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第三只眼与第六感官
作者：叶 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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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诗歌的语言又是通过文字来表现和凝定的，这就使得它在被阅读和欣赏的过程中，常常会由于读者的不同方式的介入而产生歧义。这种歧义的造成，有时候是诗人的有意为之，有时候则属于读者有意无意的“误读”。古人大概深悉个中机杼，所以用“诗无达诂”四个字就大而化之地消解了许多矛盾。
其实，仔细地想想，造成“诗无达诂”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与人的艺术直觉和感悟分不开的。无论写诗或读诗，表面上看来是对文字的运作与阅读，但在这种运作与阅读后面，却存在着丰富复杂而又千差万别的感性和理性的思维活动。我想把这种属于人类特具的思维活动，用两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词语来概括，即“第三只眼”和“第六感官”的介入。或许可以多少接近这种诗性思维的实质。
“第三只眼”并非一只物质的眼，“第六感官”也属于人的五官之外的虚幻之官。尽管人们无法使它们物质化或具象化，但它们的确存在着。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了神秘性与科学性互为表里的内涵和魅力，永远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之中。人类也无须企图破解这一奥秘，因为它的存在有点像靡菲斯特对浮士德的引诱，一旦浮士德说出了“世界真美呀”，他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人类如果真的能够破解这一诗的奥秘而试图使它凝固化、科学化，也许就最终丧失了诗。…为什么现在有人在预言“诗的消亡”，也许正是因为物质的凝固与实用的科学日渐占领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使得一些人把这种“硬件”当成了实惠之物，而感情的精神的“软件”却牡处显得被动乃至节节败退。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诗人何为”的问题再次被严峻地提出来。如果我们不是悲观地或者是以一种“驼鸟方式”来对待这种现实的话，就有必要正视和研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必然会面对的“第三只眼”和“第六感官”这种特殊的艺术感受和思维方式，以期探讨它们在新的现实生存状态中，是如何参与和渗透到诗人的创作过程中的。
所谓“第三只眼”和“第六感官”，从字面上看似乎有点神秘虚幻的意味，其实，它无非是说明诗人创作中获取灵感的独特性与超越性的问题。
“独具慧眼”一直作为我们褒誉诗人的赞美之辞，其实，这里的“慧眼”即第三只眼。因为一般人的双眼所看到的物象和具象，从“形”的意义上说都一样。惟有在运用艺术观察中的第三只眼时，才会显现出各自迥异的内涵来。朱光潜曾经以非常通俗的方式列举出一系列例证：“比如陶潜在‘悠然见南山’时，杜甫在见到‘造化钟神秀，阴阳割分晓’时，李白在觉得‘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时，辛弃疾在想到‘我见清山多妖媚，青山见我应如是’时，姜夔在见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时，都见到山的美。在表面上意象(景)虽都是‘山’，在实际上却因为所贯注的情趣不同，各是一种境界。”这种在诗歌创作和表现上非常普遍的现象，可以说是自古形成了一条沿袭下来的艺术规律。然而在这种规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必然难以避免地伴随着某些凝定化和模式化的因素。因此，诗本应是慧眼独具的艺术方式，却由于互相模仿陈陈相因而难避“覆辙”之弊。所谓“第一个以花比喻女人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这种规律的沿袭，使一些不甘平庸不愿守旧的诗人，总在力图突破陈规陋习的束缚而有所创新。
人们不会忘记提倡“诗体大解放”的胡适以及一大批身体力行的白话诗创作者，也许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写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新诗，实在是因为他们在诗的思维方式上开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胡适写过一首《梦与诗》，最后两句如下：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他以如此朴实的大白话说出了诗歌创作中的一大奥秘，也印证了真理大都为朴素和平凡的道理。尽管它是真理，但真正实行起来则不是那么朴素和平凡的了。
在将近一百年的新诗历史里，优秀的诗篇为数甚多，但像李金发的诗句“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卞之琳的“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废名的“灯光好像写了一首诗，／他寂寞我不读他。／我笑曰，我敬重你的光明。／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冯至的“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艾青的“为什么我的跟里常含有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如此等等。为什么这些诗句使人过目难忘呢？就因为诗人以“第三只眼”独具卓识地窥见并表现了一般人难以表达的心灵感受。也许人们曾经在内心深处多次模糊地有过诸如此类的感受，一经诗人的诗句照亮了这种心灵中的幽暗便感到了豁然开朗的体验。
诗人除了具有这种第三只眼的智慧，同时也是和他们善于体察生活的脉动进程息息相关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韩瀚的“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使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像这样一类饱含着时代特征和血泪悲愤的诗句，一方面由于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被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又会随着某一时代的逐渐远去而被人相对淡忘。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属正常的现象。不过人们切切不可忘却的则是——诗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生活的表现者、心灵的呵护人，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让尘垢遮掩了自己的“第三只眼”。一旦这只慧眼被蒙蔽，诗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丧失。我们曾经见到过的一些诗人的精神悲剧可以为这种观点作出印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这是得到大多数人共识的一个观点。然而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许多诗人的诗所表现的精神内涵仍有着极大的差异。有的人正因为对这种精神内涵存在着不同的把握和理解而随意地褒贬，其实是对诗的精神内涵的误读和扭曲。我以为，就诗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妨更多地注意研究和探讨诗人在观察和感受的方式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智慧和才能，从中发掘出能够为诗歌创作增加一些积极因素的东西。
任何一个有诗歌阅读经验的人都难免存在一些偏爱和偏见。偏爱无妨，偏见则往往造成伤害。就我个人的阅读习惯，我一般来说不太喜欢那种过于生涩的诗，但我绝不轻易地“抵制”它们。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些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的复杂问题。有的诗虽然犹如大白话，但在触及心灵深度时，却常常使我有一种震撼的感觉。比如最近在《诗刊》2004年12月的上半月刊上读到的陈先发的那首《幸福》，就使我颇有所得。这首诗，或许也可以算作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因为读者没有——定的知识结构，同样会喊“读不懂”的。特别是它对“幸福”的界定：
现在，我终于听懂了
幽幽鸟鸣中的《诗三百》，和
低吟《大悲咒》的河水。
现在，我终于看懂了
浮云古老的笔法
和
碑的无言。
我终于可以陷入碑和飞鸟的无言。
现在，我终于懂得了：
我是个幸福的人。
他认为“幸福”的那些内涵，自然不是一般人所涉及的精神领域，所以一般人就不会对这种“幸福”产生共鸣的感受。但陈先发毕竟用他的第三只眼看到了个中的“幸福”，使我感受到一种精神的高度。
读这首诗，不禁联想到多年前读到的姚振函那首《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
六月，青纱帐是一种诱惑
这时你走在田间小道上
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
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声
吆喝完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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