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关于地域性

作者：王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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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去过一次的地方要说一辈子；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前半句是外延意义上的“地域”，后半句是内涵意义上的“地域”。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对这个地方失去足够的警惕，对这个地方的思考也缺少足够的反弹。但是，诗的神经却令人保持了敏感的警惕和有效的反弹，对地域的回报也是动情的和感恩的，文化概念上的地方就是地域，显得席卷般辽阔，是横向的；而尖锐的深刻，是纵向的，显得专业。诗的地域如此。
　　如果把地域说成故乡，那么，诗人的诞生和诗歌的诞生是不可以离开故乡的，否则像浮萍，飘泊不定，根在哪里?如果地域是母亲，那么，诗人就是吮吸乳汁的孩子，母子相连，脐胎相连：
　　诗人的脚步顿时变得轻快，
　　仿佛尝到一杯名贵的美酒琼液；
　　过路的孩子说什么?他感到了：
　　是妈妈在呼吸，散发出沁人的香气。
　　——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牵牛花》
　　《吉檀迦利》、《高加索的俘虏》、《荒原》、《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麦田上空的乌鸦》、《蓝色多瑙河》、《水浒》、《白鹿原》都是地域之作。尽管地域不同，但表达的忧伤、困惑、绝望、幸福和崇高有什么不同?难道，非洲母亲的绝望与亚洲母亲的绝望不同?难道亚洲母亲的困惑与欧洲母亲的困惑不同?难道欧洲母亲的幸福与非洲母亲的幸福不同?难道亚洲母亲的崇高与欧洲母亲的崇高不同?母亲所表现出来的本质性因素应该是一致的，是不分国籍的，不分民族的，不分肤色的。本质也是有共性的，如果有不一样的，那就是特性，但特性寓含在共性之中。
　　大海的反射的光辉，永远存在
　　永生的上帝之心，正在跳动
　　——阿莱克桑德雷《海》
　　读罢《海》，还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吗y在外延上说，地域只是一种载体，负责把纯粹的东西装置在一起，当然是规律的。波德莱尔在面对几位同代诗人的思考时说了这句话：“诗是自足的，诗是永恒的。从不需求于外界。”既然如此，诗是不是可以不要像母亲一样哺育过它的地域和文化?我困惑：诗是讲传统的，讲血缘的，讲原创的，而地域和文化属于自足和永恒。
　　理解地域性有三种情况：一是艺术表现性的。作品的细节、故事和结构都可以凌驾在地域之上，尤其是人物心理的伸缩、个性的张扬、区别于美与善和丑与恶的道德底限，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这是地域中显灵的“神”。诗性的错觉，淡化虚化遥远的传统，摈弃地域血缘，直接表现自己突如其来的感伤和刁蛮、无法无天的霸道甚至放荡，显得没有依据没有理由，这是省略地域的无奈。文化的底座失去了，要表现的东西失去了。二是历史性的“温故知新”。如果杜甫三吏、三别、三行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一种古典中的信息或一次战役后的捷报，如果《高加索的俘虏》是人性、道德和爱情的聚合，那么，《伊利亚特》深陷于半岛起伏于海洋，英雄之假战役之真，或者英雄之真战役之假都不能否认地域文化的托举，它是发黄的概念，显得可贵，就是血缘。人类的所有文化从地域开始深化、分离和独立：是希腊孕育了荷马，也是荷马教化了希腊。这不仅是西方的事情，东方也一样，《诗经》和楚辞与汉赋、唐诗和宋词元曲，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三是哲学性的因果关系：就像博尔赫斯用“事情从它背后又走回它背后”预测达内里的长诗《大干世界》一样，海德格尔也认为“世界后面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地域与诗应是一种极正常合理的因果关系，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先后的因果之分。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地域的生存状态令我头痛，这不是痛苦与欢乐、躁动与平静、叙述与描写、放弃与拾遗、上扬与批判所能解决的问题。地域的丰腴，混乱而复杂，使任何诗人一旦离开地域，就走进了“伪装”的区域。离开了地域，艺术、历史和哲学从哪里生根?小的地域是诗人生存的地方或籍贯，大的地域是人类永远无法离开的地球!要么以小的地域性来养育诗，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要么以大化小，从小中感受大的存在；如果“小”与“大”兼顾，就会失去动势，求得短暂的平衡，消解“大”与“小”的对立与互补关系，是对地域性的伤害和消解。“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值得注意、最敏感的东西对形成其作品的价值并无多大意义；一棵树的果实的滋味并不依赖于周围的风景，而依赖于无法看见的土地的养分。”保罗·瓦雷里的话难道对我们认识地域性没有帮助吗?没有地域就像孩子没有母亲一样，没有地域绿树就像一节枯木一样。地域的养分，每一个诗人都离不开。它是地域美，是在无意识中、经验中和批评中产生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