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苏历铭的诗事
作者：包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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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历铭是中国诗界的一个异类。在吉林大学读书时，这个经济系的学子，被朦胧诗点燃了文学情缘，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激情澎湃的诗歌巨潮之中。1983年，他以“握手之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我的波浪一样永远奔腾的朋友呵”(《朋友们》)明亮的诗句，成为1980年校园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仅仅是青春期的躁动和飞扬，大学时代的苏历铭选择诗歌作为心灵语言尚能理解的话，那他毕业后一直没有间歇地创作，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大学毕业时，他不仅没有停止诗歌创作，竟于1985年与人合集出版抒情诗集《白沙岛》，这在当时的青年诗人中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这二十多年来，诗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荣耀，反而是他当年“不务正业”的把柄。让初出茅庐的他领略到现实生活的复杂和无奈。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在出版《白沙岛》，诗集后，他的作品逐渐洗去学院诗歌的理想色彩，开始了诗歌的蜕变。
1986年，《香港岛》组诗的发表，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在《侍女》中，他写出“我看见陪酒小姐／灼唇凄艳／低开领的蝙蝠衫里／钻进许多男人的目光／她没有表情／目光却逃向窗外／又被层层叠叠的楼房／挡回来”，这样敏锐的观察和老辣的笔锋，当年曾带给我不小的震动。在《诗刊》获奖的《五等船舱》，则是写底层民众疾苦的优秀之作，诗人渴望改变目睹的场景，又无可奈何，最后他在船触礁的幻觉里，试图解脱自己的灵魂。“我仿佛听见水正无法逆转地溢人船舱／／当人们蜂拥地挤向通往甲板的过道处／我一动未动／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
在第三代诗人整体登场亮相的年代里，苏历铭浪迹其中。他以男性独白派的名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在宣言中他说：“男性独白派是从大学生诗群中分离出现的，但他恰恰背叛了学院诗的空泛和美好的浅唱。这个群体，痛感应该通过一种富于责任感的声音，使人格在商品化的世界里趋向独立和完整。”客观地说，男性独白派只是为了呼应诗歌大展而创立的所谓流派，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这却标志着苏历铭诗歌中某些质的变化。
从苏历铭的诗歌转变中，你既看不出刻意、做作的技巧，也看不到伪饰的情感和游离于诗情之外的“深刻”。他的诗是从对复杂生活的深切感知中，对生命艰辛的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的。和诸多单纯写生命意识而时时流于卑琐、欲念化的“新潮”之作不同，苏历铭的生命体验，不以孤零零的纯自然化的主体为价值取向，而是以丰厚的社会底蕴、以让人可触摸得到的文化心理为依托、为背景，来反衬生命自身的孤立无援状态。他的苦闷、徘徊、感伤、惆怅、质询，从来不是莫名其妙、晦涩艰深，让你不知所云。也从不以怪诞的形式掩盖贫乏、虚假、造作的内容，而是让你时刻感受到个体生命背后的紧邻历史感、时代感所赋予的沉重和悠远。那是个体生命意识强烈的生命在不自觉的、近乎盲目的命运之神的挤压下的万端感慨和悲哀。
那时他特别欣赏艾伦·金斯伯格的作品，对金斯伯格冲破二战以后艾略特们的学院派藩篱，把诗歌带人一个新的境界，更是由衷推崇。金斯伯格提出“一切都可以人诗”，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苏历铭的诗歌创作。1988年前后创作的《田野之死》《工厂区》《堕落》《午夜看西三环北路》《音乐厅里》等一系列作品，大都是这种创作思想的践行和延伸。“人被机械逐得如混浊水中的鱼／不停地在铁网之中／寻找出口／而硕大的影子就蹲在每个人的背后”，城市化进程中人性的迷失和错位，始终是他作为现代诗人关注的问题，悲情和忧患，贯穿这个时期的诗歌之中。他写出“我感到脚下的泥土已是一片炎热的沙漠／绝望中，绿洲和湖泊突然失去／红色的太阳被一只硕大的手遮住容颜／我在阴影里苟活／脉管中的涓涓鲜血已染成一种蜂鸟的惨叫”。
1990年以后，苏历铭东渡扶桑留学，他的名字也淡出我们的视野。在近7年的留学生活里，他的诗作并不多，在之后发表出来的作品里，我发现他的语言似乎更为纯净，充满了日本俳句那样精致的意象，而又像元人的小令一样，干净利落，给人以无限的遐思。这与某些仅仅靠几个精彩的“诗眼”句子装点诗歌的诗人不同，苏历铭的诗歌，完全着墨于创造诗意的整体氛围，让读者融入那种氛围里，与诗歌融为一体，而不是仅仅从外部感受到诗歌。
进入A1990年之后，当年活跃于诗坛上许多熟悉的名字，像一盏盏灯火逐一熄灭。是的，生活要继续，每个人都有自己改弦易辙的理由，但我心底总是期待哪一天这些灯盏会重新亮起。
2000年前后，学成回国的苏历铭又悄然回归诗歌，他的作品开始重浮水面。准确地说，苏历铭从未远离诗歌，甚至连间断也不曾有过。对他而言，无论是梦幻缤纷的大学时代，还是艰苦卓绝的留学生涯，抑或是归国后苦顿疲乏的生意场上，他那颗饱含汁液的诗心从未干涩或枯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诗歌之钟便清晰地鸣响在他的周身，仿佛是一种对内心生活的强有力的提醒，又像是最优美动听的天籁般的音乐。从他不同阶段的诗歌可以发现，青春的激情已化作沧桑的思想。诗歌是他阅历的见证，不经意的细节和场景，都成为他诗歌思想的明白无误的载体。新的环境非但不会对他诗歌创作造成不适的冲击，反而冲撞和跌荡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和冲动。
真情是苏历铭诗歌中贯穿始终的情感脉络。以往的《饮三月十二日的酒》《松花江流域》《全部》《有鸟飞过》《油坊胡同》《冬妮娅》《女儿》和近期的《在五角场转车》《清明节》《陌生的钥匙》等等作品，都是他既往诗歌情感的底色，也正因为这种底色，苏历铭的诗歌在大量苍白、单薄和造作的诗界里，更具生命的力量。
现在，置身于投资银行业的苏历铭活跃于资本市场上，那些不为我们特别了解的专业生活竟也进入他的诗歌。在《上海诗篇》组诗里，他的《酒店大堂里喝茶》已经清晰地叙述出他现在的状态，“谁约我的已不重要，商道上的规矩就是倾听／若无其事，不经意时出手，然后在既定的旅途上结伴而行／短暂的感动，分别时不要成为仇人”。有时我在想，当周旋于奸诈无序的市场竞争中，当穿梭于灯红酒绿的真假难辨的应酬里，他怎么能如此沉静地在诗的天空里，展开自由的翅膀呢?再往下想，或许正是这些万般世相，才让他现在的诗歌作品更富于内涵。而他不变的情怀，体现于这首诗的结尾，“每次离开时，我总要去趟卫生间／一晚上的茶水在纯白的马桶里旋转下落／然后冲水，在水声里我穿越酒店的大堂／把与我无关的事情，重新关在金碧辉煌的盒子里”。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和变化中的场景，都会在他的诗里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近期创作或发表的《阿吉普宾馆的窗外》《母象》《虹藩酒吧》《北京：千禧之雪》《黑暗之中的蝙蝠》《朝外大街》《愤怒的绵羊》《黄陂南路往南》《醉鬼》《泰山之巅》《珠穆朗玛峰》《四季青桥》等作品，在后现代主义泛滥和喧嚣的诗坛上，散发出眩目的光芒。
苏历铭是相当独立的诗人。从当年的大学生诗歌开始，苏历铭在中国诗界已经存续25年了，这位诗歌边缘行走的歌者，他还在写，这就让我郑重认识到他已把诗歌融入到血脉里，会把诗写到生命尽头的事实。苏历铭依然保持着素朴、平实的人生态度，淡定、从容的生命状态，在这浮躁、功利、物化的现实世界里，尤其可贵。苏历铭说，在嬗变的时代里，诗应该超越分行文字这种传统的形式，应该像哲学、宗教或者其他观察世界的认识方法那样，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创造力量。诗可能被忽视，但诗的境界和精神，会在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地方都闪耀不灭的光辉。对于苏历铭来说，从来没有自恋于诗人的称谓，诗只是生命中最好的修炼方式。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跳跃和创造，已经给我们许多的感慨和震撼，坚信他会在我们老去之前，总让我们看到心灵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