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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玲访谈录
作者：张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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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能回顾一下您写诗的经历吗?
答：当我学语的时候就学“背诗”，虽然不解其意。我的堂祖父做过清朝末年的知县，因为酷嗜诗酒，不重仕途，上任不久便辞官返乡，他晚年最大的快乐就是教我背诵唐诗、宋词乃至元曲。
上中学后，接触到一些现代诗人的作品，得到极大的乐趣。每当散学后，我总爱搬一条小板凳到山崖上去做作业。有一天，正当夕阳西下，云彩变幻莫测，恍若巨鸟或野人的姿态，仿佛要把我裹挟而去，于是将作文写成诗，取个名儿叫《想飞》。其时，我并不明白这就是我与诗神最初的邂逅，不料被老师拿到《江津日报》发表了。从此，我有幸加入当时的一个文学社团“诗的会”，读到不少国内外诗人的名著。这些诗集，是我成长的地方。
旧体诗词和抗日救亡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一种气质，使我渴慕悲壮的事业，后来离家出走，参加解放战争中的湘南游击队，多半是受了诗的影响。1950年我在一个文工团工作，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因而被调到出版社任诗歌编辑。当时的工业建设激动着我，写了一些歌颂普通劳动者的诗篇。我的《长江大桥诗二首》被工人写在他们的工具箱上，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但过了不久我就为诗受难，被划为右派分子，中断创作20余年。
其实，说“中断”是不确切的，最痛苦的生命也有它秘密的向往，处于死亡边缘的生命也有它闪光的时刻，诗是与人同在的，诗和痛苦是相生相连的，在按捺不住创作冲动的情况下，也会写几句。“文革”期间，我被迫迁徙深山僻壤，在当时恐怖的凝云下，无论你写什么内容的诗都会被认为是写“变天账”，因此郑玲访谈录张大为 郑玲(1931一)，重庆市人，曾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株洲市文联等单位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离休后定居广州。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因故中断创作20余年。1980年重新执笔。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小人鱼之歌》、《风暴蝴蝶》、《郑玲诗选》、《瞬息流火》、《郑玲短诗选》、《郑玲世纪诗选》以及散文集《灯光是门》等。组诗《相见与别离》获《诗刊·上半月刊》2002年度“优秀作品奖”。采访人：张大为采访时间：2003年10月28日
问：您能回顾一下您写诗的经历吗?
答：当我学语的时候就学“背诗”，虽然不解其意。我的堂祖父做过清朝末年的知县，因为酷嗜诗酒，不重仕途，上任不久便辞官返乡，他晚年最大的快乐就是教我背诵唐诗、宋词乃至元曲。
上中学后，接触到一些现代诗人的作品，得到极大的乐趣。每当散学后，我总爱搬一条小板凳到山崖上去做作业。有一天，正当夕阳西下，云彩变幻莫测，恍若巨鸟或野人的姿态，仿佛要把我裹挟而去，于是将作文写成诗，取个名儿叫《想飞》。其时，我并不明白这就是我与诗神最初的邂逅，不料被老师拿到《江津日报》发表了。从此，我有幸加入当时的一个文学社团“诗的会”，读到不少国内外诗人的名著。这些诗集，是我成长的地方。
旧体诗词和抗日救亡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一种气质，使我渴慕悲壮的事业，后来离家出走，参加解放战争中的湘南游击队，多半是受了诗的影响。1950年我在一个文工团工作，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因而被调到出版社任诗歌编辑。当时的工业建设激动着我，写了一些歌颂普通劳动者的诗篇。我的《长江大桥诗二首》被工人写在他们的工具箱上，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但过了不久我就为诗受难，被划为右派分子，中断创作20余年。
其实，说“中断”是不确切的，最痛苦的生命也有它秘密的向往，处于死亡边缘的生命也有它闪光的时刻，诗是与人同在的，诗和痛苦是相生相连的，在按捺不住创作冲动的情况下，也会写几句。“文革”期间，我被迫迁徙深山僻壤，在当时恐怖的凝云下，无论你写什么内容的诗都会被认为是写“变天账”，因此不敢保留片言只字，我只好把诗稿背熟以后付之一炬。总以为珍藏在记忆里别人无法夺走，但是日子久了，它们只剩下朦胧的影子。直到1979年我得到彻底平反之后，才在《小人鱼的歌》、《流放的乐园》等诗中，重新给那些影子以血肉，使它们复活起来。
流放生涯给了我无法言说的苦难，也给了我莫大的好处，它将我的诗魂冰封在深山的大雪里，免于被当时“假、大、空”的热风吹得变质，以致我能以“见真性情”的审美原则来检验自己的作品。也许，真如川岛由纪夫所说：在文学上肉体衰老之后，才开始有艺术的青春。近十年来，我为多种疾病所围困，但又常常感觉与青春重逢，旧的热情与旧的希望带着新的热情与新的希望而再生。的确，今天这个世界每天都在重新创造，充满了诗意，使人无法不继续写诗。我的题材多半是从自我的内心感受来写当代人的悲欢、奋斗以及友谊、爱情和亲情。自然，诗不单是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之中，也存在于我们正在追求的东西之中。不管你活到了什么样的高龄，诗人永远有责任使自己成长。所以，我仍处于不断学习与探索之中，我既读当代已有定评的老诗人的作品，也热爱某些青年诗人的好诗。我希望我的诗能以民族的、现代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审美精神来表现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从而与世界沟通。至于我的创作实践如何，应该让别人根据我的作品去评说。
问：读您的诗，总让人觉得在深情绵邈中有一种沉思的品质，不知道这个感觉是否正确?
答：谢谢你!每一个诗人都期待和自己心灵相通的读者，你对我的诗的理解，无疑是对我继续写诗的意志上的增援。能够获得有相当水平的同时代的欣赏者，是我最大的幸运。
问：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诗中，您如何处理情感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
答：当一首诗萌动之时，一定有一种情感，一种体认，一个世界和一个自我。因此，诗人在创作中总是力求能够唤起情感反应的语言。一个人之所以写诗，看起来有点鬼使神差的味道，其实是与他的血液、秉性、信念等等相关的，每个诗人都由于各自的气质和审美兴趣而选择着个性化的语言。
我写诗的时候，语言仿佛自动来到。我审视它们，加以选择、取舍，对那些罕见的、矫揉造作的或已经用滥了的词语抛弃不顾。一心选择活色生香的、能歌善舞的、能负荷我的思想情感的语言，然而，灵感如花香般飘忽，你把它捉住，囚在语言的瓶里，就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所以，我经常是不顺利的，有时遇到暗礁，一个词就把一首好诗给葬送了；有时把一些词呆板地组合在一起，造了一枝绢纸的玫瑰，虽染色而不馨香，更没有流动的美感；有时控制不住激情，在波涛上冲浪，看不到语意的深度，危险而不确切。这时，就要告诫自己：勒住情感的缰绳，去作肃穆的静思，潜到水下，去发现语义的深渊，把理性成分和激情成分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若能如此，诗的最奥秘的暗示本质就会来和你相聚，你的诗就会径直到读者的隐性和孤独中去了。
但是，从这种经验之中，我到底获得多少成功，那就很难说了。我曾经写过一首《与诗苦恋》：“我要你的是圆月／你给我的是残月／我始终见不到／我渴望的那一面／哪怕追随你到天边。”写诗是一切历险中最伟大的历险，我只能说我不会停止前进，但也许永远不会到达。
问：您所欣赏的中外诗人有哪些?您对他们有何借鉴、作何评价?
答：吸引过我的诗人很多，中外古今都有。我既醉心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也珍爱现代的徐志摩、艾青和七月派诗人的杰作。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白银时代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叶赛宁等诗人，都是我所倾慕的。白银时代流派纷呈、群星灿烂的繁荣景观尤其使我震撼。比之英国浪漫主义崛起时期、法国象征主义勃兴时期的诗篇，我觉得更为亲切，更使人动情，他们那种与生活血肉相连的富有悲剧美的诗，尤其有重量。他们倾诉了自身和民族的痛苦，从而减轻了我的痛苦，使我感到自己从孤独走向人间，使我认识到诗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用语言的珠玑建起一条通往世界情谊的路，以此结合人类。
我既欣赏与自己气质相近的诗，也向往与自己迥然而异的风格，从相反的地方去观察，世界更为宽广，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基本风格。因为是这许多诱人的范例使我崇拜、效法以致于创作的，所以，我坚信诗的进步是靠吸引力获得的。大师们的诗追逐着我，促使我跑人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先是陌生、疑惧，继而惊喜地发现，我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故乡。
你问我对大师们有何借鉴，我说不清楚，正像我说不清楚虹霓是如何出现如何消失的一样。我只是领悟到：好的诗并不领导你前进，而是让你自己去披荆斩棘。
依据以上所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尊重中外诗歌传统的。而传统自己明白它必须活在现代里才有生机。不管你愿不愿意，它此时就活在现代里。传统是流动的，持续发展的。继承传统不能如街头的石像，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以同样的姿势站着，对当今的麻木不仁，绝非诗人品质。继承传统也是不断调整自己文学素质的过程，调整并非去迎合流行时尚，而是真诚地去适应时代的进步。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得很好：“诗人像建筑师，他是好是坏，那就要看他盖的是天堂还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