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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瑛访谈录
作者：张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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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为[以下简称张)：您是怎样开始诗歌创作的?
李瑛[以下简称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正是我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国家危难民不聊生，处在沦陷区凋敝小城读中学的我，镇日只有迷惘和惶惑，许多心头的谜团得不到解答，便从图书馆借书来读，想从中找到对未来的答案。从这时开始，接触到“五四”新文学，最初是鲁迅的小说，后来又读到高尔基和普希金等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当时只是盲目地阅读，但有些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诗中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我。那时，学校的《国文》老师喜欢写诗，我父亲又是旧制师范毕业的学生，他对中国古典小说和诗词的倾慕，都给了我很大影响，便促使我兴起写作的尝试。自然都是表现当时心头的彷徨和苦闷、困惑和疑虑。后来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田园文艺社”，开展文学活动；又联系到一家小报的副刊发表作品，就更增加了我写作的兴趣。应该说，当时，我对诗，对文学，既不理解它的深刻含义，也未做过认真地思考，只是出于幼稚的爱好和肤浅的兴趣。1942年春，我的一首诗《播谷鸟的故事》第一次得到发表，以后，我就把它当作我从事创作生涯的开始；直到后来考入北大读书，才较多地认识了文学，也较多地发表了诗作，坚定了我写诗的决心。
张：是什么样的诗歌信念和精神动力支持着您漫长的60年的创作历史、50本诗集的写作奇迹?诗歌与您的生命历程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在我的一生中，诗始终伴随着我，即使在我最繁忙的工作中，只要稍有余暇，我便读诗、写诗、或做对诗的思考。特别是当我苦闷痛苦时，便拿起诗来读，诗常给我以慰藉、解脱，给我美的情感享受，使我暂时忘却烦恼；尤其是当我一次次处于逆境时，我常以诗来排遣消极纷乱的思绪，使我进入另一个世界。许多中外诗人的诗和《全唐诗》，都是在我一次次的下放中断断续续读完的。其中不少诗，给我增加了生活的力量、希望和勇气，每读到一首好诗，无论中国的或外国的，常使我多日兴奋不已，捧读再三，直至烂熟于胸。我的不少写边防、海防和农村生活的诗，也都是在我下放部队和农村时直接得到的。可以说，从我接触诗起，它便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它营养了我的思想感情、性格秉赋，滋润了我的心灵，帮助我生活和成长。但诗也给了我不少磨难和痛苦。应该说，它；带给我的苦难远远超过给我的欢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些深埋心底的历史隐痛，过去很少向人倾诉，致使一些朋友们常认为我总是“一帆风顺”!我读中学时即因耽于写诗和组织文学活动，1944年遭校方以“思想不良”开除，被迫流浪；考人大学后，又因写作，被诬为“文艺骗子沈从文”的集团，和袁可嘉、穆旦等一起被刊物公开点名批判，在校自然受到不明真象同学的误解和奚落；建国后，1955年，又因在大学时发表过评介绿原诗的文章，被疑为“胡风分子”，遭隔离、抄家和批斗；1957年反右时又被划“中右”，长期“内控使用”；1959年又因写歌颂彭总的诗而遭批判。从1959年到1963年的饥荒年代，我被三次下放部队基层，两次派去农村“社教”，说是“锻炼”，真是“过几年就来一次”；直到十年浩劫就更毋须说了。迎来拨乱反正的好年月，我的黄金岁月却已流逝，白发苍苍，身心俱损。但我仍然要说，有诗为伴我是幸福的。我不甘心就此度过一生，总想实现我过去长期梦寐以求而迄未得到的自由创作的生活。这正是我至今虽已进入暮年却仍不懈追求的动力之一。
写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要写出精品，不下决心、做艰苦的努力不行；同时，诗人也必须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一个沉湎于心灵、甘心在孤独中安身立命的人；写作虽是个体劳动，但却绝不是个人的事。这些都是我从很早就知道的。我是主张诗人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是对他的道德要求。诗人的劳动，诚然如布拉加说的：别问诗人是什么职业，这是对他的侮辱，如同问太阳和月亮从事什么职业一样，这也是对它们的侮辱。也正如希尼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无限的”，说得多么好啊!我从未想做诗人。我认为发生于任何诗人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总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诗人；我也从未想过以写诗来做吃饭的主业或晋升的阶梯。我只是觉得人活着总要做一些有益于人的事情。总要给人生活以乐趣和积极的影响。既然我从很早就对它有至死倾心的热爱，并选择了这条路，就无悔地走下去，不管成果如何，只要是怀着对诗的忠诚和刘‘美的高度自觉做了严肃认真地探求，这就够了。
张：五六十年代，您曾出版过《红花满山》、《静静的哨所》等许多部军旅诗集，这些诗在军内外影响很大，使您成为军旅诗的代表人物，至今仍有人称您为“军旅诗人”，您认为如何？
李：说我是军旅诗的代表人物，愧不敢当。部队过去，确实涌现了许多很有才华的优秀诗人，不少人至今仍活跃在诗坛上，为诗歌发展做出很多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称我为“军旅诗人”，大概是因为过去我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军事题材的诗作，再加上在部队工作，所以有这个叫法是很自然的。这是个光荣的称谓。其实，对称我什么，我从不在意。但从另一方面说，我在写部队题材作品的同时，还写了大量军外题材的作品，它们的数量远超过我写部队题材的作品。特别是从1988年离职至今，十五年间，我出版的16本书中，由于未再接触部队，就再没有写一首军旅诗了。若从我全部诗作的总量看，部队内容的诗约占三分之一。所以，如今要对一个诗人做整体论述，应阅读和研究他的全部作品，若只根据他的工作范围和部分作品作简单归类，然后据以评价，难免不够准确和全面。诗人不是球员，可以被某国、某个企业或某个俱乐部雇佣或买走。诗人是时代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他应当属于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在哪里工作，并不重要。
张：近些年来，您发表了大量西部诗歌，出版了多部表现西部风物、精神的诗集，您似乎没有参加“西部诗歌”的群体写作，但您的西部诗歌中却有大量精品流传，如《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我的另一个祖国》，《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睛》、《一只山鹰的死》、《逆风飞行的鸟》等等，有些还曾获奖。能否谈谈您的西部诗歌创作呢?
李：谢谢你读了我许多诗作。
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去新疆，看到浩瀚无际的大西北，着实使我震惊。那时除感到祖国的辽阔苍凉外，就是深觉人民生活的艰辛、大自然的雄奇严酷以及悲壮的原生之美。我就想，以后我一定要重访这里，这里是产生唐边塞诗的地方，这里会教我生活和思考。以后，又有机会去西藏，西藏和新疆相比，有许多绝然不同之处，它的大自然，它冷峻的品格，它特殊的文化背景，它深奥神秘的色彩，使我迷惑甚至畏惧。尽管那时到新疆、西藏去，交通和生活都十分不便，冒了许多危险，吃了许多苦头，但却越发坚定了我以后要深入访问整个祖国西部地区的决心。我想对那里的自然、历史、哲学、宗教，生命和诗，作更深些的思考，并尽可能写点什么。从那以后，总觉西部高原的神奇和悲壮时时在诱惑着我，但“文革”浩劫，一过就是十年，我的这个愿望始终埋在心底，不敢示人。直到新时期来了，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我就想，我的宿愿有了实现的可能，我便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陆续访问了十几个省区，作了大量采访笔记。最多的省区去过七次，少的去过三次；每次居留的时间，长的近两个月，短的七八天。后来，便先后写出了《戈壁海》、《雅鲁藏布江上的霞光》、《祁连山寻梦》、《青海的地平线》、《贺兰山谷的回声》、《红土地之恋》、《漓江的微笑》、《黄土地上的蒲公英》、《黄土地情思》等几个大型组诗，加上以后零星修改完稿的共约300首，分别编进陆续出版的七本诗集小；现在有些诗在国外已有译本。
上个世纪末，祖国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我过去十多年里到过的那些地方，如今刀：始起步腾飞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至今，当时访问中曾接触到的一些人，有的还始终和我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告诉我一些那里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个人小小生命中的一个不算微小的工程。我对能实现这个愿望感到欣慰。但过去访问过的有的地方，至今还未能：写出或未能完全定稿，而生活已经大大前进了。我很想再创造条件尽可能努力完成它，并希望能比现在写出的有所超越。
张：在几乎没有边界的题材范围之内进行的您的诗歌写作，所拥有的是一种怎样富足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您能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吗?
李：我的笔的确接触了比较广泛的生活领域，写了不少各类题材、各种主题的诗作，这是因为我虽然是一个业余作者，但生活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不平凡的年代，使我必然要保持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把心灵的触须敏锐的伸向所感知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经历了人类史和民族史上大灾难的人，一个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不可能不对他所处的时代和时代的变化变得十分敏感。因此，在心理上，我尽可能保持着一个诗人所应具有的感受能力、直觉能力、洞察能力和激情。我有幸走过许多地方，从国内到国外，亲临了许多终生难以忘怀的场景：看到一个饱经磨难的古老民族奋起推翻旧世界的悲壮场面，看到火线上战士即将投入殊死厮杀的动人心魄的豪情，看到深山腹地解放已五十年却仍然衣衫褴褛、不得温饱的孩子们的眼睛，看到在时间和人们心灵褶皱里隐藏着那么多闪光的深刻美好的东西……怎能不使我浮想连翩、百感交集，怎能不使我把对生活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反思引向对终极的追问，这种强烈的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这种勃发性甚至近乎疯狂忘形的情绪状态，常使我久久寝食不安，迫使我不能不立即动手把它们写下来，这时我的笔尖犹如火山的喷口。当然创作时，我总是注意到力求使复杂的生活现象尽可能得到准确鲜明的表现。我不会闭门造车，无病呻吟，我的诗都是根据生活中原生的事实受到激发、心有所感、情有所动写出来的。每个诗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方式和写作习惯，我的习惯是，尽管这时写下的东西难免匆忙和粗糙，也尽管在生活面前常感到文字和艺术形式都失之于浅薄，软弱和难以为力，但它所保留的原始真情却是—卜分可贵的。写下后放一放，择机再作潜心的润饰和修改。有时由于工作关系，一直搁置很久始能定稿。但当我重新拾起它们时，我的心义会重新燃烧起来。当然，这时很可能使我对当时的感受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层的理解。因此我始终认为，没有生活激发的强烈冲动，艺术的创造不可能发生；而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和精心的艺术处理，就难免草率和粗疏。当然，诗人的创作激情是长期生活积累、情感体验、理性思考的结果。生活是生生不息的永远在自身的基础上以变化多姿的身影向前运动，诗人的创作也就由此获得永不枯竭的源泉，而诗人的艺术追求和发现也应是永无止境的。
张：您的诗歌写作在各个不同阶段，风格与艺术追求有哪些变化?在思想解放后期，我们注意到您的诗歌有了很大变化，更加贴近表现现代人的自我内心的真实，抒写人生旅程，使诗更内在，更深沉凝重，艺术手法也更丰富了。您是怎样认识和转变的?
李：作家的风格是作家在创作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艺术的个性特点。一个成熟的作家，总会从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上，追求属于自己而异于他人的独特艺术风格。这种风格表现在创作的各个环节、渗透在作品的许多因素之中。这是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精神个性、思想人格、艺术素养、气质秉赋等密不可分的。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苏轼讲的“其文如其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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