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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几只手镯。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得意扬扬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装,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乘车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掖起长袍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①,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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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前三天举行。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到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补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喝着酒;
  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没有看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了。”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
  “你在罗唆什么呀?”她添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嗐,他又瞎扯起来……”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着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条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儿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但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说:
  ‘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公事,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事?’我就马上把公事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胳膊酸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
  “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象让人掉了包,都变了个人了。’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可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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