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纪事：１９７９年

作者：傅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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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2月，《诗刊》社通知重庆市文联，要我参加打倒“四人帮”后《诗刊》的第一次组团去大海。估计我难以成行，雷霆特地再写一信，希望市文联尽力帮助我。一个尚未入门的业余作者，突然被推上云端，胆怯、心虚、不踏实压过了兴奋。
　　我得回到1978年11月的一天，农场广播叫我赶快去场部，搭农业局小车进城，参加市文联一个会。进城后才知道是《诗刊》主编严辰和夫人逯斐来了。满满一屋的人，听严辰讲诗讲《诗刊》以及打倒“四人帮”后北京的诗歌盛况。会后叫我继续小坐。严辰满面慈颜，问我带诗来没有，他想看看。
　　我什么都没有带，我是从果林钻进车门的，我的解放鞋糊满泥点。张继楼急忙跑回家，翻我一个夏天给他的信，从中取出夹在信里的诗。
　　“现在这些诗在雷霆那里，去听听他的意见吧。”1979年1月，北京，诗刊社，在一间平房第二次见到严辰，说话依然不多，而他的神态、微笑，缓缓的语速以及整个面庞散发出的长辈的关切，让我感到温暖，并永远印在心里。
　　那时我到农场已18年，不生病住院就没下过山。怎么一脚窜到北京?我家老罗的弟弟在北京工作，每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的火车票报销，我们就反着走。母亲，老罗，都来过了，家里人说该轮到我来看看伟大首都北京，
　　严辰领我到雷霆办公室，又一间平房，进门处，我坐在桌子左侧，聆听北京老师的教诲。有一句“工人阶级的生命”，不通，雷霆加上“兄弟”二字，意思就准确了。不远处坐着一位，雷霆介绍说叫寇宗鄂。
　　市文联将旅费500元给我，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是我月薪23元的20倍，我登上南下列车，一路硬座到广州。同时我还知道上海一位老诗人，因单位不给旅费，气急而病逝。
　　五天后我们登上去海南岛的船，我看见了海，心胸从未如此开阔。诗人们面对波涛吟诵着普希金、雪莱、艾青、朱子奇和自己的诗，我都不知哪句是哪个的。我无法掩饰我的浅薄、无知。我从小学一步跨进大学，20几位诗人一路摘下浪花，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对我进行启蒙教育，
　　此行从南海到东海到黄海，历时近两月。返回时在西安街上看见1979年4月号《诗刊》，严辰带走的雷霆桌上的我的诗《血和血统》发表了。同期我还看见了舒婷，名字和诗篇，都一样灿烂夺目。
　　我回到了和以往一样的劳动生活。不一样的是，明知自己什么条件都不具备，却必须面对期待和鼓励。两个月后，肝病肾病复发，我再次住院。
　　1979年底，市文联下决心弄一个“指标”，把我“农转非”。26年后，我看到了同是那个时候诗刊社的一份简报，简报是为我写的，为改变我的处境，诗刊社为我一个人发了简报，简报经诗刊社多人传阅，然后寄给了四川省省长，重庆市文联。我全然不知。或者说我知道《诗刊》关心我但不知道具体。我读简报读得老泪纵横。
　　而写简报的寇宗鄂，正是当年坐在雷霆后面的那个人。26年间我们曾多次见面，1984年去大兴安岭一个月，去年去南疆十天，他都守口如瓶，今年9月我生了一场病，差点就失去我的知情权，我的愧疚权。
　　我在果园劳动19年，习惯肩挑背磨，习惯看收获的果子在盘山路上一车一车运走。1979年，却突然反过来了，我遇上了好的时代，好的人，我得到了好的结果，也知道过程的曲折、艰辛。但是，诗刊社为什么决定破例让我去大海，那可是团长叫艾青、团员叫各地著名诗人的访问团啊，重庆市文联怎样向财政局申请去大海的500元专款专用，怎样通过——道道难关把我调到北碚区文化馆，那可是比登天还难的登天啊。其中定有许多动人的情节，“组织原则”不说，具体办事的人不说，一个“谢”字，我也不能说，说出来真的是太轻。
　　天待我太厚，我一直以为我知道有多厚，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有一种灵魂债务，其实是一生无法奉还的。
　　傅天琳，女，1946年生，四川资中人，曾在一个果园劳动19年。1980年调入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1982年调入重庆出版社工作至今。已出版诗集、散文集10余种。其中《绿色的音符》获全国首届优秀诗集奖，《傅天琳诗选》获全国女性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