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自由与自律

作者：沈泽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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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中说：“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这虽然过分乐观，但书写空间的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距离自由写作的时代可能已为期不远。
　　但这不是轻轻松松得来的。“灌满了风的形状”的前辈诗人们伤痕累累的生平就是明证。一浪又一浪无所畏惧、最少保守思想的青年诗人“推翻一道道定义”，闯入一片片禁区，把诗歌写作半掩的门越挤越大，写作空间越拓越宽，才会有今天相对的自由。文艺政策的与时俱进，渐趋宽松，不能否认，也是诗歌写作比较自由地向前推进的原因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
　　外部压力的减轻，使“自律”显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现在，许多汉语词汇正在死去。真因假死去。爱因性死去。亲情、友谊因金钱死去。正常的互相呵护、互相制约的人际关系因实利死去。生存的真实性因广告死去。诗人，这一崇高的族类，如果以作品加速这一死亡进程，别人当然无权干涉，写作自由嘛，有什么不可以?但这难道就是诗人的天职?
　　在政治黑暗的年代里，在“低眉无写处”的年代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从事的只能是隐形写作，他宁可沉默，宁可让世界忘掉有自己这么一个诗人，也决不为虎作伥、粉饰太平；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贫穷然而听听风声也是好的”，誓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先哲遗训；在性泛滥、性诗大行其道的时候，决不能推波助澜、跟风添乱。诗人，这孤独的沉思者，当众随声附合、指鹿为马时，他将发言，说：“不，是鹿！”这是对诗人们品格的检验，是使中国诗歌写作终归有一天获得自由的强大推动力。必须强调的是，“自律”是自动约束、自觉限制、跟权力话语惯于使用技巧毫不相干。自律是面对诗人的良知与责任说的，是一种自觉的要求，一种发自内心的放弃，而不是相反。如果以要求自律为借口，对稍不合己意的作品一棍子打过去再说，那就是对自律基本含义的亵渎。需知自律不是否定自由，而是自由的前题和保障。不懂得自律，也就无法把握正确的尺度，极易走火入魔。中国人的悲剧之一是常在两个极端跳来跳去，要么全封闭，要么全敞开。多年性压抑的结果，一反弹就跳到了性泛滥。前一度甚嚣尘上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本意并没有错，但很容易被误读）等等，不但无助于中国现代诗的实质性进展，反倒使《诗歌之敌》、《诗歌之骗》的作者们变得振振有词。后者对现代诗从来就心存恶意，巴不得它出差错，以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现代诗存在的理由和存大的价值。除此之外，自恋式写作、后殖民心态写作等等，也正在割断中国现代诗与民众、母土的联系，使诗只能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孤芳自赏。现在，该是有所节制的时候了。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诗写作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实验，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自律，将使之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尽可能从容顺畅地发展。再说，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有节制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