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0期

我的写作（节选）

作者：阎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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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自我
　　
　　我必须确立自我。更多的自我，世界的本源。
　　当我开始思考诗学问题时，一个思想总是那么强烈：没有个人的人是值得怜悯的。没有个人的人，就是说他已经丧失了性格的主动权，或者是对必要的探索产生了厌倦。这样，他与世界的接触往往是直接而又乏味的，这种对世界属性的陌生感将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因而，追溯人的存在和丧失就成为了一切现代文学(包括艺术)的最高主题甚至最后命运。现实在这个时候仅仅是一种线索和追溯之身狂奔而过时摇荡在一切场景中的影子，同时现实又在这种影子给出的世界关系之中寻找到真实；或者由这种影子出发，回归到我们必须确立起来的那个世界关系之中。
　　没有个人的人是无耻而粗鄙的。这样一来，他没有心理防线，他的语言作品一开始就准备存心作假。也只能是作假。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一切拥有世界的立场与态度，或者说，在与世界的关系中他不能强调真实的位置，基于生命真实的能动性。他让自己撤离个体与自我，使自己成为虚影，从而失去世界。他已不在，徒有形具。无所谓承担，也无所谓感恩。
　　基于个人得以确立的信念，我意识到，自我所受到的挑战是本时代最可怕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情境又使我感到庆幸：只是在本时代，诗歌写作变得纯粹起来，这是诗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所作为”的根本原因；诗学的难度成为每一个诗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且必须完全依赖个人。
　　确立个人的信念并不是要低劣地回归个人利益中心，在个人利益的中心，世界模糊难辨，自我是浑浊的。我们应该信仰的是那种心灵和世界具有同在结构并明朗健康的个人。我确立了这样的自我：在我的心目中，世界是上升的，因而是奇异的(这是我和现实世界的不同之处，它保证了我作为旁观者对世界进行观察的入迷程度和骨子里的不妥协程度)；只有在世界的怀抱之中，我才是自由的、自为的，加上理想，生命又是强健昂扬的；我感激真实给我成立的条件，它没思维，它不跟我纷争，它是意识成立的唯一条件；我是人，我充分地意识到自我作为世界元素的多重性(包括惰性)，为此我鼓励自己要信仰，不要自恋，这样既顺从了真实的需要，又实现了理想作为身体和心灵共有的倾向性而必然会导向的广阔空间。
　　
　　我和语言
　　
　　观察、体验、反省，然后语言出现。像身体的成长一样，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的产生是自我产生以后才会产生的，它是一系列世界、心灵冲突性事件导致的最严重的事件，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然意识和感受。
　　像身体的成长一样，最初，我们只是借用别人的语言或者一种公共习惯。后来，语言处于半借用半出现的含混不清的暧昧阶段……语言的出现，最终出现，不仅依赖于个性形成，而且还甘于寂寞地等待着个性融入世界之中的那一刻。
　　我说过，活成一个旁观者，这是我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期许。这种关系的确立决定着语言的质地和纯度，决定着你从语言开始，决定着语言不再是附属，使某种结构变得纯粹，并天然地赋予它一种新意。人是运动的，以一种反叛时间的存在方式强调动作，一种态度将构成这种动作的核心。而在生活中方位所证明的是一种距离，态度在距离中不停的转移，人将实现多样的生命姿态。这决定了你向远处走、向内走、向自己走，向语言索求承担、表达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现状。
　　在哑口无言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一种默想的语言，语言的不易就在于它与真实是平等的。首先，语言让真实把它的性质分裂出来，在人的需求介入之后，他将与真实实现概念上的重合。如此，作品在意识中得以合理的成立。在语言对真实精妙的确定当中，语言仅仅是要提供一种此在世界及其各种关系的不同的或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属于人的，在世界之中，在人性和心灵可触摸的层面之中。
　　可以这样说，语言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且也是为了被忘却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