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谁是邹汉明

作者：柯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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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嘉兴市秀洲区文化馆二楼破烂杂什的办公室的窗台上，菲利浦·拉金一脸坏笑，吐词问夹杂着很重的考文垂地方口音，旁边是西默斯·希尼，照例抽着烟斗，眉睫深锁，还有丁丽英新近翻译的卡佛小说的打印手稿，上面压着计划生育戏剧小品调演节目单和肉粽文化节的宣传资料。另外可能还得加上皱成一团的钢琴考级的横幅，从卡拉OK厅拆下的旧音响和高高堆起的白办文学小报。这一切中间是个正在起劲往网上灌水的中年男子，坐椅后面的长沙发上，整齐地堆放着《随园食单》、《玉溪生诗集笺注》和袁中郎的全集。
　　在邹汉明的早期诗作《和断砖下的蟋蟀交换一下灵魂》里，他曾经这样自嘲：“没有身份，无所谓荣誉／只为一点小小私心”。在另一首诗里他又说：“有些人至死和一股暗香抱在一起”。老实说，在烟雨楼的明清碑刻与朱竹坨的曝书亭边初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很容易让人将作者想象成是古代某位怀才不遇、自认倒霉的饱学名士——如果将这诗的形式改换成七律或词牌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他真实形象认知的困难。从世俗意义上看，一般读者都是在乌镇黄昏时分水边的一条旧木船上开始认识他的。那时他年轻、执著、胸怀大志，周末守在邮电局门口买刚到的文学刊物，在海子的眩目星空和王家新的伦敦迷雾之间跌跌撞撞。他至今对那首十年前的《乌镇遗事》一往情深不仅仅出于怀旧，更重要的是，正是从那时开始，光线出现了，映射在他镜片背后平静的目光中，尽管还有点闪烁不定。许多人对他现在仅有的两本诗集都以光线命名深感疑惑，在我看来，这象征着方向和高度，至少表明自己已知道该往哪里走。
　　《乌镇遗事》也是作者的名字第一次在国内诗坛正式露面。在一次见面时他突然对我说，这诗被侵权了，出现在省电视台文学栏目的黄金档上，配以还看得过去的画面和旁白。他明确告诉我，他要打官司，但我一直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只知道他在那一个月里写出了近二十首诗。还有一次是他的诗获得了“诗神”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但本省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自己更是很少提起。在近些年的诗坛，我们从开始时的愤怒、到慢慢习惯、到现在的恬然接受，商业原则对文学的成功渗透，毋庸讳言已成为当下文坛所谓繁荣、热闹的餐桌上的一块鸡肋，仿佛波德莱尔形容过的巴黎浮华面容下的那一朵“恶之花”。但邹汉明应该不在席问，他好像一直在自己的家里写作，和他的勃莱、穆旦、米沃什，还有精神老师菲利浦·拉金在一起。即使偶尔去外地旅行或去省里参加笔会什么的，那也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已。
　　我与邹汉明相识较早，这和他后来的朋友们比起来也许是幸运的，但这一优势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额外的帮助。他诗歌形象的模糊性之所以产生，在我看来主要在于奔跑姿势的变动和面容时常被书本挡住。在去年出版的新书的后记里，他引用拉金的话说，诗应该是那种看到有陌生人进来就赶紧塞回抽屉里去的东西。十五年来他写下了将近五百首诗，却大多遵从拉金的教诲放在抽屉里，从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部分来看，节制与反讽可以被认为是他诗歌的一条准则。无论是《乡村中学见闻》还是《反对美国人之诗》，隐匿在简洁的短句后面浓重的揶揄，时常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效果，让人会心一笑。在他的名篇《诗人》、《北冰洋的礼物》、《药片》、《给我妻子的诗》里，这种手段发挥得尤为出色。
　　然而奇怪的是，在好多人眼里，邹汉明却一直被看作是个评论家。不时有人将诗稿寄来请他指教，甚至还有不少边远省份的；这又使我像前面那样浮想联翩，想起古时某位文人的轶事，比如说，编《随园诗话》时期的袁枚。包括他新近在诗生活网站上开设的个人专栏，居然也是评论而非诗歌。我不知道评论家写诗和以诗人之身兼职搞评论有什么区别?希尼在解释他为什么喜爱英国公元七世纪的隐士马伯汉的诗时说过一句话：“诗歌的力量总是比它声明的含义更加深邃。”作为评论家的职责，大约就是要将这种力量的细微处揭示给读者吧!当代的许多国外名家，如米沃什、布罗茨基的评论同样也赫赫有名。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一个诗人把诗写好就可以了，至于这诗到底好在哪里这种事情，可以留给别的人去做。
　　有意思的是，邹汉明向往的“在光线上奔跑”这种姿势固然令人心折，其优雅和惊人速度甚至超过了刘翔在奥运田径场上的风采。但当他在内心暗暗使劲时，身体却几乎是固定不动的，我能够想象他当初写出这一诗句，并决定将它用作自己第二部诗集的书名时，身子却趴在单位的会议室里打瞌睡。“那么多的河水从容撒谎／我一个人的悲伤全是白搭”，也许醒来以后，他会立刻写出这样的诗句，然后回家做饭、上网、带孩子，或者到娱乐场所搞活动，坐在歌厅的角落里一个人喝啤酒，灯光幽暗，心情迷惘，这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姿势，对那些想看清他面目的人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