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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诗刊》的三年
作者：封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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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诗刊》编辑部工作过三年。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是我人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1975年冬我调进《诗刊》，复刊的机构人员初具规模，在顾问臧克家关怀、主编李季领导下，由编辑部主任孟伟哉带头，与有限的几个编辑，积极努力，共同为《诗刊》的恢复与出版而忙碌……
首先，承传1957年创刊的做法，在复刊的第一期上要发表毛泽东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同时，重温毛主席致《诗刊》的一封信。为此，在出版局院中还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了一些诗人参加，记得老诗人袁水拍也到会。会上还让我宣读了编辑部请求发表毛泽东词二首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大家热烈座谈毛主席1957年给《诗刊》的信的意义，明确诗歌创作的方向，为《诗刊》的复出而欢呼。第一期出版后，受到读者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那特殊年代。《诗刊》不断受到左右。但编辑部同志大都头脑清醒，心中有数，不论“四·五清查”，或“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做到了心照不宣，彼此保护，应对过关；从而更增进个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建立了真诚的友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围绕着刊物的编辑出版，逐渐形成一个和谐的集体。
评论组开始只有两人。组长杨子敏是一位有经验、有修养的文艺老干部，我是编辑新手，跟他学习选稿、编稿，写点诗讯；后与他一起写过批判张春桥的诗《俺们的春天》，为写好这篇文章，曾同去光年同志家聆听关于如何写评论文章的指导；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学习、体会到诗评写作的特点与要求(此稿发在本刊1976年11月号)。通过工作实践，我很快熟悉了编辑业务。
因为工作的需要，《诗刊》又陆续调来或借来新的编辑。仅评论组先后调进杨金亭、丁国成、朱先树等同志。编辑部队伍壮大，开始有所分工，可以全面开展活动。在保证不误发稿的时间，常派编辑外出组稿，了解各地诗歌创作情况，发现新秀。我第一次出差是1976年春节后和康志强，在副主编葛洛带领下去的太原，老作家马烽接见我们并组织座谈会；后由老作家孙谦陪同去昔阳、大寨，结识了县文化馆的作者，看望了诗人公刘。此行对我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接着，我先后和杨金亭出差哈尔滨、长春，和王可伊去过济南、西安和成都、重庆等地，结识了各省市著名诗人、评论家以及诗歌新秀，组来不少诗作、诗评稿件。
作品组康志强同志原是《少儿报》的编辑，儿歌作品由她分管。1978年，她针对当时儿歌创作的成人化、概念化现象，提出应从编辑角度写篇评论文章，以提高创作的艺术质量。于是我俩合作、子敏同志支持，结合来稿中的问题，一起研究、写出了《儿歌漫笔》。这篇文章还请童话作家严文井给看过，经领导同意发在当年本刊的6月号。评论编辑与作品编辑联手写文章，似更能代表刊物的要求，彼此受益，共同提高，很有意义。
领导还提倡评论编辑，可以尝试创作，体会一下写诗的甘苦与不同思维，有助于编修诗评稿件。
我的尝试是在1976年11月，刊物要发配诗画，编辑部组来两幅画，主题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没有想到老孟同志竟把配画诗交给我来写。心想作品组那么多诗人，干嘛要评论编辑来写?既是主任交给的任务，就得努力完成。两首诗写好后我即送交老孟，他看后说：还可以嘛!交刘章给修改一下编发。后来发表在1977年1月号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诗歌作品。
《诗刊》批判了“三突出”原则，肯定了形象思维，提倡诗歌反映生活，关注社会。1977年秋冬，组织了一批诗人(只记得有顾工)去任丘华北石油管理局参观访问，我们几个编辑也随同前往。一起参观地宫展览室，了解油田勘探过程，走访井场钻塔等。回来后，我和朱先树同志都尝试创作出反映油田的诗，他写的是《采油树》，我写了《闪光的油沙》和《钻塔赞》，在评论组相互传看，一起议论、品味创作与评论的差异。
同年3月，我曾去胜利油田，一说《诗刊》主编是李季，当场有人就背诵他的诗句：“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玉门人。”可见李诗深入石油工人之心!这次除在总部活动外，特意参观了黄瓜山的女子钻井队，看到她们的劳动、生活情况和乐观主义精神，很受感动，回来后我写了《井场一瞥》诗，送一省刊发表。
由于工作的需要，创作的尝试，培养了我对诗的兴趣。1978年春，由于原单位的恢复与动员，令我涌起归队的心潮；同时又感到刊物缺乏教育题材的诗歌，于是我便写出一首《重返讲台》的诗作，也许有点生活真情，得到严辰同志的肯定，并同意在本刊发表(1978年10月号)。后在一次活动中碰到文化部评论家顾骧同志，他玩笑地说：“你要走啦?你的诗就是你的宣言。”
当动真格的时候，副主编严辰恳切挽留，主编李季也找我谈话，动员留下，甚至玩笑地说：“你不回去电影学院地球照样转!”对领导的挽留、同志们的难舍，我感动至极，可是原单位要我归队的手续已报批文化部。最后，我只有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诗刊》。时光虽已过去28年了，我在时的主要领导都已作古，但我与《诗刊》的关系、与同志们的友情却是难以割断的，至今和一些同志保持着联系，和诗似乎也总有些牵涉。
特别是离休后，放下电影研究，而又习诗，从一度浅尝辄止的新诗转向古典诗词，在学习创作中遇到难题时，我总要向杨金亭、丁国成等同志请教；10年习作，有诗有评，编印成册，得到康志强同志的鼓励，为之写序。如果说电影史学是我的专业的话，那么诗歌、诗词则是我业余第一兴趣。我虽缺乏诗的“别材”，却有诗的“情缘”，这自然要感激《诗刊》的培养与熏染，感激同志们的鼓励与帮助。所以，每忆及那三年的编辑生涯，令我感到温馨和愉快。它丰富了我的人生，拓展了我的专业，结识了诗界的良师益友……
2006年6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