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6期

二十七年前的一首诗

作者：姚振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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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年前的1979年3月，《诗刊》第一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清明，献上我的祭诗》。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我的处女作，因为在这之前，我只在我们衡水地区的《衡水日报》上发表过一首民歌体的应景小诗。也许是我的偏见作怪，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目中，是不把民歌体当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
　　写作这首诗的具体时间是1978年12月，正好，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在这个时间召开的。我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因为在这之前全国上下早已涌动着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实事求是，反思历史，重新评价文革，实现四个现代化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起了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受不白之冤而死去的人们，更具体些说，是想起了那些死去的自己熟悉的人们，那些领导、同学和亲友。他们的面影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他们在一个践踏人性践踏法律的历史环境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死得多么冤枉，他们要是活到现在多好啊。我觉得，作为我们活着的人有责任告慰那些死去的亡灵，让他们安息，让他们宽慰。诗的结尾是这样的：“披着春天／暖融融的阳光，／温习我带血的记忆——半是追思长眠的死者，／半是祝福未来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愿历史不再重演，愿我们的祖国永远阳光明媚，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永远过着幸福的日子。
　　记得这首诗向《诗刊》投稿时有七八十行，大多数内容无非是展览苦难，诉说惨状。多亏责任编辑王燕生点石成金，把一些拉杂的诗意寡淡的文字毫不留情地删除掉，最后只留下14行，才使我的这首诗得以发表。发表时被当作该期一组同类题材诗作的头条，排在较明显的位置，并配以高莽的插图。王燕生对这首诗的删改，如同沙里淘金，使作品简约、明朗，成色大增，也使我顿悟了艺术作品以少胜多的道理。
　　在这一期《诗刊》上，还发表了郭小川、李瑛的作品和北岛那首有名的《回答》，让我沾沾自喜的是，他们的诗都排在了我的后面。
　　我还要单独说说这首诗的责任编辑王燕生。在《清明，献上我的祭诗》刊出后的下一期，即1979年4月号，王燕生又作为责任编辑编发了我的120行的诗作《唱给明天的歌》。接着在本年的12月号，还是王燕生，又编发了我思考张志新事件的散文诗《深暗的晶体》。(这首诗我写的原是分行的诗，发表时改为散文诗。)就这样，《诗刊》在1979年一年当中，三次发表了我的诗作。我庆幸遇到了一位好编辑王燕生。记得每次收到王燕生亲笔写的用稿通知，心中就产生莫名的激动。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小插曲，我的一位朋友，看了王燕生用圆珠笔写的那一手清秀柔美的小字，竟猜测王燕生是一位女编辑，我当然也希望他的猜测是对的。及至后来多次见到王燕生，和他成为朋友之后，说起过此事，还引得他一阵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