切的谢意。 魏玲 一九九七年九月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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