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诗人的枕头书

作者:洪 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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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也不珍惜,什么也不保存,可您的书我要带进棺材——放在枕头下!”这是茨维塔耶娃1921年致阿赫马托娃的信,她同时寄上自己收藏的阿赫马托娃诗集《念珠》和《白色的云朵》,希望对方题词后寄回。于是我们得以了解:一位女诗人幻想死后也能随身携带的,不是锦衣,不是玉器,而是另一位女诗人的作品。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头枕着一部装帧精美的诗集长眠。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算一般的殉葬品,而是为另一个世界准备的读物——一种反复的阅读仿佛不会因生命的中止而中止的。
  茨维塔耶娃写这封信时刚刚29岁,29岁她就想到死亡了,但因为这种想象是围绕收藏的诗集展开的,死亡也显得不那么可怕了——相反,还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美丽的幻觉中的死,不仅没有使诗歌失去意义,反而强化了诗歌的价值——它可以陪伴我们度过任何形式的孤独与寂寞。也只有诗歌,比有限的生命更重要,比无限的死更缓慢,足以取代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物质而成为永恒的纪念品。在同一封信里,茨维塔耶娃还把对方称为自己“最喜爱的诗人”:“我曾经——很久很久——六年以前——梦到过您,梦到您的将出版的书:深绿色,上等山羊皮革封皮,烫银的——《金玉良言》——一种像祷告一样的古老的魔法(确切说——回返的魔法!)——而且——在我醒来以后——我知道您将会写出这本书的。”这简直是为自己钟爱的诗人所做的漫长的祈祷,并且在生活中实现了。所以她如获至宝地抚摸着阿赫马托娃的几册诗集:“如此单薄的,如此小巧的!……随身携带是多么轻巧!活像一杯灰烬。”仿佛接受了命运的礼物。这梦寐以求的礼物似乎已构成她身体的一部分,或精神的一部分,即使面临死神也不忍舍弃。
  我想起加拿大女诗人阿特伍德的《为一首永远也不可能被写出的诗所作的注释》:“这是她的尸体,沉静得失去手指,在写这首诗……好像没有别的可以去做,或者说拯救你自己吧。”对于茨维塔耶娃而言,她拥有的也是一部永远也不可能读完的诗集——一项必须持续到死后的阅读。而棺材可作为陈列心爱的诗集的书架来看待——诗集即使压在死者的枕头下,也可能随时被翻开。诗人的阅读恐怕跟她的创作同样重要,都出于灵魂的需求。
  其实阿赫马托娃仅仅比茨维塔耶娃年长三岁,但又比后者长寿,活到了77岁(1966年),茨维塔耶娃比阿赫马托娃更孤癖,命运也要不幸得多:1941年,她自缢身亡,年仅49岁——距她给阿赫马托娃写信时已有20年。不知别人是否遵其意愿将阿赫马托娃的诗集放进她的棺材里?恐怕,也只有我在关心这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如果可以将茨维塔耶娃的愿望扩大为诗人们的普遍愿望的话,或许每一位诗人的枕头下,都将压着一本不同的诗集——正如他们的心目中供奉着各自最喜爱的诗人。说不定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诗《神灯》或《离别》,同样也构成别的诗人的梦想之物。诗歌的链条正是这种衔接的——从古希腊的荷马开始一直延续到未来那轮廓模糊的时代。所谓的大师,就是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并且构成后人的遗产……这样的遗物能够超越生死、种族、国别乃至时间。
  假若允许我挑选一部诗集携带进墓穴的话,我会选择谁呢?是茨维塔耶娃,还是帕斯捷尔纳克,抑或里尔克?(他们三位之间也曾相互通信,被汇编为《三诗人书简》)我至今还没拿定主意。也许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见分晓。这其实是一件很让人矛盾的事情:选择谁都会有遗憾——如果必须放弃其他人选的话。所以说到底死亡仍然是很残酷的:你必须离开那么多亲人一样的大师的影子,并且遗忘掉那么多曾经深深影响你的思想与生活 的经典……只有一种情况会抵消这种惆怅,那就是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与他们 会合。
  当然,我的最高理想是:若干年后,自己的诗集,同样也能成为某个更年 轻的诗人的枕畔之物。这是一种简直令我不敢期许的幸福。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把阿赫玛托娃当作同一祖国的诗歌女神来尊敬,那么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其心目中,则相当于异国的男神:“您不是我最喜爱的诗 人(‘最喜爱的’是又一个级),您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这一现象不可能是我 的,它也无法去爱,而只能用全部心身去感觉,您或是(还不是全部!)第五原 素的化身:即诗本身,您或是(还不是全部)诗从中诞生的物,是大于您自身的 物。这里谈的不是作为人的里尔克(人是我们注定要成为的!),而是作为精神 的里尔克他大于诗人……”她甚至在致里尔克的书信中感叹:“在您之后,诗 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 (也许意味着)去超越诗。诗人,就是超越(本应当超越)生命的人。您是未来诗 人们的一道难以克服的课题。在您之后出现的诗人,应当是您。也就是说,您 应当再次诞生。”茨维塔耶娃不仅仅把里尔克视为一个具体的诗人,更把他当 作一种博大而抽象的诗歌精神,“您将一直把我当作一位俄罗斯女性来接纳, 我却将您当作一个纯人的(神的)现象来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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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4月,流亡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受远在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引 荐,开始跟隐居瑞士的里尔克通信。这三位天各一方,终未谋面的诗人之间共 留下50余封分别用法语、德语、俄语书写的书简,构成一段浪漫超脱的通信 史。当时里尔克已年过花甲,却被一纸之隔的茨维塔耶娃唤醒了最后的激请。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底,里尔克就再也拿不起自己的笔了。茨维塔耶娃本希 望能有机缘和帕斯捷尔纳克共同拜访里尔克,但这已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约 会了:“瑞士不放俄国人人境。但高山会让路(或被劈开!)——以使我与鲍里 斯能走近你!我相信高山。”即使高山确实会侧身让路,死神也把惟一的通道 给阻挡住了——他们已被隔离在两个世界。
  茨维塔耶娃为创作悲剧《淮德拉》,曾向里尔克索取过《希腊神话》。里尔 克逝世后,他的俄文秘书切尔诺斯维托娃仍执行他以前的嘱托,将这本书寄 给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满怀悲痛地给切尔诺斯维托娃回信:“里尔克的作 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变化——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自己与…… 合作,而现在——他自己就是‘神灵’……我从未见过他,而且对于我来说,这 一损失是魂灵的(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对于您来说是损失一个曾经存在的 人,对于我来说则是损失一个不曾存在的人。”她回信时书还在邮路的中途, ‘‘我担心收到神话时,会失声痛哭。暂时还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时间,没有地 方(总是被人们包围着),而也许,说真的,没有意愿:不愿意。哭泣就等于承 认。暂时我不想哭——他没有死。”也许他们相识得太迟了。也许,是里尔克 走得太早了——他带走的对茨维塔耶娃的记忆,也仅仅是纸上的记忆。但即 使这样,也足够了,足够照亮他那逐渐冷却的炉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