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8期

沈苇的诗歌地理学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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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苇曾经写到：在西域学习“福乐智慧”，并迫寻“一个地区的灵魂”。而西域，对他来说，始终意味着一种“启示录式的风景”。在某种意义上，对诗人而言，地理学的因素已经超过了“遗传学的继承”。沈苇曾在诗中称骆驼是“行走的雅丹地貌”，他在《新疆词典》中说，“骆驼的体格特征与其说是遗传学的继承，还不如说是地理学的造就。它从对自然和沙漠的顺从中获取力量，找到抗衡与取胜的秘诀。”地貌的隐喻对诗人和他的诗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随着年深月久的生活、旅行与写作，沈苇的诗日益显现出一个人和一个地区之间认同与抗拒的复杂关系。早期诗歌中那种意气风发对一个广大地区的自我巡礼式的声音越来越少，一种沉郁的话语从更深处呈现。观光者审美化的目光渐渐让位于居住者复杂的伦理感受。
　　在沈苇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矛盾，和一种痛苦的分裂、正是这分裂创造了自我的一种起源：他长期生活的地方正在改变自我的边界，改变他原先的某种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这种分裂既属于诗人的个人经验，其中也无可置疑地汇聚着某种民族性的历史经验-沈苇的诗持续地探讨了地理空间对于定义自我的作用。
　　创造家或故乡的感觉在沈苇写作中并不是一个纯地理的建构，如同简单的“绿洲浪漫主义”已经过时，“家”的浪漫主义也是一个过时的趣味。“家”不仅是人可以依附、安全，同时也是一个人要受到某些习俗限制的地方。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总是借助地理范畴(它总是包含着地方传统、习俗和意识形态因素)来发挥其对人潜在性的影响。作为人的经验世界的地理环境，被人类的创造与感知活动赋予了各种形态和象征含义，大地的表面成为人类的塑造物，折射着文化习俗和个人的想象，体现着某种聚合性和区分标记，并且被时代相传：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沈苇的诗歌地理学介入这一历史过程，并与之形成批评性关系。沈苇的诗作既不会力流浪欢呼，也不是为回归吟诵。他的诗歌地理学所探索的既不是流浪者轻轻穿过的别人的世界，也不是寻求自我永久的家乡。
　　沈苇对地域性的关注恰恰在于他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他不是地域标志、风物与习俗的贩卖者。沈苇是一个对生存有着复杂体验的人，而不是抽象地描述一个类型化的地域风物的诗人。西域或者边塞的雪、旷野、寒冷、孤寂，不是作为风景或地域特性被单独描写，而是成为生命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常态。西域的地貌不是地理学标志或符号，而是经验具体形态的显现。在个人体验的叙述中有时诗人表现得相当地激烈，《眺望》几乎是一种主体的宣泄：“我扶着闪电的栏杆／苍生啊，在我躯体的辽阔国土上／众多嘴巴发出咆哮和呻吟／出来吧，卡在喉咙里的雷声……”即使在如此个人化和主观性的感受中，也仍然能够听到西域的地貌及其呼啸声。在沈苇的诗歌修辞学中，自我就是一个国度，个人就是一个“灵魂的自治区”。对西域和中亚地理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有着地缘性的自我的描写，而他对自我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对地理经验的一种传达，似乎是西域或中亚在诗人的话语中表达它的历史与人文特性的声音。
　　不能把沈苇视为一个地域性的诗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地域色彩的诗人，他的作品也不能缩小为边塞诗或新边塞诗，尽管边塞诗有着辉煌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恰恰就在沈苇居住的地域背景中形成。就是这个地域为形成盛唐的边塞诗提供了语言、修辞，风格与主题。但他的诗超越了“边塞诗”这种类型化的风格、主题与经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