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7期
哲理诗的艺术特征
作者：陈中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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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反映客观存在和抒发人类情感的艺术。而哲学，则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解答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此看来，诗歌与哲学都要对客观存在作出反映，正因为有此共同点，以抒情方式来反映客观存在的诗歌和以言理方式来反映客观存在的哲学方可联姻，从而催生出别具风采的诗歌新品种——哲理诗。倘若顾名思义，哲理诗，就是阐发哲学道理的诗。它是诗人对宇宙、对人生、对社会睿智地思索和深刻地体察的结晶，是人生经验的高度概括。需要指出的是：前些年某地出版的大部头古今哲理诗集，所选诗作大多有句(哲理句)无篇，根本称不上哲理诗，只能误导一般读者。而真正的哲理诗，有其鲜明的艺术特征和特质。
首先，哲理诗必须从主旨上和整体上揭示某种人生哲理或宇宙哲理。
作家赵鑫珊说：“诗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因为，“人们要求的是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领悟那更高、更富哲学意味、更普遍的某个真理。”(郑敏：《英美诗歌艺术研究》)诗人站在哲学的高度观察人生，观察万事万物，则宇宙、人生、社会无不以某种规律而存在着。所谓规律，即万事万物间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一旦抓准这种联系，便能揭示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或宇宙哲理。试看已故诗家田翠竹的《南津关》：
江流出峡汇雄关，天亦高明水亦宽。
莫道前途平稳甚，须知千里过来难。
南津关位于西陵峡东口。是三峡尾端的天然门户。长江一出南津关，便摆脱了高峡深谷，两岸山势坦荡，江面骤然变宽，展宽至两千多米。由于关口内外风景迥异。游人顿生“出峡爱平旷”之感。诗人过此。灵感电闪雷鸣而“视通万里”，将曲折奔腾的大江与起落沉浮的自身经历骤然接通，从实践论角度推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不向艰难止步，方有胜景坦途!这才是《南津关》一诗从主旨上向人们揭示的宝贵人生经验和哲学道理。此诗浑然一体，以“过来”、“出”、“汇”等动态词将长江人格化。形象生动，哲理丰厚，寄慨遥深，不愧为当代哲理诗精品。
再看古代的哲理诗，如杨万里颇具影响的《过松源》(其五)：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这是一首从日常生活人手的纪游之作，但主旨并不局限于纪游。诗人通过探访松源(地处今安徽南部)时翻山越岭的真切感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道理：难和易、顺境和逆境无处不在，始终伴随着事物的发展；处顺境时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被一时一事的成功迷惑心智；否则，人们将无法面对一个个困难，无法摆脱一重重险阻。作者如此这般从整体上借事借景物言理，遂使纪游之作上升为极富魅力的哲理佳篇。
其次，哲理诗讲究理、象、情三者有机结合。
哲理诗既然是诗的一种，就决不能背离诗歌本质。诗，要用形象思维，无象不成诗；诗，是抒情文学，无情莫作诗。由此出发，哲理诗要揭示人生哲理或宇宙哲理，就必须寓理于象和融理人情，此可谓本质特征。诗人要表达的哲理，若不与形象(物象、景象、事象等)相结合并通过意象来传达，就势必变为纯粹的说教和一般的议论，而不是哲理诗了。因此，哲理、形象、感情这三者对哲理诗来说缺一不可。诗人往往将发人深省的哲理同新颖鲜明的形象熔铸一体，来服人以理，动人以情。如苏轼的名作《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从庐山的各个局部形象和总体形象人手，感悟出了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哲理：事物的真相总是被各种表面现象掩盖着，总是被各种局部现象蒙蔽着，人们之所以看不透事物的真相，是因为常常被各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要正确认识事物，就必须跳出某种局限!这就从认识论的角度高度概括了人生经验。阐发了一个普遍真理。然而，这一抵达真理的哲理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寓理于象，通过庐山的生动形象昭示于人：同时又融理人情，通过“不识……只缘”这一因果句由果推因地揭示出来，因而极富诗的情趣。像《题西林壁》这样将理、象、情融为一体而又形象丰满、诗情浓郁的哲理诗，实乃上乘之作。
再次，哲理诗揭示的哲理，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色彩。
哲理诗既然是诗与哲学的结缘，既然由客观存在和人生经验高度概括而来，既然指向真理，就必定浸透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色彩。这就赋予哲理诗以旺盛的生命力。高明的诗人往往拿正反两种形象进行对比，从而否定一方，肯定一方，使所揭示的哲理在对比中闪射出辩证的光辉。例如，臧克家发表于1984年《湖湘诗萃》创刊号上的《重与轻》，就是这样一首哲理诗：
万类人间重与轻，难凭高下作权衡。
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
诗中的“坠地金石”是正面形象，“凌霄羽毛”是反面形象。诗人将两者进行对比和权衡，歌讴了“坠地金石”，否定了“凌霄羽毛”，从而揭示出“高高在上的不一定贵重，脚踏实地的不一定轻微”这一发人深思的哲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又如宋代朱熹的《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诗人笔下的“昨夜”之景与“今朝”之景恰成鲜明对比：曾经的雨飞、风卷、浪高、天黑，全都化作了眼前的晴和、人喜、山青、树绿。同在舟中，心情完全两样。感情色彩的夜去朝来、昨非今是，向人们揭示了富有魅力的人生哲理和宇宙哲理：事物处在发展变化中，但真正美好的东西却是永存的、无法改变的；客观世界如此，人事又岂能例外?由此可见，运用对比手法创作的哲理诗，既放射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光辉，又大落大起，抑扬有致，极大地增强了诗的感情色彩和表现力。
最后，哲理诗所言的哲理，实际上是高度升华的感情即“高情”。
从以上所议中可以看出，哲理诗有着多种言理途径和手法。像《南津关》、《题西林壁》和《水口行舟》，主要是从客观景物和自然环境中感悟哲理。而《过松源》(其五)和《重与轻》，则主要是从人类活动与日常生活中阐发哲理。它们的言理手法，有的是由景、物之象揭理。有的是由事象揭理。而客观存在的万物万景万事万象无不投注于诗人之心而为“心象”。这样。客观存在与主观内心实现了对接，人心小宇宙与时空大宇宙妙合无垠。于是，由景、物、事象揭理亦可通过由心象揭理来实现。又，心乃情之主宰者，情感充溢于心，则由心象揭示出来的哲理必将成为一种“高度升华而理性化的情感”(木斋《宋诗流变》语)。石天河在《广场诗学》一书中曾把诗的情感细分为“性情”、“常情”、“高情”三个层次，并认为“高情”受着理性的约束和规范。这样说来，哲理这种高度升华的情感，无疑应属“高情”的范畴。到此，终于明白了：原来哲理诗言理，实际上是在言情，只不过是在言“高情”而已。且看《湖南当代诗词选》所载文佩璋的《过邯郸》：
同在邯郸道上驰，高谈莫笑古人痴。
世间多少黄粱梦，都比卢生醒得迟。
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哲理诗，也是一首以浅语言“高情”的天然妙作。诗人借助卢生梦这一古代典故来感事言理，所言哲理深藏在典象(亦属事象)之中。从低层次看，作品讥讽了世人一再堕入黄粱梦而不能自拔的可悲可笑。但若沉下心来反复解读，过细品味，便能从更高层次上发现内中深含的哲理与用意。那就是：社会的发展是曲折的，历史总是惊人地再现；即便是自我感觉良好而被证明是错误的虚幻的东西，也会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状态乃至相同的面目重新上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人类必须警惕犯同样的错误!所谓“高谈莫笑古人痴”，其真正的用意与哲理即在于此。通过解读《过邯郸》这首当代诗，我们清醒地看到：哲理诗所言的哲理，确实是一种高度升华的、理性化的“高情”。在这种“高情”面前，那些反对诗中言理并把言理和抒情视同水火的观点，明显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