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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堡，果戈理有幸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这对于他走上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普希金的友情与交往传为文坛的佳话。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步入文坛。这部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精美的结合，以明快、活泼、清新、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它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 1834年秋，果戈理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职，一年多以后即弃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又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作家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 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1836年 6月，在《钦差大臣》遭到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攻讦声中，加上病魔缠身，果戈理决定到国外去治病。此后来来去去，多在国外，少在故土。在国外，他一边养病，一边从事早在1835年就已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死魂灵》的第一部终于在1842年问世。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极大地震撼了整个的俄罗斯。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里在极度的苦闷中将先后两次写成的《死魂灵》的第二部手稿，也先后两度付之一炬，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他在20年的创作生涯中，以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宝库，成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在他的创作影响下，出现了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罗夫、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 所以，果戈理被誉为“俄国散文之父”是理所当然的。 《果戈理短篇小说选》共收入作品11篇，是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即《彼得堡故事》）中精选出来的。《索罗钦集市》（1831）、《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1831）、《圣诞节前夜》（1832）、《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1832）分别选自《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部与第二部；《旧式地主》（1835）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1834）是《密尔格拉德》小说集中的名篇；而《涅瓦大街》（1835）、《鼻子》（1836）、《画像》（1842）、《外套》（1842）则合成一组描写京城生活的《彼得堡故事》；只有《马车》（1836）是单独成篇的。 如果说《索罗钦集市》是一幅乌克兰人民生活的色彩绚丽的风情画，那么《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便是一首青春恋情的热情的赞歌。它们充满了对乌克兰人民和山川景色的诗意的素描，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泥土的芳香。《圣诞节前夜》把一个普通的农村铁匠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冲破了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感伤主义文学的藩篱，从而开一代平民文学之先河。不过作家对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化和对宗教的赞美，则反映了作家思想的局限性。《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她的姨妈》不再是说神道鬼的故事，而是深刻揭露地主生活的猥琐和无聊、批判宗法农奴制的腐朽和没落的佳作，标志着作家的创作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折。《旧式地主》刻画了一对地主夫妇的寄生生活。几十年来，他们吃了睡，睡了吃，然后自古皆然地死去。作者在深刻批判他们的同时，又寄予一缕痛惜之情，可说是对于宗法式地主制度没落的忧伤的挽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描写的是两个比邻而居、交谊甚笃的地主，居然为了一句骂人的话，彼此成了冤家对头，打了一辈子的官司，无情地揭示了农奴制地主的社会寄生性和精神畸形性。 《涅瓦大街》撕开了彼得堡灯红酒绿、珠光宝气的外表，暴露了社会生活的残酷的现实：心地善良、满怀抱负的画家皮斯卡略夫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因幻想破灭而自戕；而玩世不恭、趋炎附势的皮罗戈夫中尉却随心遂意，甚至官运亨通，读者在掩卷沉思之时，定然会想到世道多么的不公！《鼻子》借一个鼻子丢失的怪诞故事讽刺了一个官场小吏柯瓦廖夫投机钻营、日夜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丑行劣迹，从中可以窥见现代派荒诞手法的端倪。《画像》讲述了一个有才华的画家在金钱的腐蚀下堕落的故事，可是作家却在小说的后一部分宣扬以宗教赎罪和神秘主义作为拯救灵魂的良方，其中充满了抽象的议论和说教，应该说是艺术上的败笔。《外套》是为被污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向不合理的社会发出的一份抗议书，它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佳作。而《马车》则在题材上多少有别于上述各篇作品，只是把一个惯于吹牛的地主的愚蠢、虚荣、浅薄、卑劣的天性展示出来，尽情地嘲笑了一番。 人们常说，果戈理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中最有魅力的，同时又是最难捉摸的作家之一。的确如此。果戈理的创作是一座广博精深的艺术宝库。 他的作品贯串着一种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给予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但嘲笑之中总透出一种温和的幽默和痛惜的泪水。特别在对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上，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含泪的笑”溢于言表。 他的作品常常采用极度的夸张之法，以奇趣非凡的反常之形逗人发笑，这是他用神奇笔法精心勾勒的结果。譬如，地主的一条灯笼裤被描写成“吹胀起来，可以装得下整个院子外带谷仓和杂房”，一个大烟鬼比喻为“从房顶上移下地来的大烟囱”等等。在果戈理的笔下，地主、官僚、贵族、高利贷者一个个行为乖张，滑稽可笑，又奇丑无比。作家以漫画的手法加以夸饰，赋以变形，抒言外之情，寓褒贬之意。这种夸饰之法是构成果戈理作品讽刺幽默风格的重要手段。 他的作品艺术手法十分繁富，璀璨多姿。在他的小说中，传说、故事、梦境、幻想、谵妄、独白、对话、思绪、素描、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自然天成。他常常以讲故事的人或第一人称的说话人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说出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偶而有过于放纵或迷醉之虞），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他喜欢对人物的外表和姿势作详细的描写，以刻画性格，深化主题。他描画人物的鼻子或嘴唇生得怎样，一笔就画全了，而且非常细腻突出。 他的作品的文体别具一格，语言丰富而华丽，极度的流畅和接近自然。他的文笔富有节奏和音乐感，音调明快激越而余音不绝，同时又色调绚丽多彩而富有变化。诚如别林斯基所说：“果戈里不是在写，而是在描画；他的描写洋溢着现实的生动的色彩。你能看见并且听见它们。”无怪乎有人称他为“语言的画家”。 记得著名的翻译家蒂里特（tyrwitt）说过：“翻译贵在发幽掘微，穷其毫末。在选词与琢句方面，要译出其文；在性格与风格方面，要译出其人；在褒贬与爱憎方面，要译出其情；在神韵与语感方面，要译出其声。”这“文、人、情、声”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翻译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而果戈理的创作广阔博杂，风格又独树一帜，要用另一国文字准确传神地再现其风貌，真是难上加难。 然而在我国，从20年代之初起，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贺启明、满涛等文学大师或著名译家就为介绍、翻译和研究果戈理的作品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和可贵的贡献。他们功不可没。特别是鲁迅先生以独具的慧眼，极力推崇果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并亲自翻译了《鼻子》、《死魂灵》等作品。解放后，翻译和研究果戈理的创作则更加系统、深入和全面，而卓有成效者当推著名翻译家满涛先生。 现在出版的这个选本是一次重译的尝试。重译，或者说复译，对于已有的译本总会有所借鉴和继承，吸取其优长，同时又根据不同的领悟而作必要的修订和新的诠释，并改正一些不慎造成的误译。不同的译者在语句的分合、态度的褒贬、感情的浓淡、语气的轻重、用语的雅俗、风格的远近等方面也必然会有不同的处理。有了不同译本的比较和对照，我们才有可能逐步逼近原著，争取成为一种比较近于完备的译本。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只要有读者，不妨多出版几种译本，可以促进出版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有好的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正是本着这种信念，我才接受了重译这个选本的任务。我的主观愿望是力求完整而准确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貌，究竟做到何种地步，有待于广大读者和行家们批评指正。 译 者 1994年夏于长沙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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