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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诗经》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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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中的《诗》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我国的诗歌文学当以此书为鼻祖。诗歌之兴，不但早于散文，而且远在文字以前。这句话，乍听到时未免有些诧异，仔细一想却也会于情理。《世本》说伏羲作瑟、女捐作笙黄，《风俗通》说神农作瑟。我国的文字创于黄帝时，可见乐器的发明远在创造文字之前了。乐，所以和歌，那时虽尚无文字，已有口头唱的诗歌了，所以用乐来伴奏的。《吕氏春秋》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虽然没有记下那时的歌辞，已可证明其有诗歌了。《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载匈奴民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虽是译文，但必匈奴本有此歌，方可译成汉文。匈奴是无文字的民族，也可有他们的讴歌，不是我国未有文字时已有歌谣的旁证吗？没有入学的孩子们有他们的儿歌，没有识字的乡民们有他们的山歌，这又是一个旁证。我国的诗歌文学兴起既早，古代的诗歌当然很多，但是散见各书的，如《断竹歌》（见《吴越春秋》）、《市壤歌》（见《帝王世记》）、《康衡谣（见伪《列子》）、《卿云歌》（见《尚书大传》）、《南风歌》（见《尸子》）、《五子之歌》（见伪古文《尚书》）等，多出后人依托；如《汤盘铭》（见《礼记·大学》）、箕子《麦秀诗》）、伯夷《来薇歌》（见《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伯夷列传》等，又都是吉光片羽，一鳞半爪。集古代的诗歌蔚为大观，且信而有征的，终首推这一部《诗经》。
这部《诗》一共有三百十一篇，内有六篇有目无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均在《小雅》中），除了这六篇尚有三百零五篇，举其成数，故曰“《诗》三百”。这三百零五篇诗，分编做三部分：
（－）风 分十五国编纂：1．《周南》2．《召南》3．《邶风》 4．《鄘风》5．《卫风》6．《王风》7.《郑风》8．《齐风》9．《魏风》 10.《唐风》 11.《秦风》12《陈风》 13.《桧风》 14.《曹风》 15． 《豳风》。
（二）雅 分二部：1．《小雅》 2．《大雅》
（三）颂 分三部：1．《周颂》 2．《商颂》 3．《鲁颂》
风的第一篇是《周南》的《关睢》，《小雅》的第一篇是《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是《文王》，颂的第一篇是《周颂》的《清庙》，这叫做“四始”。为什么叫做“风”、“雅”、“颂”呢？据《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放曰风。……雅者，正也，宣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为“风”是由各国采集的民歌，是民间文学，足以借此考见各地方的风俗，各地方的风俗是由于在上者化民成俗的治教的影响，而各地方的人民对于在上者的政治的感想、讥刺或赞美，都可以用风喻的诗歌表达出来。所以这一个“风”字，含有“风俗”、“风化”、“风喻”三种意义。“雅”是士大夫文学，是文人们美刺朝政之作。“政者，正也”（见《论语》），“雅者，正也”，故名为“雅”。至于以政之小大别雅之小大，则读遍了《小雅》、《大雅》也找不出证据来。“颂”是庙堂文学，是用以歌颂功德的，大概是用于郊祀及祭先王、先公时。周是当时的王室，商是周的前一代，鲁虽仅是一个诸侯国，因为周公旦辅相成王，曾有大功德于王室，所以也有颂。
风、雅、颂之外，尚有所谓“赋”、“比”、“兴”，合起来叫做“六义”。风、雅、颂是诗的性质、体制上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作法上的分类。《诗序》于赋、比、兴未加解释，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范处义《诗令补传》云：“铺陈其事者，赋也！取物为况者，比也；因感而兴者，兴也。”日人儿岛献吉郎《毛诗考》云：“赋是纯叙述法，比是纯比喻法，兴是半比半赋之法，前半用比、后半用赋。”总之，“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例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诗，以河洲上睢鸠之关关而鸣以求其偶为比，以兴起后二句所赋的淑女、君子之为嘉偶，便是“兴”的作法。其实，就我国数千年来的诗歌综合分析起来，其体类也不外乎“民间文学”（风）、“士大夫文学”（雅）、“庙堂文学”（颂）三种，其作法也不外乎“直抒情事”（赋）、“借物比喻”（比）、“托物起兴”（兴）三种而已。
前人论《诗》于“风”、“雅”二类中，又有“正风”和“变风”、“正雅”和“变雅”之别。“正风”措《周南》、《召南》（从《关难》至《驺虞》）二十五篇，“变风”指《邶风》至《豳风》（《柏舟》至《狼跋》）的一百三十五篇；“正雅”指《小雅》中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中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变雅”指《小雅》中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大雅》中自《民劳》至《召旻》二十三篇。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谓，由于王道始衰，政教始失，故有变风、变雅之作。我觉得这话未必可靠。因为《豳民》中的《七月》是《诗经》中最早的诗，《鸱鸮》、《东山》、《破斧》诸篇又是关于周公的，总不应说是王室既衰、政教既失后的作品。其实，这种“正”、“变”的区别，根本是不必要的。
古有行人乘輶轩，振木铎，以采诗而献之太师，陈于天子制。此事散见于各古书者甚多，不仅《汉书·艺文志》有此说而已。（按《汉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亦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之语。《诗》中的“风”，就是由各地方采集而来的。既采集了，仍分国编辑，其区域尚可考见。如《豳风》、《秦风》的地域约当今之陕西，《唐风》的地域约当今之山西，《邶风》《鄘风》、《魏风》、《王风》、《卫风》、《郑风》、《陈风》、《桧风》约当今之河南，《齐风》、《曹风》约当分之山东，二《南》中的《江汉》等篇约当今之湖北的北部，总之是我国黄河流域，那时文化中心的作品。
至于诗的时代，也可以从它的本身推断得之。三《颂》中的《商颂》，一说是周代宋国的诗，所以颂宋襄公的，但《国语·晋语》中载公孙固对宋襄公已引《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二句，可见在宋襄公之前已有《商颂》了。《国语·鲁语》记闽马父之言云：“当正考父校商之名颁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众）云：“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现存《诗经》中的《商颂》恰好是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五篇颂，大概是留传下来的商代郊祀乐章，春秋时的宋国还沿用着的吧！可是《豳风》中的《七月》却比《商领》还早，观其所歌，似系周太王自豳迁歧以前的作品，而且篇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所用皆为夏正，故近人梁启超认为是夏代的作品。或者商既代夏，改了正朔，而民间尚仍其旧习，沿用夏历（这和民国元年已改用阳历而民间尚沿用阴历一样），但极迟当在商代。《秦风·渭阳》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说者以为是秦康公送晋文公之诗（穆公之夫人、康公之母为晋献公之女、文公之姊）。《陈风·株林》曰：“胡为乎株林？从夏南。”说者以为是刺陈灵公见夏姬的。二事都在春秋中世，但是“舅氏”何以知其必为秦康公之舅？“夏南”何以知其必指夏姬？仍找不出实在的证据来。只有《鲁颂·閟宫》中明说“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确是指鲁僖公的。我国文化至周而始完全发达，平王东迁前后又是政治、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所以那时候的诗最多。那么，何以春秋中世以后的诗，不被辑人《诗经》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所谓“王者之迹熄”者，系指春秋中世，周室衰而采诗之制废，故不复能采各国的风诗，而雅、颂亦不复有人收辑，故曰“《诗》亡”。所以《诗经》所收之诗，至春秋初期为止。
综上所述，《诗经》的地域是黄河流域，最南的仍是在长江以北；《诗经》的时代，最早的大概是商，最迟的是春秋初世，而以西周末、东周初为其中心。我们读了这一部《诗经》可以推知那地域、那时代的政治、社会的大致情形。
《诗经》中的诗以四言诗为主，但例外的也不少。《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接子之粲兮。”“敝”和“还”是一言的。《小雅·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是二言的。《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前四句都是三言的。《召南·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都是五言的。他如《周南·卷耳》的“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兄觥”，是六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但以全部《诗经》而论，终以四言诗占绝对多数。《诗经》中也有“兮”字调，如《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则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则间一句用“兮”字；《郑风·狡童》的“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则四句中有三句用“兮”字；《魏风·十亩之间》的“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则每句均用“兮”字。从这里，很可以看出由《诗经》增变到《离骚》体的“兮”字调的痕迹来。但以全部《诗经》而论，“兮”字调终只占绝少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诗经》时代是四言诗的全盛时代。
《诗经》的作者，有可以从本诗中找得的，例如制《小雅》的《节南山》明说“家父作诵”，《巷伯》明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的《崧高》、《保民》都明说“吉甫作诵”；也有可以从别种古书上查出来的，例如《尚书》说《鸱鸮》的作者是周公旦，《左传》说《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公夫人，《常棣》的作者则《国语》说是周公、《左传》说是召穆公。但有作者可指的毕竟是极少数，至其本事更无从查考了，因此，后来学者虽然对于诗的作者和本事各有所注释，大多数是揣度之辞，不能信以为实。 我们读《诗经》时，当把这种种揣度附会之言廓清，正不妨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地各抒己见。崔述《东壁遗书》里的《读风偶识》便是以这种态度去读《诗经》中的国风的。例如《诗经》中第一首《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明明是一首写求配偶的经过，恋爱成功而结婚的诗。首章以河洲上关关地叫着求偶的瞧鸠为比，兴起淑女为君子的嘉偶，总揽全诗；次章以水中荇莱左右荡动为比，兴起君子欲求淑女的动荡着的心，求之不得，甚至寤寐思之，辗转反侧；第三、第四两章，则以采芼荇菜为比，兴起君子既得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一层层地写来，恰到“乐而不淫”的好处。可是《诗序》偏说“《关睢》，后妃之德也”，“《关睢》乐得贤女以配君子”，以为是后妃所作，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宫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之后“太姒”；《鲁诗》、《韩诗》之说，则又谓系刺后妃失德，君王晏朝而作；余如张超《诮青衣赋》以为是毕公所作、罗泌《路史》以为是暴公所作，皆云当周康王时，王应麟《困学纪闻》又谓是周宣王时人作，而皆以为是刺诗；只有崔述以为是“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比较合于情理。又如《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份。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这是很妙的一首思妇之诗。写丈夫远行，妻子思念之苦，竟能把她的心理曲尽地描写出来。卷耳，是木耳一类的野生而可吃的植物；顷，同“倾”，倾筐是和畚箕相似的放卷耳的器具；周行，就是大路；崔嵬、高岗、砠，都指山而言；虺隤（同“颓”）、玄黄、瘏都指马的病；金罍，贮酒之器；兕觥，饮酒之器；痡，也是病。这首诗，第一章从她出去采卷耳写起，“我去采呀采卷耳，连一只倾斜的篮儿也盛不满”，并不是因为卷耳少，实在是没心思去采它啊！“我所怀念的心上人，迢迢地在那里的大路上”。以下三章，便完全在替远人设想，连用六个“我”字，都不是指采卷耳的“她”，而是指在周行的“他”。不写她的如何怀念远人，而写远人的奔波，陟履高山，仆马皆病；不劝她自己稍纾远念，偏替远人设想，“我且喝些酒吧，不要常常怀念、永远悲伤了吧”！最末了的一句尤其是传神之笔，“为什么又在那儿长吁短叹了呢”？连用六个“我”字，何等亲热？连写三章，何等体贴？这真是一首绝妙好词。《诗序》却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朱熹也认为是“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试问后妃为什么要去采卷耳？求贤是国君之责，何劳后妃费心？后妃居深宫之中，如何能“求贤审官”？而且后妃对于所求之贤，竟如此体贴而称之曰“我”，不更狎亵了吗？以思妇之辞而调为后妃所作，自然不合情理了！总之，我们倘为旧说所困，则全部《诗经》将全为捕风捉影的解说所蒙，无从廓清整理了。作《诗经》的都是些无名的诗人，时代又隔得太远了，本事如何能查考得清楚呢？我们要遵守《论语》上孔子告子路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于不可知的作者和本事，只能阙疑，万不可附会杜撰，堕人魔道！
这样杜撰瞎猜地论《诗》的，无过于所谓“诗序”。《诗序》有二种，一曰《大序》在《关睢》篇之前，它不但论《关睢》篇的作意，而且论到全部《诗经》；一曰《小序》，在各篇之前，论各篇作意。或云《序》之首句是大毛公作，次句以下是小毛公作（大毛公名亨，六国时鲁人，或云是河间人；小毛公名苌，西汉赵人）；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隋书·经籍志》则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程颐更说《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当时国史所作。这些都是清后以后的传说，其实，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里有很明确的记载：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则《诗序》为后汉人卫宏（字敬仰）所作，铁案如山，不可推翻了，所以《史记》和《汉书》中从没有提到它过。可是隋唐以后的人，对于《诗序》竟视为研究《诗经》的秘宝，而且拉拉扯扯，牵涉到孔子、子夏身上去，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诗序》对于《郑风》中的诗，见有“仲”字便以为是祭仲（春秋时郑大夫，“祭”读如蔡），见有“叔”字便以为是共叔段（春秋时郑武公之少子、庄公之弟，共音恭，地名，段所封之邑），馀则大半都说是“刺忽”（郑庄公太子）。似乎郑国除了祭仲、共叔段、太子忽以外，更无他人；郑诗人除了美刺这几个人之外，便无别的情感，这不是很幼稚、很可笑吗？（朱子的《诗集传》比《诗序》已高明得多，可是又另有其凿空武断之处，亦不可尽信。）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这一部《诗经》已可得以下概念：它是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研究我国文学史、诗史的，当先研究《诗经》。这三百零五篇诗，就其体制、性质说，可分风、雅、颁三类；就其作法论，可分赋、比、兴三种，这就是所谓的“六义”。按十五国风看来，它的地域，是黄河流域一带，及于长江以北；按全部的《诗》来考据它的时代，约自夏或商以迄春秋中世，而以周室东迁前后的作品为其中坚。它的形式以四言诗为主，间有长短句及“兮”字调，终占少数。它的作者与本事，十之八九已无可查考了，我们读这部书，当自抒己见。用《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办法，不可为旧说所困，而《诗序》之说尤不可信。我们与其尊它为“经”，以道貌岸然的态度去读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时代诗歌的总集、一部抒写情感的纯文学读。
说到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哩，那就是这三百零五篇的《诗》是怎样编成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香，凡三百五篇。《史记》所谓“契、后稷”，指《商颂》的《玄鸟》、《周颁》的《生民》二篇（《玄鸟》述契之母吞燕卵而生契的传说，《生民》述后稷之母履巨本之足迹而生弃的传说）；《汉书》所谓“上采殷，下取鲁”，指《商颁》、《鲁颂》诸篇。照《史》、《汉》所说，则此三百零五篇者乃孔子从古诗中删取的，而且三千多篇里只选录了三百零五篇，仅取其十分之一。此说如确，则孔子之选《诗》，和徐孝穆（陵）的选《玉台新咏》、王介甫（安石）的选《唐百家诗》一样了。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已对此说发生怀疑：书传所弓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之外，如郑樵、朱熹、朱彝尊、崔述等，对删诗一事皆认为可疑。按《论语》记孔子之言，有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孔子说到《诗》的篇数，常曰“三百”，似孔子所诵习、所教授向只此数。且孔子述六经在自卫返鲁以后，这两句话固不能断定它说在周游之前，也不能断定它说在返鲁之后。但是《左传》所载吴季札聘鲁，观乐于鲁太师，事在孔子以前，何以所歌的风诗，无出于今本《诗经》所辑十五国风之外的呢？后人说到孔子删诗的标准，往往提出“贞淫”两个字来。《论语·子罕》载逸《诗》道：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恩？室是远而。
虽然孔子有“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的评语，似乎嫌它所表达的情意尚欠真挚，但要说它悖于礼义、淫而不贞，终是不可能的吧！又如《左传》成公九年所引逸《诗》：虽有丝麻，无弃营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
这正合于“槽糠之妻不下堂”的教训，更不能说它不合礼义了。阳公十二年又引逸《诗》道：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庭，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这首《祈招》是祭公谋又作以止周穗王“周行天下”，而孔子引古志“克已复礼，仁也”之语，以“信善哉”称之的，怎么也被切去了呢？《郑风》、《卫风》（包括《邶风》、《鄘风》）向以为多淫弃之诗，例如《鄘风》（邶、鄘二国后并入卫）的《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戈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平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益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郑风》的《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诗序》于前一首，则以为“男女相奔……期于幽远”；于后一首，则以为“淫风大行，莫之能救”。那么，为什么不为孔子所删？《周南》、《召南》，不是大家认为是周公、召公之化的吗？可是《召南》的《野有死麇》，不比《桑中》、《溱洧》更说得赤裸裸吗？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末一章的话，不比《郑风·将仲子》的无逾墙围、无折杞桑，仲虽可怀，父母、兄弟与人之多言可畏，更为放纵、更为狎亵吗？至如《邶风》的《静女》以诗论，的确是很好的一首抒情小诗，若定要板起了道学先生的面孔来删诗，则此诗亦在必删之列：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其实，《关睢》的寤寐求淑女而不得，至于“辗转反侧”，较之“爱而不见，搔首蜘蹰”者，已有过之无不及；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较之赠以勺药、彤管，亦何多让！如果《关睢》与《野有死麇》一类的诗也采自郑、卫，则《诗序》、《诗集传》必也以为是刺淫奔之作了。更进一层说，细察那些所谓“淫”的诗，殊不见有什么“刺”的话。孔子如果删诗，如果以后人所谓“贞淫”为标准，则三百零五篇中至少须再删去其五分之一，而逸《诗》反有尽可保存者。故吾颇疑删诗之说之不可信，此三百零五篇如 已经过一番有意的编纂，则其事恐在孔子以前，或即所谓“太师”等的工作吧！
末了还有一个问题，这部《诗经》为什么叫做“毛诗”？因为《诗经》的今文本子，《鲁诗》、《齐诗》、《韩诗》已亡失了，现存十三经中的那部《诗经》就是毛公做《故训传》的一种古文本子。毛公所传的本子叫做“毛诗”，正和韩婴所传的本子叫做“韩诗”一样。但是仔细地推敲起来，却和现在一般人称段玉我注的《说文解字》为“段氏《说文》”有同一的语病。不过这种名称却是由来已久，所以在这里附带的提及一下。
——摘自蒋伯潜、蒋祖怡著《经与经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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