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1期

《诗刊》的创立与刊物品格的建构（节选）

作者：连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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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诗刊》的创刊，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臧克家的争取^①，有人回忆是徐迟的积极倡议^②；有人记录《诗刊》创刊之初给毛主席写的约稿信是徐迟按冯至的建议写的，最后由吕剑用毛笔抄正^③；而有资料显示当年的约稿信确实出自臧克家之手^④。为何时至今日《诗刊》的创办细节还引起那么大的波澜?这些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刊》诞生的不同凡响以及把毛泽东列入作者队伍的重大意义。
　　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刊物的一些细部问题终未有个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中，《诗刊》作为第一家全国性的诗歌专门刊物，其意义与影响均是其他刊物所无法取代的。那么，它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办的?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刊物的编辑成员由哪些人组成?它的诞生为刊物今后的个性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弄清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重返《诗刊》具体情境的关键。
　　
　　回忆录中的“叙事”
　　
　　现在研究“《诗刊》创立”这一历史事件，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料在《人民文学》中有所反映：“《诗刊》是一个诗歌月刊，定于1957年1月在北京出版，它的任务是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之下，繁荣诗歌创作，推动诗歌运动。它的内容包括：诗创作，诗翻译，诗的理论批评，诗歌活动报道等等。它将是全国诗歌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的共同园地。《诗刊》分道林纸本、报纸本两种，25开，100面，并有精美插图。报纸本每期定价3角。现已开始预征订户。”^⑤这则简单扼要的信息主要充当了广告的功能，而关于创立更具体的内容大概只有借助于当事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回忆录。这些当事人在回忆、叙述几乎时隔半个世纪的“《诗刊》创立”这一历史事件时，都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党组意见”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毛主席诗词的发表”引起的强烈反响。其中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编辑部成员沙鸥、吕剑、白婉清、刘钦贤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了这一事件^⑥。这些回忆录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出入，但几个重要方面却基本一致：
　　第一，《诗刊》创刊的决议产生于1956年这个“好年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文艺杂志的创刊之势犹如雨后春笋。第二，创办《诗刊》的想法得到当时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支持和帮助。第三，编委、编辑成员分工大致为：臧克家统帅全刊，编辑部工作由沙鸥、徐迟分管半年，编辑组由吕剑、唐祈、吴视组成，刘钦贤、楼秋芳两人为编务组成员。第四，毛主席诗词十八首以及一封亲笔信在《诗刊》的发表对于刚创立的刊物来说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显而易见，“《诗刊》创立”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它的创办不仅合乎民意，而且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帮助。其中臧克家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就很有代表性，他说：
　　1956年，在京的许多老中青诗友们不时聚在一起谈谈。那时徐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有一天，好几位青年诗人在他的宿舍里碰头了。大家都说，诗歌需要一个阵地，应该搞个刊物才好。我心里想，已经有个综合刊物《人民文学》了，再搞个专业性质的刊物恐怕不成。同时，我接到读者来信，也表示了和大家同样的意愿。大家怂恿我争取一下试试，因为我已经调到作协书记处工作了。我把这些情况向党组负责人刘白羽同志谈了，希望他向领导同志反映一下。不久，白羽同志到我笔管胡同的宿舍来了，说：领导上已经同意《诗刊》出版了。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真有点出乎意料!于是，我们商讨了编委、主编、副主编以及编辑同志的人选等问题，请他拿到党组去研究、决定。这样解放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刊物《诗刊》就诞生了^⑦。
　　臧克家写下这篇回忆文章时与《诗刊》的诞生已是相距三十七年了，虽然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显得有些普泛，许多细部问题仍不明朗。比较详细全面为我们提供有关文字材料的，还有一些出自“访问者”之手的回忆文章。比如周良沛在回忆徐迟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诗刊》如何诞生，他的回忆就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现场感”：
　　1956年2月27日—3月6日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次理事会议，要闭幕的时候，他举手从坐席上站起来发言：中国是个泱泱诗国，建议创办一个专门发表诗创作和评论的刊物，就叫《诗刊》好了。因为这事起先并未纳入提案和议程，也是与会者未曾想过之事，会场上一下为之静场，很快，谁带头一鼓掌，也就啪啪地热闹起来了。第二天，他分别找了作协党组的负责人荃麟和白羽同志，落实他在理事会上，只有掌声，还是热烈的掌声，却没有决议的，关于他那办《诗刊》的提议^⑧。
　　这些回忆不约而同提到“党组意见”在“《诗刊》创立”这一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诗刊》从诞生起就和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因此，向毛泽东约稿以及创刊号上对毛泽东诗词发表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的渲染也是《诗刊》政治诉求的深入表现。在诗歌史的撰写以及大多数研究者眼中，把“毛主席诗词的发表”作为历史事件加以描写仍旧不同程度地出现。为什么这个事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个历史事件从上述“叙事传统”中拓展开来，置之于一个更为开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上下文中，对其基本动作、符号以及编织其间的人物加以解剖，我们就可以窥见这一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含义。
　　
　　二、《诗刊》创立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第一，追溯一下“五四”以来诗歌刊物的生存情况。
　　“五四”前后，很多杂志报纸竞相刊载新诗，刊载最多的是《新青年》和《时事新报》，但是还没有专门登载新诗的期刊，在文学刊物中，诗歌成了“填补空白”的角色。此后，20年代至50年代期间，诗歌刊物不断出现，总体看来，这些诗歌刊物共同的特点就是：同人刊物的性质，规模小，存在时间短^⑨。共和国成立后，在新文化体制下，虽然出现了众多文学刊物，但还没有，—个全国性的诗歌专门刊物出现。这种缺席也为《诗刊》的诞生起了催生作用。但是为何《诗刊》出现在1957年呢?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下的文艺发展。
　　1956年“双百”方针的颁布，对文学期刊的发展产生了激发作用，文艺界生机勃勃。这一年年底，中国作协专门召开有关文学期刊的会议，集中讨论文学期刊如何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会上主张文学期刊可以自由、平等竞赛，而且允诺刊物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个性。在那一两年间，不仅“新创办的刊物的数量不下数十种”^⑩，而且按计划“销数还在不断增加”⁽¹¹⁾，而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之间，“特别是诗，在文学部门，它比之小说、戏剧，常是直接地抒发作者的感受，除长篇叙事诗外，一般地说也比较能够更敏捷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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