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徐放的诗

作者：钱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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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七月诗派诗人当中，徐放恐怕是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诗人之一，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读出一种十分宝贵的一代大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胡风所指认的“忧患意识”和历史“兴亡之感”。诗人于1921年11月28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城西北65华里的一个叫沟子村的地主家庭里，他亲历过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大地的践踏和蹂躏，他从生命和灵魂深处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同时他也对祖国和民族当年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和软弱无能感到深切的厌恶和憎恨。所以，在他的诗里就不仅是战斗的呼喊和号召，而是要用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历史的“兴亡之感”来唤醒祖国和民族，来唤醒祖国的大地和民族的人民。关于此，胡风曾在他给徐放的一封长信中有所论及，我们不妨读一读徐放自己对它的回忆：“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期间，可以说是我诗歌创作生涯中最为活跃和充实的一个时期，但至今还使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我当时把这些作品曾编成一个题名为《明天的旅程》的集子，竟在由‘五十年代出版社’递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后，被扣压，没收了，而且其中的大部分诗稿已不可再得。胡风先生曾答应为我这本集子写序，并把他的一些意见，在寄给我的一封长信中都表白了。他大致是说，我过去由于是生活、抗争在殖民地的高度黑暗统治压抑之下，同全新的革命的战斗生活(胡风先生在这里指的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或战斗气息隔离着，无法参加到有组织的全新的革命的战斗行列中来，可是又对伟大的祖国抱有热切的向往，对祖国过去的光荣有着深情的恋念，怀有一颗痛切的、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我便难免不在旧诗词中所常有的‘忧患意识’和‘兴亡之感’中寄托我自己的那种忠愤义烈的、乃至凄伤悲楚的情怀。胡风先生曾明确地为我指出，说我的诗对于为人生总的战斗去向的达到点上，也许不一定能增加夺目的光彩和惊人的功绩；但因为这些诗是真情的、诚恳的，不同于一般文字匠们的词藻堆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诗里所表现的人生，最低可以给‘大后方’污浊腐朽的生活之流里流进一些清新的气息，带进一些刺痛和不快，让那些混度生活、玩忽岁月、脑满肠肥的人们看看这种人生，知道中国还有一大半天地是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呻吟，从而使他们清醒清醒，一扫残山剩水之间的颓废和污腐，还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由此可见，徐放的诗中，的确有一股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且这种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的“兴亡之感”得到了胡风的指认和首肯，这无疑对青年的徐放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徐放在受到了胡风的首肯和鼓励之后，他真的就投入了胡风指示出来的那种战斗生活并浸染了那种浓烈的战斗气息，而徐放的生活道路和诗歌道路也自觉地与七月诗派的现实主义的、自由诗的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的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的生活道路和诗歌道路融合了起来，徐放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写了许多传诵一时的作品，诸如《在动乱的城记》等。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在诗歌创作上，我在东北大学度过的，是我一生中‘充满着少年风怀和青春情调的黄金时代’，还带有一定的稚气，那么，到了重庆之后，我在诗歌创作上，则进入了一个比较近于更成熟的时期。胡风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深重的，特别是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一和第二义诗人的理论。我总记着他‘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这些话。所以，在重庆这一时期，是我真正直面人生的时期。时间虽然不长，但充满着革命者的气概和英雄般的豪迈之情。而我这一时期的作品，除大部分因躲避敌人的搜查，而投掷在运河之中了，尚能代表我的成果的，应当说是去延安之前写的那首《在动乱的城记》了。这时，淤积在我心中的痛苦、悲哀、愤怒、仇恨和热爱及追求，都喷发了出来。用鲁煤的评语说，这是我在蒋管区三年中奋勇搏战、历经迫害的感受的总汇和结晶。在这首诗中，我不仅控诉了反动派的血醒镇压，悲悼了各种人士的无辜牺牲，表达了一个革命者誓死不屈的意志；而且应该说，整个调子是向上的、昂扬的。这是一首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悲歌，也是普通一兵的战歌。值得提到的是：我这一时期的诗作，多与过去呈现着一种不同的风采，那便是：我真正地走向了‘七月派’，一方面在反对着旧的格律束缚，一方面也获得了散文的美。而‘七月派’的风格特点，我理解，主要是他们的诗，都充满着强烈的、巨大的感情的力量，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机，极富于感染力、鼓动力和说服力。而他们所要求的，也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力量的美。同时，他们对为屈原所奠定的，而又为历代诗人所发扬的那种感时忧国、关心社会和民族存亡的精神，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这，也可以说正是中国诗歌传统的灵魂和生命。”可惜的是，徐放这一阶段的作品的“大部分因躲避敌人的搜查，而投掷在运河之中了”，不然，我们是可以读到更多的像《在动乱的城记》那样优秀的诗作的。
　　徐放后来到了延安，受到了延安诗派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影响，他的创作有了一些转向，他前期的表达浓郁的个人感情的写法，转变成了对工农兵的群体感情的抒写，写出了像《万廷元说的》这样的较好的作品。五十年代之后徐放即便是在流放小东山之时也写出了一些亲切感人的作品。但徐放的让人欣慰的事是他在七十年代末“归来”之后，又恢复了他的创作活力和生机，同时也恢复了他的对历史的体悟和感应，所以他又写出了不少诸如《游故宫》、《登景山》等这样的既有浓厚情感又有深刻思想的发人深省的杰出作品。徐放仍然是徐放，他的“忧患意识”和历史的“兴亡之感”又复活了。难怪，胡风于1984年5月5日给《徐放诗选》写序时这样写到：“现在，他把他的诗选成了一个总集，要我看一看。我匆匆地读过后，意外地发现他走过的祖国大地有那么广阔；似乎他每走过一个地方，都要凭吊那个地方的历史经历，并赞赏它的现实动态，记录下了他的心声。对古老的故事的心声，对现实的人民奋斗经历的心声，总之是，一个中国大地的儿子的心声。”又说：“徐放是禁不住要对古老的祖国的故事和残迹发生他的感应，通过他的感应来表现作为一个土地的儿子的他内心的悲伤和希望。”“他更禁不住对新生的祖国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发生感动和向往，通过这些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的信仰和追求。”同样在这篇序里，胡风回忆了他最早见到向他求教的青年徐放时的情景，他这样写到：“1944年，我住在重庆乡下。一天，一位戴着草帽的青年从城内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看我。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卷诗稿，要我给他看看。原来他是从沦亡的东北经过艰险的途程漂流了以万里计的祖国大地，来到了这古老的祖国西部的四川，寻求友谊，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目标。”又说：“我读了他的诗稿，果然，跳跃着的是这样一个从亡国惨痛下面长程苦斗的、祖国儿子的心。在我的眼里出现了辽阔而富饶的东北大地，出现了在敌人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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