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7期

走出诗词创作的误区

作者:滕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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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国诗词写作队伍已有百万之众,即以每人每年发表一首诗计算,一年的产量就是全唐诗的二十多倍。这能说是繁荣吗?不能。诗词创作的繁荣,只能靠好诗来维持。用废话套话写出来的诗,再多也没有用。有人说全唐诗也不见得首首都好,用《唐诗别裁》和《唐诗三百首》作标准看,这是事实。但全唐诗中不算怎么好的诗,起码也是可读的,而它一好起来就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写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堪一读,好诗真是寥若晨星,即使上了我们认为是好诗的这个档次,也只在全唐诗那个五万多首的大范围内,离优秀之作还差得远呢,更不要说精绝之作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这种现状令人忧心。分析原因,一是不少人诗内功夫太差;一是不少人陷入误区。诗内功夫差,只能通过认真学习传统来解决,本文暂不涉及。陷入误区,则需要当头棒喝,使之惊醒。
  当前诗词创作的误区是什么呢?
  
  一、应制诗过于泛滥。几乎每本诗刊一翻开就是这种东西。五一、十一他例写;百岁诞辰、百年祭日他大写:五十周年纪念、六十周年纪念他猛写。这在新诗界被叫做节日诗人,基本上被挤出诗坛了。可是旧诗界还乐此不疲。更有出专集以表示格外重视的。这类诗纯属表态,基本上都是废话套话,除了作者名字不同之外,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甚至十年前十年后的话都一样,可以任意挪动,恐怕不好说是诗。另一类就是所谓大题材,谁来访了,谁上天了,谁成十佳,谁为十恶,每事都要评论,跟报纸上的话差不多,只不过换成韵语罢了。这类诗看似有内容,实则空洞无物,干巴巴的一点诗味都没有。须知诗是作者心灵的歌唱,重要节日,重大事件,不一定都能触发作者的创作冲动。诗有独特视角,也不一定都与报纸相吻合。翻一翻毛泽东诗词,很快就可发现,他一生中没写过一次国庆节、一次党代会。毛是行家,他深知这种题材很难写好,所以干脆不写。像开国大典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也不写。倒是大典之后看晚会,他读了柳亚子的贺诗,兴趣来了,连夜和了一首《浣溪沙》。作者的创作冲动就是怪,你想写诗时它不来,你不想写诗时它找你来了,一点也勉强不得。当然也不能说这两类诗绝对不能写,要是具备以下条件,也是可以写好的。(一)你必须占有十分独特具体的材料。如陈仁德偶然访问到一位用大刀劈过鬼子的抗日英雄,世人还不知道,他很激动,觉得非宣扬出来不可,于是奋笔疾书,写成了《大刀行》。(二);你必须找到宣泄自己情感的特殊载体。香港回归时,编辑部收到大量稿件,差不多都是“百年痛史说从头”一类的套话诗,只有陈振东的不同凡响:“当年炮火震渔村,爆竹今朝万户闻。同是硝烟长不散,两番心事最撩人。”我当时就说,这首诗肯定留得下来。为什么,因为作者突然找到寄托自己情感的特殊载体——“硝烟”了,也就是找到诗眼了,自然获得了艺术生命力。(三)你必须充分展现你的个性。澳门回归时,王端诚无诗,过了很久,他偶然去珠海望澳门,却写出好诗来:“蓦地惊逢咫尺间,豪华果是梦中颜。我今来此无他愿,了却相思四百年!”一介书生的爱国热忱,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只能用隔海了望来表达:但这种“望望而已”却十分感人,因为它真,因为这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爱国的一种爱法,极易引起读者普遍共鸣。总的说来,重要节日、重大事件不好写,不必追风;除非它与作者在情感上“有干系”,才有可能出彩。那种“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的评判标准,是针对发言稿而言的,绝对不属于文学范畴。
  
  二、旅游诗过于平庸。旅游诗是现代的提法,其实就是前人所谓的山水诗和怀古诗,因为前人怀古。总是与眼前景联系在一起的。这类诗我们发得最多,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真正的好诗还是较少的。这种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毫无主题,四句写四个意思,八句写八个意思;毫无新意,基本上是拆装前人意境,近乎一种文字游戏,如“草长莺飞卵色天”、“芳冢桃花女校书”之类就是。这些都不能算是真诗。旅游诗要出彩,必须抓住此景的特点,或表现出此景引起的独特感受,否则就没有味道,充其量算是日记。如孙传松《初到新疆》:“一方赤土寒生色,半壁孤城水自流。”又如张榕《晚抵重庆》:“夜幕忽撩天一角,万家灯火见渝州。”就是佳作。前者准确刻厕出西北大漠的荒凉,后者准确表达出乍见重庆时那种惊喜的心情,都是十分感人的。这里附带要说说什么是艺术美。艺术美绝不等于生活中的“好看”,而是要活生生地再现某个场景或某个人物,只要写活了,那就是美。所以《水浒传》中的山神庙很美,《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也很美,而它们都与“好看”无关。如果一味地堆砌“莼羹鲈脍”、“花须柳眼”之类的词藻,还自叹日“真美真美”,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悟出诗家三昧。假如你认真研究一下前人的佳作,一定会得到不少启发。例如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这首诗充分显示出剪裁之妙。首先,杜荀鹤是个以表现民间疾苦见长的诗人,但揭露与怜悯与此诗气氛不合。他就不再套用固定模式,足见其艺术自觉性之强。其次,苏州是座水城,故全诗必须处处与水有关。再次,苏州以小巧玲珑见称,故应将一切粗犷的人和物删除干净。唯其如此,一个可爱得有如盆景的苏州才被完美地表现出来。又例如贾岛的《宿山寺》:“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这首诗充分显示出加工之妙。贾岛首先从这个山寺悟出了它的寂静,确立了全诗的主题,再根据这个主题来改造加工所有素材,使其达到孤寂的地步。”尤其是颈联,更把这种孤寂推到王国维所谓“境界”的高度,精美绝伦,警策动人。以上两首诗都是典范,贾岛的诗说不定更有启发意义。说到底,山水诗和怀古诗,同样是作者心灵的产物。它不是死板地照相,每一处都应有作者的心情在。独特的心情才会产生独特之境。有了独特之境才有传世之可能。黄景仁一生写过不少绝句,但《历代诗歌选》只选了他“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这一首。能悟此理,写作水平自然会大大提高。
  
  三、赠答诗过于随便。古人的赠答诗写得很好,那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那时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之后,就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接下来,十年长安,困于场屋,或者朝叩暮随,干谒王侯。侥幸考中后,又有升迁贬谪之类的折腾,如无几个知心朋友相互安慰,相互支持,精神早就崩溃了。例如白居易和元稹、苏轼和苏辙就是如此。今人则大不相同。你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了,当什么官,任什么职,或教什么书,都是组织安排的,没有古人那种南北宦游的经历。你到了工作单位。又必须紧跟形势,受奖或受罚,一律严肃接受,也没有古人那种打马游街或使酒骂座的豪举。大家都生活在整齐划一的环境中,所以古代那种廉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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