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我与《诗刊》的缘分

作者：石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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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刊》对于我，不寻常的是，刚一创刊，我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爱上了诗歌，并随后不久，又试着写诗并开始发表诗歌。因此，《诗刊》对于我说来，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1957年，我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诗刊》一创刊我们班的爱诗同学们就拿到了它。当时的气氛，我觉得只有以“欢呼雀跃”一词来形容才够贴切。全班三十几人至少有十来个是诗歌的痴迷者，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创刊号，大家争相传诵，除了毛泽东诗词外，一些大家认为新颖不俗、意韵深厚的短诗，也都在争诵之列。我和一些同学，很快便能整首背出，或交口称赞其中的佳句。在我的一生中，很少经历过如《诗刊》创刊并很快被大家看好这样热烈的文学现象，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
　　《诗刊》“诱使”我习诗写诗，而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也就是在《诗刊》创刊那年的春夏之交。那是我先“发表”在中文系墙报诗专号上的一首诗，名为《小马枪》，只短短八行，表达了我少年从军时的一种心情。可能是因为感情真切吧，《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来采风时抄录回去发表在副刊上。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说来却是突如其来的惊喜!它毕竟是我诗歌的处女作，而且是在《诗刊》激励下“蠢蠢欲动”的产物啊！
　　1961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天津作协《新港》月刊社工作，当领导上征求我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诗歌编辑，从此我写诗、编诗若干年。那几年，虽然出版了传记文学《吉鸿昌》、中篇小说《文明地狱》等，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诗。两年以后，我又斗胆向《诗刊》投稿，头一次就被选中一首《山区姑娘爱说话》(好像是1963年2月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的诗主要是反映农村和海港生活为主。这是因为，我出生于胶东半岛农村，倚山面海，对那里的人情风貌极其熟悉，在编辑部工作时，每年有两次短期生活假，我无例外的都是回到父母俱在的故乡。过去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生活的变化，使我比较得心应手地提炼成生活气息浓郁的诗。在1963年至1964年间，我先后在《诗刊》上发表了《山区姑娘爱说话》、《支书家的新嫂子》、《宣传员，小黑妞》、《林家姐妹》和《新港组诗》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支书家的新嫂子》的形成前后。那年春夏之间，我回老家“体验生活”，有天晚上我去童年时代的一位大朋友家串门。其时他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正赶上两位农民因玉米地的一段纠纷来这里要求评理。支书还没说多少话，他的干练的媳妇却三下五除二地断了个清楚，双方比较满意地走了。这件事给了我以深刻的印象。但当时，我也被蚊子咬了个遍。
　　不过，回到天津，这段感受却促使我不能不写一首诗，头天晚上下班后灵感来了，写了一稿子，次日早晨醒来不满意，又蹲在床上就桌面又改成另一稿(那时我的办公室与宿舍是合二而一的)。寄至《诗刊》，幸于当年五月号上刊出。发表后，在当时京城举办正盛的诗歌朗诵会上经常作为节目之一，由北京艺术师院的教师史琳同志以山东方言朗诵，据说效果还不错。这首诗还被选人“文革”前唯一的《朗诵诗选》中(作家出版社)。后来我还自我解嘲地对诗友说过：“毒蚊子咬出了一首诗”。
　　“文革”十年中，我因《文明地狱》被打成以“美化资产阶级”为罪名的“特大毒草”而横遭迫害，但完全“落实政策”则是十二年后的1978年。不过，在1977年，《诗刊》与《北京文艺》几乎是同时发表了我的诗歌作品。《诗刊》于1977年8月号发表我的《念贺龙》两首悼念贺龙的诗。尽管很短，毕竟在我来说是十二年后的首次开禁，那种感慨系之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昏暗的麻袋中与整日拉车的重轭下早已不再企望还能重操诗笔，当时还真有些生疏了呢。但与之同时，确实也有一种解放之感，记得在那以后不久的悼念周总理的诗歌朗诵会上(首都体育馆内)，又朗诵了我写的一首新作。这首诗是我由天津回北京探家时，在《诗刊》的办公室直接交给李季和葛洛同志的，而且李季当时就看了，并得到他们的首肯。
　　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了，一直与《诗刊》未疏离过。充分证明与它是有缘的。每在我的诗歌创作乃至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诗刊》都给我留下了良性记忆：在“文革”前我在诗歌创作进入状态的年月；“文革”后的转折时刻；新时期开始的跨世纪的关头，都有。屈指算来，已是四十多年，作者与一个刊物之间能够如此也实在是很不错了。
　　我觉得，《诗刊》办刊的路子一直是比较正的，而且对诗歌艺术的本身也一直是比较重视的。作为一家全国性的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诗歌刊物，对于今后诗歌的发展无疑是关系重大。我对诗歌的真正的振兴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这当中，诗歌园地和诗人本身的共同努力至关重要。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不易；五十年走到今天，光荣。真可谓：世纪半阙跨世纪，东风有信又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